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地書寫與詩意追尋
——甘肅“小說八駿”王新軍作品論

張 惠 林

（河西學院文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王新軍是甘肅“小說八駿”之一，被評論界譽為“第三代西北小說家”［1］群體當中的代表人物。王新軍扎根于農耕與游牧文化交匯之地的河西走廊，熟悉這片土地黃沙漫漫、鷹擊長空的別致景色，也用心靈去感知這個別樣的世界。他的大部分作品將河西走廊的村莊、草原作為敘述的源泉，一方面對其進行了現實批判，另一方面又進行著詩意敘述?；诖?，他的作品也呈現出二重建構：在對人性的關照和關懷中，既有對現實的批判與思考，又有對理想精神世界的詩意追尋。

一

評論家曾說：“八十年代的文化鄉土小說雖然拓寬了鄉土世界的表現領域，但客觀上也造成了文學鄉土與現實鄉土的關系割裂，并曾一度導致人們對尋根派創作脫離現實生活的理論責難?！保?］這種狀態的產生與作家生存境遇的變化有關：八十年代涌現出的大批鄉土小說作家現大都已進城，他們熟悉的是八十年代的農村生活，而對九十年代之后的農村已疏遠和隔膜了，面對變幻莫測的農村現實，他們難以把握，因此所描繪的鄉村就依然是停留在記憶中。而王新軍是個例外，他出生于甘肅玉門，并且一直生活于此，他的鄉村經驗和基層工作經歷使他對現實的鄉村具有更真實的感受，也更容易走進鄉村及其中人們的內心深處。作為一位“在場”的作家，他始終關注農村、農民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生存狀況，真實描繪了正在行進中的西部鄉村的現實生活。學者趙園曾言：“作為藝術創造條件的內省體驗、自我人生省察，無疑構成了作家鄉土審視的內在視野。他們寫的‘鄉土’，更是一種‘內在現實’，屬于他們個人的一份‘現實’，鄉土既內在于‘我’的生命，寫鄉土作為一種自我生命體驗的方式，所能達到的深度是難以預測的”。［3］王新軍就是用近乎透明的文字和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講述著西部鄉村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將西部的自然景觀與民俗風情統一于作品中，將自己的鄉村體驗熔鑄其中，展現著西部文化與現實生活的意蘊和價值。

王新軍的作品首先寫出了西部鄉村及鄉村里人的內外生存處境。如《甘草灘》《麻黃灘》中的沙塵暴、泥石流，帶走了農人們的生命，也帶走了他們對生活的希望和念想。而沙洼洼村是王新軍作品的主要敘述對象，如在《閑話沙洼洼》中，這個位于中國西北內陸的小村莊，四面是灰黃的野灘、沙梁，尤其是刮個不停的白毛風和沙塵，春天里會將剛剛發芽的幼苗吹死或湮沒，冬天里會將人吹得灰頭土臉，猝不及防。作者表面上呈現的是自然環境之惡，但在中國現代鄉土文學敘事傳統的影響下，也不可避免地有著對現實和農民精神的批判。作品通過“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數十年來都沒有發生過什么巨大的變化”這樣的描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人本身：正是農民急功近利、貪欲金錢，才導致了環境的破壞和生存的困頓。即使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他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等依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作者帶著復雜的情緒既為他們的生存境遇深深的擔憂，也批判他們的封閉、保守、落后。比如作者這樣來敘述一場關于風的故事：當帶著沙粒的風從冬天吹到春天，這里的人們并不因此而感到稀奇，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吹風的日子，而從電視上看見沙塵暴居然吹到北京時，他們把肚子都笑疼了。這樣的敘述中有著一種深沉而無奈的憂傷——沙洼洼村人對酷烈生存環境習慣的背后，固然是一種堅韌，但也是一種對現實屈服的無奈，更不乏阿Q 式的妄自菲薄和他們精神世界的沉滯、荒蕪。

對人性的透視是文學永遠的任務，王新軍的作品也正是通過對人精神和靈魂的關注表達著對脆弱、復雜人性的透視?！稑淦っ婢摺分械亩》?，因為自家的樹被別人剝掉了皮而憤憤不平，為尋求心里平衡，便半夜里將全村人各家門前同數的樹剝了樹皮，如此一來，他走在村街上的時候，感覺“心里的傷口已經完全愈合了，仿佛就是他昨天晚上割下的那一塊塊樹皮，填補了他心里驟然生出的那個空洞”。這是作者對人性卑污與脆弱的鞭撻。在《兩條狗》中，老方家的花狗和老呂家的“四眼”在一個春天的自由之夜因“愛情”釀造了新的生命，卻促使兩家的主人將原有的芥蒂升華成仇恨：當花狗產下八只“四眼”的翻版后，原本還興奮著的老方又迅速將它們倒在了嚴冬的河壩里凍死，最后甚至將花狗也吊死在樹上，人的嫌隙和仇恨就這樣牽扯到了無辜的動物身上。小說表面是在寫狗，而內里將人性當中的狹隘、自私等陰暗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兩個男人和兩頭毛驢》中，婁大明和史紅旗并沒有什么利益沖突，只因為一個女人便心生怨恨，致使無辜的毛驢成為他們內心較量的犧牲品?！秲筛C雞》《兩窩狗》中，主人公都將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無奈和無助轉化成了愚昧和狡黠?！栋硕蘸分?，孫福在目睹舉貴和寡婦李月蘭親密后，四處宣揚，又向村長及月蘭公公告密。作品將光棍孫福內心極度的孤獨和他的自私、變態、精神世界的貧乏都揭示的淋漓盡致。在這樣的作品中，王新軍傾注眾多筆墨去敘述西部的環境、村莊和農民的內外生存狀態，不僅將西部的現實生活躍然紙上，更是深入到地方與人的深層文化心理，對西部鄉村的人情冷暖、人性的復雜等進行了展示與深入的思考。

王新軍小說在描繪處于沙漠戈壁邊緣的這片土地時，也通過呈現生存在這里的鄉民們凡俗生活中的沉重和他們的精神痼疾，冷峻地審視和挖掘了其歷史和現實原因。在《八墩湖》中，為了延續子嗣，三爺不顧倫理綱常，要與守寡的兒媳過?！栋荨分?，尕奶奶前三胎都是丫頭，分別起名換換、招娣、迎弟，直到兒子金貴出生，才覺得自己的日月囫圇了。這種子嗣觀念和重男輕女的思想雖多受人詬病，但作者將其放置到自然環境惡劣、不得不依靠孔武有力的男性支撐才能更好生存的西部鄉村，使得它的存留就成了必然。因此，在西北鄉村，它也就成了現代化無論如何也化不了的痼疾，因為它關涉生存。王新軍用他貌似溫情的筆鋒，犀利地寫出了這種悲情，也揭示了其深厚的歷史與現實生長土壤。尤其是長篇作品《厚街》，作者將其放在鄉土文學的“向城求生”這個向度上，以近乎荒誕的故事展示了淳樸的西北鄉村女孩王春麥在東莞的陷落。而她的陷落不僅僅源于富足的歐陽家族用錢和榮譽一步步的推動，更主要的是源于這個鄉村女孩欲望的驅使。作者表面上把這種陷落敘述得溫情優雅，但通過將王春麥在偏遠西部鄉村“厚街”與現代都市“厚街”不同生活的對比和展現，表達了他對都市文化、西部現代化對人性改變等的思考，也傳達出了他對西部鄉村和鄉村里人未來的擔憂。

二

河西走廊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交匯相融之地，其偏遠的地理位置使之有著相對遲緩古樸的文化氛圍，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曾經生活過如匈奴、月氏、烏孫等許多游牧色彩相當濃厚的少數民族，留下了濃郁的游牧文化色彩。直到今天，這里依然有裕固、藏、蒙古等民族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當然，隨著時代變遷，在一系列相關政策日漸穩定與成熟之后，“逐水草而居”的范圍已固定在相對穩定的區域之內，曾經的舉族遷徙、流動不居等特色已大大減弱，他們已開始了半定居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因此其“游”的特色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倒是在現代化的進逼之下，其內蘊已轉化為和農耕者相類似的家園故土情結。自認為有著游牧因子的王新軍就有著這樣的體驗，他在《八個家》的題記中寫到：“我無法控制我柔弱的憂傷，草原在消失，我的八個家已將在這場不知不覺的災難中一去不返，偉大的神啊，你悵然的看著這片土地，你不知道你廣大的子民將去向何方?！保?］他創作的以“八個家”為主要關照對象的“草原群山系列”小說，就是在對現代化弊端的審視中對草原生活場景進行的詩意敘述，通過對這種帶有前現代文明特質的游牧文明的懷戀，表達了對游牧精神的詩意追尋。

“八個家”是祁連山麓河西走廊上一片草原的名字，也是王新軍的精神家園，它是一個伴隨著神秘宗教、和諧自然的理想世界：海子湖旁的俄博，微風中飄動的經幡和哈達，俄博周圍與祭祀有關的羊頭、牛頭、羊尾、牛尾，牧民嘴里念著的經文和手里閃閃發亮的金色轉經筒，老人吟唱的神秘的“勸奶調”等，既有著宗教的神秘，更體現了游牧民族心靈深處對自然的依戀、對生命的敬畏等。在他筆下，草原上的人不僅僅以他們的主體地位管治著草原，同時也將這種管治轉化成愛的力量來愛護草原上的一切生靈。在《八個家》中，草原上的攆狼事件就充分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包容等。牧民用快馬攆狼這種古老的方式來遏制草原上漸漸增多的狼禍，而不是趕盡殺絕。在攆狼活動結束之后，他們又會圍著篝火用歌聲超度狼嘴下斃命的生靈。無比遼闊的草原同時也孕育了人寬闊的胸懷，啟迪著他們對人生和生命的認識。當巴圖魯因為馬肚帶被割而摔癱瘓時，阿吉娜沒有放棄愛情，而是無怨無悔地照顧他；阿吉娜的父親為了給巴圖魯治病準備賣掉所有的牛羊；當小旦旦格懷著無比內疚的心情向巴圖魯說出是她割斷馬肚帶時，摔癱瘓的巴圖魯原諒了她；巴圖魯不愿拖累阿吉娜一家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受他托付的好友烏克魯勇敢承擔起了照顧阿吉娜的責任……在這里，每個人都如這承載萬物的廣闊草原，不計個人得失，始終以最美、最廣的胸懷與他人相處。王新軍用詩意的筆觸寫出了草原游牧文化滋養之下草原人的愛情、友情、親情，在這里，忠誠、信義、責任遠勝于利益、仇恨。八個家是一個自足、和諧而詩意的世界。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在靜與動、點與面、放任與管理等的有機結合基礎上形成的，更大程度上帶著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特點。因此，游牧高地不是思想的荒原和沙漠，其思想和文化深處滲透著對自由精神的向往與追尋，王新軍小說便展現了這樣的追尋。例如在《海子湖》中作者寫道：“至于什么時候搬家，那還是要思量一番的。思量歸思量，該搬走的時候，大家也是五六只馱牛馱起家當來紛紛搬走，從冬窩子到夏牧場，翻過一個山，再翻過一個山?！边@種逐水草而居的動態生產、生活方式，使得牧民們不被約束在一個固定的場所，他們的生存空間相對自由，因此，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里也就有對自由的不羈追求。在《醉漢包布克》中，王新軍用大量筆墨將西部草原人追求自由的精神特征進行了細致的描繪：在祁連山深處，當夏天來臨時，男人們騎著自己的駿馬，在藍天與白云、青草與湖水、牛羊與歌聲等的陪伴下，跟隨著長風、落日，穿越過一片片草原，來宣泄他們胸中天長日久積蓄的豪情。伴著疲憊和憔悴，他們一路向西，一路高歌，把憂傷散落在風中，有時也會把愛情播撒在某個敞開的帳篷中。在這樣的人和景的描繪中，是作者對西部游牧精神真諦的深刻理解和詩意表達。對生命原本應有的自由、自在狀態的追求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題之一，莊子、李白、吳承恩等筆下，都曾表達過對生命自由境界的向往。隨著現代社會的來臨，人類的自由自在狀態日漸受到現代文明的沖擊，作家們再次通過對自由意識追尋的書寫，來表現著現代文明的異化與反異化的思考。王新軍筆下對牧人們這種自由狀態的詩意構建，是當下作家們反抗異化的表現，也是他對中國文學中古老主題的延續和遙遠的回應，更是在當代社會里對家園體驗與思考的延伸和深入。

除了這些草原系列作品，王新軍在對傳統鄉土社會的描繪中也滲透著一種詩意，就如雷達所說：“王新軍在獨特的生存環境中卻蘊含出了別一種具有西部風韻的抒情性，你在他的小說中可同樣體味到天地人融為一體的那種和諧境界，但不同的是，王新軍給農耕詩意中滴進了一滴游牧文明的，含著沙塵味兒的粗獷顏料?！保?］就如王新軍在《閑話沙洼洼》里寫道的：“每到瓜熟的季節，沙洼娃總是要讓人家把最好的瓜拉走，盡管那樣，他們還要一再自責說，自己沒把瓜種好。其實，沙洼娃的西瓜，上電視也不下四五回了。他們說這些冬天就送定金的人，都是實在人，不給他們好瓜，我們就不實在了，不實在了，還怎么活人?！弊髡邔懗隽宋鞑哭r民讓人感動的樸實與善良。海德格爾曾提出人類“詩意地棲居”的話題，認為“詩意地棲居”意味著返回到本源的近旁［6］。返回本源不僅意味著回歸自然，同時也意味著天然、質樸人性的回歸。

在偏遠地域里靠土而生的西部農民，他們生存在讓自己心靈踏實和自在的大地上，遠離了欲望，而多了一份對生活的自足和對他人的友善?！多l村愛情》《夜深人靜》等作品里的桂桂、二寶、紅梅等普通農人，在并不是太富足的生活中，沒有爭吵，也沒有貪欲，有的是對自己淳樸生活和婚姻的自足，和永遠濃濃的夫妻情分。在《白露過后是秋分》中，作者用詩意又憂傷的筆寫出了五成子對花兒終其一生的癡情。在《農民》中，李玉山看著場上的糧食，想著自己勤勞質樸的女人和天真可愛的兒子，內心涌出的是實實在在的自在和自足。他們這種心靈的愜意狀態，不是啟蒙意識下所認為的不思進取或目光短淺，而是千百年來靜態的鄉村農業文明哺育下的自然、質樸人性與心靈的體現。王新軍在這樣的構筑和表達中，有意略去了現代社會勾起的人的欲望和焦灼，也不刻意去構筑生活的戲劇性矛盾，而是將鄉村包含在一個圓圈內，寫出了其內核里的一種靜態和常態，給人家園般的溫暖和對它深深的依戀。就如評論家李建軍所說：“王新軍的小說有喬治桑的溫暖的愛意，有汪曾祺小說的濃厚的人情味，樸實中富含著詩意，平靜中包蘊著熱烈，將愛情及其他形式的倫理親情，表現得感人至深，別有一種打動人心的倫理內容和道德力量?！保?］當然，他這樣的構筑和表達無形中也就與圈外的世界形成一種對照，從而有了作者對現代化對人性異化的審視和思考。

結語

農民、土地、村莊、家園等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永恒的母題，在它們的內涵被不斷延續、擴展的過程中，對鄉土中國的敘事已日益發展成為一棵根深葉茂的文學大樹，但隨著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有人認為鄉土這塊最強大的精神資源漸趨萎縮了。而在王新軍筆下，他對鄉村的關注一方面注入了更多的現代元素，對更加豐繁復雜的鄉村現實進行著實在的呈現，也對其做著批判。另一方面，他也將鄉愁根植其中，在西部這片融游牧與鄉土氣息的特殊土地上，以積極的心態，用“詩意”去書寫和詮釋這片土地，進而表達他對理想的追尋。通過他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鄉土這塊文學資源并沒有萎縮，作家們其實已經從多側面將其呈現出來，不僅擴大了它原有的范疇，而且也豐富了它的表現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