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沒的詩人“命運”
——新時期以來食指詩歌研究綜述

李嘉欣

(長沙理工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114)

“打撈文學史上的失蹤者”，是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熱門話題，由于政治觀念、審美取向的變化以及去除歷史遮蔽的動機，被“打撈”的“失蹤者”人數頗為可觀。新時期以來，在詩歌領域，影響較大的是對“地下詩人”食指的再“挖掘”。食指生于1948年，原名郭路生，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詩歌創作，“文革”結束后開始大量寫作，此后逐漸浮現于文學史視野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成為人們回溯當代新詩時不斷返顧的源頭。

食指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迄今為止經歷了四十余年?？v觀之，相關研究可大致分為沉潛期、熱潮期以及延續與新變期三個階段，主要研究包括食指生平、食指與“地下文學”和“朦朧詩”的關系、食指詩歌主題及藝術、食指其人其文的文化意義等方面。然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學界對“食指是如何浮出歷史地表的”探究還遠遠不夠，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進一步“挖掘”食指。同時，作為一個持續創作的詩人，食指新時期的寫作在面向社會、回顧自我人生以及與當代詩壇互動等方面并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因而，梳理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研究成果，無論是對食指研究，還是對當代新詩史發展的某些內在線索的梳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理意義。

一、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沉潛期

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文學界開始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各種流派和思潮蓬勃興起，一派欣欣向榮。在此背景下，學界并未對食指寄予過多關注，食指及其詩歌研究也顯得頗為寂寥。原因之一可能是食指這段時間因患有精神疾病大多住在安定醫院、展覽館醫院、第三福利院，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在這一時期，食指詩歌充溢著精神的痛苦與張力，人的庸俗與內心對詩歌的隱秘渴望形成兩極角力，詩人的靈魂便在這兩極間彷徨：對外關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改變及由之而來的社會現象；對內進行自我質詢與探求，時?；仡欁约旱娜松⒘髀冻鲆环N“中年意識”。經歷了長期的精神分裂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食指似乎獲得了精神上的重生——“但終于我方詩行的大軍/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峽谷”(《歸宿》)，詩人用詩歌與命運抗爭，尋求安慰。食指在詩歌中找到了對抗現實的力量，結束了精神的虛空漂浮狀態，并給自己的人生劃上了向后延續的省略號——詩人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食指詩歌擺脫“文革”時期地下文學“手抄”形式首次獲得發表，其油印刊物為《今天》，且“食指”筆名的首次出現也是在《今天》，《今天》共發表了食指的九首詩。①關于這一筆名的由來有兩種解釋：一是替食指發言——食指認為作為一名中國詩人需要面對無形的壓力和背后的指指點點，因此“食指”便是用以表達自己對別人在背后指點的抗爭和解嘲[1]，這一說法影響更大；二是來自食指本人的采訪，因為母親姓“時”，且為了表達對老師的尊敬，“食”與“時”“師”諧音，“指”與“子”諧音，所以取筆名為“食指”[2]。這不同的說法暗含了“反”(反抗)與“正”(正統)兩種截然不同的意味。1981年1月，食指的《相信未來》《我的最后的北京》(現定名為《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兩首詩首次發表在國家正規刊物《詩刊》上，然而，“除了朋友的祝賀外，并未引起更廣泛的關注”[1]。由此可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食指的詩歌是遠離中心而處于邊緣的。

但是，由于朦朧詩在新時期引起的爭議，加上連續發表作品，食指不時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因此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從有關詩集的出版情況來看，20世紀80年代后期對食指的關注不斷升溫。1985年，《新詩潮詩集》[3]出版，食指排在“朦朧詩人”之后，其中收錄其《憤怒》一詩；1986年，《北京青年現代詩十六家》一書[4]出版，將食指排在首位，可見當時已有研究者開始有意識地追溯食指的“先驅”地位，但編者將食指創作《瘋狗》的1978年誤認為是1974年，追究起來，這一錯誤源自一個歷史性的誤會。②此外，“北京”這一地域修飾語似乎也預示了“挖掘熱”過去后食指詩歌影響的困境；③1988年，食指第一部個人詩集《相信未來》④出版。

1988年，多多發表了自1970年到《今天》創刊前關于北京地下詩歌群體的回憶性文章《1970-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其中提到，“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詩的純凈程度來看，至今尚無他人能與之相比”，食指是“70年代以來為新詩歌運動伏在地上的第一人”[5]。同為“文革”時期地下詩人，多多是較早關注食指并且給食指的文學地位定性的人。這篇文章后來被反復引用，用以說明食指在“文革”時期延續文學脈絡的重要功績。

可以說，圍繞食指作為新時期以來新詩“第一人”的定位，當事人的回憶文章為此奠定了“地基”，后續研究者則紛紛以磚木來修建“大廈”，而“地基”的穩固性(客觀性)卻有意無意被忽略了，由此可知，這股“建造”熱潮過去后，人們才會對這座人為的建筑物本身進行合理性反思。用論點證明論點，而不是用論據證明論點，是“挖掘”食指過程中存在的邏輯漏洞。

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紀初：熱潮期

20世紀90年代初期，探究“文革”時期地下潛流文學的熱潮終于涉及到食指，食指逐漸進入國家體制之中，他1993年加入北京作家協會，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食指詩歌獲得了來自社會主流權威“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讓食指浮出水面”的呼吁和行動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最重要的詩歌事件之一。

與前一時期的緊張感、拉扯感相比，這個時期詩人與外部社會、自我內心的關系似乎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反映在創作中便是食指通過詩歌體現出來的明顯的“苦難意識”，以及一種歷經世事的余裕與悠閑。盡管張力已經松弛，但詩人仍然對時代投去批判性的深思，而這正是食指詩歌在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背景下具有的特殊意義。面對來自外部世界的或關心或獵奇，站在“人生舞臺”上的食指也在審視著臺下的觀眾，“這市場上最不值錢的叫得最響”(《欲望》)，如此犀利、潑辣又率性的洞察與詩歌表達，恰如其分地為食指本人及其每一階段的人生態度作了一幅紀實畫。

在這個時期，食指出版的作品集呈現噴發態勢，《食指 黑大春現代抒情詩合集》《在黎明的銅鏡中》《詩探索金庫·食指卷》《歲月的遺照》《90年代實力詩人詩選》《食指的詩》《中國新詩：1916-2000》《朦朧詩選》《朦朧詩新編》《被放逐的詩神》⑤等食指詩歌專集或選集陸續出版。從詩集出版數量及頻率來看，食指已經得到了文學領域主流權威的肯定，“地下詩人”“潛流歌手”正式登上了“舞臺”。其中有兩件事值得注意：其一，在《詩探索金庫·食指卷》的發行座談會上，錢理群發表演說，強調食指詩歌在強權統治、文化專制的極端年代中“跨越精神死亡的峽谷”的重大意義，這種“跨越”具有“史”(中國詩歌史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意義和價值[6]。錢理群甚少談及新詩，因而這種言說便因其本人在學界的“宿儒”地位有了較大的影響力，此后還有研究者撰文專門談及這種精神“跨越”的意義[7]。其二，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的《朦朧詩選》是1985年同名詩集的再版，2002年版增訂了食指和多多兩人的作品，然而增訂版只收錄了食指的18首詩歌，不僅數量上不可與北島、舒婷、顧城等朦朧詩人相比，而且也并未改變原來的排序，將食指置于朦朧詩人之后，這無意中暗示了食指在新詩史上的“尷尬”地位。

在“挖掘”食指的過程中，《詩探索》一直是主力軍。1994年，《詩探索》復刊并在第2期發表了林莽的《并未被埋葬的詩人——食指》、食指自述《〈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魚兒三部曲〉寫作點滴》。林莽回顧了食指的詩歌創作歷程，指出食指“曾是一代人的代言人”，被稱作“是新詩潮詩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8]。這樣的評價明顯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多多對食指的定位。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從兩位親歷者對食指“被埋葬”到“并未被埋葬”的認識變化中，不僅體現出外在文學環境對食指關注的上升，還可以洞見兩位作者不同的立場——多多站在“被埋葬的中國詩人”邊緣立場追溯“文革”往事，而林莽則是在中國當代詩歌受現代主義風浪沖擊后認識到了食指創作精神的可貴，以“食指精神”來回應20世紀90年代詩壇急功近利的市儈作風。1998年，《詩探索》又推出《食指專題》欄目，在1998年第1期，發表了林莽的《食指論》以及李憲瑜的《食指：朦朧詩人的“一個小小的傳統”》。林莽將食指的創作分為四個時期[9]，而李憲瑜則引用了多多、林莽以及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中的說法，認同食指及其詩歌地位之高，對于多多所謂食指是“我們一個小小的傳統”中的“傳統”，他認為指的是“食指那種維護詩歌獨立尊嚴及個人化寫作的傳統，而不旁及其他”[10]。這兩篇文章在為食指正名與言說后，都不免承認食指詩歌在當代不會再引起如“文革”時期那樣大的轟動了。

與《詩探索》的大力提倡相呼應，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紀初對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地下文學的熱情日益增長，這也從一個側面助推了“食指熱”。1993年，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出版，書中引用了多多1988年關于食指是新詩潮詩歌“第一人”的評價，并極大地肯定了食指詩歌在“文革”時期的地下影響力[11]，但這本書也將《瘋狗》的寫作年份誤認為是1974年，由此牽涉到了時代背景錯誤的指涉。1997年，《華人文化世界》刊載李恒久的《路生與我》、何京頡的《心中的郭路生》、戈小麗的《郭路生在杏花村》三篇文章，⑥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這三篇文章后來被收入1999年出版的《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一書中，這是一本“由圖片、手稿、信件、刊物、編目、便條組成的資料集”[12]。值得注意的是，由郭路生、趙一凡到白洋淀詩派以及《今天》這本刊物，在內容編排上，此書似乎暗含了一個由郭路生到《今天》的進化影響序列?？梢哉f，《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及《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兩本著作在食指研究領域成為奠基之作，而食指在“文革”時期的特殊地位以及在20世紀80年代新詩崛起中的“源頭”地位則是“挖掘”食指的源動力。

從新詩史著作來看，在1993年出版的洪子誠、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一書中，食指并未占據太多篇幅，只在第十一章“崛起的詩群(下)”中分析了食指的《我的最后的北京》一詩，將食指作為新詩潮孕育前期，即“上山下鄉”運動時的知青代表[13]。這本書于1985-1987年完稿，1991年冬略改，雖然文學史的寫作具有滯后性，但和時下“挖掘”食指的熱潮相對應，此書的出版構成了具有對讀意味的歷史情境。2003年12月，程光煒主編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出版，同樣也是在朦朧詩的范圍內。其中，第十章“朦朧詩的出現”中第一節“食指的意義”，明確指出因為食指的詩歌活動略早，所以“朦朧詩的興起與食指本人不無關系”[14]，隨后引用了張郎郎、北島、宋海泉等人的追述性話語證明這一觀點。然而，有意思的是，此書出版后的2005年，在中國新詩一百年國際研討會上，程光煒推翻了自己此前的觀點，指出食指的出現與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發掘熱”和“個人敘事”閱讀潮流以及大眾對文化英雄的需要等因素相關聯，那些見證人的“講述”被組織成了一個十分完美而動人的歷史敘事[15]。同年，洪子誠等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也進行了修訂，正如作者在修訂版的序中所說，修訂版在中國大陸詩歌部分的改動和修訂的幅度較大，食指有了專節內容，第十一章第三節(“地下詩歌”的發掘與食指)論述了食指在“朦朧詩”秩序里的變化。相對于初版，此書對新詩史的敘述更為客觀，“由于在論爭中朦朧詩地位開始顯赫，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當代詩歌‘復興’的標志，有關朦朧詩的‘起源’問題受到重視。零碎、雜亂的記憶與不多的資料，在‘歷史’構造的目標中，得到加工、串聯與整合?！盵16]洪子誠詳細梳理了20世紀80年代初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對于食指的“挖掘”歷程，對食指的“被發現”持有保留態度。程光煒與洪子誠貌似相反的行為(前者撰文對“食指熱”進行反思，后者將食指修訂進詩歌史)實際上持有相同的立場，即研究者對食指的猶疑態度。

此外，《黑夜深處的火光——“前朦朧詩”論札》[17]、《詩歌理想的轉換》[18]、《先驅者還是大詩人——論食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19]等也是這一時期較早論及食指詩歌及意義的論文。將不同學者的觀點進行對照，可以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食指研究已呈現一個頗為駁雜的面貌——一方面是“大張旗鼓”地“挖掘”，另一方面是對這種“挖掘”的擔憂：“食指的詩歌藝術成就相當有限”，食指的詩作更多是個人感情的直接抒發，形式上單調、機械、缺乏變化[19]。

在這一時期，大眾傳媒及各類文化報刊也對食指投去關注的目光。1995年，北京電視臺播放了食指的專題片《啟明星》；1996年，電視片《老三屆》中有一集專門介紹食指的創作與生活；1998年，食指獲《文友》雜志詩歌獎；1999年，食指發表在《北京文學》上的詩歌獲新中國成立50周年北京市優秀作品獎[20]；2001年，食指與已故詩人海子共同獲得第三屆人民文學詩歌獎。傳媒影片的出現提高了食指在大眾讀者中的知名度，而食指的頻繁獲獎也擴大了其詩歌的影響力。

大眾傳媒領域的一片肯定與頌揚聲顯得整齊又單純，而學術界則是各執一詞，將同一時期、同一對象在不同領域內引起的反應相互對照，在拉開歷史距離之后可得到更為客觀的認知。正如洪子誠所說，由于朦朧詩的顯赫地位，朦朧詩“前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再加上20世紀90年代末大眾傳媒、商業文化的興盛，食指似乎成為了一個在艱難年代里與主流話語對抗的個人英雄。然而，也正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在“發掘”熱潮過后，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食指詩歌(地下詩歌)本身的藝術價值，由此開啟了新一輪的懷疑和批駁。

三、21世紀初期以來：延續與新變期

由于前兩個時期奠定的基礎——食指詩集的出版給學者提供了研究文本，相關研究專著則是重要的文獻資料，而當事人廣泛的社會活動，尤其是文學活動增加了文學研究的時效性，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各類期刊發表的文獻和碩博士學位論文?！暗鼗币约啊按髲B”的主體結構已經完工，剩下的就是“邊角的修補和外觀的裝飾”。

2002年3月，食指終于真正意義上地跨出了“精神病院”，與翟寒樂的相遇則是其人生中的又一個轉折點，此時的詩人已經邁入人生與詩藝上的老年，并擁有了安定美好的生活。但是，對于詩藝而言，舒適則可能是停滯的溫床。這一時期食指的詩歌似已定型，來自外部世界的壓抑和內在心靈的張力都已逐漸失去，沉重的精神詰辯變為輕松的反復喟嘆，偶然的“小確幸”并無多少詩意可言，而食指一直堅持的“新格律體”更是成為束縛其手腳的鐐銬。

這一時期的食指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持續“挖掘”食指，探究食指與“朦朧詩”“地下文學”“潛在寫作”以及《今天》的關聯；二是回到食指詩歌本身，對食指詩歌進行藝術分析及文本研讀。需要強調的是，這兩個方面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區分的標準主要在于論述重點的不同。

一方面，研究者對于食指“前史”的探究依然樂此不疲，并加以謹慎思考。李潤霞辨明了對食指《瘋狗》寫作年份存有的爭議，對資料之間相互引證的問題進行了詳細梳理[21]?；艨∶髡J為，白洋淀詩群是沿著食指式獨立的、個人化的道路前行的，但同時又超越了食指的詩歌寫作范式[22]。王士強指出，食指的出現是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癥候，食指詩歌創作具有分裂性[23]。張閎則認為，“‘文革’新詩歌第一人”的說法不太準確，食指繼承的依然是主流詩歌傳統，但食指的出現恰逢其時，他是“承前啟后的一個關鍵性人物”[24]。梁艷認為，《今天》并沒有體現出食指詩歌的兩面性，而是“突出了他詩歌中的‘異質性’的一面”，由此導致了對食指的誤讀[25]。曾念長較為詳細地梳理了食指歸來的過程，認為食指的“精神打撈”過程伴隨著“食指精神”的再生產，他對“挖掘”食指的現象進行了較為理性的思考與分析[26]。鄧招華、林莽的《見證“白洋淀詩歌群落”的精神歷程——林莽訪談》是最新的一篇提及食指的訪談錄，林莽認為，將食指定位為“第一人”的評價并不過分，“食指最大的意義在于，他將集體的聲音回歸到個體的聲音，使詩歌創作回到自我體驗上來?！盵27]

另一方面，研究者回歸到食指詩歌本身，在“返回歷史現場”的大前提下，分析食指詩歌的藝術價值。錢穎偉認為，食指具有性格上的矛盾性，分析了食指詩歌中存在的“三部曲”結構，這是較早關注到食指及其詩歌兩面性的論述[28]。汪潔肯定食指在“文革”地下詩歌運動中的開創性意義之外，指出這一時期食指的“詩歌創作歷程貫穿了詩人互否的兩個系列”[29]。陳超分析了食指三個階段的詩歌創作特征：早期詩歌在意識形態空前嚴酷的年代而能廣泛傳播的原因，即雙聲話語性質及藝術語言、結構形式的精純；中期詩歌的壓抑分裂；后期的傾訴及感悟[30]。劉廣濤則從青春主題審視了食指不同時期的詩歌創作，認為食指的詩歌具有永恒的青春品格[31]。易彬以“命運”一詞為中心，重新審視了食指的寫作及相關文學語境，認為挖掘食指的行為中蘊含了四重背景：一是“命運崇拜”；二是“尋找‘異端’聲音的沖動”；三是回溯歷史的文學研究方法；四是“知青情結”“老三屆現象”，這是客觀且精確的分析[32]。

在這一時期，《詩探索》仍有關于食指的專題?！对娞剿鳌?006年第4輯(作品卷)中推出《食指生平創作年表》[20]，這份年表與其1998年刊發的年表相比，增加了食指24張不同時期的照片，并補充了1998年至2006年間食指的相關事跡。2015年第4期，《詩探索》又推出了《2005-2015食指十年作品輯》，包括這十年間食指創作的詩歌、散文及采訪錄。在這長達60頁的作品選中，食指依舊沿著以前的老路滑行。而這一期的《詩探索》對食指的“新詩史定位給予了一個近乎‘歷史檔案’式的總結和展示”[33]。

通過大致梳理相關較為重要的文獻發現，21世紀之后的食指研究大多集中于2010年底以前，在此之后食指似乎甚少進入研究者的視域之中，食指又一次被“遺忘”了。這其中自然不乏學術研究熱點的轉移，但脫離具體歷史語境之后，食指及其詩歌是否還有可供開拓的空間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從21世紀初起，食指研究熱度便一直呈下滑趨勢，和食指本人一樣，食指的詩歌已完成“經典化”的歷程，在已過去的“挖掘”熱潮及對這一熱潮的反思之中，食指研究也已進入“老年”而停滯不前。

2018年1月，食指意外地再次被大眾所關注。事情的起因是，《在北師大課堂講詩》新書發布會的活動現場，食指抨擊了詩人余秀華，而后者正是詩壇近來備受關注的暢銷詩人。食指指責余秀華“對人類的命運、對祖國的未來考慮都不考慮，想都不想；從農村出來的詩人，把農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對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統統忘得一干二凈”。而余秀華在博客上予以反擊，言辭激烈地說自己不會偽裝，包括裝可憐，自己的過錯就是“在社會底層，偏偏高昂著頭”，此后，她更是發表《兼致食指，不是誰都有說真話的能力》一文來加以駁斥。大眾輿論更多偏向余秀華一方，指責食指的“傳統、老套以及居高臨下”，但其中也不乏思辨的聲音。簡而論之，余秀華與食指之爭根源在于詩歌美學觀念的不同，是“士大夫情懷和底層敘事的碰撞”。⑦問題的重點不在于分清對錯，而在于這場論辯促使詩歌領域要深刻思考這些問題：當食指(個人化的寫作目的在于大我的承擔)“被”落伍，余秀華(私人經驗最大限度公開，詩人成為標簽與符號)被捧紅，不同的詩歌風格如何在當代社會中獲取新的經驗？詩歌潮流將會往哪個方向走？相比于既有的食指研究，這場意外發生的論爭可能預示著某種新變，或能促進寫作者對詩歌經驗、功能等方面的思考。至于其發展走向，只能交給“未來人們的眼睛”。

四、小結

在20世紀80年代，食指何以被埋沒？除去強大的歷史慣性，“一種富有啟發性的觀點認為，食指的詩歌具有一種為一代人代言的品質，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的個體化訴求中被忽略了”，且食指作為一個精神病患者“早早退出了場內的微觀權利運作”[26]。在20世紀90年代，食指何以被“挖掘”？人們對重要歷史現象執著的溯源動力、食指在特殊年代自由歌唱的精神意義、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等都是重要原因。那么，在21世紀，食指何以又被重新埋沒？新世紀的詩歌訴求相比20世紀80年代更為個人化、私人化，食指的審美標準并不被當下主流所認同，此外，食指詩歌本身的藝術魅力并未達到經典的標準，食指詩歌意義更多在于一種“精神偶像式”的象征。

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沉潛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紀初的熱潮期以及21世紀初期以來的延續與新變期，學界對食指的“打撈”與“挖掘”目前已經走入了一個較為理性的沉思階段?；仡櫵氖嗄甑氖持秆芯柯窂?，無論是對食指詩歌本體藝術價值的研討，還是對食指與其他文學現象關系的探究，都已得到充分關注，可以說食指“其人其文”已得到了較為全面綜合的梳理與評述。但是，對于不同時期的食指詩歌的分析還缺乏整體性的觀照，當歷史賦予詩歌的特殊魅力消散之后，我們應如何給予食指詩歌一個客觀而公正的評價，這些問題有待將來的研究者獲得更多的啟示并作出更深入的解答。

[注釋]

①具體發表情況為：《相信未來》《命運》《瘋狗》(詩·外二首)(《今天》第2期)、《魚群三部曲》(《今天》第3期)、《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今天》第4期)、《煙》(《今天》第5期)、《還是干脆忘掉她吧》《酒》(《今天》第8期)。參見梁艷：《食指、多多與〈今天〉的關系再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②《今天》第2期刊登時，將其寫作時間注明為1974年。參見李潤霞選編：《被放逐的詩神》，武漢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

③有的研究者對食指影響力進行了抽樣調查，認為食指及其詩歌在“文革”時期的影響是通過朋友圈子傳播的，指出“文革”期間“詩歌接收的渠道主要還是來自官方刊物，與食指(郭路生)同時代的他們在那個時期并不太知道他的存在”。參見陳衛：《文學史中的“黑洞”——以食指詩歌研究為例》，《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④食指：《相信未來》，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⑤以上食指詩歌專集或選集的出版信息分別為：食指等著：《食指 黑大春現代抒情詩合集》，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謝冕、唐曉渡主編：《在黎明的銅鏡中》，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林莽、劉福春主編：《詩探索金庫·食指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程光煒編選：《歲月的遺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楊克主編：《90年代實力詩人詩選》，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食指著：《食指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張新穎編選：《中國新詩1916-2000》，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閻月君等編選：《朦朧詩選》，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洪子誠、程光煒編選：《朦朧詩新編》，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李潤霞編選：《被放逐的詩神》，武漢出版社，2006年版。

⑥以上三篇文章均出自《華人文化世界》，1997年第4期，后均被收入廖亦武主編的《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一書。

⑦參考宗城：《詩人食指與余秀華之爭——士大夫情懷和底層敘事的碰撞》，《西寧晚報》，2018年1月25日。此方面的論爭還可見：《食指與余秀華之爭：兩個時空的喊話》，《記者觀察》，2018年第4期；《被遺忘的食指，被消費的余秀華》，《環球人物》，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