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關系與新舊交替：再論北宋“濮議之爭”

楊銳明

(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濮議之爭，始于治平二年(1065)，歷時18個月，作為英宗初登皇位之大事，不僅影響當朝政事，更是為宋代后期朝政的發展定下了基調。學界對此事從多方面進行了討論，其中具有代表性論述有程光?！侗彼闻_諫之爭與濮議》重在論述臺諫與宰執在濮議上的對抗[1]；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指出“濮議”是曹太后與英宗的矛盾所導致的，朝中由此分成兩派[2]；張鈺翰《北宋中期士大夫集團的分化：以濮議為中心》則是討論濮議所引發的黨爭[3]；張吉寅的《“水不潤下”與北宋濮議》指出“濮議”中的兩派，以“水不潤下”的災異理論為中心互相攻訐，既是政治立場的不同，也是新舊思想沖突的體現[4]；許玉龍的《臺諫群體與宋英宗朝政治》則指出“濮議”之爭實質是英宗對仁宗的不滿，而參與爭斗官員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帝系正統[5]；王旭、劉瑩的《從濮議看北宋英宗時期的文人之爭》指出統治者為了限制文人權勢，使用“異論相攪”策略，消除威脅，而“濮議”之爭便是這種手段的一次實施[6]；王云云的《北宋禮學的轉向——以濮議為中心》認為“濮議”是融禮儀、禮制、禮意、禮經為一體的禮學爭議問題[7]；郭艷麗的《從濮議之爭看北宋對傳統禮制的承傳與變通》指出這場論爭涉及北宋王朝對于傳統禮制的態度，對立派之間的爭論，體現出當時人對于傳統禮制傳承與變通的態度[8]；此外還有袁曉陽的《略論北宋英宗時代的濮議之爭》[9]等等，所涉已經非常全面，但筆者發現作為濮議之爭的主人公，分析仁宗、濮王、英宗三者關系的文章較少，此外對于仁、英二宗的矛盾也較少涉及，部分文章只是進行事實陳述，或是簡略提及仁宗對英宗的影響，并未展開分析。對此筆者將討論英宗與生父和養父之間的關系是怎樣對濮議之爭產生影響的，同時指出濮議背后所隱藏的先帝與新帝和新舊朝交替的矛盾。

一、英宗與濮安懿王：親厚的血緣型父子關系

“濮議之爭”向我們展示了兩種類型的父子關系，一種是天然形成而不可變更的血緣型父子關系，一種是在實踐中后天形成的收養型父子關系。由于二者性質的不同以及其他原因，濮議中血緣型父子濮王和英宗憑借著血緣以及長時間相處，有著良好的感情基礎；而收養型父子仁宗和英宗，因為二者之間關系復雜，矛盾較多，使得濮議之爭的結局在冥冥之中便已經注定，接下來筆者將詳細分析這兩對關系是如何對濮議之爭產生影響的。

“濮安懿王允讓字益之，商王元份子”[10]8708，作為濮議之爭的主角之一，英宗的生父，《宋史》列傳中載其“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慍不見于色”[10]8708，就是這樣性情溫厚的人，親身經歷了兩次由宗室子到皇嗣。據《邵氏聞見后錄》載“真宗時，皇嗣未生，以綠車旄節迎濮安懿王，養之禁中。至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后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選近屬，得英宗，養禁中，以至嗣位。英宗蓋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11]128。一次是真宗朝自身被養禁中，作為皇嗣未承大統；一次是己子作為皇嗣養于禁中，終繼承皇位，乃英宗?！端问贰份d“周王佑薨，真宗以綠車旄節迎養于禁中。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10]8708，周王指悼獻太子趙佑，他死于景德初年，之后趙元份的兒子趙允讓作為皇嗣教養宮中，直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仁宗出生被送出宮。

景祐三年(1036)仁宗在保慶皇太后的勸說下，選宗室子養于宮中。對于宗子的挑選，真宗時遵循了“選近屬”的規則，又因為宋代非常重視家族的昭穆順序，便從關系近的同輩兄弟中進行選擇，保慶皇太后在勸說仁宗選皇嗣時亦是“擇宗子近屬而賢者”[10]8618。此外，也許是出于真宗時期送還允讓的愧疚，加之懿王子嗣眾多，仁宗便“遣內夫人至濮宮選擇諸子，欲養之禁中”[12]90。就這樣四歲的英宗與郇國公趙允成的兒子宗保一起被送養宮中，但未被封為皇子。寶元二年(1039)，豫王生，英宗便被送回府邸。

嘉祐四年(1059)濮安懿王薨，英宗與其生父允讓相處二十多年，父子之情深厚。雖然尚未發現英宗與其生父互動的記載，但從其他史料中亦可推測出二人之間的父子情深?！端问贰份d嘉祐七年(1062)八月，“戊寅，立為皇子。癸未，改今名。帝聞詔稱疾，益堅辭。詔同判大宗正事安國公從古等往喻旨，即臥內起帝以入”[10]254。英宗被立為皇子，但是依然稱疾推辭入宮，在《宋史》中，對英宗推辭入宮的原因沒有明確記載，但此事司馬光的《涑水記聞》卻有一些線索：“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趙)宗諤責之曰：‘汝為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邪？我非不能與眾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首幽司湾跤疤脩Q哭而就肩輿?！盵13]167《宋史》所載事件與《涑水記聞》所載的應該是同一件事，原因有二，其一，《涑水記聞》中司馬光稱其為“皇子”，當是立為皇子后，可知此事在英宗被立為皇子后發生，《宋史》對事件的記載也是立為皇子后，時間吻合；其二，《宋史》載“帝聞詔稱疾，益堅辭”，《涑水記聞》載“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兩處記載內容相互印證，因此筆者認為此為同一件事。據《涑水記聞》記載可知，英宗入宮前曾于濮王影堂痛哭，可知英宗的無奈和對生父的感情深厚。此外，論說英宗“天性篤孝，昔在藩邸時，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14]140“帝天性篤孝”[10]253等諸多評價，不僅是對于英宗品性的稱贊之詞，而且側面反映出濮安懿王與英宗的關系確實親厚。

二、仁宗與英宗：復雜的收養型父子關系

英宗與其生父關系親厚，使得濮議中尊稱生父為“皇考”的提議更對英宗的心思，這容易理解。然英宗得位于仁宗，卻在濮議之爭中，始終未顯露出對仁宗的回護之意，這又體現了英宗和仁宗怎樣的一種關系？又是什么讓這對養父子的關系如此復雜？是仁宗對血緣的執著，亦或是英宗本身的無法介懷，種種緣由都讓“濮議”變得復雜。

養父對養子疼愛的同時又很無奈和冷漠，就是這樣復雜的情感讓這對父子感情淡漠甚至互相防備。仁宗久無子嗣，便循真宗故事于景佑三年(1036)在宗室內選子養于禁中。宗室趙允讓之子趙宗實(即英宗)便被抱養宮中，時四歲。英宗入宮，仁宗心情復雜，既是喜愛，但又并不親厚，而更多的是出于無奈。英宗不是親生子，卻不得不養于宮內，而養子的存在只是象征意義。猶如多年后司馬光奏聞的那樣，“但愿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于眾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系遠近之心”[15]4722。養子只是為了安民心。對于英宗，仁宗也曾對曹皇后語：“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嫁娶?！盵16]18親切稱其為十三，為他操心婚嫁事宜，也有“上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15]4406的記載，以顯示這位曾經的養子是與眾不同的。然而更多的是漫不經心的對待，以致初為皇子的英宗“居禁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奸人所喋，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悉皆闕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曉夕惶恐，百方為計，偷送食物之類者甚多”[15]4879。身為皇子卻無人敢與其親近，甚至潛邸親人都避之不及，此外就連基本的衣食也是短缺的。若不是仁宗的冷漠猜忌，內侍又怎會有如此膽量來苛待皇子；如不是仁宗心存芥蒂，豈至于曹皇后作為英宗名義上的母親竟不敢公開表現對兒子的關心。仁宗對英宗的苛刻、冷漠有目共睹，不僅時人如此認為，今人研究中也持相同觀點，這就不難解釋英宗在濮議之爭中對仁宗的冷漠態度。

英宗被立為皇子的過程十分坎坷，即使最終繼位，也依然沒有安全感。養父沒有給予養子應有的情感付出，也就不難想象養子對父親的冷漠了。英宗從四歲接進宮，到豫王出生被送出宮，始終未被承認是皇子。直到仁宗兒子相繼死亡，生子無望，加之身體狀況持續惡化，又范鎮、司馬光上書請求立儲嗣，隨后許多臣僚都上奏請立皇子，如包拯、吳奎、趙概、歐陽修、韓琦等。直至嘉祐六年(1061)十月才起復英宗為知宗正寺，嘉祐七年(1062)在韓琦、歐陽修等宰執官員屢次進諫之后，才立英宗為皇子，改名為趙曙。在此過程中英宗也數次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和不屈于命運對自己的安排，據《長編》載，英宗在被任命為宗正時便已經是四次推辭，即便是要立其為皇子也是堅持不受，便有了“己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數四，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異日”[15]4776的記載。

皇子之位確立，收養事實已定，養父依然不甘心養子繼承自己的地位，因此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也就使得英宗在濮議中也不想履行自己尊稱的義務。仁宗最終也沒有放棄讓自己親生子成為皇帝的希望，從私生韓蟲兒案中便可窺探一二。據歐陽修留下的案件記錄載：“去歲(嘉祐七年，1062)臘月，上閑居，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為異，遂召宮婢視之，乃宮正柳瑤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后柳夫人宿直閣中，明日下直，遣蟲兒取夜直坐塾。上獨處閣中，召而幸之，遂有娠?！盵17]18仁宗寵幸宮人的原因是宮婢身有異象，是皇子降生的祥兆，表明仁宗對親生皇子的執著。韓蟲兒嘉祐八年(1063)正月傳出有孕，到皇子(英宗)遷入宮中(嘉祐七年八月)僅五個月，使得英宗心生疑懼。如若不是嘉祐八年(1063)三月三十日午夜，仁宗崩，待到韓氏如期產下皇子，仁宗必會讓親生子取代養子趙曙。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英宗定會處于尷尬境地，初次送回潛邸因年紀還小并沒有什么怨言，那二次送回就會使成年的英宗顏面掃地，成為天下談資，更有甚者為了確保小皇子的順利繼位，同時掃清日后潛在的威脅，英宗極可能會陷入殘酷的政治迫害乃至喪命。案件的最后韓蟲兒并未誕下皇子，被“決臀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發”[17]19。糟糕的情況并未發生，但確讓英宗因“韓蟲兒事籍籍不已”[17]18?？梢娙首陔m死，卻給英宗留下了禍患，養子對于養父的怨氣更深。

上述英宗在兩次入宮所受到的冷漠待遇，立皇子過程中仁宗所表現的反復遲疑態度，以及成為皇子后繼承權依然受到質疑等情況，讓仁宗和英宗的矛盾不斷加深。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但養父與養子的矛盾并沒有隨著其中一方的死亡而減小，反而在增加，這就使得英宗在濮議中始終緘默其口，用行動來支持尊其生父為“皇考”的宰執官員。

長期的身體疾病困擾，容易讓人產生心理疾病，讓病人處于敏感多疑的狀態，也是英宗對仁宗冷漠的原因之一。史料多處載英宗“不豫”、繼位前也是稱疾不入，繼位后“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15]4795“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15]4795，雖有故意說辭的情況，但身體疾病應該是存在的。如此英宗更是多疑敏感，而朝臣屢上奏疏讓其尊崇自己怨懟的養父，更是讓英宗產生反叛心理。就如《長編》中司馬光、王珪等所說：“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盵15]4971一句“先帝之德”可能刺中英宗之逆鱗，上奏大臣都認為尊親之前首先要明確英宗之所以能繼承帝位，是仁宗對其施以恩德的結果，也就是說仁宗的功德是超越英宗生身父母的，此外還有諸多大臣上奏疏(例如呂誨)，讓英宗感恩先帝，無形中讓敏感的英宗加深了對仁宗的怨懟之心。

此外，養父的成功又無形中給養子施加壓力，《北窗炙輠錄》載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盵18]無論此話中的褒貶，仁宗作為官家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這就給后繼者英宗帶來了壓力。英宗想要擺脫前者，就要降低仁宗的地位和影響。仁宗作為前統治者的地位已經不能改變，就只能從與英宗的關系上做出變動，稱其為皇伯而非皇考便成為了最好的選擇，故濮議之爭可以說是二帝矛盾的必然結果。除了對仁宗稱呼的變化，英宗早在此前便有所行動，嘉佑八年(1063)十一月，司馬光曾上言“臣切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切惑之”[19]1010。要求英宗親臨虞祭，不得對仁宗亡靈過于無禮，但是第二天繼續上言“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悵然自失”[19]1010?？梢娪⒆陔m然沒有拒絕司馬光的要求，但是也并沒有出席參加虞祭儀式，表明早在濮議之前，英宗就已經表現出對仁宗的輕視，并釋放出了自己想要擺脫前者的信號。在濮議之后，為了繼續降低仁宗的存在感，英宗開始對仁宗的子女出手，首當其沖的便是其主婿李瑋，將其移到外鎮，傅堯俞的《上英宗言李瑋不當外移奏》認為“大行皇帝舉天下而畀之陛下，顧念恩德，豈有既乎！其所以累陛下者獨數女耳”[20]1050。英宗應當善待仁宗子女。養父的光偉形象讓養子不得不在其故去后，通過各種方式來削弱這無形的壓力。

濮王與英宗之間感情深厚，與之相對仁宗和英宗感情淡漠且矛盾叢生，不同性質的父子關系，由于內部和外部的作用，對濮議之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此坪唵蔚摹盎士肌迸c“皇伯”的禮制之爭暗藏矛盾，在矛盾的作用下，宋廷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新舊二帝與兩朝更替使得仁宗朝完善的臺諫制度產生變化，同時期形成的“共治”局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而走向破裂。

三、新舊之爭的影響：帝后矛盾及舊朝格局的破壞

在濮議之爭中，“皇考”派獲得勝利，舊朝終是服從于新朝走向改革。濮議，既涉及禮儀之爭，又是一次政治事件。對濮王是“皇考”還是“皇伯”名位的爭議，既是朝臣們對新帝政治傾向的試探，也是英宗為選拔新朝班底而對朝臣們進行的考驗。先帝與新帝的矛盾，使英宗不會百分百遵循仁宗的治世理念，甚至會對持有仁宗理念的官員加以排斥。

先帝與新帝的矛盾作用于濮議之爭，使得“皇考”派最終獲得勝利。英宗治平二年(1065)“夏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15]4957，濮議之爭正式拉開帷幕。圍繞英宗如何稱呼濮王的問題，使朝中劃分為兩派，一派以臺諫、兩制以及禮官為主，稱“皇伯”派，另一派以中書官員為主，稱“皇考”派，兩派相論甚久，甚至到了互相攻訐的地步，直到治平三年(1066)太后內降手書，贊同了對濮安懿王的稱親之舉，緊接著英宗下詔稱濮王為皇考，同月又制定了尊奉濮王的典禮。似乎至此大局已定，但以司馬光為首的“皇伯”派，并沒有善罷甘休，相繼上言，無果。隨之而來的便是呂誨罷言職出知蘄州，范純仁、呂大防于同年三月亦罷言職，而與宰相意見相合的傅卞、劉庠、吳申等相繼出任臺諫言職?！盎士寂伞钡膭倮?，先帝與新帝的矛盾起著影響作用。此外，英宗對臺諫官員的處置也暴露出其并不像仁宗一樣，善納人言；對臺諫官員的替換對仁宗朝漸趨完善的“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構產生破壞。

新舊之爭，也是引發了帝后矛盾的因素之一。對“濮議之爭”中矛盾關系的研究中，學者們主要集中在英宗與曹太后關系的矛盾上，卻忽視仁宗和英宗的矛盾同樣是引發前者矛盾的重要因素。英宗作為養子應該對自己的養父盡孝，但是仁宗已經西去，曹太后便要代替仁宗享受雙份的孝道；更何況曹太后在英宗生病期間代管朝政，穩固了英宗的地位，英宗理應親近曹太后，然而英宗卻在病中及濮議之爭時與太后不睦。凡此種種在世人看來皆是帝后矛盾，但實際上曹太后所代表的是仁宗的“舊政”。新帝登基肯定是想要擺脫先帝的影響，曹太后及她的掌權就像是仁宗的權力遺留，為此英宗便將對仁宗的怨懟遷移到曹太后身上?！堕L編》載“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詳治道”[15]4867，指出曹太后陪伴先帝時間長且熟悉治世之道，此“治道”便有可能受到仁宗治世的影響，就意味著曹太后掌權的宋廷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朝，而是舊朝的延續。此外歐陽修等大臣在勸說曹太后還政時，言“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令，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12]91。即便是解決太后還政問題，都還要搬出已故的仁宗，可見仁宗余威之大。

兩帝矛盾引發的新舊之爭，同樣也暗含著危機。舊有仁宗朝享有“慶歷之治”的美譽并歷時四十二年之久，《宋史》仁宗本紀載：

仁宗恭儉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钋в?。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傳》曰：“為人君，止于仁?！钡壅\無愧焉！[10]250

仁宗一能心懷敬畏與民共情[21]，以身作則為天下作榜，二能以仁義治國，拒用酷吏，三能君臣一體，共筑王朝之基石，因此恭儉仁恕的趙禎當之無愧地享以“仁”為其廟號。仁宗朝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共治”，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逐漸形成與完善，皇帝、宰執、臺諫大致構成了中央政府中的三角，皇帝握最高立法權，宰相握最高行政權，臺諫握監察之權，三者互相限制，互相倚賴，便構成穩固的中央政府架構，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22]。然濮議之爭使得臺諫的相對獨立性遭到了破壞，這種破壞體現在：臺諫與宰執之間的關系在英宗朝時經歷了由相互獨立合作到臺諫逐漸受到宰執影響，且濮議之后所任命的臺諫官員蘇寀、吳申、蔣之奇、劉庠等，都是與宰執合意的官員[5]。臺諫制度的破壞正是由宰執與臺諫的相互攻詆和臺諫任用的以私不以公引發的，任何制度的破壞都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長時間累積的結果[23]，這也是英宗朝衰落的開始。仁宗時的諫言風氣，在此時已然開始被破壞。如濮議之爭，臺諫官對英宗極力諫言，試圖讓新朝像舊朝一樣受到臺諫部門的監控，從而保持皇帝同士大夫共治的局面，隨著皇帝罷免范純仁、呂大防等臺諫官的言職，這似乎已經不太可能；新舊朝矛盾使得原有的政治格局被破壞，新舊交替之危機浮現，而因濮議之爭荒廢近十幾個月的朝政，僅是矛盾危機的冰山一角。

可以說濮議之爭是新舊之爭的必然結果。順勢利用濮議之爭，通過改任臺諫官員的方式，打破“共治”及仁宗朝的皇帝、宰執、臺諫三足鼎立的局面，招攬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是為英宗的真實目的。英宗作為養子且晚期才被立為皇子，在朝中信任和可用的人本身就少，而舊朝勢力根深蒂固，只有瓦解舊朝勢力打破舊時格局，才能擺脫舊朝的影響，完全地掌控朝政。此外仁宗在位四十年，積弊較多[10]251，而改革既能革除舊朝積弊又能聚集新朝力量，相比于正常繼統的皇儲而言，似乎對英宗來說更為合適。

四、余 論

總之，濮議之爭持續時間長，牽扯人員多，作為濮議之爭的核心人物——仁宗、英宗和濮王貫穿事件始終，英宗與生父濮安懿王血濃于水，感情深厚，與仁宗矛盾叢生感情復雜，都是濮議中，英宗偏向濮王的重要原因。自從英宗四歲入宮，以及后來的出宮再成為皇子過程坎坷復雜，大起大落的人生際遇對英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成為皇子卻依然要面臨繼位的困境，仁宗對皇子英宗的不重視也使得英宗壓力倍增，宗室成年男子都是英宗的潛在對手，同時仁宗仁明之君的風評，對英宗產生了較大的心理壓力，也會讓英宗自然而然地對仁宗產生不滿。

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行事風格，就會形成不同的朝堂，仁宗性格柔軟，就會包容異見，英宗寡言卻堅持己見，勢必會讓新舊朝形成不同的政治環境，而身處新舊交替的大臣，就勢必要做出改變來平衡。大臣是否愿意走出仁宗朝的工作舒適圈，融入新皇的變革中，成為新朝面臨的問題之一。同時，英宗也是一位愿意勵精圖治的皇帝，親政次日便招來眾臣詢問“積弊甚眾，何以裁救”，年老的富弼已然沒有了當年的雄心壯志，竟搪塞“恐須以漸厘改”[6]4868，并沒有提出任何的改革意見；其后宰相韓琦面對改革的難題，提出尊崇濮王夫婦的禮遇問題，竟對改革決口不提，其目的是否為了轉移朝廷上下焦點，便想用濮議之事來拖延英宗改革的步伐，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此事確實占據了帝王和朝臣的諸多時間，荒廢了諸多政事?！板ёh”隨之成為英宗朝的主要“政事”，對于朝臣來說禮制問題的探討不會觸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然一旦改革必然觸動現有的某部分人的政治經濟利益，就像慶歷新政、熙寧變法等失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為改革觸動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樣看來就有理由認為濮議之爭很可能是朝臣為了拒絕改革的緩兵之計。此外從濮議之爭所歷時長和激烈程度來看，僅僅是禮制的變通就如此的困難，更何況是多年積弊；由于濮議之事，英宗雖然沒有實現變革的愿望，但是似乎也在這場爭論中排除了異己，將不聽話的大臣趕出了權力的中心，留下了忠于自己的人。此舉削弱了臺諫的輿論監察力量，增強了宰執的行政權力，而宰執又是聽命新主，無異于就是增強了皇權，方便權力的集中，盡管在英宗朝沒有發揮其優勢，卻意想不到地為神宗朝王安石變法減少了阻力，真可謂無心插柳。

濮議之爭作為英宗朝最不可忽視的政治事件，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父子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都成為事件的導火索，而隱藏在事件背后的皇權加強是整個古代社會發展的趨勢。權力的集中有利于政令的通行和朝廷的改革，但又容易滋生專權之弊，新舊朝的更替是對權力重新洗牌的好時機，英宗確實抓住了機會，奈何英年早逝，其抱負雄心也只能由其子孫來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