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辛亥記憶及其與章太炎的關聯*

王小惠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領導者之一，他在清末主編《民報》時期曾竭力鼓吹革命。青年魯迅愛讀《民報》，并在1908年求學于章太炎，此后終生佩服其師“所向披靡，令人神旺”①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46頁。的革命精神。清末章太炎對革命的設計思路，影響著青年魯迅對革命的期待與想象。民國以來，魯迅對辛亥革命的回憶與評價，或隱或顯地帶有清末章太炎革命思想之印跡。

一、為光復會“抱不平”

光復會1904年成立于上海，創建時以蔡元培為會長，在1909年重建時章太炎任會長。其成員大多是浙江人，領導人多來自紹興，如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1912年1月，光復會領導者陶成章被同盟會陳其美策劃暗殺。陶成章的死“標志著光復會革命斗爭時代的終結”，其后“會員星散，活動停止。由于此后執政的國民黨是從同盟會演化而來，同盟會與光復會昔日恩怨難消，光復會成員備受排斥擠壓，所以，在以后的漫長歲月里，光復會連同它的革命斗爭活動漸漸被淡化，乃至被湮沒”②謝俊美：《重評光復會》，《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12期。。章太炎親近于光復會，切齒痛恨“陳英士暗殺陶煥卿之事”③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84頁。，諷刺道：

暗殺本與盜賊同科，假令同盟會人誠有此志，則始終不脫鼠竊狗偷之域。④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頁。

民國時，章太炎多次為光復會鳴不平，哀嘆“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①章太炎送給追悼四川革命時期死義先烈的挽聯，任鴻雋認為這也許受陶成章被刺的刺激而作。任鴻雋：《記章太炎先生》，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212頁。，指出“蓋武昌、江南之起，非盡同盟會之造端”，只是“同盟會高材乘機秉鉞”而已，等到南京政府成立，“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國產，侵牟萬民，無一事足以對天下者。同盟會人，惟是隨流附和，未嘗以片語相爭，海內視同盟會，蓋與貴胄世卿相等”②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460—461，506—508頁。。同時章太炎還提醒不要忘記光復會成員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視徐錫麟、秋瑾為“死難者”，哀嘆陶成章是“橫死者”③。

清末時的魯迅與陶成章、秋瑾、徐錫麟等紹興籍的光復會成員來往密切。魯迅是否加入光復會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沈瓞民是魯迅在弘文書院的同學，亦是光復會成員，他回憶：“在一九〇四（甲辰）年，魯迅正式參加革命志士所組織的‘光復會’，從事革命工作?！雹苌蝠瘢骸痘貞涺斞冈缒暝诤胛臅旱钠巍?，《文匯報》1961年9月23日。周作人則認為，魯迅雖與光復會成員接觸密切，可并未加入光復會⑤周作人：《關于魯迅之二》，《周作人自編集·瓜豆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88頁。。魯迅是否加入光復會雖無定論，可他與光復會中的一些成員有深厚的感情，從情感上認同光復會，自然能感受到民國時光復會成員的尷尬。這從他文中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便可窺出：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么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于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后，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干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薄F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⑥魯迅：《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魯迅全集》第3卷，第305—306，308頁。

以上話語給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魯迅會從陶成章的遭遇中得出“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的結論？陶成章是光復會的靈魂人物，1912年被同盟會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殺害。蔣介石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記中寫下：

看總理致吳稚暉先生書，益憤陶成章之罪不容誅。余之誅陶，乃出于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⑦轉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頁。

這則日記值得玩味，表明蔣介石始終認為他刺殺陶成章是出于大義，屬于革命行為。蔣介石對此事的定性以及他后來的政治地位，注定陶成章等光復會成員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功績會被由同盟會演化而成的執政的國民黨所忽略、改寫、抹殺。故而魯迅很自然地由陶成章的悲劇，發出“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的嘆息。陶成章為革命而奔走，辛苦一生，在辛亥革命中功績卓著，為民國的誕生作出貢獻，可最后被自己努力建構的民國排擠，死后還背上了“亂黨”的罪名。估計陶成章的遭遇讓魯迅聯想到很多被民國忽略的光復會友人，想到這些友人艱苦卓絕地為民國而奮斗，可未享共和幸福，并在新的政治權力分配過程中被迅速地邊緣化，最后魯迅只能悲嘆“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⑧魯迅：《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魯迅全集》第3卷，第305—306，308頁。。

魯迅是陶成章的好友。留日期間，陶成章常與魯迅喝茶聊天⑨參見周芾棠：《陶冶公憶魯迅與“中越館”的一段史實》，《紹興文史資料》第4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頁。，當時為避“日本警吏注意”，他還把《龍華會章程》與一些文件印章等轉移至魯迅處①周作人：《關于魯迅之二》，《周作人自編集·瓜豆集》，第188頁。。魯迅支持創辦的《越鐸日報》創刊號的“祝電”欄內，刊有陶成章發來的賀電。陶成章遇難后，《越鐸日報》立即刊發周作人的《望華國篇》悲嘆：“今陶君復隕于私劍矣，車過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華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矣。嗚呼！陶君經營偉業，福被吾族。今不死于異族，而死于同種之手，豈命也夫！”②獨應（周作人）：《望華國篇》，《越鐸日報》1912年1月22日。光復會與同盟會本是并肩作戰的“兄弟”，共同推進辛亥革命，皆有歷史功績，同盟會卻“兄弟鬩于墻”，使陶成章“今不死于異族，而死于同種之手”。其后，光復會成員屢被排擠、迫害。周作人寫出了他與魯迅相通的悲憤，“同室操戈”，怎能不讓魯迅、周作人有“車過腹痛之感”？

“整個民國時期把陶案列作禁區”③胡國樞、錢茂竹：《陶成章》，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第2頁。，魯迅對陶成章的書寫在當時屬于危險之事。這也是章太炎遭遇的困境，他“為陶成章被殺事，始終耿耿不忘，因此遭到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通緝’”④章導：《記先父母章太炎、湯國梨在抗戰中二三事》，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第117頁。。許壽裳在《章炳麟傳》中提及：“光復會會員如徐錫麟、熊成基等的革命事跡，多見于先生文著中。惟陶成章功大而名最隱，先生之所以未為撰傳，所謂猶有憂患者?！雹菰S壽裳：《章炳麟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第57頁。光復會成員魏蘭在《陶煥卿先生行狀》中悲嘆陶成章“道德如是之高，愛國如是之誠，當此民國成立，竟被二三小人主謀暗害”。他在此文備注中寫道：“明知此言一出，小人之攻我，手槍之擊我，炸彈之擲我，在所不免?！雹尬禾m：《陶煥卿先生行狀》，湯志鈞編：《陶成章集·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37頁。魏蘭的擔憂，可略窺魯迅為陶成章抱不平時所面對的壓力。

魯迅通過陶成章展示了光復會領導人的悲劇性結局，又以范愛農呈現出普通光復會成員在民國后所遭受的多舛命運。范愛農1905年與魯迅初識，并在日本時期加入光復會。1911年紹興光復后，魯迅出任紹興師范學院監督，范愛農成為監學。紹興光復時，魯迅與范愛農抱有很大的希望，結果卻不盡人意。不久魯迅去了南京，范愛農被學校解雇，“后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凄苦。終于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⑦魯迅：《范愛農》，《魯迅全集》第2卷，第316，316頁。。范愛農1912年3月27日致信魯迅云：“故此世界，實何生為，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逐波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雹噢D引自周作人《關于范愛農》，《周作人自編集·藥味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25頁。而后范愛農“掉在水里，淹死了”，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⑨魯迅：《范愛農》，《魯迅全集》第2卷，第316，316頁。，大約是“范愛農自知是游泳的好手，所以不取單純的投河自殺法，而是先喝毒酒（他上船時帶了一壇老酒），然后投河，這樣可減少痛苦、達成必死而不會牽連別人”⑩顧農：《關于魯迅哭范愛農的詩》，《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2期。。

作為光復會成員，范愛農支持革命，可民國以來四處碰壁，生存艱難，展示出普通的光復會成員之命運軌跡。魯迅在范愛農身上看到了自己可能會出現的慘狀。他如果沒有求學于章太炎，沒有章門弟子的扶持，是也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范愛農”的。這也是魯迅悼念范愛農的潛在緣由之一。徐錫麟、秋瑾因大義而死，悲慘壯烈，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范愛農只是普通的光復會成員，他的死并不悲壯。他在窮苦潦倒、理想破滅、人間白眼中離世。他的死，投射出光復會成員在民國后普遍性的沒落、掙扎、痛苦以及不幸。民國時，同盟會成員已高高在上，而普通的光復會成員卻如范愛農般飄零、煎熬，魯迅為此在《哀范君三章》寫下“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的詩句?魯迅：《哀范君三章》，《魯迅全集》第7卷，第425頁。。周作人的《關于范愛農》對此解釋道：“魯迅詩云，桃偶已登場，又云，白眼看雞蟲，此蓋為范愛農悲劇之本根，他是實實被擠得窮極而死也?！雹僦茏魅耍骸蛾P于范愛農》，《周作人自編集·藥味集》，第26頁。

陶成章、范愛農的結局，殆無不令人悲觀。魯迅對二人的書寫，折射出光復會成員在民國時或被迫害、或被排擠窮極而死的遭遇。民國誕生后，“光復會的領導陶成章被刺身亡，光復會不僅得不到尊重，反而受到壓抑與排擠，不久也就消聲匿跡，連光復會的會員也不敢承認自己有過這一段光榮歷史”②胡國樞：《論光復會》，《浙江學刊》1982年第1期。。當時民國政府大力謳歌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從制度層面設定諸多紀念日或紀念活動來宣揚同盟會成員的革命事跡。一些歷史專著也凸顯同盟會，避諱光復會。劉炳榮1927年的《新編民國史》很少涉及光復會。郭真1929年的《辛亥革命史》更是直接提出“辛亥革命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發動的”③郭真：《辛亥革命史》，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第27頁。。左舜1934年的《辛亥革命史》只提及“興中會的創建”以及“中國同盟會的成立”。而翻閱魯迅作品，很難發現他對同盟會的書寫，幾乎都是對光復會成員形象的刻畫。他反復用《狂人日記》《藥》等文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光復會成員為民國作出的犧牲，更不要遺忘光復會在中國革命史中的功績。

由于同情光復會，魯迅對孫中山的評價較為微妙④王彬彬的《論光復會與同盟會之爭對魯迅的影響》（《文藝研究》2017年第5期）對此有相應的敘述。，在公開場合對孫中山高度贊揚，在私人語境里卻有所保留。他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中稱贊“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國民革命”⑤魯迅：《中山大學開學致語》，《魯迅全集》第8卷，第159頁。，又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表彰他是“永遠的革命者”⑥魯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魯迅全集》第7卷，第294頁。。令人疑惑的是，魯迅一直未將《中山大學開學致辭》《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收入自編文集，并且1935年5月魯迅校訂、楊霽云編選的《集外集》補收1903年至1935年間未入自編集的文章，甚至收入了魯迅留日時期的《斯巴達之魂》《自題小像》等文，仍未收錄上述二文。他在1935年2月24日致信楊霽云道：“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還算是好人?！雹唪斞福骸吨聴铎V云》，《魯迅全集》第13卷，第65頁。這封私人信件中的“革命一世”“足不履危地”等詞匯聚在一起，微妙且真實地展示出魯迅對孫中山看法的“全相”。這與章太炎對孫中山的評價有些類似。章太炎認為自己“鼓吹之功，必賢于中山遠矣”，并且因《駁康有為書》而入獄，敢履危地，于中華民國的勛勞“必高于孫前總統也”⑧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494頁。。魯迅雖對孫中山略有微辭，可總體評價很高，未完全接受其師對孫中山的看法。

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

清末章太炎是民族革命者，一面發表《排滿評議》等文，主張“排滿”；另一面刊登《四惑論》等文，主張“人本獨生”，反對“人為社會生，非為己生”⑨章太炎：《四惑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0頁。的觀念。章太炎的“人本獨生”，強調社會的革命或變革應關注“人”，即先有個體之革命，方有群體的制度更替。換言之，章太炎的“排滿”不僅是將人從“滿族”中救出，更要對國民的主體精神進行建設，滌除國民內心的奴性。這與當時革命主潮不同。清末民族革命者大多聚焦于“排滿”革命背后的具體政治目標，將個體內心的“變革”淹沒在“反清排滿”的洪流之中。陳天華提倡“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者也”⑩陳天華：《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鄭振鐸編：《晚清文選》，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756頁。。孫中山也指出“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做”①孫中山：《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孫中山選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5頁。?？梢?，孫中山等人希望將排滿革命與政治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即通過排滿，推翻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制度，進行制度的徹底變革。

在清末民族革命中，“排滿”只是一種革命策略。此策略是以“思想變革”還是以“政治變革”為中心，正是章、孫的分歧所在。清末時孫中山用大量的經費去鼓動政治革命，而給予《民報》的經費較少②1907年，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日本政府送程儀五千元，神戶商人鈴木久五郎資助一萬元，可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二千元作為出版經費。，這是他與章太炎分裂的緣由之一。二人對《民報》經費的分歧，實則是他們民族革命思想之分歧。孫中山用大量經費鼓動政治革命，希望進行實實在在的制度變革，實現民族獨立?？烧绿渍J為需要用《民報》來鼓舞人心，只有民族的思想文化徹底改變，才會產生真正的政治變革。孫中山的主張得到很多清末青年之支持。譬如張東蓀主張，“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經濟、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政治為先”，若政治改革成功后則“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以理。于是天下之人皆從而為其所使，固不必一一執人心而正之”③圣心（張東蓀）：《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東方雜志》第8卷第3號，1911年。。

章太炎以思想變革為核心的民族革命思想，雖非清末思想界的主流，可對其弟子影響甚深。青年魯迅受其師啟發，將思想變革置于政治變革之上。他的《破惡聲論》《文化偏執論》延續其師《四惑論》等文的思路，提出“人各有己”④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25頁。，關心人自身主體性建構的問題，認為“國家”“社會”等理念的構建與實現應放在人之覺醒的后面?？蛇@種“人立而后凡事舉”⑤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7頁。的民族革命思想過于高蹈，實行起來很難。正如魯迅悲嘆：“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雹摁斞福骸秲傻貢?，《魯迅全集》第11卷，第31頁。這種挫折與絕望貫穿于魯迅的下半生，直至去世前他還感慨其師章太炎“排滿之志雖伸”，可視為最緊要的思想文化改革“卻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⑦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46頁。。

由于革命設計思路的差異，不同陣營的人反思辛亥革命的路徑亦不同。孫中山強調“民國十三年來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自由、平等的思想，沖破了政治團體”，可“革命的始意，本來是為人民在政治上爭平等、自由。殊不知所爭的是團體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個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國現在革命，都是爭個人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⑧孫中山：《革命始意為人民爭平等自由》，《孫中山文集》上卷，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第278頁。。由此可見，孫中山將辛亥以來的革命之失敗歸因于人人皆追求個體自由而不服務于具體政治革命目標的現象。民國以來，章太炎較少提及他清末時的民族革命思想。魯迅作為他的弟子，延續其師清末時與孫中山相反的革命思路。他在離世前所寫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有這樣一段話：

猶言“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這種心情，和現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只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跡，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⑨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56—557頁。

從這里可以看出，“辮子”之于人心的奴役，并未隨著“剪辮”而消失。周作人也認為，孫中山“從中國人的腦袋瓜兒上拔下豬尾巴來的一件事也就盡夠我們的感激與尊重了”，可此刻最重要的還是“拔去國民的奴氣惰性，百事才能進步，否則仍然是路柳墻花，賣身度日，孫中山先生把他從滿人手中救出，不久他還爬到什么國的腳下去了”①周作人：《孫中山先生》，《周作人自編集·談虎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89—191頁。。錢玄同更強調，雖然孫中山推倒滿清，“立志放奴”，可“大多數之國人淪為奴籍者有年于茲，實在不容易振拔，所以他們表面上雖然也算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骨子里還是滿清帝國的遺奴”②錢玄同：《關于反抗帝國主義》，《錢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79頁。。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皆是章門弟子，一致地發現辛亥革命雖割掉了人“有形的辮子”，可無法清除奴于異族而造成的“無形的辮子”。他們所期盼的“排滿”，是以“排滿”為契機革除民族精神的奴性，否則民國只是“空招牌”而已。

魯迅等章門弟子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反思辛亥革命，信賴的是人的精神力量。胡適與之相反，認為人的內心力量不是萬能的，不能將此絕對化，真正的變革依賴于政治制度。他多次強調，辛亥革命應包含“種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兩層含義，可最后只“推到一個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統治”，實現了種族革命，卻“沒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③胡適：《雙十節的感想》，《胡適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42—443頁。。在紀念辛亥烈士時，他總會由此論及辛亥革命的最終使命應是政治改革，譬如在《雙十節的鬼歌》寫下：

十年了，他們又來紀念了！他們借我們，出一張紅報，做幾篇文章，放一天例假，發表一批勛章：這就是我們的紀念了！要臉嗎？這難道是革命的紀念嗎？我們那時候，威權也不怕，生命也不顧，監獄作家鄉，炸彈底下來去：肯受這種無恥的紀念嗎？別討厭了，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這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芎m：《雙十節的鬼歌》，《胡適文集》第9卷，第174—175頁。

胡適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傳達的是“好政府主義”的政治理念。這與清末孫中山等人的設想是一致的，皆注重民族革命背后的政治目標。在胡適看來，“政治不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教育也辦不成，實業也辦不成，甚至于小生意都做不成”，而政府“這種工具，若用的得當，可發生絕大的效果，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進步”⑤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0—262頁。，并且“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若“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⑥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集》第3卷，第326頁。。胡適將中國問題要達到根本性的、永久性的解決寄于政治制度的變革，視此為中國社會一切變革的前提?？烧巫兏镫m是社會改造的基礎條件之一，但一旦將此“萬能化”，很容易使其他變革淪為政治變革的附庸，畢竟“改造社會全體”只“單握得一個政治的樞紐是不成功的”⑦東蓀：《評“好政府主義”（二）》，《時事新報》1921年9月1日第1張第2版。。

為此魯迅認為，改造社會，實則是人的改造，革命的意義并不在于其自身，而是它在民眾精神意識中所引起的反響。無論是“排滿”還是“政治變革”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視“手段”為“目的”，會有兩大危害。一是傷害弱者。在魯迅看來，真正的革命需要的是“智”與“勇”，而非“單靠一種所謂‘氣’”，應在引起民眾“公憤”之余，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可清末蘊含政治目標的“排滿”只是渲染了“怨憤”，最后“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⑧魯迅：《雜憶》，《魯迅全集》第1卷，第225—226頁。；二是使社會變得更糟。魯迅指出，“真實的革命者”應該改革“風俗”“習慣”等思想文化層面的東西，因為“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于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清末排滿革命因“光復舊物”的“復古”口號而“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可后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這些不滿的人，成了革命的對立面，導致“改革一兩，反動十斤”①魯迅：《習慣與改革》，《魯迅全集》第4卷，第224，224頁。的惡果。由此可見，增強國民的“智”“勇”以及避免復古的危險，必須進行思想革命，使社會改造的目標落實到人的精神之改造，否則就會傷害弱者，阻礙社會的進步，即便有“好政府”出令改革，不多久也會被麻木的民眾“拉回舊道上去了”②魯迅：《習慣與改革》，《魯迅全集》第4卷，第224，224頁。。

胡適1910年至1917年在國外留學，缺乏切身的辛亥革命體驗，并且他“是在被馬克思稱做‘天生的現代國家’的美國的留學生，又一貫關心政治和法律”③李慎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書屋》2001年第5期。，接受了較為成熟的“民主制度”教育。因此胡適天然地會從政治理念的緯度認識辛亥革命，并通過對此的歷史想象來宣揚“好政府”的政治理想。魯迅與之不同，他依據的是在章太炎熏陶下形成的革命理想以及在辛亥革命中產生的個人經驗。清末的魯迅是一位革命青年，求學于辛亥革命領導者章太炎，也與陶成章、秋瑾等辛亥革命者有所交往，并有實際的辛亥革命實踐。他容易看到辛亥革命的結果與其師章太炎的設想（亦是自己的革命理想）之間的差距，領受了近于絕望的失敗感與幻滅感。按他的話講，辛亥革命后“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④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3卷，第16頁。。此后又發生“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讓人“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⑤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55頁。。這些挫折體驗，強化了魯迅對其師革命思路的認同。

五四時期，經歷革命挫折的魯迅多次思考如何在辛亥革命之后重提辛亥革命之前未被重視的“思想革命”問題，他通過《阿Q正傳》等作品揭示出：辛亥革命在社會底層的影響只是死水微瀾，未開民智的民眾猶如“棄之不甘，食之無味”的“雞肋”，革命者如與他們牽纏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⑥魯迅：《太平歌訣》，《魯迅全集》第4卷，第103頁。。故而魯迅竭力挖掘與批判民族靈魂中無處不在的“奴性”，思索如何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人皆有“自性”的“人國”。其他章門弟子如周作人、錢玄同也延續其師的精神，倡導思想革命是社會變革、政治制度變革的前提，強調“民國以來的混亂，不能找地與人來算賬，應該找思想去算的”⑦周作人：《南北》，《周作人自編集·談虎集》，第145頁。。

辛亥革命后“皇帝雖退位，而人人腦中的皇帝尚未退位”⑧高一涵：《非“君師主義”》，《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的社會現實，加以魯迅等章門弟子的提倡，諸多知識分子逐步意識到清末章太炎以思想改革為核心的民族革命觀的前瞻性與重要性。據梁漱溟回憶：“革命也革了，西方也總算接受了，但終是東碰西磕，道路不通，沒有法子順順當當地走下去。這個時候有人知道了，以為這問題還在后邊。我們須從那兒著手，就是從思想——真正的文化——上下手。知道政治制度并非文化的根本，只是一點枝葉；我們不懂得根本，如何能運用枝葉?！雹崃菏椋骸稏|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錄》，《梁漱溟全集》第4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0頁?？纱藭r的章太炎卻漸入復古，“退居于寧靜的學者”。魯迅多次撰文，懷戀其師的民族革命精神，認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⑩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45頁。。

三、“國愿”批判：魯迅接著說

在中國革命史中，辛亥革命“成功之速，殆為中外古今所未有”?梁啟超：《鄙人對于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自由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第168頁。。杜亞泉擔心“以極短時間，成極大事業”會“成熟易者果實不良，代價廉者物品必劣”①高勞（杜亞泉）：《革命戰爭之經過及其失敗》，《東方雜志》第10卷第3號，1913年。。傅斯年也強調，“回想當年鼓吹革命的人，對于民主政體的真像，實在很少真知灼見”，能把滿洲推倒“一半由于野心家的投機”②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魯迅分析，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而“果實不良”的重要原因在于“國愿”的潛入，致使革命“內里蛀空”③魯迅：《鏟共大觀》，《魯迅全集》第4卷，第106頁。。故而他多次諷刺“國愿”在辛亥革命中的“騎墻”相：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雹荇斞福骸堆a白》，《魯迅全集》第3卷，第102頁。

“國愿”一詞來自章太炎的《論諸子學》。章太炎厭惡“從時而變”的“中庸”，諷刺中庸者為“國愿”，即國家級的偽君子，提醒“國愿”會開啟“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的“權變”文化，即“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⑤章太炎：《論諸子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53頁。。章太炎提出“國愿”概念之時，正竭力倡導民族革命，故而他警告革命不可兼容、借用“國愿”的力量。他在《民報一周年紀念會上之演說》寫下：“看從古革命的歷史，凡從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樸實勤廉的人士，把前代弊政一掃而盡；若是強藩入侵，權臣受禪，政治總是與前朝一樣，全無改革。因為帝王雖換，官吏依然不換，前代腐敗貪汙的風俗，流傳下來，再也不能打掃。像現在官場情景是微蟲霉菌，到處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這些瘴氣？”⑥章太炎：《民報一周年紀念會上之演說》，《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70頁。這表明，革命需要的是“樸實勤廉的人士”，而善于投機、權變的“國愿”猶如“微蟲霉菌”，會“流毒”革命。魯迅在清末求學于章太炎，《論諸子學》是其師所使用的講稿，同時魯迅愛讀《民報》，熟悉《民報一周年紀念會上之演說》一文⑦《論諸子學》是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所使用的講稿《國學講習會略說》中的一部分，而后以《諸子學略說》為名在1906年發表于《國粹學報》。魯迅參加了“國學講習會”的小班課程，而《民報一周年紀念會上之演說》原名《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刊于1906年《民報》第10號。。

清末魯迅對章太炎“國愿”論是從知識上進行接受。辛亥革命的親身體驗，讓他真正地見識了“國愿”們的見風使舵，兩頭漁利。這些“國愿”在革命前，對革命者“除惡務盡”，“食肉寢皮”，可革命成功后，謬托知己，大呼“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他們雖“剪辮易服”，可只是將“革命”當成“從時而變”的工具，使之成為他們進入“民國”的“敲門磚”。由此可見，這些“國愿”背后的“權變”思想，教會了他們“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⑧魯迅：《十四年的“讀經”》，《魯迅全集》第3卷，第129頁。，使之猶如“是狗，又很像貓”的“叭兒狗”⑨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魯迅全集》第1卷，第271頁。，“只要一吠有骨頭吃，便吠影吠聲了”⑩魯迅：《致楊霽云》，《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9頁。。

怎樣處理這些“國愿”是魯迅一直深思的問題。當時有人認為民國的遺老們雖以前迫害革命者，可現在已是民國，應該對他們“寬容”（費厄潑賴）。魯迅則提醒“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后是說革黨，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墒歉锩K于起來了，一群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于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現在?！庇蓺v史經驗可看出，對待“國愿”一旦好心、慈悲，反而“使它們繁殖起來，而此后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①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魯迅全集》第1卷，第272—273，273頁。。

魯迅常以革命者王金發之悲劇論證“不痛打國愿”的危害。1911年紹興光復后，王金發為紹興府都督，起用了革命黨與開明人士，頗有一些新氣象?？赏瑫r，王金發被代表不同政治勢力的“國愿”包圍。這些“國愿”應時而變，善用“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王金發“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②魯迅：《這個與那個》，《魯迅全集》第3卷，第141頁。。在“國愿”的斡旋下，王金發因“對于鬼蜮的慈悲”③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魯迅全集》第1卷，第272—273，273頁。，將殺秋瑾的謀主之一章介眉抓了又放?？稍诙胃锩『?，章介眉未對王金發“慈悲”，在其指使下，朱瑞1915年將王金發殺害于杭州陸軍監獄。由此，魯迅悲嘆道：“民元革命時，對于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于革命黨卻不‘文明’了：殺。假使那時（元年）的新黨不‘文明’，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里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④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第102頁。

辛亥革命時，這些“國愿”本是“旁觀者”，可他們通過投機，引革命黨為同調，在權力的再分配過程中成為得益者。他們一旦獲得權力，立即恢復本相，迫害革命。袁世凱便是典型的“國愿”。曹聚仁在《殺錯了人》中認為，袁世凱在辛亥革命后，大殺黨人，是殺錯了人。魯迅回應道：“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于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斗，從‘國民公仆’變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于是殺，殺，殺?！惫识爸袊锩聂[成這模樣，并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⑤魯迅：《〈殺錯了人〉異議》，《魯迅全集》第5卷，第94—95頁。。

魯迅寫出了“國愿”帶給辛亥革命的危機。1912年正月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人事問題電令各省都督、各軍政府分府道：“今日改革政治為共和，則國猶是國，人猶是人，蓄眾容我，并無畛域?！雹迣O中山：《致各省都督及軍政分府電》，《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5頁。在革命黨人主動放棄“畛域”的契機下，“國愿”們乘隙以入，當時“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為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于革命黨何啻數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黨”；并且這些參加革命的“國愿”，“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⑦孫中山：《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孫中山文集》上卷，第258頁。?！皣浮钡臐撊?，使“革命”淪為“好名稱”，“民國”成了“空招牌”。更嚴重的是，帝制完結后，政治制度以及整個統治秩序隨之全盤瓦解，打倒了一個皇帝，成百上千的“國愿”成為割據一方的“小皇帝”。按魯迅的話，辛亥革命后，“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⑧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3卷，第16頁。，只剩下“爭奪地獄統治權”的大小軍閥頻繁混戰，即：“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斗了，并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雹狒斞福骸峨s語》，《魯迅全集》第7卷，第75頁。

胡適不認同魯迅的判斷，認為辛亥革命中雖有投機者，“沒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使“民國”成為“招牌”，但這塊“招牌”在當時歷史語境中的作用不能小看：

帝制的推翻，雖然好像是不曾費大力，然后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這件事的意義是：“連皇帝也會革掉的！”這是中國革新的一個最深刻的象征……若沒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決不會有這十年來的種種革命。⑩胡適：《雙十節的感想》，《胡適文集》第11卷，第443—444頁。⑨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胡適愛用一以貫之的有系統的有整體感的思維去把握歷史。在處理辛亥革命時，他將其納入到一個大的歷史演變框架之中，視“辛亥革命是后來一切社會改革的開始”，看到了它與后面的婦女解放、禮教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等“十來年的種種革命”一脈相承的歷史關聯。這是因為“辛亥革命變換了全國的空氣，解除了一個不能為善而可以為惡的最上層高壓勢力，然后才能有各種革命的新種子在那個解放的空氣里生根發芽”①胡適：《雙十節的感想》，《胡適文集》第11卷，第444頁。。胡適的歷史觀察講究大局觀，重視階段性的演進，對后世影響甚深?，F今歷史學家比較一致地認為：“辛亥革命終結帝制、開創共和，確實又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它的最重要意義，不在于個別的、個人的、具體的成敗得失，而在于它從此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催化了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從長時段、廣縱深的角度去觀察，辛亥革命切切實實地推動了20世紀中國的進步和發展”②汪朝光：《革命的意義》，《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可在魯迅看來，從宏觀的歷史視角觀察辛亥革命，容易忽略歷史的一些細節與復雜性，“因為歷史結帳，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只能學粗人算帳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③魯迅：《五十九“圣武”》，《魯迅全集》第1卷，第355頁。。王金發是他留日時期的好友，1911年王金發為紹興府都督時，魯迅出任紹興師范學院監督。魯迅親歷了王金發在“國愿”的捧殺下，從一個革命者淪為“動手刮地皮”的老官僚。好友的逆轉，讓魯迅有了最為真切的歷史痛感，使他擁有一般歷史學家所忽略的辛亥革命體驗。依據自身的直覺觀察與經驗結構，魯迅發現“國愿”的潛入是辛亥革命不徹底的重要原因之一。為此他多次提醒如果不清理“權變”文化，中國不論經歷多少次改革或是革命，依然是“兩面光”的舊物。譬如，民國以來，每一個達到法定年齡的國民，皆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魯迅則看到平常人所著眼不到處，認為這骨子里是中國科舉制度的變相，諷刺道：“此之謂選（動詞）舉人；而被挑選的舉人，自然是被選舉人了。照文法而論，這樣的國民大會的選舉人，應稱為‘選舉人者’，而被選舉人，應稱為‘被選之舉人’……扮成憲政國家的選舉的人和被選舉人，雖則實質上還是秀才和舉人?！雹荇斞福骸蹲钏囆g的國家》，《魯迅全集》第5卷，第85頁。

故而可見，胡適的辛亥革命敘述注重的是完整的歷史邏輯，賦予了歷史的演變以一貫性與連續性，展示了辛亥革命（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價值與意義?？婶斞傅男梁鴮?，是其記憶，是其體驗。魯迅越對這種個體生命體驗在歷史進程中的特殊性進行深入挖掘，就越能揭示辛亥革命內在的隱微之處，這也是歷史需要深刻反思之處。

結 語

魯迅的辛亥記憶或隱或顯地帶有章太炎的印跡。如果不從章太炎的思想與立場去認知魯迅，就無法深入理解魯迅辛亥記憶的形成原因與歷史獨特性。這些獨特的辛亥記憶，貫穿魯迅的一生，影響著他對現實人生、社會政治的判斷。比如同盟會對光復會“兄弟相殘”的體驗，影響到他對國民政府的態度。1927年國共合作失敗，國民黨大肆殺害共產黨，身處廣州的魯迅再一次親歷“兄弟鬩墻”的悲劇。國共合作類似于清末同盟會與光復會的攜手革命，而由同盟會演化成的國民黨再一次背叛合作者。此時的魯迅異常地憤怒，感慨“大夜彌天”⑤魯迅：《〈唐宋傳奇集〉序例》，《魯迅全集》第10卷，第143頁。。由此可見，魯迅的辛亥記憶與他五四以來的文學思想、社會活動息息相關，這也是使其視野、思想異于同代人之處。討論魯迅與國民革命、共產革命的關系，已成當下研究的熱點問題，可認識魯迅與革命的關系時，不應該忽略其生命深處的辛亥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