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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式

2022-12-31 18:07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

王 斌 偉

(華南師范大學,廣州 510631)

現代化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標。從16世紀開始,現代化逐漸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導了現代化的認知和實踐。在這個大趨勢下誕生的現代政黨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或是隨波逐流,或是曇花一現。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矢志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奮力探索和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的超越,以新的文明形態引領人類發展,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潮流中留下了深刻的中國印記。在此漫漫長路上,黨在明確方向、謀劃戰略、建構制度、聚合力量等方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領導方式。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式,有利于凝練和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既為中國式現代化在新時代深入推進提供科學參照,又為解決世界各國現代化遭遇的各種難題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獨具中國特色的貢獻。

一、明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方向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頁。能否選擇和堅持正確的方向,對于現代化能否到達理想彼岸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三大基本方向。

第一,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F代化是近幾百年來發生在人類社會的一場全方位的深刻變革,大致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先發國家的現代化,其以社會上的商業集團或國家層面的官僚機器為主要領導力量,在西方世界較為普遍;另一種是后發國家的現代化,由于社會力量和國家力量缺位,相對強有力的政黨不得不站出來補位,充當國家現代化的領導力量,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就是典型樣本。國家力量孱弱、社會力量松散是近代中國的顯著特征,傳統的國家機構和社會集團無法領導國家現代化,組建政黨便成為出路。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標志著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現代政黨誕生。爾后,辛亥革命推動中國的政治時代發生巨變,即從傳統的封建君主專制轉入現代政黨政治。一時間,大大小小數百個政黨林立于民國國會。但歷史事實證明,這些政黨不可能領導國家現代化。如此,領導國家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就落到了代表先進生產力、擁有科學理論武器、以謀人民幸福和謀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肩上。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沒有辜負這一歷史使命。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奮斗,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國家和社會主義的新型制度,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梢院敛恢M言,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形成、展開并不斷深入發展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底色和根本?;诖?,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22頁。,并高瞻遠矚地將黨的領導擺在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首位(3)同上書,第23頁。,以極高的政治權威彰顯了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

第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從社會制度性質的角度看,現代化有資本主義性質和社會主義性質之分。毫無疑問,西方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化在三百多年間創造了豐裕的物質文明,但也制造了巨大的階級分化和社會鴻溝,富人占有整個社會的絕大部分財產和資源,窮人生活處境艱難。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體現了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西方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化有著天壤之別。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改革開放、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等方式,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畏闖關涉險,啃下一個又一個“硬骨頭”,逐漸消滅剝削、消除絕對貧困,努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防止和控制兩極分化,在堅持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換言之,中國共產黨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矢志不渝的追求,彰顯了對中國式現代化社會主義性質的篤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第9頁。這一重大論斷深刻揭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實質上是統一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保證中國式現代化在不犯顛覆性、原則性錯誤的同時,不斷賡續其“中國式”意義。

第三,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價值旨歸的角度看,現代化大致有以資本為中心和以人民為中心兩種。西方的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使得本應作為現代化主體的人卻成為資本的工具,人的存在和發展只是為了滿足資本無限增殖和擴張的本性要求,沒有什么東西比資本更重要。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堅持以人為本,強調現代化建設既依靠人民,又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的,完全不同于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5)《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第19頁。必須注意的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方向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有更為具體的要求。其一,“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第594頁。,其中包括對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統一的要求。這意味著作為現代化主體的人,不僅要在現代化中創造豐裕的物質文明以滿足自身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也要懂得在現代化中涵養豐富的精神文明以滿足自身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其二,自然和社會是人的生存和活動環境,也是人進行現代化的客觀環境,人與自然相和諧、人與社會相和諧是維護這個環境的必然要求。這意味著作為現代化主體的人,不僅要懂得善待自然環境,堅持在順應自然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自然,增強對生態系統和環境系統的保護力,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還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積極化解社會沖突,建立全體人民權責一致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實現社會善治,促進人與社會和諧共存。概言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內化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統一、人與自然和社會相和諧的要求,才能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二、制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規劃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10頁。能否從實際情況出發,作出準確的戰略判斷,制定科學的戰略規劃,對于掌握發展的戰略主動并取得發展的實效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堅持規劃先行,根據實際情況設定和調整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

國家現代化目標與步驟的醞釀。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當時,毛澤東等人逐漸認識到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及其附庸、根深蒂固的傳統封建地主階級以及以國民黨反動派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使廣大窮苦勞動群眾脫困于特權和資本的剝削而翻身做主人,使飽經滄桑的中華民族脫困于沉淪的頹勢而重新屹立于世界,使整個國家脫困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轉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恰恰是革命情形下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即建立或形成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民族國家。對于如何完成黨在革命時期的歷史任務,毛澤東明確提出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國這個古老大地上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第二步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使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中國。這實際上闡釋了建立或形成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兩步走”戰略。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賦予社會主義革命以更具現代化意涵的表達,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在快速恢復生產的基礎上,穩步推動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7頁。,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型國家。

“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與實施。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認識。1953年,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好轉,毛澤東在反復醞釀的基礎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明確了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9)《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16頁。由此將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進一步表述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而確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首個戰略目標。1954年9月,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把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從一個擴展到四個,并首次以政府工作報告的形式確定為“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584頁。。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加劇,中國共產黨又逐漸將科學技術納入國家現代化的范疇,將“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領域重新整合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設定了“兩步走”戰略,并于1975年將之細化:第一步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獨立且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是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11)《周恩來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479頁??梢哉f,“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30年主要的發展追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四個現代化”展開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設定與內涵界定。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不斷完善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規劃。在戰略目標上經歷了從“四個現代化”到“中國式的現代化”再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演進。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同英中文化協會會長馬爾科姆·麥克唐納談話時首次將“四個現代化”定義為“中國式的”,并在兩天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概念。(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496-497頁。此時所說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主要是就發展目標來說的,指向現代化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發展水平。(13)陳金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歷程、鮮明特征及重要意義——基于習近平相關重要論述的思考》,《黨的文獻》2022年第2期。后來,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的形式,從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角度漸次明確和豐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涵,在實質上填充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步驟上,經歷了從“兩步走”到“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的演進。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為實現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奮斗目標,簡要定下了前后兩個“十年”的戰略步驟。大約5年后,鄧小平在與外賓談話時將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步驟延伸到21世紀中葉,并寫進了黨的十三大報告。20世紀90年代后期,鑒于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戰略中的前兩步已經基本實現,黨的十五大報告將第三步細化,形成定位于21世紀上半葉的新“三步走”戰略,特別是明確了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新中國成立100周年的步驟。

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確立。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形成了更加深謀遠慮的戰略規劃。黨的十九大報告在既有基礎上增加了美麗的生態之維,拓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涵,使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具有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五位一體”形態。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從黨的十九大到本世紀中葉的“1+2”戰略安排。所謂“1”,就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2020年如期實現黨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所謂“2”,就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的“兩步走”:第一步是從2020年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是從2035年至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2-23頁。中國式現代化子領域也紛紛形成了各自的“三步走”戰略安排,如在國防現代化上有強軍“三步走”、在農業現代化上有鄉村振興“三步走”、在科學技術現代化上有世界科技創新強國“三步走”等。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黨的十九大已經確定的未來30年的“兩步走”戰略安排,更加具體地謀劃了未來五年全方位、各領域的主要任務目標,尤其突出了國家安全之維,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路線圖。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也進行了系統闡釋,建構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基本框架。

三、構建和完善支持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體系

“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1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第391頁。形成和完善支持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體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方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式現代化有著緊密的互動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探索和建設超越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新型國家制度,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抗日戰爭時期的“三三制”政權就是鮮明例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著手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并在國家層面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從“中國特色”出發來理解和建設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在1987年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18頁。,較早賦予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中國特色”的意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直到2011年“七一”紀念時才被鄭重提出,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形成具有基本內涵的闡釋。(17)楊彬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話語轉換與話語建構》,《求實》2020年第4期。在這個過程中,“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得以建立和發展,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構建起來,夯實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基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加深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認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并將其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一道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基本對象。(18)同①書,第13、15頁。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問題,并深刻闡明了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以及解決問題的宏觀方略。在此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進入快車道,其內含的各項制度特別是關系黨的領導、生態文明、社會治理、國家安全、人民軍隊、黨和國家監督等方面的制度,得到全方位的發展和完善,構建出與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推進要求相匹配的科學制度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和制度規范。宏觀地看,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因時而變、因勢而異是其常態,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無規可循、無據可依。相反,現代化本身也會遵循一定的規律和路徑,而這種規律和路徑恰恰是由在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制度提供的。也即,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現代化的發展進程,這種影響可能是積極的、支持性的,也可能是消極的、產生負面影響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主要是前者。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方向和戰略規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抽象的、原則性的,在具體實際的情境中應當如何堅持、如何實施,仍需要足夠的支持和清晰的規范。這里的支持和規范也就相當于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恰恰建立了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既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支持,明確可以采取的戰略舉措和方針政策,使其能夠按照既定規劃推進,并逐步實現理想目標;又為中國式現代化劃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規定其不論推進到何種程度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否則難免發生變質、變色、變味。例如,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之一,它支持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公平公正公開地參與市場競爭,但又要求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保持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從而牢牢把控中國式經濟現代化的基本方向。

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是黨通過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表現。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作出了十三個方面的概括,涵蓋了黨的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以人民為中心、選賢任能、黨指揮槍、自我完善等方面。其中,黨的領導是最大的制度優勢,統領其他方面的制度優勢。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在國家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動上體現得淋漓盡致。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乃至將中國式現代化推向下一個歷史階段,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迅速應對,第一時間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對策,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派出中央指導組,建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更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從而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制度優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各行各業迅速投入疫情防控阻擊戰、千里馳援武漢保衛戰和湖北保衛戰,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沖鋒在前、統籌協調各類人員和各種物資,醫院和醫務人員勇挑重擔、與病毒戰斗在最前線,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奮勇當先、全力穩定社會秩序,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不辭勞苦、保障廣大居民基本生活,醫藥企業、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員奮力攻關、研發疫苗和特效藥,充分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在進行疫情防控阻擊戰之初,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果斷作出關閉離漢離鄂通道的決策,實施史無前例的嚴格管控,有效防止了疫情擴散,規避了更多人感染并因此失去生命的風險,切實保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從而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優勢。正是因為發揮了這些制度優勢,中國才得以在短短3個月余的時間內取得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的重大勝利,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中國式現代化推向新的歷史階段掃除了突如其來的重大障礙。

四、為中國式現代化匯聚各方面力量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1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135頁。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大顯著特征,數以十億計的人民群眾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力量。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充分肯定人民在現代化中的主體地位、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堅持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著力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有效為中國式現代化匯聚力量。

第一,充分肯定人民在現代化中的主體地位。在傳統的階級社會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向來不是國家的主人,也不是社會發展的主體力量,這種狀況直到社會主義社會變成現實才發生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推翻“三座大山”的統治,建立新型的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由此翻身,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第一次合法地成為國家的主人。這里所說的“合法”,首先是指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第四、五、六條明確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政治權利(20)《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人民出版社,1952,第3頁。;其次是指作為新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性質憲法的“五四憲法”,第二條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2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出版社,1954,第3頁。,且這一規定沿用至今??梢哉f,中國共產黨以憲法這一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人民在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地位和各項合法政治權利,從而在實質上肯定了人民在現代化中的主體地位。

第二,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密切聯系群眾是黨動員人民群眾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前提條件之一,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則是黨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途徑。黨的群眾路線要求黨員必須深入群眾當中,既認真、廣泛地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將其凝練為黨的正確主張,又積極向群眾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高群眾的覺悟水平,使群眾能夠正確認識黨的主張并形成相應的正確行動。如此,有利于搭建黨和群眾相互溝通的橋梁,實現黨的意志、群眾意志乃至國家意志統一,進而形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合力。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在2013年6月啟動為期將近一年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批又一批黨員、干部深入到群眾的工作和生活實際之中,在著力整治黨內存在的“四風”問題的同時,有效解決了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和影響群眾切身利益的癥結難點,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凝心聚力。

第三,堅持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式民主是一種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屬性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對于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中國式現代化凝聚民心民意具有重要意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全過程人民民主所具有的顯著特征。其一,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人民性,始終以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民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由眾人辦,保證全體人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實際參與,完全不同于西方宣稱普選卻以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為根本目的的競爭性民主。其二,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全過程性,意味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實踐“有廣泛的參與主體,有全領域的民主實施,有科學健全的運行程序,有全方位的保障機制,有全要素的協同,有全鏈條的銜接,有真實的民主效果”(22)劉遠亮:《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邏輯、顯著優勢及創新意義》,《科學社會主義》2022年第5期。,使得全體人民能夠參與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等各個民主環節,完全不同于西方僅把人民視為投票、選舉工具的形式主義民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斷完善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的認識并提升其政治地位。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調研時首次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23)習近平:《論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第303頁。;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完整地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2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9頁。;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2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37頁。??梢哉f,從初步提出“全過程民主”到準確定位“全過程人民民主”,黨為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第四,著力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生活質量是人民群眾最為關切或最具有切身體會的問題。從古至今,人民群眾對生活質量都有著較高的期待,個人生活過得好不好對家庭、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新時代的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長,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現實,特別是還存在為數不少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卻制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考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可信度。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從實現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代大局出發,以確保全體人民一同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決心,貫徹落實“精準”的要求,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在經過數年奮斗、犧牲1 800多名同志、投入數以億萬計的資金后,習近平總書記在迎來建黨百年之際鄭重宣布,中國的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了圓滿解決,中國的全面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圓滿勝利,中國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行動創造了偉大奇跡。正因如此,廣大人民群眾才能信心滿滿地將自身的磅礴力量,貢獻到黨領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實踐之中。

明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方向、制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規劃、構建和完善支持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凝聚人民力量,都是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國共產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歷史經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時代的道路荊棘叢生。當前,我們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關鍵階段,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道路也必將迎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甚至驚濤駭浪。中國共產黨必須深刻體悟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堅持在自我革命中不斷提升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本領和能力,從而以更加朝氣蓬勃、昂揚奮發的姿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貢獻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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