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之外”的望溪學問
——方苞的實學、心學與佛老思想發微

王思豪

桐城方苞是一位理學家，以“學行繼程、朱之后”(1)王兆符：《望溪文集序》，見《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06頁。的羽翼圣道形象譽洽清代學壇。理學，廣義言之，有北宋周敦頤濂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朱熹閩學、陸王心學之分；狹義言之，則專指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呈相對之勢。清初以來的學壇以尊崇程朱理學為一時風尚，誠如蕭一山先生所謂“清初學者，力挽明季之學風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清代理學雖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潛勢力實未嘗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師，幾無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2)蕭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94～996頁。。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生活于康、雍、乾三朝的方苞，以程、朱理學的繼承人為行身祈向，清儒唐鑒在《學案小識》中評方苞是“于學術則獨守程、朱”(3)唐鑒：《學案小識》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539冊，第48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劉聲木稱方苞“研究程朱學術，至為淵粹”(4)劉聲木：《補遺序》，見《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第4頁。關于方苞尊崇程朱理學的探討，學界成果甚多，如楊向奎《論方苞的經學與理學》(《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暴鴻昌《論方苞與康雍時期的理學》(《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2期)、王思豪《地理與學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辨》(《文學遺產》2020年第4期)等。。但以“程、朱之后”自任的望溪先生，在堅守程朱義理的同時，也會游于“程、朱之外”，交結非程、朱的信徒，對當時學壇流行的顏李“實學”、陸王“心學”以及佛、老思想也發表過精到議論。這些“程、朱之外”的議論常被學界忽視，本文試加掘發，為還原出一個完整的“望溪學問”略作芹獻。

一、友顏李：濟于實用

方苞出生于南京六合的留稼村，父親方仲舒(號逸巢)是明朝遺民，胸無畦畛。方苞自小隨父親和兄方舟(字百川)交游學習，在《與劉拙修書》中曾自述其為學次第云：“仆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5)方苞：《方苞集》，第174～175頁。這里的“楚、越遺民”主要是指黃岡杜蒼略、杜茶村二兄弟及桐城錢澄之、方文等人。方苞在《杜蒼略先生墓志銘》中回憶道：“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游，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游，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系牽也?！?6)方苞：《方苞集》，第250頁。又在《田間先生墓表》中追述錢澄之謂“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先君子閑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7)方苞：《方苞集》，第337頁。?？梢钥闯?，二十歲前的方苞并不是程朱的尊信者，而是交游于“重文藻，喜事功”的遺民群體中，“目未嘗涉宋儒書”。方苞經常追憶這段時光，他在《趙處士墓表》也說：“苞少從先君子后，見三楚、吳、越耆儒，多抱獨以銷其聲。又其次乃好議論，著氣節，為文章。尚矣哉，其風教之所積乎！”(8)方苞：《方苞集》，第374頁。參見高日暉、路璐《〈后水滸傳〉遺民心態與明清之際思想新變》(《明清小說研究》2022年第1期)相關論述。這些明遺民絕意仕進，寄情于山水詩文，對理學多持負面態度，視“宋儒為腐爛”。

清初同重“事功”的還有顏李學派，以顏元與其學生李塨為代表，標舉“實學”，提倡“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與程、朱理學相對。一般認為到康熙三十年(1691)，二十四歲的方苞至京師、游太學，始“一意為經學”“始讀宋儒書”(9)蘇惇元：《望溪先生年譜》，見《方苞集》，第869頁。。但也就是在這一年，他結交長自己十歲的宛平王源。方苞在《寧晉公詩序》中說：“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與吾友昆繩日夕相過論文?！?10)方苞：《方苞集》，第617頁。與王源訂交，切磋文藝，引為知己。王源是何許人？方苞在《四君子傳(并序)》中對王源有詳細描述：“辛未游京師，得四人曰：宛平王昆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g業之近者，則昆繩、字綠、北固也?！踉醋掷ダK，世為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于并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于文章，自謂左丘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11)方苞：《方苞集》，第216～217頁。又在《李剛主墓志銘》中追憶道：“吾友王源昆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為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固與共師事習齋?！?12)方苞：《方苞集》，第247～249頁。王源少喜任俠、言兵，性豪邁，心慕諸葛亮、王陽明，后見到李塨后，又拜入李塨門下，共習顏元學術。而方苞是將王源納入“術業之近者”行列，并在康熙三十五年收王源之子王兆符為入門弟子。

更為有意思的是，康熙四十二年在京師王源寓所中，方苞見到了李塨。方苞在《李剛主墓志銘》中描述李塨謂：“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為執友，剛主自束發即從之游。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余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于程、朱，其徒皆篤信之?！崩顗b是顏元的弟子，關于顏元的學問，方苞了然于心，認為可分為“本”和“余”兩個部分：本是“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要躬行實踐；余是“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講求實用，都是出自孔子之學，但是“自別于程、朱”。又曾在《與李剛主書》中說：“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并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13)方苞：《方苞集》，第140頁。同樣認為是顏元“自異于朱子”，在本質上其實與朱子之說無二，都是“孔子之徒”，何必要相互詆毀？

方苞對待顏李學派的態度首先是“理解之同情”。一方面理解顏元的學術亦是源于孔子之學，所倡僅為“自立”；一方面對顏元遭遇報以同情，顏元出生農家，為養祖母守喪差點喪命，僅以行醫賣藥、教授生徒為生，老來又無子。方苞同情顏元的遭際，將他與湯斌、李颙并稱“志行越眾”的“三君子”：“當吾之世，志行越眾者三人：睢州湯潛庵之母，為流賊所膊；關西李中孚之父，糜爛于戰場；博野顏習齋，父流亡，母改適，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母之妹，招魂而歸。蓋功利嗜欲薰鑠流毒于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杰特之行?！?14)方苞：《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后》，《方苞集》，第131頁。又在《刁贈君墓表》中謂：“余少聞燕南耆舊：一為博野顏習齋……習齋無子，其《論性》《論學》《論治》之說，賴其徒李塨、王源，發揚震動于時?！朂S遭人倫之變，其艱苦卓絕之行，實眾人所難能?！?15)方苞：《方苞集》，第375～376頁。所以，方苞不僅理解之同情顏元的學問和遭際，而且還與李塨、王源、刁再濂等習齋的信徒相互往來，期待一起“共明孔子之道”。

其次，方苞對待顏李學派實施的策略是“同化之改造”。方苞將顏元學術總結為“本”和“余”之論后，接著對李塨說：“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于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跡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于身心、施于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鳖佋撆c程、朱之學都符合“道之法跡”：敬靜——探其根源——知性命之理——發于身心、施于天下國家，都要遵循這樣一個次序。李塨聽了方苞對顏元學問的理解后“色變，為默然者久之”。對待王源，方苞也實施“同化”之策略。王源一生慨不快意，幕僚生涯飽經風霜，二親死后，丟妻棄子，漫游山川，不知所蹤，突然有一天來到方苞家，對方苞說“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為是以來”，準備來“化”方苞。方苞對曰：“子毋視程、朱為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鳖伬钪畬W重實用，方苞也以朱子之學重事功來調和感化王源，并勸王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最后王源“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然后方苞又將這番話向李塨說了一遍：“以語昆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為口實哉！’”從方苞的敘述角度來看，他對李塨、王源的“同化之改造”策略是成功的。

當然，從李塨及其門徒的敘述視角來看，情況又不一樣。李塨撰寫《大學辨業》一書，主旨以《大學》之格物為《周禮》三物：六德、六行與六藝，認為朱熹的《格物補傳》沒有補傳的必要。他拿著這本書給方苞看，其《與方靈皋書》記載：“憶癸未春，聚于王昆繩長安寓所，門下執拙著《大學辨業》相提誨，塨因謬陳格物之義，圣學之大旨意，門下稱是，深相結而別?！?16)李塨：《恕谷后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20冊，第34頁。方苞面對李塨的新學說是“相提誨”“稱是”。李塨門人馮辰、劉調贊看了方苞的《李剛主墓志銘》后，曾論辯道：“竊觀靈皋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辨學，先生侃侃正論，靈皋無能置詞，則托遁詞以免。暨先生沒，為先生作墓志，于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昆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諞諞，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逃麤]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17)戴望：《顏氏學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73頁。李塨門徒的這種回護其師之言，或有過之。方苞對李塨是稱譽有加的，曾稱其為“北方之賢者”，“及與久故，益信其為人”，充分信任這位摯友。但李塨的鄉人卻經常非議李塨：一是“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干州郡而取饒焉”；二是“妻無子，乃別居”；三是“倉廩充溢，而食必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四是“親之喪，赴吊者渴饑，皆之逆旅而求宿焉”，因此，認定李塨達不到“賢者”的標準。針對這四點非議，方苞一一為李塨辯護，針對第一條，方苞辯護：“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安溪李公稱其學行于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釣錙銖之利乎？”針對第三條，方苞辯護：“至于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贬槍Φ谒臈l，方苞辯護：“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巨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關于第二條“與妻別居”的問題，方苞也不知具體緣由，所以親自叩問過李塨，李塨答復說“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并，而陰絕焉”，根本不是無子的問題，“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并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也”。方苞認為李塨的做法是“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根本不可以以這些名目來指責李塨，李塨依然是“賢者”(18)方苞：《方苞集》，第519～520頁。。

李塨將自己的家事傾心訴諸方苞，方苞也曾將自己的一些個人情愫疑問告訴過李塨，聽取李塨的建議。李塨《甲午如京記事》(19)李塨：《恕谷后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420冊，第29頁。曾記載自己與方苞夜談“論禮”，方苞說：“苞居先兄喪，逾九月，至西湖，暮遇美姝，動念。先君逝，歠粥幾殆，母命食牛肉數片。期后欲心時發，及被逮，則此心頓息矣。何予之親父兄，不如遭患難也？禽獸哉！”父兄去世的悲慟，都壓抑不住自己“欲心”，而遭遇牢獄之禍，便“此心頓息”，方苞責備自己這還是人嗎？李塨勸慰道：“自訟甚善，特是三年之喪，天動地岌，雖屬大變，乃人所共有。哀一殺，身一惰，則雜念起。故《魯論》曰‘喪事不敢不勉’，《儀禮》曰‘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今舉族北首，老母流離，身陪西市，幾致覆宗，其與居喪常變又殊，故情亦殊也?！崩顗b將方苞的遭遇分為“常變”與“殊變”，常變是“人所共有”，自然雜念會起，這要以“禮”自??；“幾致覆宗”的遭遇是殊變，情當然也“殊”。方苞接著又問：“心動矣，性忍矣，遇事不能咄嗟立辦，能何由增？王昆繩嘗誨我曰：‘不能辦事，幼習程、朱之過也?！M迂腐非變故所能移與？”也曾懷疑過程、朱之學。又問：“老母日迫罪戾，滋加憂之，奈何？”面對方苞“不能辦事”和禍上“加憂”的困惑，李塨提供的解決方案是“先生請以敬，勿以憂。舜遭人倫極變，而夔夔齊栗，惟將以敬，敬則心有主，敬則氣不耗。不能可益，患難可平，禍外加憂，何解于禍”，能否以敬遠憂，以敬平難，以敬解禍，這是“圣賢常人之分”，李塨亦在勉勵方苞修成“圣賢”。

方苞與李塨、王源雖在學說上有爭論，但三人交情之深且篤，在患難中的相互勸慰和釋責，恐非李塨門徒所可想見，所以他們單方面的指責也會流于片面?？慈酥g的互動：王源評方苞謂“宋以后，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20)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13冊，第195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對方苞學問推崇備至；王源歿后，方苞深情追憶與王源“我行我游，子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偕我作。我文我史，子訂我誤”(21)方苞：《方苞集》，第470頁。的美好時光。李塨《與惲皋聞書》曰“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繩、方靈皋”(22)方苞：《方苞集》，第254～255頁。，視方苞為一生摯友，二人交往三十余年，易子而教，換宅而居，皆為對方母親作壽序(23)任雪山：《李塨與方苞之交游及其學術意義》，《保定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乾隆十二年(1747)，80歲的方苞作《與黃培山書》說：“告歸五年，求一好經書識名義者，與之共學，竟未見其人……愚為先忠烈斷事公建專祠，左廂有小屋三間，將以‘敦崇’名堂……亡友四人，曰劉捷古堂、張自超彝嘆、王源昆繩、李塨剛主，為‘敦崇四友’?！?24)方苞：《方望溪遺集》，合肥：黃山書社，1990年，第65頁。方苞友李塨、王源，友顏李學派，這已經不是一般形式意義的友，而是“共學”之友，是以“敦崇”的態度友之。

所以，李塨認為方苞曾接受了顏李的部分學說，這是有可能的。在與李塨多輪的“格物”論辯后，方苞也察覺到當時程、朱之學流于空虛的境況，主張“濟于實用”之學。他曾在《傳信錄序》指出：“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25)方苞：《方苞集》，第603頁。觀方苞集中的諸如《與安徽李方伯書》《與安溪李相國書》《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以及其關于臺灣建城、荒政、人才、察吏、酒禁等的奏折，都充滿了經世濟民之思想，所以民國學者郭聲宏曾撰寫《方苞之經濟思想》長文，謂方苞“于經世濟民之學，未嘗不覃心精究。讀《方望溪先生全集》論農田、水利、屯田、荒政、財政諸文，煌煌巨篇，俱關國計民瘼，惓惓于斯世斯民，其學問之闊大，議論之精密，在清代文人中鮮有及之者”(26)參見郭聲宏《方苞之經濟思想》(《銀行周報》1944年第28卷第13～14期)、《方苞之經濟思想續》(《銀行周報》1944年第28卷第15～16期)二文。，這種評價是切中肯綮的。

與方苞爭辯一生的李塨，曾稱譽方苞：“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沉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于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媕娿侯門為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圣道，必是人也?！?27)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13冊，第195頁。又在《復惲皋聞書》中說方苞：“即如方子靈皋，文行踔越，非志溫飽者，且于塨敬愛特甚，知顏先生之學亦不為不深，然且依違曰‘但伸己說，不必辨程、朱’。揆其意，似諺所謂受恩深處即為家者，則下此可知矣?！?28)李塨：《恕谷后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420冊，第49頁。在李塨看來，方苞的思想是開放性的，是“知顏先生之學亦不為不深”的，他在討論學說時，亦可以做到“不必辨程、朱”。在“程、朱之外”，方苞友李塨、王源，汲取顏李學派的“實學”的精華。馬積高先生在考察與回顧清代理學演變的歷史后，曾總結道“清代的理學乃是一種向實用轉化的理學”(29)馬積高：《理學與桐城派》，《中國文學研究》1993年第2期。，在這種意義上來看，方苞可謂是這種“實用轉化”的早期實踐者之一。

二、不拒王：“毋標講學宗指”

上文曾引述方苞《傳信錄序》語“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于用”，說明方苞對待顏李學派是友好同化的策略，取其“濟于實用”之學為己所用，這是學術的終極目的；而學術的起點是“明諸心”，以明心來“盡在物之理”。方苞在論理學時，尤愛引用《禮記·禮運》中“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語。他在《與李剛主書》中稱顏元的學術“自異于朱子”的地方，“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接下來謂：“《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孟以后，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30)方苞：《方苞集》，第140頁。方苞的邏輯是顏元學術本質上與程、朱是一致的，都是認可“心與天地相似”學說的代表。

方苞在討論陽明“心學”時，也引用了《禮記》中的這句話。他在《孫徵君年譜序》中說：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蔽┦ベt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于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懔懔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于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為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壬骷?，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為明且哲也?！褡V厥始終，其行事或近于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于先儒。(31)方苞：《方苞集》，第88頁。

孫徵君，即孫奇逢，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清史稿·儒林傳》載“奇逢之學，原本象山、陽明，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32)趙爾巽等：《清史稿》第4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100頁。，是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方苞也寫有《孫徵君傳》謂：“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娣晔寂c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33)方苞：《方苞集》，第213～214頁。方苞也是認可孫奇逢服膺“心學”，最起碼早、中年是如此。方苞在《孫徵君年譜序》中討論“心”學，提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是圣、賢、儒的問題。圣與賢是“人者，天地之心”宗旨的代表，而儒者是“謹守而不失”，一個人從生到死，終其一生擔驚受怕的是“無以為人”，所以“操心”“用力”維護“人道”只是一種手段，最終旨歸在于“天地所寄以為心”。這也是方苞在《學案序》中闡明王學與程、朱之別時所重點強調的內容：“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杰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于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圣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為宗?！?34)方苞：《方苞集》，第89頁。陽明心學之所以盛行一時，在方苞看來，主要在于其“簡”與“疏”，不像程、朱之說內“嚴密”而外“拘詳”。簡、疏之學，則易于執行，人們也樂于執行，亦容易成就奇節偉行，建立非常之功；但“心”要“依乎天理”，這才是“圣”之所為，也是程、朱學說的宗旨。方苞在《周官辨序》中稱：“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于伏藏于事物，則有圣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35)方苞：《方苞集》，第599頁?！叭诵闹?，即天理也”，這是方苞對“人者，天地之心”的最恰當理解，“理”之存在于人的身心是一致的，而“伏藏于事物”的理，只有圣人能體悟到，賢者都不可及。

第二個是“治身與心”的問題。孫奇逢既有治身“明且哲”的一面，也有行事“或近于俠烈”的一面，這是“一準于先儒”。方苞在給直隸安州人陳鶴齡作墓志銘時說“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裙?，亦好陽明氏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在方苞看來，陳鶴齡年青時就喜好王陽明“心學”和鹿善繼的學說，他的學術之道首先是在學理，然后踐行之，接著又說“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得身”實踐是古之學術之道，而“陽明氏為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為宗。其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游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茍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為吾徒。若嚾嚾焉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尚君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為疑也?！?36)方苞：《廣文陳君墓志銘》，《方苞集》，第305頁?！耙躁柮魇蠟樽凇钡穆股评^、孫奇逢之所以成功，即在于立身“各有本末”，以身示范，而從游者又重質行，立名義，正直不阿。在方苞看來，這樣的人，即使是服膺陽明“心學”，也可以納入程、朱的門墻，不會被排斥；相反，如果口口聲聲說遵從程、朱之言，而“得身”不正，這樣的人也不會成為真正的程、朱門徒。評價一個人，不在于他服膺誰的學說，而是要看他如何“行”、如何做的。在這一點上，程、朱與陽明氏相通。

因此，方苞依據圣、賢、儒和“治身與心”兩個標準來衡人量才。河北定興鹿氏家學宗主陸、王，至鹿善繼以祖父鹿久徵為師，深受家學的熏炙，亦宗陸、王，而對陽明“心學”尤為心契，孫奇逢謂鹿善繼“少以祖父為師，小章句，薄溫飽，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慨然有必為圣賢之志”(37)孫奇逢：《夏峰集》卷八，《四庫禁毀書叢刊》第11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06頁。，陳亦謂鹿善繼“取《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為圣賢之志，而一切著落，皆身實踐之”(38)陳編：《鹿忠節公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頁。。善繼以忠正節義、躬行任事聞名，守定興城死節后，追贈大理寺卿，謚“忠節”，并敕建祠祭奉。方苞作有《鹿忠節公祠堂記》謂“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圣賢為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于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圣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39)方苞：《方苞集》，第412～413頁。，認為鹿善繼以“圣賢”為自己的立身祈向，進入王陽明信徒行列，他的節義之舉無愧于陽明氏所提倡的志節事功宗旨，最終以死明志，成就忠孝之義，也是符合程、朱之道的。鹿善繼“自事其身心”雖是從陽明之學入，但最終歸途仍可列為程、朱圣賢的門徒，鹿善繼“遂志”也！

方苞以此標準衡人，在信奉陽明之學的人中，最推崇鹿善繼、孫徵君和湯斌。他在《重建陽明祠堂記》開篇就說：“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為宗。鄙儒膚學，或剿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于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40)方苞：《方苞集》，第411～412頁。方苞認為這三人是“真儒”，而那些靠剿襲程、朱之說詆毀陽明之學，以此來沽名釣譽的人，這些屬于“鄙儒”。方苞選擇“共學”之人，“窮在下者”要“默識躬行”，飛黃騰達者要“有特操”，清正廉明，而并不是看他講習哪一家的學說宗旨。方苞寫這篇《重建陽明祠堂記》有三個機緣：一是在金陵的西華門外曾有一座陽明書院，年久失修，亟需修繕；二是乾隆十一年，安州陳德榮從貴州調任安徽布政使，拜訪方苞，陳德榮是崇尚陽明“心學”的陳鶴齡之子，陳鶴齡妻鹿氏，是鹿善繼的曾孫女，方苞曾給陳鶴齡寫過墓志銘；三是陳德榮與方苞都是“以睢州志事相勖者”，“睢州”指的是湯斌，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曾師從孫奇逢，為官體恤民艱，弊絕風清，政績斐然，被尊為“理學名臣”，謚號“文正”，方苞曾言“國朝語名臣，必首推睢州湯公”(41)方苞：《方苞集》，第681頁。方苞《湯司空逸事》：“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為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并奏請以湯斌從祀孔廟?；谝陨蠙C緣，遂興復陽明祠堂，也因此方苞在這篇文章中對陽明之學探討尤為深刻：

嗟乎！貿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為教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樸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于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為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于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為人茍失其本心，則聰明入于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遠于禽獸。至天啟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于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勛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為何如(42)按：此處或應斷為“思陽明之節義勛猷，忠節、徵君、文正志事為何如”。，而己之日有孜孜者為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后，或流于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為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為伍。(43)方苞：《方苞集》，第411～412頁。

首先，方苞看待陽明心學興起之緣由的視野背景非常開闊，他從有明一代之風教入手，這和他寫作《修復雙峰書院記》的出發點一致。雙峰書院曾是孫奇逢的故宅，年久失修，后來孫奇逢曾孫孫用楨加以修復，請方苞作記，方苞也是“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侥嫜傥褐屹t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糜爛，而后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蛲砻髦?，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髦d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誓芤詳的曛g，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于禮義如此”(44)方苞：《方苞集》，第414頁。，從熹宗、晚明、靖難到高皇帝，大致以倒敘的形式闡述明代教化之張弛。而《重建陽明祠堂記》正好相反，采用正敘的方式，從有明開國，到天順之初、天啟中，直至晚明四個階段。

其次，在方苞看來，“心學”發展歷程大致是：從開國到天順初，大致也就是朱元璋、朱棣、朱高熾、朱瞻基統治時期，士風淳樸，文士多有節義；自天順初以后，“三楊內閣”主理朝政，后又王振等宦官專權，又經歷奪門之變等事件，士大夫“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所以陽明氏“目擊而心傷”，提倡“致良知”之學；從熹宗朝天啟中以后，閹黨肆毒，鹿善繼、孫奇逢亦是“目擊而心傷”，感發陽明學說“直指人心者”，發揚光大，其中能夠登陽明之堂，“思陽明之節義勛猷”的是鹿善繼、孫奇逢、湯斌三人，而入陽明之門但有“過言畸行”的則是王畿(號龍溪)、王艮(號心齋)二人；再傳以后，陽明心學就“流于禪寂”了?？傮w來說，方苞認為服膺陽明心學的人，好的方面是有節操，能舍生取義；差的方面也不過言行奇怪，或者分流禪學，但都不至于“變詐以趨權勢”，或者“貪鄙以毀廉隅”，倒是那些日日口誦程、朱而又“私取所求”人，才真正是“失其本心”的穿窬之徒。方苞再一次闡明他所交往的對象“毋標講學宗指”。

那么方苞如何看待陽明心學與程、朱之學的爭論呢？他在《鹿忠節公祠堂記》中進一步申論道：

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為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于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于外物。陽明氏所自別于程、朱者，特從入之徑途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茍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托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托以為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于恒人。(45)方苞：《方苞集》，第412～413頁。

與之前分四段概述陽明心學發展歷程不同，這里方苞言簡意賅地闡述陽明之學興起何其勃興，而怪亂之象又何其之多：陽明之學簡易直接，直指人心，適合普通民眾掌握和執行，而明代的程、朱之學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泛道德化、機械化和教條化，所以陽明之學甫一開始就幾乎奪了程朱之學的統緒。但也正因為如此，陽明之學發展到后來，出現一批異端思想家如何心隱、李贄等，誠如劉宗周弟子黃宗羲所說：“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46)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03頁。如何來平議程、朱與陽明之爭？方苞認為還是要回歸孔子之言，《論語》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講學是程、朱與陽明學術傳播共同的途徑，只不過陽明之學重在“自治其身心，而程、朱側重于“遷奪于外物”，二者之別在于途徑不同，但“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茍者，則豈有二哉”，本原上并沒有什么不同。不僅如此，方苞對王陽明推崇甚高，認為“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如果是“急名譽者”學習陽明之學用以自炫，只會連累其師，而“無所取之”；如果潛心認真讀陽明之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誠以治其身心者”，必然會“卓然不類于恒人”。

總之，方苞尊程、朱之學，但并不拒王，也并非詆毀真正陽明之學。方苞在《與李剛主書》中雖有說“故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以陽明為例來告誡李塨，但究其話語情境而言，這只是書信中勸諫朋友的一種方式，未必意在詆毀陽明。相反，他對陽明心學的認識是深刻且獨到的，對陽明本人也是推崇備至，對鹿善繼、孫奇逢、湯斌、陳鶴齡等陽明后學亦是稱譽有加，并或為其修祠作記，或為其撰銘紀傳，或為其奏請從祀孔廟，不遺余力。方苞的理學思想是開放而非完全保守的，他所秉持的“共學之友”標準不是某人服膺某一家的學說，“毋標講學宗指”，而是看其躬身實踐了什么，節義事功如何，正如楊向奎先生所說：“時至清初，部分學者合程朱陸王為一，但所主不同，或主朱，或主王，望溪蓋主朱者，亦吸取陸王?！?47)楊向奎：《論方苞的經學與理學》，《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馬積高先生認為桐城派的理學“有某種適時調整的特色”，“有適應歷史發展趨勢的一面”(48)馬積高：《理學與桐城派》，《中國文學研究》1993年第2期。，在這種意義上來看，方苞可謂是“適時調整”的先驅之一。

三、“彼家有人”：佛、老可入儒行

方苞的學術取向是友顏李、不拒王。他在《與李剛主書》中說：“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又在《鹿忠節公祠堂記》中說：“陽明氏所自別于程、朱者，特從入之徑途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茍者，則豈有二哉？”在方苞的思想體系中，儒學有“大原”與“小徑”之別，無論顏李、還是陽明，都仍不脫儒學“大原”。所以錢基博先生總結方苞學問謂：“觀其論學，于明之王守仁，平時之顏元、李塨，皆思有以矯其枉而折衷于程朱?！?49)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954頁。但觀方苞論學，他對顏元后學李塨、王源和陽明后學鹿善繼、孫奇逢、湯斌等采取的都是“共友”的態度，并不僅僅是單純地“矯其枉而折衷于程朱”；相反，他經常借認真研習顏李、陽明學說的正直節義之士，來諷刺、批判口口聲聲程、朱而其實卻失去本心的假道學之人。方苞對顏李、陽明的態度更傾向于平等“友之”而“共明孔子之道”的意味，那么，他對佛、老思想是如何看待的呢？

首先，方苞將佛、老明確排除在儒家之外。新山東巡撫李覺菴到任，方苞就寫信告誡他：“適聞足下改官巡撫山東?！致匌R、魯間，盛興三教祠，雖闕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圣先師塑像，瘞之學宮。其祠仍聽合祀釋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為迂闊不急之務也，而教化之興，實由于此?！?50)方苞：《方苞集》，第171～172頁。山東民間有將孔子與釋迦牟尼、老子共祀一祠的風尚，而且還很盛行，連孔子故里都如此。方苞以為不可，儒與佛道不同，儒家圣人孔子的塑像宜立于學宮，屬于官方正統之學，佛、道屬于民間學術，可在民間立“教祠”。方苞視佛、道為“孔子之道”之外的學說。

但是，這并不意味方苞排斥佛、道。翻檢方苞的詩文作品，寫到佛寺、道觀的有《隱玉齋》(51)任雪山：《方苞集外詩文六篇考釋》，《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2年第5期?！队翁惰嫌洝贰额}天姥寺壁》《重建潤州鶴林寺記》《重修清涼寺記》《良鄉縣岡洼村新建通濟橋碑記》《再至浮山記》《重修葛洪庵記》《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等；寫到的寺廟、道觀有泰州如皋中禪寺、北京潭柘寺、北京壽因寺、浙東天姥寺、鎮江鶴林寺、南京清涼寺、北京靜默寺、浮山華嚴寺、北京葛洪庵、南京高淳三元觀等；而其所識聞和交往的僧人有浮屠髻珠、釋蘭谷、沛天上人、徹機上人、黃山老僧中州、浮山宗六上人、揚州學佛者定悟、淮安學佛者古翁等。

其次，方苞選擇交往的佛教人士的標準是：“陰辨儒、釋而擇其可交者”(52)方苞：《重修清涼寺記》，《方苞集》，第433頁。。他曾給浮屠髻珠的小像寫過一篇贊語，曰：“俗之游而眾之嘻，其心則畸；佛之徒而儒之師，其行不疑；吾不見其髠而緇?！?53)方苞：《浮屠髻珠小像贊》，《方苞集》，第783頁。這篇贊語不太好理解。在《重修清涼寺記》文中，方苞記其兄方舟語曰：“自明中葉，儒者多潛遁于釋，而釋者又為和通之說以就之，于是儒釋之道混然；儒而遁于釋者，多猖狂妄行，釋而慕乎儒者，多溫雅可近?！彼?，方苞所謂“俗之游而眾之嘻，其心則畸”，就是俗儒潛遁在佛教中的人，多猖狂妄行；“佛之徒而儒之師，其行不疑”，就是“釋而慕乎儒者”，行為多溫雅可近?！绑偠l”之語出自韓愈與柳宗元的一場爭執，柳宗元《送僧浩初序》：“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髠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表n愈反佛辟佛，多次責怪柳宗元喜好浮圖之言，常與浮圖交游，而柳宗元認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54)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673頁。，應該統合儒釋，融會貫通。因此，“吾不見其髠而緇”，在方苞眼里，佛家僧人如具有儒行，也可以交往。

于是，在方苞筆下，浮屠髻珠曾在自己同年友王疇五臥疾時，多年視藥食飲甚勤，西山諸寺多請為大師，都不忍離去。方苞“感于髻珠所以事疇五之義”(55)方苞：《重修葛洪庵記》，《方望溪遺集》，第114頁。，認為髻珠屬于“佛之徒而儒之師”之列，這當也是方苞給浮屠髻珠小像寫贊語的原因。釋蘭谷是“九歲授以《學》《庸》《語》《孟》，十三授《易》及《太極圖》……其父母未歿時，游必有方。聞喪歸殯葬，即廬墓側……入其室，少長三數人，坐立應對進退皆比于禮……觀其志行術業氣象，則儒衣冠者多愧矣！”(56)方苞：《釋蘭谷傳》，《方苞集》，第233～234頁。自小研習儒家經典，孝敬父母，守禮重行，雖是僧人，勝似儒者。沛天上人是“每人事歇息，輒邀余坐庭階，玩景光，間及民生利病、并世人物。其胸中炯然，語皆有稱量”，方苞感嘆他有士大夫的德性與氣量，“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養焉。居母與兄之喪，一遵儒書。服既終，顏色戚容尚有異于眾人。喪其本師，誠敬亦如之。好士友，羈旅者投之如歸，久而不怠”，至孝至悌，尊師重友，“觀上人之篤于人紀，不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如此，皆先圣先賢所諄復而有望于后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數數然也”，沛天上人的德性行為，符合儒家圣賢的教導，“朱子嘗憂吾道之衰，以為‘性質剛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塵垢而藏身于二氏’。斯言也，蓋信而有征矣！故專錄其儒行，而推闡佛說以張其師教者，概不著于篇”。方苞筆下的佛僧形象多有儒家士風志行，這也是其給僧人作傳、寺廟寫記的初衷與原則，也是其援佛入儒的旨歸所在。

不過，方苞的文章并非完全不推闡佛說?！杜嫣焐先藗鳌分性鴮懙溃骸坝赫衬?，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會寺中待事?；蜻捣鹗咸焯玫鬲z之說，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間耳！’中有以深刻為能者，面赤而色慍。曰：‘方外人何難為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視祿位少輕，則無難矣?！娊阅??！薄耙荒睢奔词欠鸺覍W說，佛家修行提倡“一念相應”，“一念不生”，空間、時間都產生于“一念”心中?！叭趟　币彩欠鸾獭皯阅?梵語Ksamayati)”的譯辭。揚州學佛者定悟記錄整理其師濟生的言語成《濟生語錄》一書，請方苞作序，方苞有一段對禪宗的論述：

自禪宗既開，凡學佛者所謂守戒律，誦經號，一切皆為末跡，其心之精微非言語文字所能傳也。而自唐以后，以禪名于世者，其弟子莫不記其師之所受于老宿，所宣于徒眾，以為語錄。凡據名山古寺、通都巨剎稱大師者，人各一編，不可選記。以其理超于形聲法象之外，故其相問相答，可意會而無所稽循，不可究詰，則竊其近似以欺愚俗者亦不少矣。我皇上圣明天縱，灼見性道大原，以佛之理清凈可以養心，慈仁可以利物，萬幾之暇，時用息游，探厥清源，凡自古名僧語錄之傳于后者，其誠妄淺深、出入離合，毫厘分寸不能逃于圣鑒。余以朝夕承事，得奉訓誨，以自治其心性，警覺提撕之下，苦思力索，久之，亦微有見焉。間與佛子語，其胸中實有知見與竊其近似者，亦略能辨之。(57)方苞：《濟生語錄序》，《方望溪遺集》，第14～15頁。

第一，方苞談自己對禪宗的看法，認為禪宗重“禪定”而不重守戒、誦經，重心傳而不重言語。第二，方苞明了禪宗的發展歷程，認為自唐以后，禪宗開始重“語錄”。第三，方苞認識到禪理的特點是玄妙，“超于形聲法象之外”，“意會而無所稽循”。第四，方苞修習禪理是因為皇帝重視禪宗(58)按：疑為雍正皇帝，雍正自幼喜讀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登基后，躬自升堂講經傳法，自號圓明居士。閱讀《指月錄》《禪宗正脈》《教外別傳》等禪宗語錄，并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禪宗語錄集《雍正御選語錄》。，因日夕侍奉皇帝，親得皇帝訓誨，以“自治其心性”，苦思力索禪理很久，自稱“微有見”，且達到能辨別“胸中實有知見”和“竊其近似者”的地步。

當然，方苞交僧學佛，除了受到皇帝影響外，還有個人生活境遇方面的原因。他在《重建潤州鶴林寺記》一文中寫道：“余少游名山入古寺，見佛相，肅拜之禮亦不敢施，而羈窮遠游及難后多與學佛者往還，乃悟退之之親大顛，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于秘演、惟儼輩，良有以也?！狈桨c學佛者交往，主要是在羈旅行役和“《南山集》案”遭難后，而且對韓愈被貶潮州結交大顛和尚事、歐陽修在曼卿死后結交秘演與惟儼和尚事有了新的認識與感悟。方苞與浮山宗六上人交游即感悟良多，康熙四十八年，方苞歸桐城省墓，至浮山，與宗六上人游：“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尚為游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被逮。竊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狈桨兆碛诟∩叫忝赖娘L光，“心融神釋”，而宗六上人的憂郁之言，也正應驗了自己后來的“《南山集》案”禍事。雍正二年八月，歸桐城，又過浮山，“既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為不必然。蓋路遠處幽，而游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系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粵間，與永、柳之山比勝而人莫知者眾矣；惟子厚所經，則游者亦浮慕焉。今白云之游者，特不若浮渡之雜然耳；既為眾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幸至者之希，則曷若一無聞焉者，為能常保其清淑之氣，而無游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游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則不可沒，故總前后情事而并識之?！?59)方苞：《再至浮山記》，《方苞集》，第423～424頁。四十年后，方苞再至浮山，經歷“《南山集》”禍事，對宗六上人之言，有了更深的體悟。

方苞在處境困頓以求心靈安頓時，不僅求諸佛教，更多情況下是從體悟老、莊之學中汲取力量?？滴跞?，方苞二十六歲，第二次應順天鄉試，不售，寫信給好友王源：“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饑驅宣、歙間，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峰刺天，水清泠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云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郁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閑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60)方苞：《與王昆繩書》，《方苞集》，第666～667頁。感慨自己為養家糊口，飄零他鄉，見宣城、歙縣一帶風光悅目，生出莊子、淵明的“逍遙縱脫”之思?？滴跷迨吣晁脑?，“《南山集》案”難后的方苞，驚魂方定，友人約謀為潭柘之游，潭柘寺風景宜人：

觀潭柘好山好水，感覺自己與此地山水融為一體，有莊子“與天地精神往來”之境界。方苞深于莊學研究，據劉聲木記載，方苞曾撰有“《評點莊子》囗囗卷”(62)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第397頁。，這一段亦是方苞對莊子“無我”“物化”觀念的探討。至乾隆八年，方苞尋醫浙東，曾作天姥、雁蕩之游。在天姥山，見到山下有一古樹，遭雷破而中分，木身被燒者十之七，而旁邊依皮而存者卻枝葉蔚然，時年76歲的方苞，經歷了宦海的沉沉浮浮，不由感慨道：“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兇倚伏，顛倒大化中。當其時不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而審所處。假而茲樹非殘于雷火，必終歸于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而彌存也?！?63)方苞：《題天姥寺壁》，《方苞集》，第427頁。方苞有感于老子“禍福相依”“相反相成”思想，想到此樹因雷火而免于薪火，是天命讓其雖殘于雷火，但全其生命，這猶如自己經歷“《南山集》案”后的生命重生。

方苞自青年至老年，都在不斷體悟著老、莊的思想。不過其對道教似乎很少關注，只知曾給自己的摯友張自超主持募修的三元觀作過記。三元觀是南京高淳地區的一座道教圣地，但年久失修，張自超說：“古者射鄉、酺蠟、讀法憲禁、計耦興鋤各有地，春秋祈報各有典祀，而后世并無之。此地為宣、歙群流入吳之要會，自開永豐、太平諸圩，民懼水敗，愨而聽于神。凡歲時修筑分植屬役，旱潦啟閉水門，皆合眾成言于此，則過而存之，不亦可乎？……若因農祀之節會，寓以古法，則禮俗可興?！笨上Т^修好，張自超已經去世，方苞感嘆“無緣一至其地，究觀其學者耕者之禮俗也”(64)方苞：《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方苞集》，第424～425頁。，可見張自超與方苞修觀、記觀的目的都是恢復古禮，也是在援道入儒。方苞一生交游，惟重“敦崇四友”：劉捷、張自超、王源、李塨。前揭張自超、王源、李塨對方苞的思想都有很深的影響，劉捷亦然，他曾對方苞說：“佛之理吾不信，而竊喜其教絕婚宦，公貨財，布衣疏食，隨地可安。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于其中。故朱子亦嘗謂‘彼家有人’?！?65)方苞：《重建潤州鶴林寺記》，《方苞集》，第432～433頁。后來，方苞在評價沛天上人興復壽因寺、竭資修建通濟橋以及孝母悌兄等節義行為時，也引用了這個觀點：“朱子嘗病吾道之衰，而嘆佛之徒為有人。其有以也夫！”(66)方苞：《良鄉縣岡洼村新建通濟橋碑記》，《方苞集》，第434～435頁。佛、老二家亦有人，可以滋補于儒，可以濟佛、老而入儒。

四、結 論

首先，方苞衛道，但經過細讀他的論顏李學派、心學以及佛道的文獻，我們發現他的思想并不是如以往所描述得那般保守。盡管他也曾說過一些偏執之辭，但若還原到彼時的語境中去，其實他并不是與李塨、王源、陽明心學信奉者，以及佛僧、道士水火不相容，相反，他與這些人都是彼此相互傾慕的好朋友。他敦崇顏李，期待一起“共明孔子之道”；共友陽明，“毋標講學宗指”，并不服膺某一家學說；不排斥佛、道，并贊揚其“彼家有人”，以為佛、老可入儒行?？傊?，方苞秉持著一種開放而包容的態度，維護著程、朱理學的地位。

其次，方苞的經學理路“六通四辟”。韓菼曾評云：“以一心貫穿數千年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并世得斯人往復議論，則諸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67)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13冊，第195頁。亦可參呂靖波《風氣·史實·悲劇性》(《明清小說研究》2022年第1期)相關論述。假如讓方苞與“程、朱并世”，中國經學理論會更加豐富，這里視方苞已不是“程、朱之后”的人物，而是可以與“程、朱并世”之人。胡宗緒更推崇方苞是“余常謂方子乃七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為過其實也”(68)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13冊，第195頁。，將方苞視作超出理學宋五子、古文宋六家之上，且直接韓愈道統之人，成程、朱之前的人物。

第三，方苞理學地位，究竟是“程、朱之后”，還是“程、朱并世”，抑或“程、朱之前”？韓夢周之說或更為公允：“論文于程、朱未出之前，與論文于程、朱既出之后，其說不同：程、朱以前，圣道否晦，雖有一二豪杰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燦然較著于世……自程、朱出，而圣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為學，立言者舍是何以言哉？……望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于道也，一以程、朱為歸，皆卓然有補于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于所易忽者亦不茍，蓋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69)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13冊，第197頁。韓夢周平議諸說，在肯定方苞“一以程、朱為歸”外，“于所易忽者”也加以留心，這才是真正的“(望溪)先生之所學”。

最后，方苞對顏李學派、陽明心學以及佛、老思想的態度以及相關論述，這些屬于“程、朱之外”的思想，是“望溪學問”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后來桐城之學能“適時調整”，并綿延成派的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