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點多維要素共生特征與整治策略
——以貴州省江口縣魚糧溪村為例

馮德東，馮應斌，龍花樓，3，徐雨利

（1.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2.貴州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3.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我國長期以來的城市發展偏向和城鄉二元體制約束造成了人減地增、布局散亂、用地粗放和生態環境脆弱等“鄉村病”問題[1]，引發鄉村空間格局劇烈變化。農村居民點作為鄉村居民生產和生活的重要載體以及土地利用的重要組成類型[2]，對其進行空間整治重構成為優化村莊用地結構與布局、改善鄉村人居環境的突破口。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農村居民點空間形態及轉型重構已經成為鄉村地理學和土地科學等領域的研究熱點[3]。理論界多基于中宏觀尺度[4]，將農村居民點置于鄉村地域系統演化過程[5]，分析鄉村人口遷移[6]、土地利用轉型[7]及產業結構調整[8]等變化對鄉村聚落形成、轉型與發展的影響，構建起基于人口、土地和產業等關鍵要素維度的鄉村發展分析框架[9-10]，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但隨著新時期城鄉融合進程加快和鄉村地域系統演變，學界逐漸發現：農村居民點整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11]，農村居民點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從單一視角或維度對其進行分類探究無法全面深入地認識其形態和結構[12]，將多維度特征加以組合比對則有助于辨識農村居民點布局特征與類型之間的有機聯系[13]。因此，要想解決其存在的現實問題，必須打破從單學科、單維度視角分析問題的研究現狀?；诙鄬W科交叉方法的農村居民點多維特征與空間整治成為優化鄉村地域系統和重塑鄉村空間布局的突破口[14]。

實際上，農村居民點是由人、地、業等多元要素相互聯系、作用和依存而成的有機生命體，該現象在生物界稱為共生。共生概念最早由德國真菌學家DE BARY在1879年提出，指“不同種屬生物出于某種聯系而生活在一起”，強調成員間延伸的物質聯系[15]。20世紀中葉以后，共生理論被廣泛應用于生態、經濟、管理、農業等領域并取得顯著成效[16]。在鄉村領域，學者們從農戶共生認知[17]、“三生空間”[18]、地域環境[19]以及“人—水—土”[20]等方面有效論證了農村居民點多要素所具備的共生特征；認為農村居民點作為千百年來人地互動形塑出的獨特地理事物，其存在與發展遵循著共生系統進化基本原理；并基于共生視角提出了村域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整治路徑與重構策略[16,21]。但當前研究多側重對宏觀尺度多要素共生特征的揭示與驗證，而基于微觀多維度的農村居民點內在要素識別與相互關系的綜合探討相對匱乏[22]，掩蓋了農村居民點不同維度空間的特征與差異，無法全面提供農村居民點用地整治所需的多維度綜合信息，不利于指導當前村莊整治實踐[13]。綜上，本文基于共生理論，從“人”“地”“業”“房”維度構建農村居民點多要素共生概念框架與作用機理，以貴州省江口縣魚糧溪村為例，解譯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演化過程及其特征，并據此提出相應的整治策略，以期助力新時期鄉村空間重構與振興。

1 農村居民點多要素共生機理分析

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是構成共生系統的3個核心要素[23]。共生單元指構成共生體或共生關系的基本生產和交換單位，是基于共同利益或目標而形成的發展共同體；共生環境由共生單元以外所有因素的總和構成，是共生關系及共生模式發生的場所；共生模式是對共生單元間的物質信息交流、能量傳遞等相互作用行為、方式和強度的有效歸集和呈現，主要有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3種模式[15]。上述3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著共生系統的動態變化。其中，共生單元是基礎，共生環境是重要外部條件，共生模式是關鍵。

1.1 要素識別與內涵界定

作為復雜的人地關系和社會生態系統，農村居民點是由外部環境牽引下鄉村內部多尺度要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地域空間[24]，這種特質決定了其構成要素的多樣性和多尺度特征。長期的理論與實踐探索表明，不同尺度下農村居民點構成要素的內涵、結構和功能有所不同。宏觀尺度上，構成農村居民點系統的要素主要有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屬性類要素和人口、政策、文化等社會屬性類要素以及產業、建筑、設施等自然與社會交叉屬性類要素。而在村域微觀尺度上，農村居民點的核心構成要素則可細分為4小類：一是“人”要素，是指對農村居民點施加影響的各類行為主體，由村集體、鄉賢精英、農戶等多元本地參與者構成，其中以農戶為主；二是“地”要素，是指農村居民點斑塊中除住宅以外的、與其密切關聯的周邊耕地、林地、基礎設施、河流等其他土地類型；三是“業”要素，是指在村域內由多元主體綜合利用各類鄉村資源和要素而形成的鄉村產業集合，其共同構成了鄉村經濟的各行各業，本文主要從村域產業發展狀況（產業規模、類型、結構等）及其對主體產業選擇與轉變的影響（農戶就業方式、地點、行業、觀念及收入變化等）兩方面分析該要素變化對系統演化的作用過程與機制；四是“房”要素，指農戶宅基地或農戶住宅，常以規模、結構及成新度等指標表征。

1.2 多要素共生形式

“共生既是一種生物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15]?！叭恕薄暗亍薄皹I”“房”4維要素按照一定的共生規律組合并發生作用，在村域內形成具有共生結構和共生功能特征的農村居民點形態。主要表現為：（1）各維度要素內部多單元共生。一是多元主體共生，村組織與農戶、農戶與企業、企業與村組織以及農戶與農戶之間常以協商或競爭方式配置資源、共創價值及分配利益，從而實現共同進化；二是多類土地共生，在村域土地綜合系統中，“宅基地、耕地、林地、水域”等不同土地利用類型通過交換物質流和能量流逐漸形成穩生機制；其中以宅基地共生最具代表性，每戶宅基地都是共生單元，鄰近的宅基地組成“共生斑塊”[25]，實現曬壩、院落等空間資源共享以及農具、服務設施、信息、勞動力等資源有效流通[16]；三是多種產業共生，二三產業往鄉村空間滲透與聚集強化了鄉村“農、旅、文”多元產業的內在聯系，形成了基于產業集聚和產業融合的產業共同體。（2）4個維度要素交互共生。譬如，農村異質主體行為誘發鄉村住宅形態與功效混雜化，鄉村住宅多樣化亦能影響多元主體轉型發展（“人—房”共生）；耕地、河流等自然因子約束鄉村住宅空間分布，而隨著時間推移鄉村聚落逐漸與自然環境相融形成如梯田聚落、水鄉聚落等人地融合景象（“地—房”共生）；鄉村產業調整會帶動鄉村住宅結構、功能與形態發生轉型，這些轉變亦會通過反饋效應對產業發展予以影響（“業—房”共生）。

1.3 農村居民點“人—地—業—房”共生機理

共生要素和共生模式的形成與變化都是在一定的內外共生環境“籠罩”下開展的。農村居民點，在某種程度上是農戶根據村域環境、政策環境、農戶條件等多方博弈后，自身需求與意愿在村域空間上的一種表達，常被視為具有諸如新陳代謝等生命特征的有機生命體[16]。一般地，農村居民點共生環境按宏觀要素屬性可分為自然地理、政策制度以及經濟文化等多元類型，按空間距離關系則可分為村域內部環境與村域外部環境；共生環境會對共生要素產生持續的動態影響，但不同屬性和不同空間的共生環境在不同階段影響共生要素變化的方式與效應并不相同。其中，外部宏觀環境主要通過溢出效應、虹吸效應及同城效應等多重效應實現要素資源再分配，進而對鄉村共生系統的長期歷史演變過程起宏觀調控與引導作用；而村域內部環境則通過各類直接活動刺激鄉村共生要素，以此對某一時期內鄉村共生系統發展產生直接影響作用，且這種影響往往表現為趨勢性的變化或轉折。在這種復雜的多元共生環境共同管控與調節下，村域“人”“地”“業”“房”相互關聯、耦合和協調（圖1），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將帶動其他要素向特定方向發生轉變，引導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模式持續轉型[9]。

圖1 農村居民點“人—地—業—房”共生系統概念模型Fig.1 A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symbiotic system of “farmers-land-industry-housing”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1）“人”是系統變化的行為主體，居于核心地位，其規模、結構及分布變化會對其他要素產生負向抑制和正向激勵雙重影響：一方面，鄉村人口流出與非農化引發鄉村土地、產業和住宅全面衰敗，隨著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鎮，“棄農務工”“離鄉進城”的人口變化趨勢引發農村耕地粗放經營與撂荒、糧食安全受損以及宅基地閑置等問題；另一方面，多元鄉村主體漸現激發其他要素全面復蘇，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的出現帶來了耕地高效利用、多元產業融合及宅基地流轉等新局面。（2）“地”對系統活動起著物質基礎和區位約束作用，為主體行為、產業發展和住宅改建活動提供空間保障。土地在為村域人口、產業與住宅等發展需求落地提供空間載體的同時，也會通過資源供給、環境規制、承載力限容以及區位約束等方式影響其他要素形成與演化過程。（3）“業”是共生系統有效運轉的催化劑以及各要素有機銜接的潤滑劑，表現為村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質態轉變將重新配置村域土地資源利用方式與格局[9]、產業功效提升推動農村住宅形態和功能向多功能混合利用方式轉型[26]。（4）“房”在共生系統承擔著“中轉軸”和“展示柜”的作用，是連接村域農戶、土地和產業的場所。宅基地具備居住、生產及社會保障等多樣功能，這種多功能性通過反饋效應將村域產業調整、農戶生計轉型與土地利用變遷相關聯，并將這些復雜的多要素壓縮到宅基地單元中，進而在單元中以決策博弈方式對上述要素作出響應，形成共生閉環。

2 案例村概況與研究方法

2.1 案例村概況

魚糧溪村位于貴州省銅仁市江口縣閔孝鎮東部，是邊江大壩（貴州萬畝大壩之一）重要組成部分及省級重點現代高效農業示范園區，素有“江口糧倉”之稱。2020年全村共1 150戶4 753人，其中60歲以下人口占比82.48%；村莊交通相對便利，距集鎮2 km、距高速路口8 km，303省道和305省道穿境而過；村域自然氣候宜人、四季恒溫、地勢連片平坦、水資源豐富、森林覆蓋率達65%，具備優越的山地農業生產條件。目前已初步形成魚豬養殖、果蔬種植、農民培訓及休閑旅游等多業態并進格局，2021年人均收入超1.3萬元，榮獲“貴州省高素質農民培訓基地、貴州省十百千鄉村振興示范工程”等稱號。近年來，該村通過擴大產業規模、統一流轉土地、宅基地整治及引導多元主體合作，激活了人口、土地、產業、住宅等關鍵要素內生力，促使村域生產生活空間發生巨大變化。魚糧溪村作為貴州省果蔬示范基地和產業發展示范村，產業蓬勃發展使村內人口、土地和住宅等要素的關聯與互動愈發緊密，其“產業興村”模式是貴州山區優勢村莊典型代表。綜上，在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背景下選擇該村作為案例對山區村莊振興具有示范作用與借鑒意義。

2.2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包括村域地理空間數據、社會經濟發展歷程資料以及問卷訪談數據。其中，村域地理空間數據有土地利用變更數據和高分辨率遙感影像數據，由江口縣自然資源管理部門提供；村莊社會經濟歷史資料來源于村委提供的歷年文本資料、政府網站與新聞媒體公布的歷史信息以及村民（尤其是老人）、村干部等受訪人對村莊歷史沿革和今昔對比的訪談回憶；問卷數據由5名調查人員于2020年9月采取全樣本與隨機抽樣相結合的實地調研方式獲取，包含2方面內容：一是基于村莊遙感影像與人口名單，采取參與式制圖法繪制出村域每戶農戶居民點地塊，并與村干部、各村民小組長深入訪談交流，獲取每戶農戶的住宅位置、人口與就業等基本信息；二是采取隨機抽樣方式選取村民進行入戶問卷訪談，內容涉及農戶家庭收支狀況、家庭土地與宅基地利用情況、家庭生計活動等詳細信息。本次抽樣調研累計獲得有效訪談問卷97份，其中村民45人，村干部（村委干部和村民小組長）共15人，農村個體商販（小賣部、路邊水果攤、餐飲店、農家樂等）16人，駐村企業工作人員21人；每次訪談時間為30～60 min不等，并對部分不同身份的典型訪談者以微信、電話等形式進行了二次回訪。

2.3 研究方法

當前識別共生模式的主流量化方法是測算共生度并根據其閾值進行相應劃分，但該方法多依賴于時間序列數據，且在指標、閾值選擇上存在爭議。而質性分析則能有效避免以上問題，質性分析是“以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主要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它具有探索社會現象、對意義進行闡釋、以及發掘整體和深層社會要素結構的作用[27]。

本文基于隨機抽樣訪談案例，采用質性分析方法刻畫魚糧溪村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模式及其演化過程，以期有效揭示不同類型模式下人口、土地、產業及住房4個關鍵要素的復雜機理關系。首先對隨機抽樣訪談對象按“人員類型+受訪順序”方式進行編號以代替真實姓名（V為當地村民，O為村干部等體制精英，T為商販等創業能人，E為企業工作者），保證受訪者的匿名性[28]；接著結合村莊社會經濟數據與信息分析魚糧溪村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模式演變過程；最后借助遙感數據及全樣本農戶與地塊數據佐證質性分析結果。

3 魚糧溪村農村居民點共生特征分析

3.1 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演變過程

近年來，魚糧溪村依托優越的地理和區位優勢以及上級部門的政策支持，在體制精英帶動下，通過土地流轉、招商引資等途徑積極盤活土地資源、調整產業結構，社會經濟得以全面發展。受此影響，農村居民點多維共生要素關聯度不斷強化，共生系統形態及模式呈現明顯的階段性和差異性特征?；趯Σ煌黧w案例的訪談認知，結合村域發展階段特征與共生理論，整理出魚糧溪村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演變的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3類不同階段模式（圖2）。在不同類型模式下，“人”“地”“業”“房”4 個關鍵要素的相互作用機制有所不同。

圖2 魚糧溪村農村居民點共生階段演變過程Fig.2 Evolution process of symbiotic sta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Yuliangxi Village

3.1.1 寄生模式階段

在21世紀初中國向外廣泛介入全球化以及向內快速推進現代化的戰略影響下，城市因作為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主要載體而備受青睞，大量政策、資金和項目等資源向城市傾斜，廣大農村地區相對被忽視。由此形成的城鄉二元模式致使勞動力、政策及土地指標等資源單向流入城市，嚴重制約鄉村發展；在這種復雜且“不友好”的大背景“籠罩”下，農村（尤其是西南地區）普遍面臨較差的內外部共生環境與條件，村域發展內生力不足、外驅力欠缺成為當時的常態。調研資料顯示，2006年以前，魚糧溪村經濟社會水平低下、基礎設施條件欠缺、集體組織薄弱，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該時段村內農戶內生發展能力嚴重不足，產業結構單一、發展程度低，土地與住宅利用效率低下，鄉村各關鍵要素彼此失聯、缺乏互動，導致農村居民點系統處于寄生模式。訪談案例顯示，“以前村里大家靠種地為生，但由于收入少，大家都跑出去打工，多是老幼病殘的人留下，好多房子和土地都沒人管理了”（T01）。隨著村外工業化與城鎮化快速發展，村內人口逐漸外流，引發了宅基地空廢閑置、土地資源利用低效和景觀破敗等系列問題，造成村域環境全面變化。與此同時，留守村內的傳統小農戶普遍面臨家庭本底薄弱、生計資本匱乏等困擾，并希望通過改變耕地和宅基地利用決策與行為的方式來滿足自身日益增長的發展需求。但囿于有限的家庭存量條件和個人理性認知，農戶往往做出加大耕地化肥投入、無序改建住宅等不可持續的有限理性行為，“以前為了多收點糧食，大家就往地里多撒點肥料，時間一久，發現土地肥力不行了，種不出好莊稼了”（V13）。這些拔苗助長式行為雖為農戶帶來了短期效益，但隨著時間推移卻造成了村域耕地質量下降、住宅形態混亂等鄉村要素受損現象，導致村域居民點共生系統處于一種不健康的發展狀態（圖3）。

圖3 農村居民點多維要素寄生模式Fig.3 Parasitism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3.1.2 偏利共生模式階段

2006—2017年，全國、貴州省及銅仁市的人均GDP以年均35.71%、24.90%和22.58%的速率增長，各級各地方政府出臺的鄉村發展支持政策數量明顯增多。城鎮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及社會政策的急劇變遷促使大量人才、資金、技術和信息等城市要素下鄉，有效彌補了鄉村人口流失的不良影響，給鄉村發展創建了良性的外部環境。在此基礎上，許多條件較好的村莊通過積極響應外部宏觀環境變化、充分挖掘和合理開發利用村域資源，營造了正向的村域共生環境，為鄉村共生系統進化提供了有效動力。自2006年起，魚糧溪村在外部市場與政策帶動下，立足自身資源稟賦優勢，以多元主體介入為支撐，以土地流轉、產業調整為杠桿，合力撬動村域轉型發展，引導共生系統由寄生模式逐漸轉向偏利共生模式。在此期間，以體制精英楊氏（村支書）為代表的鄉村能人班子經歷多次產業調整失敗后逐漸意識到“村莊內部資源有限，村子建設需借助外部資本和企業力量，要以產業為突破口積極招商引資”（O03）。在銅仁市和江口縣重點扶持農業產業支持下，村集體以規模土地流轉為突破口吸引多家企業入駐；通過資金、技術和管理投入激活耕地、宅基地等閑散資源，采取統籌統管和規模經營等方式相繼建立了大棚西瓜、草莓基地、獼猴桃基地等連片產業園區，有效提升了村域產業規模與經濟效益，使村域各要素價值不斷提升?？偟膩砜?，鄉村能人與外商、企業等多主體介入是推動系統變化的發起點，耕地流轉、宅基地整治與產業發展是促進系統轉型的過程行為與路徑，而以產業收益為主的效益輸出則為該模式的階段結點。而隨著村域共生系統“蛋糕”不斷做大，各要素間如何分配“蛋糕”的矛盾卻日漸突出：村域產業收益被企業和村集體壟斷，這些資金多被投入到土地和產業發展建設中，忽略了農戶發展與住宅改造等需求，出現普遍的精英俘獲現象（圖4）?！按謇锂a業雖搞得熱鬧，但我們普通農戶每年只能分到750元/畝的土地流轉費，沒有多余收入去干其他事”（V24）。由此發現，構建多維要素利益共享機制是推動共生系統轉向互惠共生模式的關鍵。

圖4 農村居民點多維要素偏利共生模式Fig.4 Commensalism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3.1.3 互惠共生模式階段

“價值共創、收益穩定和收益同享”是共生系統邁向互惠共生階段的根本標志。魚糧溪村經過長期發展與積累逐漸形成了“青壯勞力回流、農地集約利用及產業設施完善”的共生格局，并在新時期各類鄉村頂層戰略的加持下，進一步強化了各資源相互聯系與作用的村域正向共生環境，加速了共生模式的第三次蛻變過程。隨著魚糧溪村產業經濟快速發展，村域共生系統主要矛盾由“創造效益”向“分配效益”轉變，保障系統中農戶、住宅等弱勢要素的利益分配與公平發展機會成為待解決的關鍵問題?！?008年以來，平均每年近80%的集體經濟收入都用于產業發展，相對忽視了農戶就業、住宅改造與耕地保護等問題。直至2017年才出現轉折，村委在這年確定了‘重民生、保土地、穩產業、優住房’的協調發展方針，注重合理分配集體經濟收益，并開展了多項舉措”（O05）。首先，擴展股份合作、土地入股、土地出租等多種土地流轉形式以構建“公司+基地+農戶+合作社”模式，同時“為了調動村民產業參與積極性，我們將土地租金提高至每年840元/畝”（E02），以此促進企業（公司）、村集體和零散農戶的有機聯合，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濟共同體；其次，借助農田整治、土地用途管制和生態農業推廣等手段合理利用與保護耕地；再者，新建基地園區和完善產業配套以優化村域營商環境，通過培育多元業態建成集“產、加、銷”與“吃、住、行、游、購、娛”為一體的多功能休閑農業生態旅游示范點；最后，通過開展村莊整治、人居環境改造及“水電路網”設施配套等措施改善住宅環境，引導農戶住宅混合利用，挖掘住宅深層次價值。在以上措施共同作用下，農戶收入與內生力不斷提升、土地的資產和生產等價值持續變現、產業規模與效益穩步提升、住宅利用越發高效合理，由此也強化了人口、土地、產業和住房要素間的相互關系與互饋效應，使村域居民點系統邁向“共創價值，共享收益”的互惠共生狀態（圖5）。

圖5 農村居民點多維要素互惠共生模式Fig.5 Mutualism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4 基于共生特征的農村居民點整治策略

（1）協調“人、地、業、房”共生單元，保障農村居民點多維要素良性共振。作為共生系統的最基本構成單位，各共生單元間的相互共存狀態與發展階段決定著系統演化路向。應基于村域資源本底條件與村莊發展方向，充分發揮土地資源、聚落景觀及生態農業等鄉村特色資源優勢作用[29]，塑造多維要素協調共生的農村居民點空間格局。依靠招商引資、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和創新產業模式來提升鄉村產業規模與效益，借助產業溢出效應促進村域人口回流、村民就業增收以及土地集約利用，并通過農用地整治、人居環境改造與生態環境治理等手段激活鄉村關鍵要素活力、重構鄉村空間格局，從而提升人口、土地、產業與住宅間的耦合協調度與互饋效益，形成以“人”為主體、“地”為基礎、“房”為載體、“業”為動能的農村居民點多要素良性共生系統。

（2）完善村域共生環境，為共生單元相互高效溝通創造條件。魚糧溪村案例啟示，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模式及階段總是與其所處的經濟社會等外部環境變化階段相對應，通過完善村域內外部環境能有效管控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的形成與演化。農村居民點共生環境復雜多樣（村域環境、政策環境及經濟環境等），應針對不同環境采取分類策略[30]：一是要整合利用村內資源，理清村域基礎設施及地理環境現狀與困境，充分挖掘村域自然景觀與文化基因并做好規劃，加緊生活與生產基礎設施配套建設；二是遵循政策環境導向，緊抓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戰略等宏觀政策紅利，提高鄉村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才、資金、產業、技術等資源要素回流；三是積極響應外部市場經濟，以外部市場需求為導向適度調整村域產業結構，借助金融下鄉、宅基地流轉與混用、建設用地入市等方式刺激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優化遞進。

（3）優化共生模式，加快實現農村居民點系統向互惠共生模式轉型?；セ莨采枪采到y進化的基本方向和根本法則，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資源。上述案例表明，共生要素高質量發展、共生單元協調互饋以及共生系統穩定增值，是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邁向互惠共生階段的關鍵條件。因此，可通過引導農戶生計方式多樣化轉型、統籌土地利用與保護、開發鄉村多功能產業模式以及打造美麗宜居鄉村住宅來提升人口、土地、產業與產業發展水平；通過拆、改、搬、整等組合手段對農村居民點的空間格局、形態風貌及結構功能等方面進行全方位整改，為共生單元協調發展奠定基礎；通過創新多元主體合作模式以及多要素利益分配機制將鄉村多元主體與多維要素相連接，借此打通村域內部發展障礙與外部市場壁壘，進而構建“價值共創，增益共享”的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基于共生理論，采取質性分析研究方法，以貴州省江口縣魚糧溪村為案例解析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背景下村域尺度農村居民點多維要素共生關系及其特征。得出的結論有：

（1）村域尺度農村居民點系統由“人”“地”“業”“房”要素構成，4類要素相互作用、互為支撐：其中“人”為行為主體，“地”為物質基礎，“業”為核心動能，“房”為空間載體；這些要素按照一定的共生規律組合并發生作用，便在某個時段內形成了具有共生結構和共生功能特征的農村居民點共生形態。

（2）魚糧溪村經濟社會環境與多要素發展變化共同驅動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由“寄生模式→偏利共生模式→互惠共生模式”有序演進；在此過程中，以體制精英為代表的鄉村多元主體借助招商引資、土地流轉及規模經營等手段推動產業發展與系統增益，并通過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將系統收益合理配置至農戶生計轉型、耕地利用與保護、多功能產業建設以及宅基地整治等方面，進而激活人口、土地、產業和住宅等多維要素內生力，促進共生模式轉型與協調多要素發展。

（3）通過整合歸納魚糧溪村居民點共生模式演化過程以及現階段共生系統特征，提出從協調“人”“地”“業”“房”共生單元、完善村域經濟社會等共生環境以及加快實現共生模式向互惠共生階段轉型入手，實現農村居民點共生效應強化和高質量利用。

5.2 討論

農村居民點作為鄉村人地關系的核心載體，探究要素回流背景下農村居民點系統變化特征與提升路徑具有現實意義。本文構建的農村居民點“人”“地”“業”“房”多維要素共生概念框架以及據此提出的農村居民點整治策略，對其他村莊空間治理的參考意義可能有：一是從人口、土地、產業及住房關鍵要素和共生理論的視角切入具有“知微見著”效果，能有效把握鄉村發展多要素的關系與特征，為村域空間治理提供關鍵視角支撐；二是基于共生特征提煉出的農村居民點“單元（要素）—環境—模式”整治策略框架能為其他村域開展空間治理提供范式參考。但本文仍有以下局限亟待深化：（1）受微觀數據限制，本文從質性研究視角開展定性分析，缺乏對農村居民點共生系統的量化研究，后續將通過多個案例比較構建兼具代表性和普適性的村域尺度量化指標體系；（2）人、地、業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要素[1,10,14]，深刻影響著農村居民點轉型與發展；基于“人—地—業”綜合分析框架能有效破解農村居民點空間治理問題。但無論“人—地—業”框架亦或農村居民點，都存在尺度多維與要素多樣特征，如何將兩者升維或降維至統一尺度？同一尺度上兩者的構成要素如何識別？這些要素相互作用機制如何？唯有全面理清上述問題，才能構建農村居民點綜合分析框架，完善鄉村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