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院校學生身體活動影響因素研究

趙壯壯，王長梅，張之海，孫 宇

（南京城市職業學院，江蘇 南京 211200）

身體活動是指任何由骨骼肌收縮引起的導致能量消耗的活動，包括交通性、職業性、家務性和休閑性身體活動。當前，慢性病已成為嚴重危害我國人民健康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且患病呈現持續和快速增長趨勢，而身體活動不足正是造成慢性病死亡的四大危險因素之一[1]。提高人們的身體活動水平可以顯著改善社會的整體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對于降低整個社會與身體活動不足相關的慢性疾病醫療費用有顯著的意義。

以往針對大學生開展的身體活動的研究表明大學生身體活動普遍不足，突出表現為中高強度身體活動較少，靜坐時間長[2-4]。大學生身體活動行為受到多維因素影響，而社會生態模型則系統地考察了不同類型相關因素對個體身體活動行為的影響。社會生態模型注重個體行為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在強調傳統健康行為促進理論所青睞的個體因素的同時特別重視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在社會生態模型中，影響個體身體活動行為的因素從內到外可以分為個體水平、人際水平、機構水平、社區水平、政策水平5個內涵十分豐富的部分。個體水平因素主要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態度與興趣、價值觀等；人際關系因素主要包括教師、家人、同伴朋友在內的人群的影響；組織機構及社區因素主要考察教育機構、家庭、社區等對個體身體活動的影響。社會生態模型近些年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但相關研究多以介紹理論為主，實證研究較少。本文立足社會生態模型，對影響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統計，并對相關因素與學生身體活動之間關系的強度進行了分析，以期為今后大學生身體活動干預提供支持。

一、研究方法

（一）調查對象

采用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南京高職院校學生為調查對象。共發放659份問卷，保留有效問卷614份，其中男生338人，女生276人。

（二）測量工具及信效度檢驗

參考以往研究文獻[5-6]和測試工具[7-8]，設計了量表，經專家審查、項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驗證性因子分析后該量表最終剩余題項為31個。題目涉及自我效能，體育知識與運動技能，對體育活動的認識和態度，教師、朋友、家人等的支持，學校、周圍社區及家庭環境等，選項采用李克特5級量度。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KMO值為0.93，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量為14387.08，P＜0.001。共抽取了6個主成分因子，分別為知識技能與自我效能、教師影響、家人朋友影響、價值判斷、校園環境、家庭社區環境。解釋了74.622%的方差總變異，各題項在公因子上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68，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建構效度。量表克朗巴哈系數為0.91，間隔4周的重復測量相關系數為0.83，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信度。驗證性因子分析中模型適配度指 標 為CMIN/DF=3.122，GIF=0.913，AGIF=0.958，RMSEA=0.052，CFI=0.884，RMR=0.067，各題項因子載荷介于0.532-0.905，6個公因子組合信度系數均大于0.86，平均方差抽取量大于0.58，表明量表信度水平較高，具有較好的內部質量。

身體活動調查采用段艷平等[9]在相關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學生鍛煉階段采用了跨理論模型中的鍛煉階段量表[10]，兩個量表均經過信效度驗證。本次調查中調查對象與以往研究不存在異質性，認為量表適合本次調查。

（三）數理統計與分析

使用SPSS進行基本的統計描述，并對社會生態環境變量進行兩獨立樣本非參數檢驗，檢驗性別差異。統計了鍛煉階段、一周身體活動和社會生態環境變量之間的非參數相關系數，以考察它們之間的相關性。用社會生態環境因素作為自變量，分別以鍛煉階段和一周身體活動為因變量進行多項Logistic回歸和逐步多元回歸，以考察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預測能力。

二、結果與分析

（一）體育鍛煉階段

表1顯示，絕大多數學生處于體育鍛煉的準備和行動階段，人數比例分別為37.5%和35.5%，有45.6%的學生能夠堅持規律的體育鍛煉，37.5%的學生參加體育鍛煉，但鍛煉行為并不規律，16.9%的學生很少或基本不參加體育鍛煉。不同性別學生在鍛煉階段上的頻次分布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不同鍛煉階段人數頻次

（二）一周身體活動得分

被調查學生根據個體情況，對其在通常情況下一周7天的身體活動（包括體育鍛煉與日常身體活動）進行打分，7天的得分加總得到變量“一周身體活動”得分，表2即是對得分進行的描述和統計學檢驗。數據顯示，學生一周身體活動平均得分為3.66，屬于中等偏上水平，這與學生鍛煉階段數據基本吻合。從樣本均值來看，男生身體活動略高于女生，但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不同性別間身體活動得分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

表2 一周身體活動得分

（三）學生身體活動社會生態環境基本情況

數據探索性分析結果表明屬于個體維度的“知識技能自我效能”和“價值判斷”、屬于組織社會維度的“家庭社區環境”和“校園環境”以及屬于人際關系維度的“教師影響”和“家人朋友影響”6個因素的數據分布為非正態分布，故數據統計結果除了給出平均數、標準差外，同時給出了中位數，以了解數據的集中趨勢。數據結果顯示（表3）學生家庭社區環境平均得分為2.76（中位數為2.75），校園環境得平均得分為3.40（中位數為3.50），知識技能自我效能平均得分為3.25（中位數為3.22），價值判斷平均得分3.89（中位數為4），教師影響平均得分為3.79（中位數為4），家人朋友影響平均得分為3.57（中位數為3.60）。

對不同性別間社會生態環境得分進行非參數統計檢驗，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只在家庭社區環境和校園環境兩個因素上的得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其他因素得分的性別差異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男生的家庭社區環境和校園環境得分均高于女生（表3）。

數據集中趨勢的分析結果表明，學生身體活動的社會生態環境總體為中等偏上。家庭社區環境得分較低，為中等偏下水平，表明學生對家庭身體活動環境支持因素和社區支持因素認可度較低；知識技能自我效能得分次低，表明學生與身體活動有關的知識技能儲備以及在困難條件下進行身體活動的動力依然需要繼續提高；價值判斷和教師影響得分最高，接近4分，表明學生對身體活動有著較高的價值認識，且認可學校教師特別是體育教師對自身身體活動的支持。

對鍛煉階段、一周身體活動及身體活動社會生態環境各維度因素進行了相關分析。由于除一周身體活動數據外，其他各變量數據分布不呈正態分布，故選擇了非參數相關中的Spearman秩相關對參數相關性進行了統計（表3）。結果顯示，學生社會生態環境因素與學生鍛煉階段、一周身體活動水平相關系數有統計學意義，相關強度為中等水平相關，其中，環境因素與一周身體活動的相關強度略高于其與鍛煉階段的相關強度。因為學生鍛煉階段的劃分包含了過去每周鍛煉次數、持續時間等信息，其與學生一周身體活動水平的測量存在部分信息的重疊，因此鍛煉階段與一周身體活動之間存在著較高的相關（r=0.66）。不同維度環境因素之間總體存在著中等強度的相關，價值判斷、教師影響與家庭社區環境之間的相關性較低，價值判斷與校園環境之間的相關性較低，提示了大學生對身體活動價值認識的相對穩定性與家庭、社區和校園環境關系不十分密切。

表3 變量描述統計及非參數相關矩陣

（四）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對學生鍛煉階段的影響

由于社會生態環境變量數據不呈正態分布，所以表4同時給出了從前意向階段到保持階段5個階段水平上的均值和中位數。從數據整體結果來看，隨著鍛煉階段的提高，學生社會生態環境得分總體上升，但這種得分上的提高因為無法進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一個基本假設是在因素不同水平上數據要服從正態分布）而無法衡量在推斷統計學上的意義。

表4 不同鍛煉階段學生身體活動和環境因素得分

本研究以“鍛煉階段”為因變量、以社會生態環境因素為自變量的多項Logistic回歸，但可能因為樣本量較少，特別是某些鍛煉階段上陽性樣本量少而導致回歸過程中出現Hessian矩陣奇異性。雖然回歸進程依然可以繼續，但各項擬合指標統計效力會出現顯著下降，出于保守考慮，未對Logistic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導致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對學生鍛煉階段的預測力在本研究中無法進行較為精確的統計。

在不同鍛煉階段，學生一周身體活動水平存在差異，方差分析的結果支持了這一點。隨著鍛煉階段的提高，學生一周身體活動水平顯著提高（P＜0.001）。

（五）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對學生一周身體活動的影響

為衡量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對學生一周身體活動的影響，進行了以一周身體活動為因變量的逐步多元回歸分析，并對多元線性回歸的各項基本假定進行了檢驗，包括：預測變量與因變量的直線化判斷（線性關系判斷），預測變量的多元共線性診斷、殘差獨立性檢驗、殘差正態性檢驗、殘差方差齊性檢驗。

通過繪制學生一周身體活動與6個社會生態環境因素的散點圖發現，6個預測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基本呈現為線性關系，符合線性回歸的直線化假定條件。6個預測變量容忍度均大于0.1，方差膨脹因素（VIF）均小于10，且共線性診斷中各維度特征值均大于0.01，條件指標（CI值）均小于30（表5），因此認為預測變量間不存在多元共線性，符合多元回歸的基本假定。由表5可知，Durbin-Waston檢驗統計量為0.896，提示樣本殘差間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線性相關，但考慮到樣本數據為橫斷面數據，因此不能據此認為殘差不具有獨立性。繪制了殘差直方圖和P-P圖，結果發現殘差服從正態分布，這符合多元線性回歸的基本假定。SPSS可繪制標準化殘差值和預測值的交叉散點圖來判斷殘差的方差是否具有齊一性。本研究中，統計發現無論因變量一周身體活動的預測值如何變化，標準化殘差的波動在0值上下呈現水平的隨機波動，表明了標準化殘差波動的穩定性，因此認為殘差方差符合齊一性，這符合了多元線性回歸的基本假定。綜上，認為以一周身體活動作為因變量，以社會生態環境因素作為預測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符合多元線性回歸的基本假定，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據表5可知，知識技能自我效能、教師影響、家庭社區環境、校園環境、家人朋友影響、價值判斷6個預測變量可以顯著預測學生一周身體活動水平。6個預測變量與因變量的多元相關系數為0.89，決定系數為0.79，回歸模型整體性檢驗的F 值為376.797（P＜0.001），表明6個預測變量可以有效解釋學生一周身體活動79%的變異。

表5 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對一周身體活動逐步多元回歸摘要

從預測變量解釋力的高低來看，知識技能自我效能變量最高，可以解釋一周身體活動52%的變異，其次為教師影響，可以解釋16%的因變量變異，其余4個預測變量對因變量變異解釋度分別為5%、3%、2%和1%。從標準化回歸系數來看，6個預測變量的β系數均為正數，表明預測變量對一周身體活動水平的影響均為正向。其中，自變量知識技能自我效能的標準化回歸系數最大，表明其對學生一周身體活動的影響較大，其次為教師影響、家庭社區環境、家人朋友影響和校園環境，價值判斷對一周身體活動的重要性相對較低（表5）。

三、討論

身體活動參與度越高越傾向于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堅持健康的行為習慣[11]。多種因素影響著人們的身體活動參與行為，這些影響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身體活動的社會生態環境。近些年，社會生態理論被引入我國，用以解釋、預測學生身體活動行為。社會生態理論在社會學研究中被稱為生態系統理論，是考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交互關系的理論[12]。Mcleroy、Glanz等眾多學者在后續研究中認為可以將影響個體健康行為的生態因素歸結為個體水平、人際水平、機構水平、社區水平和公共政策水平5個維度[13]。在健康行為干預、身體活動促進中，社會生態理論整合了從個體到社會的各層面因素，注重行為與環境之間廣泛存在的交互作用，特別強調了環境對行為的影響。本研究采用社會生態環境量表，從個體維度的知識技能自我效能、價值判斷，人際關系維度的家人朋友影響、教師影響，組織社會維度的家庭社區環境、校園環境等變量，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社會生態環境進行了評價。從學生自感的社會生態環境評分總體結果來看，學生對家庭社會環境以外的其他環境評分都比較高。社會生態環境變量和一周身體活動及鍛煉階段存在顯著相關，在檢驗了多元回歸的條件假設后，對社會生態環境與學生一周身體活動進行了逐步多元回歸，以評價它們對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

知識和技能水平與大學生身體活動行為有著最直接的關系，它可以為學生帶來良好的行為體驗，有助于學生身體活動行為的保持。而自我效能是對個體可以完成某種身體活動的判斷，它與學生身體活動行為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學生的身體活動越高[14]。從回歸的結果來看，學生的知識技能自我效能水平對身體活動有著最高的預測力，解釋了學生身體活動行為52%的變異量，提示了身體活動促進干預中，應該尤其重視學生的知識技能和自我效能。與研究假設不同的是，學生的價值判斷對身體活動行為的預測力不足。價值判斷對人的行為起著最基礎的作用，對身體活動當然有著不可忽略的認識?；貧w中對身體活動變異量解釋不足可能與學生對身體活動的價值判斷有著較高的、穩定的水平有關。從描述統計的結果來看，價值判斷這一變量的均值最高、標準差最小、中位數最高，解釋了這一點。

此外，組織社區水平主要考察學校環境、家庭、社區等對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它們不但為學生提供最基本的活動場地、設施等條件，而且會通過文化氛圍感染等間接引導學生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家庭社區環境和學校環境在回歸分析中有著良好的統計指標，但從大學生環境評分情況來看，大學生家庭社區環境得分不高。這可能與我國社區體育發展不成熟以及學生走入大學以后對家庭環境的感知度有所下降有關。改善家庭所在社區或學校所在社區的身體活動條件對學生身體活動行為的改善十分重要。

四、結論與建議

第一，南京高職院校學生總體身體活動水平、鍛煉階段水平、從事身體活動的總體社會生態環境較好。

第二，個體維度的知識技能自我效能、價值判斷，人際關系維度的家人朋友影響、教師影響以及組織社會維度的家庭社區環境、校園環境等是影響高職學生身體活動行為的相關因素，6個變量可以有效解釋和預測大學生身體活動行為。

第三，知識技能和自我效能對學生身體活動變異有最高的解釋力，與其他因素存在中度相關。建議在學校體育工作中重視學生體育知識、運動技能學習和運用，通過進一步改善校園整體體育環境、體育教學實效性等，引導學生提高體育興趣，增強鍛煉動機，并最終提高學生在身體活動中的自我效能感，幫助學生樹立終身體育意識，實現鍛煉階段的跨越，養成良好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