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英格蘭》中的身份悖論與隱喻敘事

劉 蔚

（鹽城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江蘇 鹽城 224002）

一、引言

二十世紀后半葉，在全球化和移民潮的背景下，少數族裔、移民、亞文化和弱勢群體的文化身份①“認同”和“身份”均由英語中的identity一詞翻譯而來?！罢J同”具有動詞性質，在多數情況下指涉尋求文化認同的行為；“身份”則為名詞，側重體現某個個體或群體用于確認自身在特定社會里的地位的一些明確且具有顯著特征的依據或尺度，如性別、階級、種族等（參見閻嘉2006）。問題受到西方學界的關注，成為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學術理論流派的研究熱點。當代眾多文化研究學者都認為身份是開放的、有建構屬性的，這其中又以愛德華·賽義德對“虛構的東方”的批判、霍米·巴巴對“民族與敘述”的闡釋、斯圖亞特·霍爾的族裔散居認同理論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概念等為代表。隨著全球化進程從經濟擴大到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西方國家主體民族自身也開始面臨民族性和全球化這兩種共存卻彼此矛盾的趨向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多元性和文化趨同性之間的對抗和交流。例如，英國固有的文化模式就受到歐洲一體化加快、外來移民涌入和大眾文化興起等社會變革的沖擊（洪霞2009：54-55）。盡管曾經由單一民族構成的英格蘭因其長期的文化優勢而未出現后殖民語境下邊緣群體的身份焦慮（Paxman 1999：1），但二戰后劇烈變化的社會現實使得英格蘭不得不在政治與文化上重新認識自我（Stevenson 2007：2）。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宣揚撒切爾主義的英國政府大力提倡發展文化產業，英國社會各界隨之掀起尋求“英國性”的熱潮。一時之間，從經濟決策到學界研討，從影視娛樂到文化教育，“文化遺產”和“民族特性”成了社會熱門話題。

伴隨著這股懷舊浪潮，文學領域出現了諸多以英國歷史和傳統為題材的小說，如保羅·司各特的《滯留》（1977）、石黑一雄的《長日留痕》（1989）、A.S.拜厄特的《占有》（1990）等。然而，作為英國主體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代表的朱利安·巴恩斯卻在此時保持了其一貫的反思與質疑態度。他的小說《英格蘭，英格蘭》（1998）主要講述了商業巨頭通過復刻英格蘭歷史文化遺產和人文風情而在英國懷特島建造運營“英格蘭，英格蘭”主題公園的故事，探討了英國社會文化焦慮的深層次原因，并借此完成了對英國民族文化記憶的解構與闡釋。小說不僅通過描摹英國社會當下的文化訴求以突出文化記憶對于建構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而且還有意識地借助敘事來演示文化認同這一行為。小說主人公瑪莎·柯克倫的人生經歷和懷特島主題公園的建設運營構成雙重敘事主線，同時伴隨一條暗線發展，即舊英格蘭②小說中將英格蘭本土稱為“舊英格蘭”，下文將沿用這一說法。的社會變遷。由此，小說通過將個人、大眾、國家三者并置而使得個人的身份追尋、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國家的社會發展三條敘事線相互交織且兩兩互為隱喻。在這種多線雙重隱喻的敘事中，小說揭示了一種身份悖論，即英國社會在尋求文化認同過程中的矛盾與困境。本文從文化批評的角度提取并融合文化理論中關于文化身份和文化記憶的部分，分析巴恩斯如何借助小說敘事呈現對這種身份悖論的反思。

二、小說敘事的雙重隱喻

一直以來，巴恩斯因經常打破小說創作傳統、大量采用獨創的實驗性技巧而備受文學評論界的關注。相較于《福樓拜的鸚鵡》（1984）、《101/2章世界史》（1989）等前作，小說《英格蘭，英格蘭》較少刻意運用各種敘事技巧，基本按時間順序線性敘述主人公的人生經歷和懷特島主題公園的建設運營。學界主要關注小說對于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構、對于“英國性”的解構等文化主旨的討論。事實上，巴恩斯依然在小說的敘事策略和表現方式上進行了精心安排，通過轉換敘述聚焦、塑造不可靠敘述者、采用間或的時間倒錯等敘事技巧和大量的戲仿、反諷、雜糅等手法，突出展現小說所要揭示的主題意蘊。作為一本諷喻性質的小說，《英格蘭，英格蘭》中使用了大量的隱喻，它們不只是修辭手法，更是在語篇層面建構起了小說的框架。

小說共分為三個篇章，標題分別為“英格蘭”“英格蘭，英格蘭”和“安吉利亞”③Anglia為中世紀英格蘭的拉丁名稱。，主要講述了主人公瑪莎中年時期受雇于商業巨頭杰克·皮特曼爵士的公司并參與建設運營懷特島主題公園的經歷。小說的第一篇章是瑪莎青年以前的生活回憶；第二篇章以近4/5的篇幅詳細描述了這座致力于集“英格蘭文化精華”于一處的主題公園從規劃設計到建設運營的全過程；第三篇章則講述了瑪莎回到改名為“安吉利亞”的英格蘭本土的晚年生活。其中，第一、三篇章盡管篇幅短小，卻是整本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借助明暗并行的兩條敘事線索與第二篇章前后呼應、互為映射，構成了小說敘事的雙重隱喻。

小說開篇是主人公瑪莎關于童年生活的回憶。成年后的瑪莎在回顧這段生活時其記憶卻似乎出了差錯。她曾詳細描述自己記憶中的每個細節，如母親做飯時，自己坐在廚房地板的草墊上玩英格蘭縣郡拼圖。但事實上，她常走到餐桌邊玩拼圖，且每當她發現最后一塊拼圖丟失時，父親總能幫她找到，故而這段拼圖游戲記憶意味著幸福的童年和完滿的家庭。后來，瑪莎的父親拋棄妻女、離家出走，這不但傷害了妻子的感情，也影響了瑪莎的個性發展，年幼的瑪莎將父親的出走歸咎于自己，認為父親是為了尋找那塊自己弄丟的拼圖而離開的?，斏谇嗌倌陼r期異常叛逆、“玩世不恭”“不懂規矩”（巴恩斯2015：15）④本文中《英格蘭，英格蘭》的引文均出自同一版本（巴恩斯.2015.英格蘭，英格蘭[M].馬紅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頁碼。，而那塊丟失的拼圖成了她成長過程中父親缺位和家庭破碎的表征?？傮w而言，關于拼圖的記憶從瑪莎回憶的視角展開，貫穿小說第一篇章，是瑪莎從童年到成年的生活的核心要素，在某種程度上隱喻著瑪莎的個人記憶。

小說借由英格蘭縣郡拼圖巧妙而又自然地將讀者的關注點引向英國地圖拼圖游戲與懷特島主題公園這兩者的相似性，即對虛擬的英格蘭的建構，這也體現了隱喻的認知觀，即“隱喻的實質在于借助一類事物理解和體驗另一類事物”，是一種“從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任紹曾2006：92）。以英格蘭縣郡拼圖為連接點，小說將瑪莎對個人生活的回憶和主題公園項目團隊對英格蘭歷史傳統的挖掘作為兩個相似的認知域，實現了從以瑪莎的個人生活為敘事中心的第一篇章向以主題公園的建設運營為敘事中心的第二篇章的完美過渡。在瑪莎成年后的回憶中，那些關于愉快的家庭生活的記憶顯得格外清晰而豐富（如全家最后一次出游去了農產品展銷會），而那塊丟失的拼圖則成了瑪莎的心結，故而當成年的瑪莎向重逢的父親求證拼圖的去向而沒能得到答案時，她覺得“無法完好地填滿她內心的拼圖缺口”（29）。由此可見，瑪莎試圖依靠對童年幸福經歷的回憶來彌補父親離開所帶來的心靈創傷，減輕成長過程中家庭對個性發展造成的不良影響，以成為獨立的“自我”。同樣地，懷特島主題公園的創建者試圖用復制“英格蘭文化精華”的方式再現英格蘭的輝煌，因為英格蘭“悠久而豐富的社會和文化的歷史”是“我們的地位、我們的榮耀的力量”（44-45）。對照現實中自二戰后國際地位下降、失去昔日大英帝國光環的英國，它在全球化和移民潮的裹挾下，一方面社會群體構成變得日益復雜多元，另一方面社會文化也更加貼近“同質化”的所謂現代社會范式。過去鮮明的大國形象似乎開始變得模糊，小說借角色之口發出疑問：“經過若干個世紀建立起來的英格蘭的堅強、獨特的個性就會消失嗎？”（44）無論是出于經濟利益還是政治考慮，以杰克爵士為代表的權力話語掌握者都把目光投向了英國的歷史文化遺產，試圖以此提升國家影響力，重塑英格蘭的民族文化身份。至此，個人記憶與民族歷史、瑪莎的真實“自我”與英格蘭的民族文化身份就在小說文本層面構成了系統性的隱喻。

不僅如此，小說在敘事層面還有一條敘事暗線，即舊英格蘭的社會變遷。懷特島主題公園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而最終獨立建國，這個新“島國”甚至取代了英格蘭原本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成為了世人眼中的新英格蘭，而真正的英格蘭本土卻持續衰退，回到了類似“閉關鎖國”的前工業時代，最終改名“安吉利亞”，成了被世人所遺忘的舊英格蘭。這個有些荒誕的故事情節使得小說在敘事上構成了另一重隱喻：隨著懷特島國的建立，瑪莎個人與國家間的隱喻演變為個人與懷特島國（新英格蘭）之間、個人與舊英格蘭之間以及新英格蘭與舊英格蘭之間的雙重隱喻。這種雙重隱喻揭示了英國社會尋求文化認同過程中的身份悖論，突出表現為“錯位的身份建構”“無法確認的‘他者’”以及“‘失語’的普羅大眾”。

三、錯位的身份建構

記憶與歷史、真實與虛構一直以來都是巴恩斯文學創作的主題，貫穿了從《福樓拜的鸚鵡》到《終結的感覺》（2011）等多部作品。在《英格蘭，英格蘭》中，巴恩斯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到對記憶與歷史的“重現”上，以瑪莎對童年生活的回憶來隱喻懷特島主題公園對英格蘭歷史傳統的復制，以瑪莎對真實“自我”的追尋來隱喻英格蘭對民族文化身份的確認。然而“回憶”與“復制”都不能接觸到真正的“過去”，更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以至于身份建構的目的與認同行為之間產生了錯位。

自從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現代意義上的“身份”和“自我”概念，一般認為記憶對構成自我認知必不可少，而“個體身份認同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人的思維意識”，即“人的回憶能力”（劉海婷2017：56）。盡管瑪莎希望借助回憶來重新感受幸福的童年，但對于那段拼圖游戲記憶卻心存疑惑，“它是真實的，但是并非未經提煉加工”（4），她發現自己在整合這段記憶時，甚至還主動“彌補”了那些已經消失的細節（5）。這種對個人記憶不可靠性的思考隱喻了對歷史話語真實性的質疑，而相較于瑪莎對個體記憶可靠性的自覺性反思，項目團隊致力于挖掘可彰顯“英格蘭性”的歷史卻又毫不在意其真實性的行為則反映了對英格蘭歷史文化傳統肆意挪用和改造的群體行為。比如，在為懷特島主題公園尋找本地化的文化符號時，項目的歷史顧問馬克斯博士提供了一則當地傳說作為公園標識的歷史背景，于是這則有關一位十九世紀的婦女帶著雞蛋去集市時意外遇險卻奇跡得救的故事先是被設計成主題公園的標識，后來又衍生出各種供游客觀賞和體驗的項目。至于傳說的真實歷史背景則無人關心，甚至傳說本身是否真實存在也無法考證，這才使得馬克斯博士在面對瑪莎的質疑時表現得頗為心虛。小說諷刺了懷特島主題公園企圖通過復制過去再現英格蘭榮耀的荒謬，對主人公瑪莎和項目團隊尋求身份認同的方式予以質疑，揭示了預設文化身份與實踐文化認同二者之間的矛盾本質。

小說從兩個方面揭示了這種尋求身份認同的方式的矛盾性，并借此完成了對英格蘭民族文化記憶的解構。一方面，小說質疑了懷特島國所呈現的英格蘭文化記憶的真實性。德國文化記憶理論學者揚·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包含了各社會在各時代所特有的、可重復使用的文本、意象、儀式，其通過‘教化’可用于維持和傳達各社會的自我形象……各群體將自己的整體性意識和特殊性意識建立在此類集體知識基礎之上”（Assmann 1995：132）。既然群體身份建構的基礎是錨定于自身歷史的各種文化符號系統，那么通過質疑仿古項目相關歷史話語的真實性就能使其從內部失去本真性，故而使得懷特島主題公園所呈現的“英格蘭性”的“合法性”及權威性被極大地消解。另一方面，小說借由舊英格蘭的文化形象被懷特島國所替代來指出文化記憶機制的失效。文化記憶理論認為，“文化記憶通過重構而發揮作用”，即文化記憶需要“把知識聯系于一個實際的或當代的情境”才能發揮作用（Assmann 1995：130），這就意味著“過去”不可能被精確再現，而只能是以當下的視角對過去進行重建。小說正是以瑪莎對童年記憶的修飾和島國對歷史傳統的篡改來隱喻“過去永遠不是簡單的過去，而是能夠讓當下心安理得地存在的依據”（5）。比如，懷特島主題公園基于當下的價值觀和消費需求重新演繹了羅賓漢和逍遙幫的故事，“安吉利亞”原本無奈定居鄉村的居民則熱忱地復興初夏慶典。但實質上，懷特島主題公園是脫離英格蘭社會和大眾的“非真實性”存在，“安吉利亞”則與世界隔離、與時代脫節，兩者都沒能在“過去”與“當下”之間建立起現實意義上的聯系。最終，懷特島國成功替代了舊英格蘭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體現了文化記憶機制失效及文化身份被消解的隱喻。

由此可見，小說中所展現的文化身份觀將身份視為一種建構，文化身份是隨著現實發展而不斷變化的。與此相對的是曾經被視為正統的本質主義文化身份觀，即一個群體具有內在的、持久的本質屬性。小說中，杰克爵士開展懷特島主題公園項目時宣稱自己致力于塑造一種穩定、獨特的英格蘭民族形象。但隨著項目的不斷進行，盡管他聲稱懷特島主題公園項目所提供的比“原品”更接近真實的事物本身，但其挖掘“英格蘭性”的文化建構行為從一開始就偏離了初衷。懷特島被選為項目建設地后，項目經理考察了島上從地理環境到歷史文化、從傳統建筑到名人軼事等一切可被商業開發的方面。當發現調查報告中簡單提到當地有個某位作家為紀念亡妻而捐贈的池塘時，杰克爵士就立刻憑空猜想了關于那位妻子的戲劇性結局。雖然項目經理強調他從未親眼看見那個池塘并且揣測“它有可能很多年前就被填平了”，但杰克爵士的反應卻是“我們就再把它挖出來，重建這段不朽的傳奇”（91）。正如主題公園項目對“英格蘭性”的文化建構和改變，英格蘭文化身份也在對英格蘭文化符號的闡釋和再現中不斷地發生著改變，始終處于被生產的過程中。事實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政府宣揚撒切爾主義，大力提倡發展文化產業，主張“對非此即彼的‘英國特性’的建構”（江玉琴2009：130）。然而，如此本質主義的身份建構是不符合現實發展的。人們試圖利用過去的文化遺產來重塑理想中的英國國家民族形象，殊不知這種“英國特性”原本就是依附于大英帝國的國際地位和文化霸權的。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所謂的“英國特性”因不符合當下英國的社會現實而不能重現，也因不符合英國民眾的文化訴求而不被需要。當文化身份的建構目的與認同實踐不一致時，這樣的身份建構最終只是懷舊審美風潮下的孤芳自賞。

四、無法確認的“他者”

“他者”是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學術理論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許多持身份建構觀的學者認為，“文化身份是一個群體在與其二元對立的另一個群體的對話中形成的自我定義”（劉英杰、田雨2021：64），二元對立中的弱勢群體一方往往被權力話語標記差異而成為“他者”。小說中，英格蘭在預設文化身份的認同實踐中將自身定位于想象中的“強勢群體”，實際卻是被全球化下的文化趨同浪潮所裹挾，在“抑制與抵抗二元對立的要素間”“劇烈搖擺”（劉英杰、田雨2021：68）。小說借由新英格蘭與舊英格蘭間的對比，指出群體在借助“他者”建構文化身份時面臨的兩種選擇：一是在對比中求得差異并故意擴大這種差異性；二是在互相參照中承認差異并求得同一性。最終選擇取決于群體的參照對象是“自我”眼中的“他者”還是作為“他者”存在的“自我”。對此，巴恩斯沒有糾結于選擇的對錯而是將目光聚焦于如何定義“他者”的討論上。

小說中，主人公瑪莎對個人身份的追尋與“懷特島國式”的文化認同互為隱喻，瑪莎個人和懷特島主題公園身份建構的立足點不同，形式也大相徑庭，但結果卻是殊途同歸。一方面，瑪莎一直立足于個體本身，想要建構真實的“自我”。她不斷地用個人記憶建構自身獨立的主體性，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實、簡單、愛情、善良”（161）等，她表現得憤世嫉俗，保持自我觀點——不同于杰克爵士“堅定地相信他的產品”，瑪莎“私下里卻不相信”（230），不論遇到什么困惑，她更傾向于在內心進行自我審視。但是，瑪莎最終無奈地承認，“也許人生就是如此，內心掙扎了一輩子，最后發現自己不過是別人眼中的那個樣子而已”（309）。另一方面，懷特島主題公園宣稱可以向世人展示英格蘭文化，但實際上其規劃藍圖不過是基于項目團隊針對多國消費者的市場調研，所涉及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已被改編加工以迎合當下的價值觀，其所謂“英格蘭性”的呈現方式也完全以游客的觀賞與體驗為首要標準，這使得預設文化身份、視“他者”為自身對立面的懷特島主題公園成了完全迎合“他者”想象的新英格蘭?，斏椭黝}公園項目團隊與“他者”間盡管參照方式不同，但都說明了“懷特島國式”身份建構行為的自欺欺人，折射出當下英國在面對“他者”時的矛盾心態，即對他者的渴望和對他者的否定同時存在。一方面，“自我”需要“他者”的幫助來厘清身份的邊界，主體經常通過排除區別于主體的“非自我”部分來建構“自我”。比如，小說中，懷特島主題公園為追求純粹的“英格蘭性”，將即使只是名稱上和蘇格蘭、威爾士相關的食品都從餐飲服務中剔除。另一方面，主體在建構自身認同時將“他者”作為“被貶損的對象”，“否則不利于自身認同的積極建構”（趙汀陽2003：21）。小說中，項目團隊通過對多國消費者進行市場調研得到了五十條“英格蘭文化精華”，其中既有大眾熟悉的英國文化符號，也有“他者”對英國的刻板印象。杰克爵士一邊迎合消費者去設計游樂項目，一邊刪除覺得不合適的條目，并且認為“游客”既不了解英格蘭也沒有資格評判英格蘭。

小說對于“他者”的探討還體現在懷特島主題公園獨立建國的情節中，這使得新英格蘭的繁榮與舊英格蘭的衰落在小說敘事層面上互為隱喻，巧妙地展現了新英格蘭與舊英格蘭是如何互為主體身份建構過程中的參照對象的，即“他者”，由此揭示了當下英國社會在文化認同實踐中的自欺欺人和矛盾思想。懷特島主題公園誕生之前，在小說中被冠以“少數精英”頭銜的杰里·巴特森顧問就開始表現其文化優越感，他應杰克爵士之邀展望英格蘭的未來前景時表示，“我們已經成為別人也許還在渴望成為的東西。這不是顧影自憐，而是我們的地位、我們的榮耀的力量，是我們的產品定位。我們是新一代開拓者。我們必須把我們的過去作為他國的未來賣給他們”（45）。小說諷刺了這種自我定位所流露出的傲慢自大和文化優越感，同時也揭示了英國社會的這種預設文化身份的本質主義身份建構實際上是借助“他者”來完成的?！吧贁稻ⅰ睂⒂⒏裉m視為占據文化優勢的“主體”存在，而“他者”則處于英格蘭文化的影響力之下，正如賽義德在《東方主義》（1978）中所論述的，“主體”可以借助“他者”，“通過一定的權力關系和話語權力建構出文化主體的身份”（鄒威華、伏珊2014：62）。但在小說語境中，英格蘭早已失去曾經的文化地位和優勢，要實現對“他者”的文化影響就必須先讓“他者”認可英格蘭文化，這意味著英格蘭文化自身要接受另一個文化群體的審視，從“主體”存在轉變為作為“他者”的“自我”存在。小說借懷特島國的建立直觀地展現了英格蘭能夠同時作為文化身份建構過程中四種不同的參照形式而存在，即主體性“自我”、“自我”認知中的“他者”、“他者”認知中的“自我”和作為“他者”存在的“自我”。在文化身份建構過程中，不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位置關系不斷發生變化，就連二者之間的界限也不那么涇渭分明。比如，杰克爵士強調懷特島國“英格蘭性”的純粹，但當他主張重現斯塔克普爾婚姻紀念潭時卻沒有意識到斯塔克普爾實際上是一位愛爾蘭作家；以倫敦為故事背景的《101忠狗》是一本英國小說，但使其家喻戶曉的卡通形象卻來自美國迪士尼同名動畫長片；懷特島主題公園致力于彰顯英格蘭文化精髓，但其建立的合理性卻來自法國學者的“復制”理論⑤該理論是對讓·鮑德里亞的后現代大眾傳媒理論中有關“超真實”和“類像”等概念的戲仿。。由此可見，“自我”與“他者”并非絕對的二元對立，而是相互影響、彼此滲透。

通過聚焦瑪莎、懷特島國（新英格蘭）、舊英格蘭之間的隱喻敘事，小說不僅指出“他者”對于建構任何文化身份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參照對象，而且強調在文化認同的實踐中“自我”和“他者”有著極為復雜的關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既然“他者”相對于主體“自我”來說不再是一個明確、固定的存在，那么文化身份也就呈現出更多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因此英國社會樹立穩定、獨特、鮮明的民族形象的訴求也就難以達成。

五、“失語”的普羅大眾

小說通過雙重隱喻敘事，用瑪莎的自我追尋隱喻了懷特島國的文化認同，并以她的個人命運映射了舊英格蘭的社會變遷。但就整本小說而言，其大半篇幅都是將英格蘭社會隱藏于敘事的背景中，使它充當故事發生的場所。同樣淪為背景板的還包括英格蘭普通民眾，他們在小說前文中幾乎從未正面登場，是被剝奪了存在感的群體。

賽義德和霍爾等文化理論學者基于米歇爾·?？碌臋嗔υ捳Z理論指出，文化身份的建構被權力話語所主導。小說用懷特島主題公園的規劃建設隱喻了英國社會的文化身份建構，即以杰克爵士和“少數精英”為代表的權力話語掌握者和以瑪莎、馬克斯博士為代表的知識話語掌握者完全主導了文化認同實踐，而普通民眾幾乎只能被動接受，甚至被強加文化身份，被剝奪作為獨立個體的社會屬性和主觀能動性。比如，懷特島上原有的居民如果不成為主題公園的員工就得去舊英格蘭；英格蘭本土的民眾被排除在懷特島國的建構過程之外，不是項目團隊市場調研的潛在消費者，而只是歷史知識測試的對象；選擇留下的懷特島居民雖身在島上卻從未被視作島國的公民。最糟糕的是，主題公園真人秀的演員都被用所扮演的角色的名字來稱呼，甚至有部分工作人員因發生人格的分裂或者說“附著”（237）而將角色代入個體“自我”，甚至將自身個體全部融于角色，讓自己按照角色的身份、思維邏輯、價值觀等而存在。于是，這些被剝奪了文化身份的個體徹底放棄了自身文化認同，屈從于被定義的文化身份，而懷特島國也由此成為迎合全球消費者想象的新英格蘭。至此，通過瑪莎個人、普羅大眾、懷特島國三者之間的互相隱喻，小說揭示了“懷特島國式”的身份建構實質上是“權力話語對從屬社會群體和邊緣民族文化身份”的“壓制和剝奪”（劉英杰、田雨2021：63）。

相較于被社會內部權力壓制而“失語”的懷特島國建立前期的普通民眾，舊英格蘭則主動放棄了對外“發聲”的意愿，甚至將其國名改為英格蘭古名“安吉利亞”。小說指出，舊英格蘭的社會權力話語不再積極樹立國家文化形象和建構文化認同，而主張實施類似“閉關鎖國”的政策，這一開始是出于國家實力減弱的無奈選擇，因為“舊英格蘭逐漸喪失了她的力量、領土、財富、影響和人口”，但后來隨著本民族文化記憶的消逝，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群體凝聚力和歸屬感也隨之消失了，“舊英格蘭失去了它的歷史，它也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識——因為記憶就是身份”（300）。于是，舊英格蘭不但任由世界媒體“將安吉利亞描繪成鄉巴佬和好古癖的王國”（303），甚至對本國媒體的消極報道也聽之任之，使得“《泰晤士報》的標題對其竭盡嘲諷之能事”（300）。正是在社會權力話語被削弱的情況下，舊英格蘭民眾的訴求被突顯出來，這才有了小說第三篇章首次將敘事聚焦于普通民眾。在外界眼中“怪異、衰退和失敗”（304）的舊英格蘭，曾經的公路收費員、商人、律師等城市居民過起了鄉村生活。然而，和懷特島居民一樣，這些新村民迫于社會環境的改變而經歷了身份“剝離”，只不過前者無意識地融入了權力話語所主導建構的虛假身份，而后者無奈地選擇了當下的生活方式。于是，這些民眾不但沒有重建英格蘭文化身份的能力，甚至逐漸失去了身份建構的意識，“村子里沒有人爭論這些問題：也許這個國家最后一絲蠢蠢欲動的自我意識，也已經喪失了”（307）。

英格蘭文化記憶的消逝早在小說開篇講述瑪莎童年生活時就已經做好鋪墊與暗示：文化群體成員學習其文化核心價值觀的方式是該文化所凝聚的知識與智慧能否延續的關鍵（Rodriguez&Fortier 2007），但瑪莎的童年生活作為舊英格蘭當時社會環境的微縮卻展示了文化傳承的斷裂，表征著英格蘭文化記憶機制的失效。其一，瑪莎的歷史課隱喻英格蘭文化教育的失敗。比如，瑪莎兒時學校教授的歷史歌謠只包含年代、地點和人名等碎片化信息，這與小說后文中英格蘭中年白人男性在接受歷史知識測試時所流露出的自大無知和對本國重大歷史事件支離破碎的回答形成映射。其二，瑪莎學校的晨會禱告隱喻著英格蘭的宗教氛圍被削弱。比如，瑪莎在晨會唱宗教歌謠時會哼著一首戲謔的小詩，這與小說第三篇章中舊英格蘭的鄉村居民去教堂只為社交和欣賞音樂這一情節遙相呼應。其三，瑪莎童年記憶中美好的鄉村農產品展銷會隱喻了被英國人視為理想家園象征的英式鄉村，這和后文中舊英格蘭閉塞蕭索的鄉村景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小說所展現的學校教育、宗教儀式、鄉村慶典等都屬于文化記憶的媒介載體，而教師、神父等則是維護文化記憶的專職人員。根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借助文化記憶，一個集體的成員建立并培養共同的身份和歸屬感”（金壽福2017：38），而且文化記憶主要由掌握話語權的專門人員負責維護和完善，包括內容和媒介載體的選擇、內容的闡釋等。然而，代表社會普通民眾的“瑪莎”“中年白人男性”“鄉村居民”等是文化記憶作用的對象，即“文化群體成員”，但他們卻都沒有嚴肅對待或理解文化傳承的內容。顯然，這種文化記憶機制在舊英格蘭已失效，因為一個群體的文化記憶傳承怎樣的內容取決于“相關的社會境況、政治結構和權力格局”，“一旦原有的社會框架發生了變化，起初屬于文化記憶范疇的內容喪失了其奠基性和規范性的作用，它就注定逐漸被遺忘”（金壽福2017：38）。小說中，舊英格蘭改名從表面上看是國際影響力消失和國內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之后的無奈之舉，但實質上如同“安吉利亞”這個英格蘭古名所暗示的，舊英格蘭不僅僅是放棄了“英格蘭”這一國名，而是放棄了作為“英格蘭”時期的國家和民族的過往，更是就此失去了那段奠定了當下英格蘭文化身份的民族文化記憶。因此，雖然“安吉利亞”有領導機構并組織了教堂晨會和鄉村慶典，但是其鄉村居民對自身和民族難以理解，情況甚至糟糕到了不能理解曾被視為英國第二國歌的《希望與榮耀的土地》的內涵的境地。這表明盡管權力話語能夠通過掌握文化記憶維護機制的方式來主導文化身份建構，但當這種文化認同實踐沒有群體多數成員的認可和參與時，文化身份便也失去了最初的意義。

六、結語

英國主體社會盡管沒有對于民族本質文化身份“我是誰”的疑問，但對于“我將要成為誰”這一關系到國家、民族未來走向的問題依舊充滿了迷茫和不確定。小說《英格蘭，英格蘭》通過對瑪莎個人、英格蘭民眾、新英格蘭、舊英格蘭四者之間的互相隱喻，在對個人的身份追尋、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國家的社會發展間的交織敘事中，揭示了英國社會尋求文化認同過程中的身份悖論。這也是在復雜多元且流變的后現代語境下各國普遍面臨的文化認同困境：群體想借助文化記憶來確認并鞏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卻發現后現代語境下文化記憶機制面臨失效，文化認同的主旨和實踐之間產生錯位，身份建構陷入困境。巴恩斯通過在敘事中多次設置雙重隱喻來建構語篇，使得小說文本成為銜接緊密、連貫順暢的整體。小說在雙重隱喻形成的交叉對比中突出了身份建構中被忽略的大眾聲音，強調普通民眾既應該是文化認同實踐的參與者，也應該是身份建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為“一種文化記憶想具有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它必須兼顧相關集體內所有成員的情感和利益”（金壽福201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