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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1 04:10◎王斌
江蘇地方志 2022年5期
◎王 斌
（南通市人大常委會，江蘇南通226018）
張謇“半生文章、半生事業”中，地方自治是伴隨“半生事業”的主線。其政治主張幾經變化，但對地方自治的執著卻從未改變，志在“以一隅與海內文明國村落相見，此或不辱我中國”。[1]V2:589
張謇是南通地方自治的總設計師。他憑借個人聲望與影響，以地方自治之名，在家鄉進行早期現代化的綜合試驗。1915年，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認為地方自治耗資寡效，遂有停辦之意。對此，農商總長張謇便組織編寫《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績》（出版時改稱《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績》），以南通為范例進行全面總結，以證明地方自治的可行性、合理性，從而示范全國。該書由實業、教育、慈善和自治等章節構成，對每個子項的歷史緣起、運作系統、預算等細節，都作了詳盡說明，第一次全面記錄了自1895年籌辦大生紗廠以來南通地方自治的歷程，充分反映了張謇地方自治理念，無疑對地方自治在南通的繼續深化，具有重要的昭示和引領作用。
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謇1915年憤然辭職，從此“遁居江海，自營己事”“盱衡世界潮流之趨向，斟酌地方事業之適宜”，推動南通地方自治取得更大的成效。其時，南通自治為全國先，已經足備全國模范之雛形，海內外慕名而來參觀者絡繹不絕。辭職后的張謇對地方自治認識也上升到民族存亡的新高度，認為“國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 亡”。[1]V1:5241922年，張謇打算仿照大阪博覽會和南洋勸業會，舉辦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報告會，籌備中的分類展覽場館有：實業包括農、墾、鹽、工、商之“物品陳列”；教育包括初高小學、中學、男女師范、幼稚園、盲啞學校和農、商、紡織、醫諸?！俺煽冋褂[及聯合運動”；慈善包括育嬰、養老、貧民工場、游民習藝、殘廢、濟民、棲流之“事實披露”；公益包括水利所建各堤閘、涵洞、河渠、橋梁；交通如“所辟縣鄉干支各道之建設現狀”。從《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績》出版到籌備中的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報告會，可以看出，在張謇的經營下，南通不僅是推行地方自治起步最早的地方，同時也是成效最為突出的城市。
一、張謇地方自治的特點
地方自治發端于近代歐洲，本意是為了平衡中央、地方權力和發展地方事業，而采用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完善的地方組織形式。對于推動地方自治的初衷，張謇多次加以說明：“地方自治者，在昔成周，皆官治之事也。官不親民，民自視下，而地方之事，乃廢不舉。泰西國多異族，受專制政治之日較淺，知地方事切且重，乃別乎官治而言自治，意蓋以主自居。謇昔則以為然，而未可試也。痛乎言于前清政府大官者，二三十年而莫之聽；言于今政府，亦不盡聽也。乃本吾良知，奮吾良能以圖之?！盵1]V5:198另一次，他說，“歐美學說之東漸也，當清政府極敝，稍有覺于世之必變，而為之地以自試者，南通是?！盵1]V6:497不過，張謇并不是將泰西地方自治學說全盤照搬，而是注入東方式的內涵與解釋。事實上，張謇地方自治的最初靈感源自1700多年前的“無終山都邑”。東漢末隱士田疇，為避戰禍而帶領族人逃到無終山，后來集聚此地的人越來越多，形成都邑。田疇定立“相殺傷、犯盜、諍訟”二十多條法律，制禮儀，辦學校，民眾自覺遵守，路不拾遺。張謇對辭官不受、遁居僻壤、匠心營國的田疇大為景仰，寫下“雄節不忘田子泰”詩句，發動通師和農校學生探討田疇現象。張謇之子張孝若說，“我父立志不做官,辦廠種田興教育,處處以田子泰自況。墾牧公司廳堂就題叫‘慕疇堂’”。[2]252張謇試圖將西方地方自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精神結合起來，打造現實版的“無終山都邑”。
（一）基本取向：自存立、自生活、自保衛
張謇強調，“自存立，自生活，自保衛，以成自治之事”，[1]V6:496其實質就是要探索建立一個區域性的近代社會范型。在無法求助于政府和社會的情況下，通過自我發展，滿足民生，來確保社會安定，因而他說：“今人民痛苦極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頑固如此；求援于社會，社會腐敗如彼。然則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合自治豈有他哉！”[1]V4:461
自治始于自立自強，張謇認為，“自治當從自重、自苦、立信用始。信用為吾人之自助。舍此，吾未見能自治”，要廣泛參與，“一人、一家、一村、一鎮皆吾人自治之籍”。[1]V3:804要各盡其力，“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1]V81022要點滴積累，“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1]V4:508
自治應體現民生之本。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目的是“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1]V5:6他曾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3]251他在民生事業中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財力，把實業、教育、慈善作為地方自治的支撐，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創辦醫院、盲啞學校、育嬰堂、養老院等社會慈善救助機構，開創近代社會區域保障體系的先河。
自治離不開社會安定。在外有列強干涉、內有軍閥混戰的背景下，張謇竭力周旋各方，在政局動蕩之中努力維護區域安定。大生系統建有專職保衛實業、維護治安的武裝，從最初組織不脫產的“工團”,發展到擁有建制武裝的“實業警察總隊”，人數近1000人，為自治和事業發展打造穩定的社會環境。
（二）空間路徑：成聚、成邑、成都
張謇借用先賢智慧，推進地方自治。在《記論舜為實業政治家》中，他表達了自己向往遠古賢君發展實業、經營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政治理想，張謇的宏大愿景是以南通為示范，將這種地方自治模式推廣到全省乃至全國，并謀求與外國的先進“村落” 作文明之競爭。
張謇在南通的地方自治實踐，源自1895在唐閘建大生紗廠。唐閘位于南通城西北，原來只有幾戶人家，但處于水陸要道，交通便捷，附近又為棉花產區，周圍有不少鄉民從事傳統的紡紗織布業。張謇征地400畝，其中140余畝用來建廠，1899年大生紗廠投產時，唐閘已有800多工人。在大生紗廠逐年盈利后，張謇在附近新建了大興面粉廠、廣生油廠、阜生絲廠等配套工廠，同時啟動市政建設，修道路、興河運、搭工房、蓋商鋪、辦學校，并以運河為界，工廠區設在河西，居住區、行政、公園設在河東，唐閘大橋連通東西。到1920年唐閘工廠林立，商業興盛，人口有近萬戶5萬人，成為近代工業重鎮。當時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上，赫然印有這個彈丸之地。為了便于貨物運輸，此后張謇在沿江的天生港開辟港口，創建輪船公司，航行于通滬之間，還陸續在天生港建造碼頭、倉庫和火力發電廠。在南邊五山風景區，張謇植樹造林，建有不少景點和墅所。南通老城區被賦予教育、文化、商貿等新功能，在南濠河畔發展文教事業，在桃塢路設公共行政設施和商業金融娛樂休閑、餐飲旅館等服務業。
張謇經過三十年經營，按照“成聚、成邑、成都”思路，打造唐閘工業區、天生港港區、五山休閑區和老城區，構成了“一城三鎮，城鄉相間”的獨特田園城市格局，同時又與周邊的三余鎮、常樂鎮、海復鎮等新興墾區鄉鎮組團發展，從而促進了區域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三）內涵布局：實業、教育、慈善
張謇所做的地方自治事業，涉及經濟、教育、文化、社會、交通和城市建設各個方面，是南通向現代化轉型的整體性重構。他主張循序漸進，“凡所當為者，初自無而至有，自塞而通，自小至大，既開建設以謀始，復籌基本以慮終”。[1]V5:197
在實業發展方面，張謇認為，“實業在農工商，在大農、大工、大商”。[1]V3:1393他倡導“棉鐵主義”，從棉紡織入手興辦實業，以大生紗廠為軸心，建立大生紗廠原料基地，綜合利用紗廠的棉籽、下腳、飛花及多余動力，發展冶鐵、制造、電力、食品、輪船運輸業及通訊、金融、商貿、倉儲，建立起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開啟南通近代工業化進程。張謇“仿泰西公司”，借鑒股份制等公司制度來經營農業，通海墾牧公司示范和帶動了蘇北地區農墾事業的發展。張謇積極鼓勵對外貿易，在美國紐約第五大街開設專營南通繡品的窗口，主動依托上海，吸引生產要素流向南通。
在社會建設方面，張謇開辦慈善事業，以社會福利為中心內容建立各類社會事業，包括醫院、氣象臺、公園、殘廢院、棲流所、濟良所和模范監獄等，構筑現代慈善公益組織體系。同時，投身于交通（公共車輛、路燈、橋梁、涵閘）、通訊（電話、電報）、公共安全（改造政府監獄，設警察傳習所、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公共休閑（公共體育場所、唐家閘公園和市區東、西、南、北、中五座公園）等建設，把傳統慈善事業向現代社會公共領域拓展。他還成立起一些“準政府”機構，如清丈局、保坍會、路工處等社會組織。
在教育文化事業方面，張謇推動科舉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強調“國家思想、實業知識、武備精神三者，為教育之大綱”，[1]V5:96以創設通州師范學校為起點，建立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學、小學、專門技藝學校、職工學校以及幼稚園等教育機構，形成區域性完整的教育體系。同時，創立公共文化事業，建有館藏文物達2.9萬余件的南通博物苑，有中文書籍15余萬卷、西文書籍600余部的南通圖書館，還建有戲曲學?！婀W社和電影制造公司、一流水準的更俗劇場。數次來通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把南通稱為“最理想的文化城市”。
張謇的地方自治，帶有鮮明的個性特點。由他“個人主治”為主，張謇在政壇、士林和地方上具有崇高的聲望，為朝野看重，他積極爭取官府資源和動員社會力量，從經濟實業入手推動教育、社會和城市建設，使南通近代化進程表現出較高的組織程度。這不僅不同于歐美日本的地方自治城市，與同時期天津、上海、蘇州等地方自治相比，也有很大的差異。袁世凱在天津推行的地方自治，將官治融入自治，以迎合清廷通過整合社會力量來強化統治的意圖。上海地方自治是在外國租界刺激和影響下發生的，由紳商倡辦并以城市管理和建設為主要目的。以市民公社為特色的蘇州地方自治活動，街區基層自治組織主要參與市政建設和管理地方自治，并成為當時重要的社會思潮。與孫中山倡導民權、黃遵憲重視地方自治政權和地方議會建設、梁啟超認為自治本質是法律和民主不同，張謇地方自治思想基本不涉及民主政治內容，因而張謇的地方自治，與西方以民主政治為要義的地方自治理念有很大差異，更多的體現的是他田疇般的士大夫情懷。事實上，與田疇一樣，張謇是經營地方的偉大開拓者。
二、走出“欲治不能”的困境
張謇強調“自治須有資本”，他多次感嘆，“不自治不可，欲自治不能”。[1]V1:201至于“欲自治不能”的原因，他反思說有三難，即“集資難”“求才難”和“御侮難”，[1]V2:160生性倔強的張謇想方設法走出“欲自治不能”的窘境。
（一）解決集資難問題
經費缺乏是制約地方自治的首要難題。張謇常因“自治待舉之要事，相逼而來，而自治經費之問題，茫無所向”。[1]V1:199清末地方財政，根本無力承擔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建設之需。1909年清廷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僅規定以“地方公款公產”作為自治的經費保證。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地方既無自治所需的“公款”，也無可用的“公產”。在一些地方推行自治，因經費匱乏而被視若苛政，激化社會矛盾，清末由此引發的“民變”和“風潮”有數十起，因教育經費問題造成的毀學事件和訴訟案件有上百件。張謇主要靠個人之力和企業辦社會來解決地方自治經費，“歲豐則括其范圍，值歉則保其現狀”。[1]V1:524
其一，個人私產。包括辦實業所得的股息、紅利和公費，還有私人禮金和賣字收入，甚至是向銀行貸款。1925年張謇梳理用于“教育、慈善、地方公益者”款項，“凡二百五十七八萬，仍負債六十萬有余奇，叔兄（張詧）所出亦八九十萬不與焉”，[1]V4:623合計有四百萬之巨。
其二，企業盈利。張謇以企業辦社會，用實業支撐事業，大生成為南通興辦各項社會事業的投資主體。張謇將大生“余利”每年抽出1/14，作為通州師范學校固定經費。二十多年間，大生企業用于辦社會的支出占純利的8%。
其三，集資募捐。公共集資，包括采取股份公司形式集股聚資，以及為辦公共事業而募集公債，如曾為建南通電汽工廠和發展公共汽車交通而募集公債。另外，還有張謇一些親朋好友和社會人士的資助，如沈燮均曾資助通師1萬元。
1905年張謇創建的南通博物苑（張謇紀念館 提供）
（二）解決求才難問題
張謇曾感喟知音難覓，“經營通州一方之實業”“所同心共事者，一兄與三數友而已”。[1]V2:132辦紗廠，張謇主要依靠布商沈敬夫；搞墾荒，選用學過測繪的江知源；興教育，重用才學橫溢的江謙。而張謇提到的一兄，就是有著十多年官場歷練的胞兄張詧，在江西為官的張詧回到南通后，充擔起張謇實業“內當家”角色。張謇從事地方自治，最開始的骨干團隊主要由業緣、地緣、血緣聯結而成。大生最初“通滬六董事”沈敬夫、劉桂馨都是南通本土布業巨子，江謙、江知源則是張謇早年主持的江寧文正書院的學生，后又分別委以通師校長和通海墾牧公司副經理的重任。隨著地方自治的推開，對人才需求量大幅增加，張謇想方設法予以解決。
其一，就近遴選，主要是從“家族二代”“商二代”和“友二代”中挑選。張孝若留洋歸來，張謇讓他全面輔佐和參與自治事業。被張謇譽為“大生后起之秀”的沈燕謀，是其好友沈敬夫之孫，張謇資助他赴美學習農業、化學，回國后讓他任職大生公司，并兼南通紡織?？茖W校英文教師。經過張謇精心栽培，好友周家祿之子周坦、陳維鏞之子陳琛、何嗣焜之婿劉厚生、部下林蘭蓀外甥吳兆曾，分別在自治機構和大生集團擔任要職。
其二，自主培養。張謇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先后開辦師范、紡校、農校和醫學院等，大力培養各類人才。張文潛是張謇創建的南通紡校學生，在美國深造后擔任大生八廠副經理兼工程師。通師學生孫鉞好學篤實被張謇看中，未等結業就破例讓他參與博物苑籌建，后又聘為首任博物苑主任。通師另一個學生孫支廈，在校學的是測繪和土木工科，畢業后參與張謇對南通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是事實上的南通總建筑師。這些本土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成為南通地方自治領軍人物。
其三，延納人才。張謇不拘一格羅致人才，通過自己物色、友人推薦和公開招聘等途徑，借才引智，遴選地方自治急需的各類人才，如邀請戲劇家歐陽予倩主持伶工學社，聘請有“針神”之譽的沈壽擔任女工傳習所所長。張謇重視“借才異域”，在大生紗廠和通師創辦之初，吸引了一批日籍教習和西洋專家。他堅持“待遇宜厚，情感尤重”原則，先后從英、美、法、德、日、荷等國引進各類人才40多位，其中就有著名的水利家特萊克。
（三）解決“御侮難”問題
張謇推行地方自治及各項事業，受到各方面的阻力不小。他舉例：“昔之開墾，今之疏河，下撓之；昔之航業，今之鹽業，上撓之?！盵1]V2:160張謇組織開墾沿?；臑?，當地游手好閑的“沙棍”借機滋事，哄搶蕩草等公司財物。張謇任同仁泰鹽業公司經理時，為改良制鹽投入大量費用，“改良鹽”每斤成本達27文，而鹽運司卻按舊例11文7毫牌價收購，公司因而難以為繼，他擬再辦一家鹽業公司以彌補虧空，鹽運司百般推脫，張謇請求運鹽到外地銷售，鹽運司拒不應允。由于官府“安于茍且”、肆意打壓和制度僵化，造成革新維艱。
張謇希望通過改良政治，為實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也為推動地方自治提供制度保障。在擔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時，提出了一系列經濟發展綱領，從法律、金融、稅則、獎勵四個方面，“扶植、防維、涵濡、發育”本國農、工、商業，擬訂發展實業的計劃，制定出一套既有目標、又有措施的資本主義現代經濟制度。張謇對民營企業發展尤為重視，認為欲振興實業，就須對民營企業實行獎勵和補助。他還強調，“農林工商部第一計劃，即在立法”，[1]V4:258在短短兩年時間里編制了20余部法律，涉及公司、外資、商業、礦業、產業、稅收、投標、度量衡、貨幣、銀行、證券、農業、森林、漁業、水利各方面，體現了民本主義、保育主義、棉鐵主義、開放主義等法治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條例》，是在清末全國各商會廣泛調查的基礎上，“邀原起草員來京，復加審閱，修正十余條”后制定的。在其推動下，民初經濟法制建設成效明顯，許多立法開中國近代史的先河。
三、“倒金字塔”與“失敗的英雄”
1922年，南通地方自治事業進入巔峰期。8月，當時國內最負盛名的頂尖科學團體——科學社，組織40名學者參觀南通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自治事業。學者們極為興奮，梁啟超發表演講稱，“南通是我們全國公認第一個先進的城市”。[4]987柳詒徵將南通和上海比較，“上海之新事業非不多于南通，而所以遠不及南通者，即由其盡失卻中國文化之精神，而為西洋文化之奴隸也”。[4]998過探先稱贊“南通之著聞，以實業之發達” “南通之著聞，以教育之普及” “南通之著聞，以自治之成績”。[4]970
也就在1922年，連年贏利的大生紗廠出現嚴重虧損，表面上是因棉貴紗賤造成，但從深層次看，一戰后西方列強掀起新一輪對華經濟侵略狂潮，國內軍閥連年混戰，經濟凋敝引爆了大生內部潛在的危機。這一年，成為大生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張謇的自治事業因而受到牽累。在其最后的歲月里，大生企業被江浙財團接管。
其實，年輕的張孝若早已看出危機端倪。他不止一次把南通地方自治比作是倒置的金字塔，“這么多的地方事業，靠著一人一家確是不穩”。[2]291為改變局面，張孝若不是沒有作過努力。1920年，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的張孝若希望通過組織自治會，改變過去“個人統系的南通”“個人自治模范之南通”[2]292，讓自治會成為南通120萬人民的代表。張謇不以為然，“南通之人，人各一舌，舌各一語，語各一自，名曰自治，未必能自治”，[1]V2:404并認為“縣之人，為地方實心辦事，能為自治表征，不盡系乎縣會之有無”。[1]V3:1140“倒金字塔”結構及“個人主治”“企業辦社會”，使南通地方自治更多體現的是張謇個人的影響和力量。
張謇身后，與其從未謀面的胡適稱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2]3縱觀張謇的一生，與其說他是失敗的英雄，還不如說是超越成敗的英雄。張謇的胸襟志向超于常人，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憑借士大夫情懷，以實現建設一新世界雛形之志，審時度勢，求強圖存，在清末民初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張謇的所作所為厥功至偉，他通過地方自治的實踐，展現出嶄新的整體性區域改造模式和近代化轉型之路，成為中國歷史上掙脫千年傳統藩籬，從“治人”轉向“治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正如和他稔熟的劉厚生所言，張謇“似乎是一個結束兩千年封建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個大人物；同時也是走向新社會、熱心為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3]286
從張謇在南通的地方自治成效來看，也絕非是“失敗的英雄”所能界定的。第一，領先性。通過地方自治探索，南通在很多方面走在同時期國內城市的前列，創下了眾多的“中國第一”。一、二、三產業互動，文教和公共事業較為完備，生產、生活和生態布局合理，充滿人文關懷。張謇在基礎條件遠遠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為推動南通城市化所作出的貢獻，堪與新型城市建設的鼻祖霍華德相媲美，張孝若說其父所辦的事業“在中國都是第一件事”。第二，系統性。橫向來看，由點到面推進各項事業，如1901年通海墾牧公司成立后，張謇近代化事業的空間范圍逐步擴展到更為廣闊的通海及周邊地區，甚至在綏遠河套建有西通墾殖公司?？v向看，按照治標與治本、需要與可能、時機與條件，著眼于實業發展、社會進步和民生事業改進，區分輕重緩急，分步實施。他還主張徐州建省，發起組織“專謀自治事業”和“合群自治”的蘇社，希望通過“省各自治而后能聯”的“聯省自治”，把自己的地方自治實踐推向全國。第三，協調性。注重產業協調，以棉紡織為主體，建立緊密關聯的植棉基地、配套企業及交通運輸、金融貿易等產業。注重區域協調，通過發展棉紡織、港口運輸來帶動唐閘、天生港市鎮建設，通過黃海墾殖來保證棉花原料供給，帶動沿海灘涂開發，促進以工興城、工農互動、城鄉一體。注重要素協調，在主城區，科學規劃并配置公共行政、教育文化、商業金融、市政園林、娛樂休閑、餐飲旅館諸要素，整體提高城市現代化水平。第四，特色性。張謇的地方自治，既有目標和計劃，更有具體實在舉措；既涵蓋物質層面，又涉及精神領域；既是中國的，又融入西方元素。在其主觀認識上，“在商言儒”的他，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又借鑒近代西方的一些價值理念。南通的地方自治，是在幾乎不靠外力的情況下，完全通過自身努力的自治，正如張謇自己所言，“南通事業向系自動的，非被動的，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1]V4:440在中國近代史上，很少有人像張謇那樣，一個人在一座城市辦成這么多的事業，產生如此深遠影響。
穿越近現代百年風云，作為早期現代化道路上艱難跋涉的先驅，張謇留下的無論是精神財富還是物質財富，無論是成功經驗還是失敗教訓，都彌足珍貴。其“皮骨心血，當為世界犧牲”[1]V6:306的人生觀，“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1]V4:508的事業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V2:83的權力觀，“用錢散財”和“窮人來，還是窮人去”[2]279的金錢觀，“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1]V1:21的人才觀，具有恒久的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張謇說過，“堅苦奮勵，則雖敗可成；侈怠任私，則雖成可敗”。[1]V5:8南通從落后小城跨入現代城市行列，始于張謇，近代南通歷史也由此而翻開新的篇章，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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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半生文章、半生事業”中，地方自治是伴隨“半生事業”的主線。其政治主張幾經變化，但對地方自治的執著卻從未改變，志在“以一隅與海內文明國村落相見，此或不辱我中國”。[1]V2:589
張謇是南通地方自治的總設計師。他憑借個人聲望與影響，以地方自治之名，在家鄉進行早期現代化的綜合試驗。1915年，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認為地方自治耗資寡效，遂有停辦之意。對此，農商總長張謇便組織編寫《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績》（出版時改稱《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績》），以南通為范例進行全面總結，以證明地方自治的可行性、合理性，從而示范全國。該書由實業、教育、慈善和自治等章節構成，對每個子項的歷史緣起、運作系統、預算等細節，都作了詳盡說明，第一次全面記錄了自1895年籌辦大生紗廠以來南通地方自治的歷程，充分反映了張謇地方自治理念，無疑對地方自治在南通的繼續深化，具有重要的昭示和引領作用。
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謇1915年憤然辭職，從此“遁居江海，自營己事”“盱衡世界潮流之趨向，斟酌地方事業之適宜”，推動南通地方自治取得更大的成效。其時，南通自治為全國先，已經足備全國模范之雛形，海內外慕名而來參觀者絡繹不絕。辭職后的張謇對地方自治認識也上升到民族存亡的新高度，認為“國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 亡”。[1]V1:5241922年，張謇打算仿照大阪博覽會和南洋勸業會，舉辦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報告會，籌備中的分類展覽場館有：實業包括農、墾、鹽、工、商之“物品陳列”；教育包括初高小學、中學、男女師范、幼稚園、盲啞學校和農、商、紡織、醫諸?！俺煽冋褂[及聯合運動”；慈善包括育嬰、養老、貧民工場、游民習藝、殘廢、濟民、棲流之“事實披露”；公益包括水利所建各堤閘、涵洞、河渠、橋梁；交通如“所辟縣鄉干支各道之建設現狀”。從《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績》出版到籌備中的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報告會，可以看出，在張謇的經營下，南通不僅是推行地方自治起步最早的地方，同時也是成效最為突出的城市。
一、張謇地方自治的特點
地方自治發端于近代歐洲，本意是為了平衡中央、地方權力和發展地方事業，而采用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完善的地方組織形式。對于推動地方自治的初衷，張謇多次加以說明：“地方自治者，在昔成周，皆官治之事也。官不親民，民自視下，而地方之事，乃廢不舉。泰西國多異族，受專制政治之日較淺，知地方事切且重，乃別乎官治而言自治，意蓋以主自居。謇昔則以為然，而未可試也。痛乎言于前清政府大官者，二三十年而莫之聽；言于今政府，亦不盡聽也。乃本吾良知，奮吾良能以圖之?！盵1]V5:198另一次，他說，“歐美學說之東漸也，當清政府極敝，稍有覺于世之必變，而為之地以自試者，南通是?！盵1]V6:497不過，張謇并不是將泰西地方自治學說全盤照搬，而是注入東方式的內涵與解釋。事實上，張謇地方自治的最初靈感源自1700多年前的“無終山都邑”。東漢末隱士田疇，為避戰禍而帶領族人逃到無終山，后來集聚此地的人越來越多，形成都邑。田疇定立“相殺傷、犯盜、諍訟”二十多條法律，制禮儀，辦學校，民眾自覺遵守，路不拾遺。張謇對辭官不受、遁居僻壤、匠心營國的田疇大為景仰，寫下“雄節不忘田子泰”詩句，發動通師和農校學生探討田疇現象。張謇之子張孝若說，“我父立志不做官,辦廠種田興教育,處處以田子泰自況。墾牧公司廳堂就題叫‘慕疇堂’”。[2]252張謇試圖將西方地方自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精神結合起來，打造現實版的“無終山都邑”。
（一）基本取向：自存立、自生活、自保衛
張謇強調，“自存立，自生活，自保衛，以成自治之事”，[1]V6:496其實質就是要探索建立一個區域性的近代社會范型。在無法求助于政府和社會的情況下，通過自我發展，滿足民生，來確保社會安定，因而他說：“今人民痛苦極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頑固如此；求援于社會，社會腐敗如彼。然則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合自治豈有他哉！”[1]V4:461
自治始于自立自強，張謇認為，“自治當從自重、自苦、立信用始。信用為吾人之自助。舍此，吾未見能自治”，要廣泛參與，“一人、一家、一村、一鎮皆吾人自治之籍”。[1]V3:804要各盡其力，“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1]V81022要點滴積累，“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1]V4:508
自治應體現民生之本。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目的是“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1]V5:6他曾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3]251他在民生事業中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財力，把實業、教育、慈善作為地方自治的支撐，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創辦醫院、盲啞學校、育嬰堂、養老院等社會慈善救助機構，開創近代社會區域保障體系的先河。
自治離不開社會安定。在外有列強干涉、內有軍閥混戰的背景下，張謇竭力周旋各方，在政局動蕩之中努力維護區域安定。大生系統建有專職保衛實業、維護治安的武裝，從最初組織不脫產的“工團”,發展到擁有建制武裝的“實業警察總隊”，人數近1000人，為自治和事業發展打造穩定的社會環境。
（二）空間路徑：成聚、成邑、成都
張謇借用先賢智慧，推進地方自治。在《記論舜為實業政治家》中，他表達了自己向往遠古賢君發展實業、經營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政治理想，張謇的宏大愿景是以南通為示范，將這種地方自治模式推廣到全省乃至全國，并謀求與外國的先進“村落” 作文明之競爭。
張謇在南通的地方自治實踐，源自1895在唐閘建大生紗廠。唐閘位于南通城西北，原來只有幾戶人家，但處于水陸要道，交通便捷，附近又為棉花產區，周圍有不少鄉民從事傳統的紡紗織布業。張謇征地400畝，其中140余畝用來建廠，1899年大生紗廠投產時，唐閘已有800多工人。在大生紗廠逐年盈利后，張謇在附近新建了大興面粉廠、廣生油廠、阜生絲廠等配套工廠，同時啟動市政建設，修道路、興河運、搭工房、蓋商鋪、辦學校，并以運河為界，工廠區設在河西，居住區、行政、公園設在河東，唐閘大橋連通東西。到1920年唐閘工廠林立，商業興盛，人口有近萬戶5萬人，成為近代工業重鎮。當時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上，赫然印有這個彈丸之地。為了便于貨物運輸，此后張謇在沿江的天生港開辟港口，創建輪船公司，航行于通滬之間，還陸續在天生港建造碼頭、倉庫和火力發電廠。在南邊五山風景區，張謇植樹造林，建有不少景點和墅所。南通老城區被賦予教育、文化、商貿等新功能，在南濠河畔發展文教事業，在桃塢路設公共行政設施和商業金融娛樂休閑、餐飲旅館等服務業。
張謇經過三十年經營，按照“成聚、成邑、成都”思路，打造唐閘工業區、天生港港區、五山休閑區和老城區，構成了“一城三鎮，城鄉相間”的獨特田園城市格局，同時又與周邊的三余鎮、常樂鎮、海復鎮等新興墾區鄉鎮組團發展，從而促進了區域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三）內涵布局：實業、教育、慈善
張謇所做的地方自治事業，涉及經濟、教育、文化、社會、交通和城市建設各個方面，是南通向現代化轉型的整體性重構。他主張循序漸進，“凡所當為者，初自無而至有，自塞而通，自小至大，既開建設以謀始，復籌基本以慮終”。[1]V5:197
在實業發展方面，張謇認為，“實業在農工商，在大農、大工、大商”。[1]V3:1393他倡導“棉鐵主義”，從棉紡織入手興辦實業，以大生紗廠為軸心，建立大生紗廠原料基地，綜合利用紗廠的棉籽、下腳、飛花及多余動力，發展冶鐵、制造、電力、食品、輪船運輸業及通訊、金融、商貿、倉儲，建立起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開啟南通近代工業化進程。張謇“仿泰西公司”，借鑒股份制等公司制度來經營農業，通海墾牧公司示范和帶動了蘇北地區農墾事業的發展。張謇積極鼓勵對外貿易，在美國紐約第五大街開設專營南通繡品的窗口，主動依托上海，吸引生產要素流向南通。
在社會建設方面，張謇開辦慈善事業，以社會福利為中心內容建立各類社會事業，包括醫院、氣象臺、公園、殘廢院、棲流所、濟良所和模范監獄等，構筑現代慈善公益組織體系。同時，投身于交通（公共車輛、路燈、橋梁、涵閘）、通訊（電話、電報）、公共安全（改造政府監獄，設警察傳習所、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公共休閑（公共體育場所、唐家閘公園和市區東、西、南、北、中五座公園）等建設，把傳統慈善事業向現代社會公共領域拓展。他還成立起一些“準政府”機構，如清丈局、保坍會、路工處等社會組織。
在教育文化事業方面，張謇推動科舉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強調“國家思想、實業知識、武備精神三者，為教育之大綱”，[1]V5:96以創設通州師范學校為起點，建立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學、小學、專門技藝學校、職工學校以及幼稚園等教育機構，形成區域性完整的教育體系。同時，創立公共文化事業，建有館藏文物達2.9萬余件的南通博物苑，有中文書籍15余萬卷、西文書籍600余部的南通圖書館，還建有戲曲學?！婀W社和電影制造公司、一流水準的更俗劇場。數次來通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把南通稱為“最理想的文化城市”。
張謇的地方自治，帶有鮮明的個性特點。由他“個人主治”為主，張謇在政壇、士林和地方上具有崇高的聲望，為朝野看重，他積極爭取官府資源和動員社會力量，從經濟實業入手推動教育、社會和城市建設，使南通近代化進程表現出較高的組織程度。這不僅不同于歐美日本的地方自治城市，與同時期天津、上海、蘇州等地方自治相比，也有很大的差異。袁世凱在天津推行的地方自治，將官治融入自治，以迎合清廷通過整合社會力量來強化統治的意圖。上海地方自治是在外國租界刺激和影響下發生的，由紳商倡辦并以城市管理和建設為主要目的。以市民公社為特色的蘇州地方自治活動，街區基層自治組織主要參與市政建設和管理地方自治，并成為當時重要的社會思潮。與孫中山倡導民權、黃遵憲重視地方自治政權和地方議會建設、梁啟超認為自治本質是法律和民主不同，張謇地方自治思想基本不涉及民主政治內容，因而張謇的地方自治，與西方以民主政治為要義的地方自治理念有很大差異，更多的體現的是他田疇般的士大夫情懷。事實上，與田疇一樣，張謇是經營地方的偉大開拓者。
二、走出“欲治不能”的困境
張謇強調“自治須有資本”，他多次感嘆，“不自治不可，欲自治不能”。[1]V1:201至于“欲自治不能”的原因，他反思說有三難，即“集資難”“求才難”和“御侮難”，[1]V2:160生性倔強的張謇想方設法走出“欲自治不能”的窘境。
（一）解決集資難問題
經費缺乏是制約地方自治的首要難題。張謇常因“自治待舉之要事，相逼而來，而自治經費之問題，茫無所向”。[1]V1:199清末地方財政，根本無力承擔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建設之需。1909年清廷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僅規定以“地方公款公產”作為自治的經費保證。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地方既無自治所需的“公款”，也無可用的“公產”。在一些地方推行自治，因經費匱乏而被視若苛政，激化社會矛盾，清末由此引發的“民變”和“風潮”有數十起，因教育經費問題造成的毀學事件和訴訟案件有上百件。張謇主要靠個人之力和企業辦社會來解決地方自治經費，“歲豐則括其范圍，值歉則保其現狀”。[1]V1:524
其一，個人私產。包括辦實業所得的股息、紅利和公費，還有私人禮金和賣字收入，甚至是向銀行貸款。1925年張謇梳理用于“教育、慈善、地方公益者”款項，“凡二百五十七八萬，仍負債六十萬有余奇，叔兄（張詧）所出亦八九十萬不與焉”，[1]V4:623合計有四百萬之巨。
其二，企業盈利。張謇以企業辦社會，用實業支撐事業，大生成為南通興辦各項社會事業的投資主體。張謇將大生“余利”每年抽出1/14，作為通州師范學校固定經費。二十多年間，大生企業用于辦社會的支出占純利的8%。
其三，集資募捐。公共集資，包括采取股份公司形式集股聚資，以及為辦公共事業而募集公債，如曾為建南通電汽工廠和發展公共汽車交通而募集公債。另外，還有張謇一些親朋好友和社會人士的資助，如沈燮均曾資助通師1萬元。
1905年張謇創建的南通博物苑（張謇紀念館 提供）
（二）解決求才難問題
張謇曾感喟知音難覓，“經營通州一方之實業”“所同心共事者，一兄與三數友而已”。[1]V2:132辦紗廠，張謇主要依靠布商沈敬夫；搞墾荒，選用學過測繪的江知源；興教育，重用才學橫溢的江謙。而張謇提到的一兄，就是有著十多年官場歷練的胞兄張詧，在江西為官的張詧回到南通后，充擔起張謇實業“內當家”角色。張謇從事地方自治，最開始的骨干團隊主要由業緣、地緣、血緣聯結而成。大生最初“通滬六董事”沈敬夫、劉桂馨都是南通本土布業巨子，江謙、江知源則是張謇早年主持的江寧文正書院的學生，后又分別委以通師校長和通海墾牧公司副經理的重任。隨著地方自治的推開，對人才需求量大幅增加，張謇想方設法予以解決。
其一，就近遴選，主要是從“家族二代”“商二代”和“友二代”中挑選。張孝若留洋歸來，張謇讓他全面輔佐和參與自治事業。被張謇譽為“大生后起之秀”的沈燕謀，是其好友沈敬夫之孫，張謇資助他赴美學習農業、化學，回國后讓他任職大生公司，并兼南通紡織?？茖W校英文教師。經過張謇精心栽培，好友周家祿之子周坦、陳維鏞之子陳琛、何嗣焜之婿劉厚生、部下林蘭蓀外甥吳兆曾，分別在自治機構和大生集團擔任要職。
其二，自主培養。張謇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先后開辦師范、紡校、農校和醫學院等，大力培養各類人才。張文潛是張謇創建的南通紡校學生，在美國深造后擔任大生八廠副經理兼工程師。通師學生孫鉞好學篤實被張謇看中，未等結業就破例讓他參與博物苑籌建，后又聘為首任博物苑主任。通師另一個學生孫支廈，在校學的是測繪和土木工科，畢業后參與張謇對南通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是事實上的南通總建筑師。這些本土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成為南通地方自治領軍人物。
其三，延納人才。張謇不拘一格羅致人才，通過自己物色、友人推薦和公開招聘等途徑，借才引智，遴選地方自治急需的各類人才，如邀請戲劇家歐陽予倩主持伶工學社，聘請有“針神”之譽的沈壽擔任女工傳習所所長。張謇重視“借才異域”，在大生紗廠和通師創辦之初，吸引了一批日籍教習和西洋專家。他堅持“待遇宜厚，情感尤重”原則，先后從英、美、法、德、日、荷等國引進各類人才40多位，其中就有著名的水利家特萊克。
（三）解決“御侮難”問題
張謇推行地方自治及各項事業，受到各方面的阻力不小。他舉例：“昔之開墾，今之疏河，下撓之；昔之航業，今之鹽業，上撓之?！盵1]V2:160張謇組織開墾沿?；臑?，當地游手好閑的“沙棍”借機滋事，哄搶蕩草等公司財物。張謇任同仁泰鹽業公司經理時，為改良制鹽投入大量費用，“改良鹽”每斤成本達27文，而鹽運司卻按舊例11文7毫牌價收購，公司因而難以為繼，他擬再辦一家鹽業公司以彌補虧空，鹽運司百般推脫，張謇請求運鹽到外地銷售，鹽運司拒不應允。由于官府“安于茍且”、肆意打壓和制度僵化，造成革新維艱。
張謇希望通過改良政治，為實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也為推動地方自治提供制度保障。在擔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時，提出了一系列經濟發展綱領，從法律、金融、稅則、獎勵四個方面，“扶植、防維、涵濡、發育”本國農、工、商業，擬訂發展實業的計劃，制定出一套既有目標、又有措施的資本主義現代經濟制度。張謇對民營企業發展尤為重視，認為欲振興實業，就須對民營企業實行獎勵和補助。他還強調，“農林工商部第一計劃，即在立法”，[1]V4:258在短短兩年時間里編制了20余部法律，涉及公司、外資、商業、礦業、產業、稅收、投標、度量衡、貨幣、銀行、證券、農業、森林、漁業、水利各方面，體現了民本主義、保育主義、棉鐵主義、開放主義等法治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條例》，是在清末全國各商會廣泛調查的基礎上，“邀原起草員來京，復加審閱，修正十余條”后制定的。在其推動下，民初經濟法制建設成效明顯，許多立法開中國近代史的先河。
三、“倒金字塔”與“失敗的英雄”
1922年，南通地方自治事業進入巔峰期。8月，當時國內最負盛名的頂尖科學團體——科學社，組織40名學者參觀南通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自治事業。學者們極為興奮，梁啟超發表演講稱，“南通是我們全國公認第一個先進的城市”。[4]987柳詒徵將南通和上海比較，“上海之新事業非不多于南通，而所以遠不及南通者，即由其盡失卻中國文化之精神，而為西洋文化之奴隸也”。[4]998過探先稱贊“南通之著聞，以實業之發達” “南通之著聞，以教育之普及” “南通之著聞，以自治之成績”。[4]970
也就在1922年，連年贏利的大生紗廠出現嚴重虧損，表面上是因棉貴紗賤造成，但從深層次看，一戰后西方列強掀起新一輪對華經濟侵略狂潮，國內軍閥連年混戰，經濟凋敝引爆了大生內部潛在的危機。這一年，成為大生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張謇的自治事業因而受到牽累。在其最后的歲月里，大生企業被江浙財團接管。
其實，年輕的張孝若早已看出危機端倪。他不止一次把南通地方自治比作是倒置的金字塔，“這么多的地方事業，靠著一人一家確是不穩”。[2]291為改變局面，張孝若不是沒有作過努力。1920年，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的張孝若希望通過組織自治會，改變過去“個人統系的南通”“個人自治模范之南通”[2]292，讓自治會成為南通120萬人民的代表。張謇不以為然，“南通之人，人各一舌，舌各一語，語各一自，名曰自治，未必能自治”，[1]V2:404并認為“縣之人，為地方實心辦事，能為自治表征，不盡系乎縣會之有無”。[1]V3:1140“倒金字塔”結構及“個人主治”“企業辦社會”，使南通地方自治更多體現的是張謇個人的影響和力量。
張謇身后，與其從未謀面的胡適稱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2]3縱觀張謇的一生，與其說他是失敗的英雄，還不如說是超越成敗的英雄。張謇的胸襟志向超于常人，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憑借士大夫情懷，以實現建設一新世界雛形之志，審時度勢，求強圖存，在清末民初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張謇的所作所為厥功至偉，他通過地方自治的實踐，展現出嶄新的整體性區域改造模式和近代化轉型之路，成為中國歷史上掙脫千年傳統藩籬，從“治人”轉向“治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正如和他稔熟的劉厚生所言，張謇“似乎是一個結束兩千年封建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個大人物；同時也是走向新社會、熱心為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3]286
從張謇在南通的地方自治成效來看，也絕非是“失敗的英雄”所能界定的。第一，領先性。通過地方自治探索，南通在很多方面走在同時期國內城市的前列，創下了眾多的“中國第一”。一、二、三產業互動，文教和公共事業較為完備，生產、生活和生態布局合理，充滿人文關懷。張謇在基礎條件遠遠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為推動南通城市化所作出的貢獻，堪與新型城市建設的鼻祖霍華德相媲美，張孝若說其父所辦的事業“在中國都是第一件事”。第二，系統性。橫向來看，由點到面推進各項事業，如1901年通海墾牧公司成立后，張謇近代化事業的空間范圍逐步擴展到更為廣闊的通海及周邊地區，甚至在綏遠河套建有西通墾殖公司?？v向看，按照治標與治本、需要與可能、時機與條件，著眼于實業發展、社會進步和民生事業改進，區分輕重緩急，分步實施。他還主張徐州建省，發起組織“專謀自治事業”和“合群自治”的蘇社，希望通過“省各自治而后能聯”的“聯省自治”，把自己的地方自治實踐推向全國。第三，協調性。注重產業協調，以棉紡織為主體，建立緊密關聯的植棉基地、配套企業及交通運輸、金融貿易等產業。注重區域協調，通過發展棉紡織、港口運輸來帶動唐閘、天生港市鎮建設，通過黃海墾殖來保證棉花原料供給，帶動沿海灘涂開發，促進以工興城、工農互動、城鄉一體。注重要素協調，在主城區，科學規劃并配置公共行政、教育文化、商業金融、市政園林、娛樂休閑、餐飲旅館諸要素，整體提高城市現代化水平。第四，特色性。張謇的地方自治，既有目標和計劃，更有具體實在舉措；既涵蓋物質層面，又涉及精神領域；既是中國的，又融入西方元素。在其主觀認識上，“在商言儒”的他，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又借鑒近代西方的一些價值理念。南通的地方自治，是在幾乎不靠外力的情況下，完全通過自身努力的自治，正如張謇自己所言，“南通事業向系自動的，非被動的，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1]V4:440在中國近代史上，很少有人像張謇那樣，一個人在一座城市辦成這么多的事業，產生如此深遠影響。
穿越近現代百年風云，作為早期現代化道路上艱難跋涉的先驅，張謇留下的無論是精神財富還是物質財富，無論是成功經驗還是失敗教訓，都彌足珍貴。其“皮骨心血，當為世界犧牲”[1]V6:306的人生觀，“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1]V4:508的事業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V2:83的權力觀，“用錢散財”和“窮人來，還是窮人去”[2]279的金錢觀，“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1]V1:21的人才觀，具有恒久的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張謇說過，“堅苦奮勵，則雖敗可成；侈怠任私，則雖成可敗”。[1]V5:8南通從落后小城跨入現代城市行列，始于張謇，近代南通歷史也由此而翻開新的篇章，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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