日本參與聯合國非洲維和行動：背景、進程與影響

潘萬歷

（外交學院 國際關系研究所，北京 100032）

近年來，隨著非洲在日本外交戰略中地位的提升，日非關系已成為國內學界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目前，既有研究主要從經濟視角出發，多以日本對非援助或日非經貿合作為切入點，注重梳理日本援助非洲的歷史，分析援助的動機意圖以及日非經濟合作的新動向等（白如純，2020；王濤 鄧榮秀，2017）。比較而言，對日本如何借助非洲這一平臺，依靠軍事手段實現國家戰略訴求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孫德剛 陳友駿，2015；李冰潔，2020）。而事實上，冷戰結束后，通過派兵參與非洲安全事務，進而滿足自身利益需求已逐漸成為日本對非外交的重要形式和趨勢。

一般而言，日本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介入非洲安全事務：一是以某些非傳統安全事件為契機參與非洲安全治理。例如，2009年，為應對索馬里海盜，日本派出護衛艦等赴非洲相關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并借機在吉布提建立了軍事基地。二是以聯合國在非洲開展的維和行動為依托，實現向非洲派兵。其中，與海盜等非傳統安全的突發性、不確定性相比，由于非洲戰亂和武裝沖突頻發，維和需求相對較多且維和任務周期較長，更便于派出國將自身的戰略意圖貫穿其中。因而維和行動日益得到日本政府的青睞和推進，已成為其介入非洲安全事務的最主要途徑。對于一個海外派兵受到嚴格限制的國家而言，日本是如何逐步參與到非洲維和行動當中的？日本參與非洲維和會產生哪些影響？在日本不斷深化日非關系的背景下，本文以冷戰后日本參與非洲維和行動的背景為切入點，在考察其主要演變過程的基礎上分析其特點和影響，以期對把握日非關系走向有所裨益。

一、日本參與聯合國非洲維和行動的背景

海外維和既是日本自衛隊走出國門的重要途徑，也是日本借機加強自身軍事力量，分擔同盟責任的重要手段。實際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期間，日本國內就出現了關于是否參與維和行動的討論。不過，由于受到國內社會黨等革新勢力的制約，加之“和平憲法”對海外派兵的嚴格限制，維和行動始終沒有成行，甚至在聯合國發出邀請時也只能以“違反我國憲法精神”為由表示拒絕（村上友章，2008）。冷戰結束后，日本開始積極參與到包括非洲在內的維和行動當中，這種轉變既受到國際格局變遷、同盟壓力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也是其推動國家戰略轉型的內在需要，可以說，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來看，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冷戰結束后，非洲國家深陷沖突泥潭以及聯合國在和平與安全領域作用的提升，是日本參與非洲維和行動的重要時代背景。兩極格局的終結是國際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就全球安全而言，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美蘇等外部力量的制約和干涉，一些原本被掩蓋、壓制的民族和宗教矛盾開始集中釋放。尤其是國家、人口眾多，民族宗教矛盾錯綜復雜的非洲，各種安全問題更是層出不窮，陷入了嚴重的沖突和動蕩之中。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非洲便飽受由相互聯系的戰爭形成的三大毀滅性沖突群的折磨，即西部非洲、大非洲之角，以及大湖地區（張春，2017:104）。這些戰爭或沖突持續時間長、波及范圍廣且后果嚴重。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非洲安全局勢漸趨平穩，但其穩定的基礎尚不牢固，由民族分離主義所引發的戰亂或戰爭風險依舊存在，這些問題又與海盜、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問題交織，使得非洲面臨的安全形勢仍然十分嚴峻。

另一方面，面對冷戰后的全球安全形勢，擺脫了美蘇掣肘的聯合國開始借助維和行動積極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是聯合國的宗旨，不過，冷戰期間，由于受到美蘇兩極對立格局的制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維護世界和平之功能并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聯合國憲章》中并沒有關于維和行動的明文規定，但作為聯合國在大國對立的夾縫中發揮作用的一種新形式，維和行動成為“介于《聯合國憲章》第六章《和平解決沖突》和第七章《強制性措施》之間的第‘六.五’章行動”（李東燕，2015:7），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為消除和平之威脅，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要手段。

冷戰結束后，全球各地沖突戰亂的集中爆發使維和行動的作用進一步凸顯。一方面，維和需求的高漲導致聯合國維和行動數量大增，規模也不斷擴大。據統計，在迄今為止聯合國進行的71次維和行動中，冷戰結束之前的四十年間僅有13次，而冷戰結束至今則開展了58次。尤其是冷戰結束前后的1988年至1995年，在這八年的時間里，聯合國就開展了26次維和行動，是冷戰時期開展的維和行動總數的兩倍（千野境子，2018:77-78）。另一方面，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任務也日趨多樣化，從傳統的監督停戰、軍隊撤退等，逐步擴展到解除武裝、促使軍人回歸社會、監督選舉、沖突中平民的保護，以及法制建設等領域。

由于聯合國維和行動必須依靠各成員國開展，因此，維和領域的新變化也對各國提出了新要求。各成員國不僅要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提供財政支持，也要派出更多高素質的維和隊伍以滿足日益增多的維和任務和多樣化的維和需求。自1956年加入聯合國以來，日本一直將“以聯合國為中心”作為外交三原則之一，在冷戰后的國際安全秩序構建中，如何更好地履行成員國義務，回應聯合國的維和邀請逐漸成為日本外交面臨的重要課題。

其次，海灣危機后日本逐步將維和行動視為分擔同盟責任、彰顯“國際貢獻”的重要手段。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外交戰略既服務于國內戰略，也深受國內戰略的影響。戰后，日本長期堅持“重經濟、輕軍備”的“吉田路線”，其核心內容是安全上依靠美國，重點發展經濟。這種經濟中心主義的發展路線使得日本對外盡量避免直接介入國際紛爭，并將政府開發援助（ODA）等經濟手段作為最重要的外交工具來滿足自身及盟國的利益訴求?！凹锫肪€”這一和平但看起來有些被動的做法相當成功，但其在國際安全領域的局限性卻在1990—1991年海灣危機期間顯現出來（Elena，2010:285）。海灣戰爭爆發后，美國曾要求日本作為同盟國提供運輸協助，積極承擔同盟責任，但當時的海部俊樹內閣以憲法限制為由拒絕了這一要求。雖然日本向盟國提供了高達130億美元的軍費，但卻受到了美英等國的指責。時任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批評“日本的支票外交視野狹窄”（轉自石塚勝美，2011:141-143）。戰爭結束后，科威特在美國報紙上刊登廣告感謝多國部隊，而提供了巨額軍費的日本卻不在被感謝名單之列。這使日本受到了巨大打擊，堪稱政治外交政策的“敗北”（五百旗頭真，2011:16）。

可以說，海灣危機給日本固有的外交模式帶來了嚴峻挑戰，促使其認識到經濟手段這一傳統的外交工具面臨“失靈”的危險，必須充分利用經濟以外的手段參與到冷戰后的國際秩序構建中。1991年4月24日，日本向海灣地區派出自衛隊，參加多國部隊在該地區的聯合掃雷行動，實現了戰后日本自衛隊的首次海外派遣。此后，派兵參與維和行動變得與對外援助（ODA）一樣，都被納入到了日本分擔同盟責任、彰顯所謂“國際貢獻”的范疇。尤其是2012年年底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后，其相繼提出了“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的和平主義”等一系列外交口號，而戰略價值日益凸顯的非洲也被納入到了“俯瞰地球儀外交”的范圍。安倍晉三不僅頻繁與非洲各國展開首腦外交，還在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理念下派兵參與聯合國非洲維和行動，力求通過這種方式向美國等盟國展現其積極分擔同盟責任的形象。

最后，冷戰結束后，派兵參與維和行動成為日本擴大國際影響力，實現“政治大國”訴求的重要抓手。日本外交具有明顯的“被動反應”和“主動利用”的雙重特征，即在外部壓力下被迫對外交政策做出調整后，再根據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反過來主動利用外部壓力來實現自身的戰略意圖。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便體現了這種外部壓力與內在需求的互動。從其內部情況來看，進入20世紀80年代，經濟大國地位日益穩固的日本便開始醞釀國家戰略的轉型。從中曾根康弘的“戰后政治總決算”到海部俊樹的“日美歐三極主導世界秩序論”，盡管提法各異，但他們的核心目標卻高度一致，那就是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邁進。然而，關于如何實現“政治大國”這一問題，從前述海灣危機中日本的表現可以看出，在具體的實施路徑上日本并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依舊停留在憑借經濟實力提高其國際地位的階段。海灣戰爭使日本決策者開始意識到單純依賴經濟手段難以實現“政治大國”之目標，必須“既出錢又出力”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國際地位。

因此，以海灣戰爭后的派兵掃雷為開端，經過近十年的喧囂，日本國家戰略轉型開始由醞釀轉型階段正式步入實際轉型階段，轉型的路徑和目標也日趨明確。那就是要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問題的解決，構建所謂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并將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為彰顯“政治大國”身份的重要指標。1992年1月，時任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首腦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日本支持聯合國改革，并希望得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是日本首相首次在聯合國會議上表明“入?！痹V求。1993年第48屆聯大會議前夕，日本正式向聯大提交了題為《日本關于安理會議席平衡分配與擴大的意見》的報告（楊伯江，2015:20）。此后，日本把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為核心外交目標加以推進，并將“國際形象構建”與“入?！苯Y合起來，以“為國際社會作貢獻”的名義為“入?！狈e累政治資本。特別是非洲國家眾多，對日本而言，通過參與聯合國在非洲國家的維和行動，不僅可以擴大其在非洲的政治影響力，還能爭取非洲國家支持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概而言之，冷戰結束后，在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來自同盟國的外在壓力呼應了日本調整國家戰略的內在需求，二者之間產生高度契合，參與維和成為日本回應國際壓力以及推動國家戰略調整的重要手段，而戰亂頻發的非洲則為其提供了重要平臺。

二、日本參與非洲維和行動的歷史演變

199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以下簡稱為《PKO合作法》），此后，日本開始逐步參與到聯合國維和行動之中，非洲則是其海外派兵的重點地區，先后分別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剛果（金）、蘇丹和南蘇丹派出了維和人員并對盧旺達提供了物資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

（一）安哥拉國際和平合作業務（1992年9月18日—10月5日）

1992年9月29—30日，結束長期戰亂的安哥拉舉行議會議員和總統選舉，日本應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的邀請決定向安哥拉派遣維和人員。9月8日，宮澤喜一內閣通過相關決議，決定設立“安哥拉國際和平合作隊”。該合作隊由國家公務員、地方公務員和民間人士三人組成，從9月18日抵達安哥拉，到10月5日啟程回國，共持續半個多月。日本維和人員被分配至“聯合國安哥拉監督團”下設的選舉部門，與其他國家的維和人員兩人一組，負責巡視投票站，監督選舉并向選民傳達公正、自由和民主選舉的意義。該選舉部門由約400名維和人員組成，雖然日本僅派出3名人員，但這是《PKO合作法》通過后首次向海外派出維和人員，實現了所謂的從“物”到“人”的目的，具有極大的象征意義（日本內閣府，1992）。

（二）莫桑比克國際和平合作業務（1993年5月—1995年1月）

1992年10月，莫桑比克結束長期內戰，執政黨與反對派簽訂了和平協定。同年12月，聯合國安理會決定開展“聯合國莫桑比克行動”。在接到聯合國的邀請后，日本吸取在柬埔寨維和行動中出現人員傷亡的教訓，先后派出了兩個調查團赴當地了解情況和維和內容，最終于1993年4月27日通過了派遣維和人員的內閣決議。從1993年5月至1995年1月，日本共向“聯莫行動”派遣了包括自衛隊在內的169名維和人員，主要被派往司令部、選舉部門和運輸調整部隊。

日本通過參與莫桑比克維和行動，在多個方面取得了突破：

首先，日本首次派員參加了司令部的工作。由于司令部具有統領全局、居中協調的作用，因此，向司令部派遣日方人員有助于其維和部隊業務的順利開展。在柬埔寨維和行動中，日本雖然計劃向司令部派出人員，但由于崗位沒有空缺，所以未能實現（前田哲男，1996:116）。此次日本前后分兩次向“聯合國莫桑比克行動”司令部派遣了10名維和人員，主要從事中長期工作計劃的擬定、協助運輸等工作。其次，日本實現了首次向非洲派出自衛隊。雖然這是冷戰后日本參加的第三次維和行動，但向非洲派出自衛隊尚屬首次。其向運輸調整部隊分三次派遣了144名自衛隊維和人員，在機場、港口等地負責協調人員、物資的出入。此外，日本還派遣了15名選舉監督人員，負責執行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監督任務。最后，在此次維和行動中，日本還出動了航空自衛隊運輸機，經由泰國、馬爾代夫和塞舌爾，向駐莫桑比克日方維和人員提供了物資補給，這也是日本航空自衛隊首次飛往非洲（日本內閣府，1995）。

（三）剛果民主共和國國際和平合作業務（2006年7—11月）

剛果（金）位于非洲大湖地區，這里部族關系復雜，是非洲沖突戰亂頻發的地區之一。1998年8月，第二次剛果（金）戰爭爆發，盧旺達、烏干達、津巴布韋、安哥拉等國家紛紛介入戰爭，從而演變成一場中部非洲的國際大戰。1999年7月，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相關國家簽署了?；饏f定。同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決定設立“聯合國剛果（金）特派團”，開展監督停戰等活動。由于此時《PKO合作法》暫時凍結了“監督停戰、監督沖突各方達成的軍隊再配置或撤軍、解除武裝”等可能引發戰爭或沖突的業務（日本衆議院，1992），因此，在國內法律的限制下，日本并沒有立即派員參加。

2006年7月30日，剛果（金）舉行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日本應聯合國的邀請，前后共派出13名選舉監督人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活動與之前在莫桑比克開展的監督選舉活動性質不同。原因在于，日本在1998年對《PKO合作法》進行了首次修改，將“國際選舉監督活動”上升至與“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人道主義國際救援活動”并列的大類別，并將“國際選舉監督活動”定義為“根據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的決議或者國際機構的請求……開展的行動”（日本衆議院，1998）。而此前“監督選舉”僅僅屬于“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下屬的業務之一。日本對于“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的定義是“根據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的決議……基于聯合國秘書長的邀請而實施的活動”。因此，日本修改《PKO合作法》實際上是放寬了參與監督選舉的條件，意味著日本可以應除聯合國之外的其他國際機構的邀請開展維和行動，大大增加了日本參與維和行動的概率。而此次參加剛果（金）的選舉監督行動，就是新《PKO合作法》實施后，“國際選舉監督活動”在非洲的首次實際應用。

（四）蘇丹國際和平合作業務（2008年10月—2011年9月）

2005年1月，在東部非洲各國和美國的斡旋下，蘇丹政府與南部反政府武裝簽署和平協議，結束了持續二十多年之久的蘇丹內戰。同年3月24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決定成立“聯合國蘇丹特派團”以幫助執行和平協議、促進難民重返家園等。實際上，在安理會通過相關決議之前，聯合國便表達了希望日本能夠積極參加蘇丹維和行動，在自衛隊派遣、民間醫療隊派遣等廣泛領域做出貢獻的意愿。2005年3月7日，聯合國主管維和事務的副秘書長蓋埃諾在東京接受《朝日新聞》的采訪時表示：“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日本在國際社會的責任和挑戰進一步增大，參加蘇丹維和行動是日本展示責任感和存在感的機會?！保ㄗ髡卟幻?，2005a）

2005年7月，日本根據《PKO合作法》第25條之規定，向聯合國蘇丹特派團提供了包括27輛四輪驅動車、60臺地雷探測設備和20頂大型帳篷在內的物資援助（日本內閣府，2005）。8月26日，日本外務省宣布從9月開始，向“聯合國蘇丹特派團”派遣1名文職人員，負責情報分析業務（作者不明，2005b）。2007年11月，日本又向駐蘇丹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提供了難民救援物資，至2008年，日本共提供了3億美元的資金援助（作者不明，2008）。

與此同時，考慮到第四屆東京非洲開發會議（TICAD）和洞爺湖八國集團（G8）峰會即將在日本舉行，且非洲是會議的主要議題，作為東道主的日本政府內部也開始討論向蘇丹派出自衛隊，并開展了前期準備工作。2008年6月，日本向治安較好的蘇丹南部派出由外務省、防衛省，以及陸上自衛隊等人員組成的調查團，考察聯合國蘇丹特派團司令部和其他國家的部隊情況。10月3日，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決議，正式決定向聯合國蘇丹特派團派出司令部成員，負責數據整理和補給管理等業務。從2008年10月到2011年9月，日本分6次累計向蘇丹派遣了12名自衛隊軍官，這是自1993年莫桑比克維和行動以來，日本時隔十多年再次向非洲派出自衛隊。

從日本向蘇丹派兵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對蘇丹的和平支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2008年派遣自衛隊之前，日本主要以提供物資援助、派遣文職人員的方式支持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派兵之后，自衛隊軍官執行的則是安全系數相對較高的司令部業務。不論是哪個階段，日本對蘇丹的和平支援，其背后都有明顯的外交考量。

（五）南蘇丹國際和平合作業務（2011年11月—2017年5月）

根據2005年蘇丹南北雙方簽署的和平協議，2011年1月，南蘇丹舉行獨立公投，決定是否從蘇丹獨立。投票結果顯示，支持獨立的選票占壓倒性多數。根據投票結果，7月9日，南蘇丹共和國正式宣告獨立。而在此前一天的7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認定南蘇丹面臨的局勢繼續對該區域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決定設立“聯合國南蘇丹共和國特派團”以鞏固和平與安全，并幫助創造發展條件。同年11月15日，日本政府通過內閣決議，決定參加南蘇丹維和行動，并于11月18日設立了“南蘇丹國際和平合作隊”。

日本向南蘇丹派出的維和人員包括工程部隊、司令部成員和聯絡協調員三部分。工程部隊從2012年1月14日開始派遣，首批派出330名，主要在首都朱巴進行宿營地整備、道路整修等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到2017年5月撤回全部工程部隊為止，日本分11次累計派遣了4000余名自衛隊員，前后持續了5年多時間。此外，從2011年11月29日開始，日本分9次向南蘇丹派遣了31名司令部要員，在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司令部執行物資調配運輸、情報收集整理、工程業務的企劃等任務（日本內閣府，2018）。目前，日本雖然已經撤出了在南蘇丹的工程部隊，但派往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司令部的成員并不在撤出之列。

在日本參與的歷次對非維和行動中，南蘇丹維和最具代表性。這不僅是因為南蘇丹維和是日本目前為止參與時間最長、派兵人數最多的維和行動，更重要的是，安倍政府有意借助南蘇丹維和，試圖將其打造成檢驗新《安保法》成果的試驗場。

2015年9月，日本國會通過了由十部單個法律修正案和一個新的立法《國際和平支援法》組成的新《安保法》，不僅對解禁集體自衛權進行了法律上的確認，而且對《PKO合作法》進行了第三次實質性修改，賦予了自衛隊海外維和行動“馳援護衛”和“宿營地共同防衛”①等新任務，并進一步擴大了武器的使用權限。新《安保法》是安倍政府以“日本面臨的安全威脅日益增大”“日本需承擔更多同盟責任”為由推出的相關法律，希望借此強化日本的安保政策和安保力量（梁云祥，2017:35）。

2016年11月15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賦予在南蘇丹執行維和任務的陸上自衛隊基于新《安保法》的“馳援護衛”任務。這是該法在同年3月29日正式實施后自衛隊首次被賦予新任務，標志著新法進入了實際應用階段（毎日新聞社，2016a）。實際上，為達到這一目的，自2012年1月向南蘇丹派出首批維和部隊后，安倍政府就曾多次通過內閣決議，以“自衛隊駐地局勢平穩，符合PKO五原則”為由，延長駐南蘇丹維和部隊的駐留期，以便為賦予新任務爭取時間。2016年2月9日，在新《安保法》正式實施前一個月，安倍政府決定延長駐留期限至2016年10月底（産経ニュース，2016）。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7月維和部隊活動日報中已經多次出現“戰斗”字樣，這說明自衛隊駐地并非“局勢平穩”，已明顯違反“PKO五原則”，應撤回維和部隊②。不過，由于活動日報沒有及時公開，安倍政府仍然于2016年10月25日決定將駐留期限延長至2017年3月31日（毎日新聞社，2016b）。

從筆者根據公開資料繪制的表格中所顯示的時間節點可以看出（如表1所示），安倍政府通過隱瞞日報，試圖利用南蘇丹維和行動加快集體自衛權的實際運用的意圖非常明顯。不過，安倍政府在“日報丑聞”曝出后，迫于國內壓力，不得不在2017年5月撤出了駐南蘇丹工程部隊，“馳援護衛”這一任務沒有在此次維和行動中得以真正落實。

表1 日本南蘇丹維和時間表

三、日本參與非洲維和行動的特點與影響

縱觀日本在非洲開展維和行動的整個過程，無論是持續時間還是派遣人員數量，抑或是活動內容都已發生了突破性和根本性的改變，具體而言：

首先，從時間和派兵規模來看，維和行動持續時間由最初的幾周增加到目前的數年，海外派兵規模也出現了大幅度增長。其中，南蘇丹維和是目前日本開始海外派兵以來持續時間最長、派兵人數最多的一次維和行動。盡管維和時間和派兵規模與當地的維和需求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大幅延長派兵時間并增加自衛隊規模的背后也難掩日本的戰略訴求。作為“入?！钡年P鍵一環，通過大幅增加維和人員數量和維和時間來提高維和貢獻度已成為日本參與維和行動的重要目的。在這種背景下，未來日本的派兵規模和駐留時間或將保持穩步增長。

其次，自衛隊所從事的維和內容出現了根本性變化，由監督選舉、基礎設施整備擴展到“馳援護衛”和“宿營地共同防衛”等。此外，經過多次修改法律，自衛隊武器使用的范圍得到逐步放寬，由最低限度的自我防衛發展為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些變化實際上與日本國內安保法制的改革密切相關，“馳援護衛”等實際上是安倍倡導的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具體政策體現，在這一理念取代“專守防衛”正式成為日本國際安全保障戰略基本理念的背景下，今后日本海外維和行動無疑將變得更加“主動”。

最后，在是否派兵的問題上，外來壓力的影響日益減弱，內部因素發揮主導作用。如果說日本參與維和行動的初衷是為了轉移美國在冷戰后期要求其分擔同盟責任的壓力（Mulgan，1995:1113），那么目前這種外部壓力的影響實際上已經微乎其微了?？梢哉f，自日本提出希望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一目標以來，其已將參加維和行動與“政治大國”戰略高度結合，目的性與趨利性日漸濃厚。

從1992年9月首次參加聯合國安哥拉維和行動到2017年5月從南蘇丹撤回工程部隊，日本參與非洲維和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多年來，日本通過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等方式，在促進非洲經濟發展，維護非洲和平與穩定等方面確實做出了一些貢獻。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非洲的維和行動，實際上也是其整個海外維和行動的縮影。從冷戰初期的有限參與、慎重派兵到目前深度參與、積極派兵，這些變化實質上是其國家內部發展戰略調整的外在表現，歸根到底服務于其國家利益，同時其影響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從最直接的影響來看，參與非洲維和便于日本實現在非洲地區的軍事存在，從而更有效地維護其在非洲的各項利益。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日本的經營重點和影響力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對非洲的關注度和影響力較為薄弱。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后，日本加大了對非洲的援助力度，尤其是冷戰結束后，日本通過舉辦東京非洲開發會議（TICAD），主導對非援助議題，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強了在非洲的存在感。但這種存在感主要是依靠經濟力量，而經濟力量所產生的影響力，會隨著地緣距離的增加以及新興國家對該地區援助力度的增強而減弱。在一些突發問題上，例如恐怖主義、人質事件發生時，經濟力量難以迅速轉變為政治力量或軍事力量快速發揮作用。在日非人員往來日益緊密，對非投資不斷增長的背景下，日本迫切需要在非洲地區構筑軍事據點，以軍事力量為后盾來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維護經濟利益、保障人員安全。

在這種背景下，2009年日本以反海盜名義建立的吉布提軍事基地，其功能已日益多元化。事實上，2013年索馬里海盜事件已經出現大幅度下降，如果按照這種趨勢，日本當初以“打擊海盜”為名在吉布提建設的“臨時據點”便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打著維和等旗號，謀求使吉布提基地永久化。2016年1月13日，時任防衛大臣中谷元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接受質詢時表示：“吉布提據點正被用于南蘇丹維和部隊的物資運輸、國際緊急救助活動的中轉站”，首次在國會承認吉布提據點的功能已經超過了反海盜的范圍（作者不明，2016）?？偠灾?，日本的對非戰略是一項涉及經濟、政治和安全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性戰略，以維和為名，實現向非洲派兵，其目的是擴大其在該地區的軍事影響力，確保對非戰略的順利推進。

其二，從內部影響來看，參與包括非洲在內的維和行動有利于日本突破憲法束縛，擺脫戰后體制。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了“放棄戰爭（第一款）、不保留戰爭力量、不承認交戰權（第二款）”的條款，具有防止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功能。日本保守勢力修憲的迫切訴求和核心內容就是要對第九條進行修改。其主要目的就是在軍事上給予日本自衛隊更多行動自由和更大活動空間，從而使日本成為能與美國等北約成員國在海外聯合作戰的“能戰國家”（劉江永，2020:39）。

日本參與維和行動的意義便源于其與“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合憲性。由于“和平憲法”的制約，日本海外派兵一開始便具有某種特殊性，即對武力使用的限制決定了其從事的內容只能是后勤保障、監督選舉等不容易卷入沖突的任務。但是，海外維和行動要求在共同的原則下互相合作開展活動，這種共性要求就與日本的特殊性產生了矛盾。在直接修憲尚存一定困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轉而以海外派兵遇到的實際問題為由，夸大憲法與維和過程中產生的現實問題之間的不協調，倒逼國內法的變革，漸進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

其三，從國際影響來看，日本認為參與非洲維和行動有利于日本提高國際影響力，增強在涉非事務中的發言權。非洲維和不僅是日本聯合國外交的一部分，也是其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途徑。

四、結語

鑒于非洲面臨的安全問題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解決，可以預見，非洲仍將是日本海外派兵的重要目的地。隨著日本大國化戰略的推進，維和行動正逐漸成為其突破憲法束縛，擺脫“戰后體制”的重要手段。這一趨勢在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后表現得愈加明顯。即使在不符合“PKO五原則”的情況下，安倍政府依然在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的理念下，多次延長駐南蘇丹維和部隊的駐留期，甚至執行其“馳援護衛”的新任務?？梢?，日本參與聯合國非洲維和行動的功利性色彩已經十分濃厚，實際上已經日益偏離“維護和平”這一維和行動的根本宗旨。

注釋：

① 馳援護衛指：“自衛隊在國外開展維和行動時，在自衛隊附近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等遭到暴徒等的襲擊時，根據對方的緊急請求可對遭遇襲擊的NGO等實施保護?！彼逘I地共同防衛指：“自衛隊與他國部隊的共同宿營地如果遭到暴徒等襲擊，在場的自衛隊可與他國部隊合作展開防衛行動?！保ㄈ毡臼紫喙氽?，2017）（日本首相官邸.2017.自衛隊の新任務「駆け付け警護」及び「宿営地の共同防護」[OL].https://www.kantei.go.jp/jp/headline/keigo.html，2022-08-25.）

② 自衛隊隱瞞日報丑聞：2016年7月，日本維和部隊駐地、南蘇丹首都朱巴發生軍事沖突。9月30日，日本記者要求防衛省公開這期間維和部隊的活動日報。12月2日，防衛省稱日報已經廢棄無法開示。經過媒體報道后，12月26日防衛省承認還保留著日報的電子版，日報中出現了“戰斗”字樣，違反“PKO五原則”。而此前11月15日，日本政府已經向維和部隊執行了“馳援護衛”的新任務。日本媒體指出，防衛省如果在11月前公開日報會影響新任務的賦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