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王金波，鄭紅玲，佟繼英，閆立寒

（1.衡水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河北 衡水 053000；2.唐山師范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河北 唐山 063000；3.唐山學院 電子商務學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于在勞動力、土地等要素上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使得要素的紅利效應凸顯。在“要素紅利“效應的驅動下，外資企業為尋求更大的利潤空間，紛紛調整生產布局，大量涌入中國，外資規模呈現擴大趨勢。然而，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企業對要素的競爭程度不斷加強，短期內受既定供給的影響，要素成本趨于上升，“要素紅利”效應明顯減弱。突出表現在，我國正面臨高中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中低端制造業向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兩頭擠壓，造成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從供給側來看，由于我國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環境承載力逼近上限，單靠要素投入的低效率增長模式難以維持，這勢必要求經濟增長模式由低質量增長型向高質量發展型轉變。要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完善和創新經濟宏觀調控體系，推動效率變革、質量變革、動力變革。從需求側來看，以往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依賴于出口和投資。然而，自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貿易增速更是多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速；國內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紛紛處在調整減速期，大量低端產能與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矛盾并存，導致大量過剩產能無法在市場實現。鑒于上述事實，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形成優質高效多樣化的供給體系，實現供給和需求在新水平上的動態均衡勢在必行。

京津冀作為環渤海經濟圈的重要構成，2020 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6 萬億，占全國經濟總量的8.46%，是我國北方經濟的重要增長極。京津冀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對于打造環渤海經濟圈的實現有著重要意義。然而，從總體上看，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京津冀地區的生態質量總體在下降，以京津冀城市群為中心的環境污染仍呈現惡化趨勢，空氣污染、地表水污染程度不斷加強，生態破壞的加劇趨勢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如果考慮到經濟增長的質量，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所換取的經濟短暫增長，缺乏一定的持續性。在創新效率與創新動力不足的現實背景下，這種單靠擴大要素投入規模的粗放式生產方式，最終會使經濟增長率收斂于零[1]，從而使京津冀地區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資源詛咒”的陷阱。如何破解京津冀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詛咒”難題，究其根本是引入創新元素，通過提升創新效率有效地抵消生產過程中的邊際效應遞減問題，從而推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這對解決京津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升級與落后產能之間的矛盾以及環境污染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Kuznets1971 年首次提出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概念，認為經濟增長不僅僅只表現在數量方面，更多是包含質的因素。提出一國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至少包含四方面的內容，即公平公正有效的市場競爭環境、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質量的改善、良好的財政收支狀況以及居民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機會。[2]Barro 則認為經濟增長率、投資增長率決定著經濟增長的數量方面，而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國家的收入分配結構、競爭環境、健康人力資本等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質量。[3]從目前文獻來看，關于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的構建，二是關于影響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研究。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研究方面，任保平等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量和質的統一，并進一步指出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五個維度，即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協調發展、共享發展。[4]金碚則從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結構、經濟發展動力三個方面揭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5]楊三省從投入-產出以及資源配置效率角度揭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滿足低投入高產出，并且擁有較高的資源配置率。[6]馮俏彬認為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其中可用第三產業的發展規模和貢獻度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7]由此可見，馮俏彬主要是從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角度來解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除此之外，部分學者還認為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而全要素生產率、投資增長率則反映了經濟增長的長期狀態，因此，用全要素生產率、投資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代理指標。[8]

在關于影響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因素方面，相關學者分別從技術進步[9-12]、環境規制[13-16]、產業集聚[17-19]、財政分權[20-22]、人力資本[23-25]等方面展開研究。涂正革、陳立認為偏向資本的技術進步可以有效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并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一步提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26]郭然、原毅軍研究認為，環境規制強化了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作用。[27]涂正革等研究表明，環境規制改革在降低大氣污染，提升企業績效方面具有正向效應，但在不同地區這種效應具有異質性。[28]萬光彩等基于環境規制——產業轉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演化路徑，認為環境規制通過淘汰落后產能倒逼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一步提升地區產業機構合理化與高級化水平，進而促進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29]劉和東、劉繁繁從要素集聚的角度揭示了高新技術產業的要素集聚、創新績效與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研究表明，要素集聚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績效，但具有邊際效應遞減特征，創新要素集聚在東部地區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效應明顯。[30]郭新茹、陳天宇的研究表明，文化產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依賴于地區差異，在東部和西部文化產業集聚可以有效促進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而在中部地區則起到抑制作用。[31]楊志安、邱國慶從民生視角研究了財政分權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認為二者具有倒“U”關系，財政分權顯著抑制了以民生指數作為衡量指標的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32]而張瑞等則認為財政支出分權通過提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促進了黃河流域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33]劉成坤、林明裕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不僅會通過人力資本數量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而且還會通過人力資本質量來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34]李震、楊永春認為，人力資本高級化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因素。[35]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多數研究集中在地區技術進步、環境規制、產業集聚、人力資本狀況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盡管部分學者考察了創新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36-38]，但這些研究多數是基于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的視角，忽視了地區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為此，文章在前人的基礎上通過測算京津冀城市群的技術創新效率來進一步考察其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技術創新效率作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這對豐富相關課題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二、研究假說

（一）技術創新效率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區域技術創新效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密切關系。關于技術創新理論的系統研究源自熊彼特對國家發展理論的研究。他將技術創新定義為五個維度：發明一種新產品、創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開辟新市場、發現新的原材料以及組織變革。[39]而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便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本質特征表現為經濟產量在長期的不斷增加，而相對于傳統的要素驅動模式，這種產量的持續增加是由內生技術進步來推動的，在長期，技術進步抵消了生產要素的邊際遞減效應，最終使得經濟增長率與技術進步率趨同，而技術進步源自于知識的積累與擴散，其中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要體現便是技術創新。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由于居民偏好的多樣化特征日趨強烈，具體表現為消費結構升級，導致低檔品產能過剩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之間出現了匹配失靈，制約了企業利潤的實現。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給企業帶來的競爭壓力以及可利用生產資源日益枯竭的雙重約束下，企業紛紛加強了技術創新的力度，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效率作用于技術進步而代替傳統的勞動與資本。與此同時，企業對產品外觀、性能以及生產工藝的創新提升了自己的利潤水平。由于不同企業在勞動力、資本、技術方面存在差異，導致企業研發投入與創新產出之間存在資源錯配，進而使企業的創新效率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特征。只有那些創新效率高的企業才能享受“創新紅利”，促使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從宏觀角度則表現為經濟增長率、投資占比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上升，為此，通過上述邏輯可提出以下假說：

H1：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有效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H2：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有效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H3：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通過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進而提升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

（二）技術創新效率與經濟增長的協調性

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長的數量方面，而且體現在結構方面，而經濟增長的結構方面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具體而言，經濟增長協調性體現在產業內部和產業之間持續優化，逐步形成以第三產業發展為主體的“三二一”產業格局。由于各個產業在生產過程中所具備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所以對技術創新效率的吸納程度也有所差異。技術創新效率較高的產業，由于在資本、技術以及知識的積累消化能力較強，使得該產業的生產效率明顯高于技術創新效率較低的產業，產業間技術創新效率的差異導致了產業間生產率的差異。根據邊際生產力理論，不同產業生產率的差異導致了產業間工資水平的差異。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間根據工資差異進行調整，由創新效率低的行業向創新效率高的行業轉移，這一過程也是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優化過程。以上邏輯得到了相關學者的支持，林春艷、孔凡超[40]和王海兵、楊惠馨[41]研究發現，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正向效應，技術創新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等方式，促進生產要素在產業界的流動，優化了資源配置，推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為此，提出以下假說：

H4：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有效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協調性。

H5：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通過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協調性進而提升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

（三）技術創新效率與經濟增長的融合性

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個方面則表現為經濟增長與環境承載力的融合性，高質量的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制造業在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對環境污染的破壞力度也在不斷加大，國家為避免污染擴大出臺了一系列制度性保障措施，對環境污染加以規制，例如，限制排污量、征收污染稅。環境規制對企業的直接影響便是加重了企業的額外成本，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企業為避免環境規制所帶來的利潤損失，紛紛加大創新投入，提升生產工藝，使用清潔能源，以降低對環境的污染。在創新投入不變的前提下，技術創新效率越高，企業越能獲得創新活動所帶來的紅利，對環境所產生的污染水平也就越低。劉薇基于DEA-RAM 模型測算了創新效率，并利用聯合效率模型,將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和經濟可持續理念三者結合，得出：通過創新要素投入可抑制環境污染源的產生, 也可以阻斷環境污染在經濟發展環節的擴散, 環境治理改善可顯著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42]辛曉華利用285 個地級市樣本研究得出，所有城市的技術創新對環境污染均存在負向影響，影響程度呈現出由東向西漸次遞增的空間分異格局，技術創新能夠促進經濟與環境的良性發展。[43]為此，根據上述的邏輯分析，提出以下理論假說：

H6：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融合性。

H7：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通過提高經濟增長的融合性來進一步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三、模型設定

（一）模型設定

文章在研究假說的基礎上通過收集京津冀13個城市2010-2019 年的數據，考察京津冀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合研究的需要，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方程（1）為基準模型，用來檢驗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方程（2）至（4）為中介效應，用來檢驗技術創新效率作用于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Ecom_Fit代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R&D_TFPit代表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Xit為控制變量，Medijit為中介變量。其中，j 取 1、2、3，分別代表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協調性、融合性；β1代表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效應；β2代表技術創新效率對中介變量的影響；β3代表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β2λj代表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介效應，并且 β1=β3+β2λj。

（二）指標構建

1.技術創新效率（R&D_TFP）

技術創新效率可以從投入徑向與產出徑向兩個方面進行測度。其中，投入徑向是在創新產出不變的情況下，使創新投入最??；而產出徑向是指在創新投入既定的情況下，使創新產出最大。文章利用京津冀13 個城市2010-2019 年的面板數據，利用Malmquist指數，測算了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的動態變化。其中，Malmquist 指數計算過程具體如下：

其中，x 代表投入向量；y 代表了產出向量。Malmquist指數是基于非參數方法，反映了從t 期過渡到t+1期技術創新效率的動態變化規律。如果指數大于1，表明相對于t 期，在t+1 期技術創新效率有所提高；如果指數小于1，則表明相對于t 期，在t+1 期技術創新效率有所降低。根據Fare[44]等人的研究，Malmquist 指數可進一步分解為效率變化與技術變化兩部分，其綜合的Malmquist 指數可以表示為效率變化（EC）與技術變化（TC）的乘積。

為直觀反映各項指標的投入產出情況，表1 給出了京津冀城市群的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其中，創新投入分別用R&D 人員全時當量與R&D 內部支出表征創新過程中的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投入；用京津冀各城市2010-2019 年的專利授權數表征創新產出。數據來源于《河北科技統計年鑒》《天津科技統計年鑒》《北京統計年鑒》以及河北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

表1 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指標體系

2.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構建（Ecom_F）

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別于單純的經濟增長，它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切因素的綜合反映，既包含數量層面的，還包含結構層面的。不同學者在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時，采用的指標有所差異，但總體上指標構建涵蓋了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三個方面，即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協調性以及融合性。

為此，參考鞏蓉蓉[45]、江三良[46]、魏婕[47]的方法，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作為一級指標，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協調性以及融合性作為二級指標。其中，二級指標又包含12 個基本指標，指標的構建及說明如表2 所示。根據表2，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具體包含人均實際GDP、全要素增長率、經濟增長率、投資占比、財政支出占比以及金融效率6 個基本指標；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包含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優化2 個基本指標；經濟增長的融合性包含人均綠地面積、建成區綠化面積覆蓋率、單位產出排污量、單位產出二氧化硫排放量4 個基本指標。在12 個基本指標中，除單位產出排污量與單位二氧化硫排放量為逆向指標外，其余均為正向指標。在指標處理過程中，利用主成分分析進行降維，同時利用坐標的旋轉變換，將原始的12 個基本指標進行重新的線性組合，生成12 個新的變量，并且12變量之間互不相關，稱為12 個“成分”。同時按照方差最大化的原則，保證第一個成分的方差最大，然后依次遞減。這12 個成分是按照特征值與方差從大到小排列的，其中前m 個成分可能就包含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方差及變異信息。那么這m 個成分就成為原始變量的“主成分”，它們包含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

表2 京津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分解

3.控制變量

借鑒張靜[48]、趙景峰[49]、任曉燕[50]、韓超[51]的相關研究，分別用 FDI 占 GDP 比重（FDI）、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Enterp_type）、就業人數（Employ_scale）、高等學校學生人數（Education）來控制地區的經濟開放情況、企業性質、就業規模和人力資本狀況。其中，就業人數與高等學校在校人數為絕對量，為避免回歸系數過小，對其進行標準化，將標量調整在區間[0，1]內。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分析

表4 給出了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檢驗結果，其中模型1 和模型2 是基于固定效應，模型3 和模型4 是基于隨機效應；模型1 和模型3 是在不包含控制變量下的基準檢驗結果，模型2和模型4 是在添加不同控制變量下的擴展結果。根據Hausman 檢驗，模型 1 和模型 3、模型 2 和模型 4的Hausman 檢驗值分別是32.11、28.10，分別在1%的水平下拒絕存在隨機效應的原假設，故模型應采用固定效應進行分析。由模型1 可知，在無控制變量的前提下，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即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邊際效應為3.568。模型2 在添加控制變量后，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2.875，仍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提升京津冀地區的技術創新效率有助于促進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假說H1 得到驗證?？疾炜刂谱兞康挠绊懓l現，FDI 占比對京津冀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顯著為負，其系數為-0.421，表明FDI 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會有抑制作用。雖然，京津冀地區通過吸引外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本地市場的就業問題，拉動了地區經濟的增長。但就經濟增長質量而言，所注入的外資一般都是高污染行業，對環境的破壞力度較大，嚴重降低了地區經濟發展的共享性，進而不利于京津冀地區整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Enterp_type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國有企業比重越高，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就越大。一般而言，國有企業在人力資本、技術應用、融資渠道等方面較民營企業具有先天優勢，企業的研發規模和研發效率相對較高，并且在響應國家有關政策方面較為迅速，更加注重自身效益、社會價值、生態環境三者的協同發展。Employ_scale、Education 的系數雖然為正，但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樣本量過少所產生的偏差所致。

表5 在表4 基礎上進一步考察了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效應，其中模型1-4分別在當期、滯后1 期、滯后2 期、滯后3 期考察了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體而言，技術創新效率在不同時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分為2.875、2.375、1.895，并且均在至少5%的水平下顯著；在滯后3 期以后其效應由正變負。這表明，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動態性，其系數呈現出由強到弱的遞減特征。這是由于企業的創新過程往往充滿了不確定性，獲得研發費用的渠道通常受到銀行融資約束的限制，時間越長，風險越大，創新過程受有關政策、金融風險、技術合同的限制條件就越多，這會制約技術創新效率的實現，導致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就越弱。其次，從創新資源的配置過程來看，經歷的時間越長，創新資源在配置過程中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產生資源錯配。其中，管理者偏好的改變會嚴重影響創新資源的使用效率。例如，時間越長，管理者的偏好就越可能發生改變，將本用于研發的資金改投他用，這會造成研發資源的浪費，降低研發資源的配置效率，進而制約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

表4 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準回歸）

表5 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動態效應）

為了進一步揭示技術創新效率內部構成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其綜合的Malmquist 指數可以表示為規模效率（EC）與技術效率（TC）的乘積。表6中，模型1-4 給出了創新的規模效率與技術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其中模型1 與模型3 是基于固定效應模型下的估計結果，模型2 與模型4 是基于隨機效應下的估計結果。同理，根據Hausman檢驗，故采用模型1 與模型3 作為分析重點，如模型1 所示，技術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0.730，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規模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0.951，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二者均對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效應。通過比較，相較于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為明顯。在創新資源既定的前提下，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越高，創新資源的利用率就越高，創新產出也就越大，技術創新效率進一步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持續性與協調性。同理，模型2 與模型4 的隨機效應檢驗結果也表現出了相同的特征。

表6 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效率分解）

（二）異質性回歸分析

表7 從異質性角度，采用變量分組的方法對樣本進行分割，以考察在不同樣本特征下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體而言，模型1 與模型2 以京津冀13 個城市群2010-2019 年間人均實際收入的平均值為切割點，人均實際收入高于53 280 萬元的定義為高收入組；反之，則為低收入組。模型3 與模型4 則是根據研發投入強度的均值為切割點，將研發投入強度高于0.02 的定義為創新高強度組；反之，則為低強度組。通過分組回歸發現，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強度在不同樣本下存在顯著差異，低收入組的系數為0.640，在1%的水平下顯著；高收入組的系數為0.941，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效應在高收入組更大，這可能是由于高收入組所在的地區在市場化水平、科技創新的財政支持力度、研發費用融資渠道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例如，市場化水平越高，價格機制就越充分，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就會越高，這大大降低了創新資源的錯配程度，提升了創新績效。

表7 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異質性）

同理，模型3 與模型4 的回歸結果顯示，低強度組的系數為0.809，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高強度組的系數為1.027，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通過比較發現，相對于低強度組，高強度組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為明顯。這是因為，在技術效率既定的前提下，創新投入強度越高，則創新實際產出同期望產出的前沿距離就越短，呈現出一定的規模效率，而創新的綜合效率（TFP）則是技術效率（TC）與規模效率（EC）的乘積，因而，在技術效率既定的前提下，規模效率就越高，導致創新的綜合效率就越高，因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就越顯著。

（三）中介效應回歸分析

表8 是在機制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中介效應模型對其進行了回歸檢驗，為降低變量之間的內生性，采用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來替代原變量。其中，模型1 是方程（2）的估計結果，其系數為0.979，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代表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總效應。模型2-4 是基于方程（3）的估計結果，代表了中介效應檢驗方程，其系數分別為0.280、0.173、0.107，并且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可以有效促進本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協調性與融合性，假說H2、H4、H6 得到驗證。模型5 是基于方程（4）的估計結果，代表了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通過中介效應即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協調性、融合性，進而提升本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由模型5 可知，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為0.603，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而通過作用于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協調性與融合性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介效應為0.376；即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通過中介效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度約為38%。進一步考察個別中介效應的貢獻度發現，技術創新效率通過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協調性、融合性進而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度分別為46.9%、41.4%、11.5%，通過比較發現，在中介變量中，技術創新效率通過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度最大，而通過影響經濟增長的融合性進而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度最小。根據上述分析，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僅會通過直接效應來實現，而且還會通過作用于中介效應間接實現，假說H3、H5、H7 得到驗證。

表8 技術創新效率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介效應

五、結論與啟示

文章利用Malmquist 指數和主成分分析，測算了京津冀城市群2010-2019 年的技術創新效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回歸方程，檢驗了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

（1）利用固定效應考察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發現，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促進本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二者具有正向關系；并且在時間上進一步考察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性發現，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動態遞減特征，隨著滯后期數的增加，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遞減特征，在滯后三期出現拐點由正向效應轉為負向效應。（2）對技術創新效率進行分解，考察其內部構成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發現，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均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效應，但就作用強度來看，相較于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為顯著，這表明規模效率在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占主導。（3）考慮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研發投入強度后，以人均實際收入均值和研發投入強度均值為分割點，將樣本劃分為：低收入組、高收入組，低強度組、高強度組，重新回歸發現，相對于低收入組與低強度組，高收入組與高強度組的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為顯著，這表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研發費用投入強度在創新效率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4）文章最后利用中介效應模型對其作用機制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通過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協調性以及融合性，可以進一步促進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文章在研究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出了以下幾點啟示：

（1）鑒于規模效率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顯著作用，提升創新主體的規模效率成為重中之重。為此，應通過增強研發經費投入規模、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提高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和規模利用效率，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2）有針對性地推進不同城市群的創新發展戰略。就現階段而言，京津冀地區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科技雄厚、人才集聚與資本充裕等優勢，在創新過程中發揮大城市輻射效應的同時，兼顧中小城市的發展，各城市在提升自身創新水平的同時，帶動周邊乃至整個城市群的共同發展，最終實現整個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高質量發展。（3）合理利用京津冀一體化機遇所帶來的優勢。各城市群應當主動抓住京津冀一體化的機遇，堅持市場化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重視發揮人才優勢，大力推進創新要素的良好互動，形成互補優勢，進而提高整個區域的創新績效，推動京津冀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4）合理把握創新方向的選擇。技術創新方向的選擇，必須從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和企業實際出發，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緊緊圍繞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符合市場需求。方向搞錯勢必會造成創新資源的浪費。在把握方向的基礎上，選取具有一定戰略意義的重要領域，加大投入、加強攻關，通過提升重要領域的創新效率進而帶動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