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抗訴案件辦理實踐及思考
——以王某某等人故意傷害、販賣毒品、強迫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二審抗訴案為例

● 王小蘭 李春瑾/文

一、基本案情及辦理過程

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王某為牟取非法利益，組織龍某、米某華、王某湘在四川省攀枝花市零包販賣毒品海洛因36次，并容留多人在其租住房內吸毒。2018年6、7月，為掩蓋毒品犯罪事實，王某以贈送吸毒人員吉某貨值100元的海洛因為條件，“收養”其兩個兒子安某甲和安某乙，加以控制、利用幫助其販毒，并對兩人長期毆打、虐待。自2018年8月起，王某在其租住的房屋內，多次強迫安某乙吸食海洛因等毒品，經鑒定，安某乙頭發檢出代謝物成分嗎啡、單乙酰嗎啡和甲基苯丙胺。安某乙左側外耳廓因被王某等人毆打未及時醫治而出現明顯畸形。2018年11月以來，王某安排龍某帶領11歲的安某甲在市東區華山一帶販賣毒品，王某帶領9歲的安某乙購買用于販賣的毒品，并安排進行部分“零星販毒”。王某等人還備有塑料管、電擊棍等工具，用于毆打、控制安某甲和安某乙。2019年1月22日晚至次日凌晨，王某從龍某處得知安某甲將團伙販毒情況告知其母吉某后，不顧王某湘勸阻，伙同龍某在租住房內多次、長時間用煙頭燙，用塑料管、電擊棍等工具毆打、電擊安某甲，并強迫安某乙毆打安某甲，還指使龍某逼迫安某甲吸毒。23日上午，安某甲因全身大面積皮膚及軟組織挫傷，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創傷性休克死亡。案發后，王某親屬與吉某達成賠償協議，約定賠償10萬元，先行支付5萬元并由吉某出具諒解書，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9年12月5日，吉某在其家人收到5萬元后出具了諒解書。

2019年11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指控被告人王某犯故意傷害罪、販賣毒品罪、強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且王某等人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2020年5月29日，攀枝花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王某系惡勢力犯罪集團首要分子，在故意傷害犯罪中手段殘忍、情節惡劣，本應嚴懲，但考慮其賠償并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罰金5萬元；以強迫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并處罰金2萬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1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8萬元，并限制減刑。對另3名被告人分別以故意傷害罪、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至無期徒刑不等刑罰。被告人王某、米某華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2020年6月7日，攀枝花市人民檢察院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并報請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同年8月21日，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2020年10月30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采納人民檢察院抗訴意見，以故意傷害罪改判王某死刑，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準死刑。

二、案件辦理重點分析

（一）聚焦死刑適用標準精準抗訴

一審法院認定，王某系惡勢力犯罪集團首要分子，在故意傷害犯罪中手段殘忍、情節惡劣，本應嚴懲，但考慮其賠償并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辯護意見認為，王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其行為有別于故意殺人既遂，不應當判處死刑。一審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王某故意傷害致死未成年人動機惡劣、手段殘忍，又有惡勢力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等多個從重處罰情節，雖然其親屬代為部分賠償被害方損失，但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應當適用死刑。且檢察機關認為王某屬于“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犯罪分子，遂提出抗訴。

死刑適用標準是本案最大的爭議焦點，也是死刑案件最典型的爭議問題。近兩年來，引發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的“廣西百香果女孩被害案”“四川岳父殺害女婿一家三口案”等，皆系原審裁判在死刑適用把握上出現偏差。故意傷害犯罪在適用死刑時比故意殺人犯罪更加慎重，標準更加嚴格。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正確適用死刑問題的指導意見》指出，只有對于犯罪后果特別嚴重、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的被告人，才可以適用死刑立即執行。但“三個特別”的判斷標準在實踐當中不易把握，容易出現機械性適用，如個別裁判觀點簡單套用“一人死亡為后果嚴重，二人以上死亡為后果特別嚴重”加以認定等。

四川省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的死刑適用，要注意從認識標準和認識路徑兩方面把握。從認識標準上看，要注重將法律規定的“文本法”與人民群眾的“內心法”相向而行，尋求對“罪行極其嚴重”認定的最大公約數，做到情、理、法相統一，將死刑適用標準具體化。從認識的路徑上看，注重采用親歷性判斷方式，在案件審查中仔細甄別。檢察官通過審查尸檢報告、復勘現場，從現場痕跡、物證分布情況，尸體傷痕特征及廣泛的嚴重皮下出血情況，重點分析研判傷害行為的方式及強度，判斷傷害手段讓被害人“生不如死”；通過訊問同案犯，認定在被害人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王某還逼迫其吸毒，加速其死亡，犯罪情節特別惡劣；通過走訪核查，掌握到王某長期半公開地對被害人施暴，導致周邊群眾“膽戰心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結合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王某確屬“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

（二）抗訴明確“賠償諒解”情節的把握

一審法院認為，王某賠償并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可以對其從輕處罰而判處死緩。辯護意見認為，賠償諒解真實有效，按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應當在量刑時充分予以考慮?！百r償諒解”是否足以對王某從輕處罰，是本案另一爭議焦點。

“賠償諒解”是刑事案件常見的酌定從輕處罰情節，是評價被告人認罪悔罪態度和人身危險性的因素之一，被告人案發后認罪悔罪，對被害人積極賠償并取得諒解的，可以考慮對其從輕處罰。但是，“賠償諒解”對量刑影響的把握，是執法司法中的疑難問題，實踐中“見賠即緩”的情況時有出現，個別案件甚至給公眾造成“花錢買刑”的誤導。

四川省人民檢察院經審查并核實相關情況后認為，王某親屬“賠償”將法院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作為附加條件，不能夠實質體現被告人真誠悔罪；被害人母親吉某作為吸毒人員，此前在收取貨值100元的海洛因后，明知兩個孩子即將面臨的處境，仍舊放棄法定撫養責任，將孩子交由毒販控制，由其作為諒解主體所出具諒解書的可信度和效力明顯較弱；王某的暴力犯罪行為不僅造成未成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后果，而且其犯罪目的是為了實施毒品犯罪，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社會管理秩序，即使與被害方達成賠償諒解，其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也得不到修復。對于對此類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暴力犯罪，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影響極其惡劣，被告人人身危險性極大，即使被害方明確表示同意從寬處理被告人，也不能對其從輕處罰。

（三）檢察機關一體化開展未成年人保護

針對安某甲、安某乙的母親吉某于2019年8月因販賣毒品罪被判刑并在監獄服刑，父親系吸毒人員并已失蹤多年的情況，四川省檢察機關上下一體跨區域開展失蹤人員調查取證，推動當地民政部門認定安某乙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變更監護人為其外祖父；協調解決戶籍、入學、生活補貼等問題，開展心理輔導；給予司法救助，并委托第三方對司法救助金進行監管。案發地與戶籍地檢察機關會同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門，就進一步落實《關于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開展調研，并完善了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認定標準及流程等實施方案。

針對本案暴露出來的城市房屋租賃監管、街面治安巡查等社會治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等問題，案發地檢察機關發出檢察建議。有關部門積極整改，以社區為單位清查在冊吸毒人員，落實出租房屋實名登記制度，強化重點人員管理，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社會環境。

三、案件辦理的實踐啟示

（一）通過典型案件抗訴加強對死刑裁量權的監督

刑事抗訴作為最具有剛性的審判監督手段，有利于促進司法公正，確保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維護法治權威。檢察機關加強法律監督，通過對執法司法有爭議、有引領作用的典型案件提出抗訴,能夠促進解決一個方面、一個領域、一個時期司法理念、政策、導向方面的問題，更好地維護執法司法公信力。本案中，一審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王某死緩，并決定限制減刑。檢察機關堅持貫徹“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通過抗訴厘清了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被告人“后果特別嚴重、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的死刑適用標準；明確了對于罪行極其嚴重，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分子依法判處死刑，即使賠償被害方并達成諒解的，也不能對其從輕處罰的情形。通過大檢察官、大法官同庭履職，統一了對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死刑適用標準的認識，積極引領全社會“罰當其罪”“錢不能買刑”的法治意識。

（二）進一步提升審判監督質量和效果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重點部署了全面提升法律監督質量和效果，維護司法公正的系列舉措，要求把監督重心放到提質量、增效率、強效果上來。本案辦理過程中，堅持證據審查、調查核實的親歷性，參與復勘現場、走訪現場周邊群眾、詢問被害人親屬，確保精準開展審判監督；堅持全面審查，高度重視上訴理由，充分聽取辯護人意見，補充收集證據，查明王某等人以半公開方式販賣毒品，以暴力威脅當地群眾，客觀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性質；堅持強化釋法說理，增強抗訴意見說服力，并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辦案單位和執法部門代表旁聽庭審，主動接受對抗訴權的行使的監督制約，增強審判監督意見“剛性”；通過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會議，促進法檢就類案辦理達成更多共識，深化類案監督。

（三）系統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