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的創新方式及其績效表現
——基于fsQCA的組態效應研究

彭 娟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創新能力在企業競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如何有效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動是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既有文獻證實了民營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相對較為活躍，創新動力和效率均優于國有企業，①韓松、習媛杰：《風險視角下企業治理結構和研發創新——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21年第4期。作為重要創新主體的民營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②陳力田、許慶瑞：《轉型經濟情境下中小型制造企業創新能力測量與比較評價研究:基于“柔性‐效率”均衡視角》，《管理工程學報》 2016年第3期。如何從民營企業的創新決策角度來提升民營企業績效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

研究者將創新方式視為創新績效的重要前因，并關注企業創新方式選擇背后的驅動力。理論研究歷經五代創新范式，顯示企業選擇創新方式會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技術推動論肯定了研發活動在創新中的決定性作用；需求拉動論關注市場需求如何影響企業選擇創新方式；技術‐市場耦合觀強調企業創新方式的選擇是技術推動與需求拉動綜合作用之后的結果；集成觀在耦合觀的基礎上提出企業內部管理尤其是創新管理在技術要素與市場要素適配中具有關鍵作用；創新系統觀強調將企業創新行為置于綜合系統框架中來考量，認為企業可以同時利用內部和外部的創新資源實現企業的技術創新。③陳衍泰、陳勁、程聰：《企業創新戰略：從傳統情境到數字化情境，是“舊瓶裝新酒”嗎？》，《研究與發展管理》2021年第6期；Adner R.,“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84,no 4,2006,pp.98‐107；解學梅、方良秀：《國外協同創新研究述評與展望》，《研究與發展管理》2015年第4期。如何從創新方式選擇的角度來提升民營企業績效成為理論界關注的問題。①劉業鑫、吳偉偉、于渤：《技術管理能力對突破性技術創新行為的影響：并行多重中介機制》，《管理科學》2022年第1期。

理論研究也關注了企業采用不同創新方式的后果，涉及的結果變量包括雇傭決策、企業產能和商業模式創新等。②宋建、鄭江淮：《中國企業創新的就業效應——“創造”還是“破壞”》，《南開經濟研究》2021年第4期;孫永磊、陳勁、宋晶：《企業創新方式選擇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研究》，《管理工程學報》2018年第2期。受制于創新數據的可得性，很少有文獻系統識別民營企業的創新方式及其績效表現。目前已知僅有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于2015、2016 年對國有及非公企業創新方式進行了調查，但該調查沒有報告企業的績效表現。對企業創新方式與績效關系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補充，特別是什么決定了企業的創新方式選擇、具有高績效表現的創新方式需要滿足哪些條件等問題缺乏深入探討。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第一，以企業創新生態系統觀為統領，提煉出三種創新方式（技術改進、合作開發、獨立開發），及影響創新方式選擇的三大要素——核心技術能力、協同能力和宏觀管制環境。第二，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③Fiss,P.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54,no.4,2011,pp.393‐420 ；杜運周、劉秋辰、程建青：《什么樣的營商環境生態產生城市高創業活躍度？——基于制度組態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012 年世界銀行國別調查，探索高績效的企業在創新方式選擇上呈現出何種特征，并識別出不同創新方式所適配的生態環境。通過對602 家民營企業的分析，本文發現：合作開發模式、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模式能夠實現企業在績效上的高速增長。在影響高績效的前因要素中，核心技術能力、協同能力、宏觀管制環境有重要作用。

一、理論基礎

（一）創新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戰略管理以及創新和技術管理研究中受到大量關注。④楊升曦、魏江：《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參與者創新研究》，《科學學研究》 2021年第2期。創新生態系統關注創新要素如何與組織系統、外部環境之間動態協同來實現價值創造與創新，其由焦點企業、客戶、供應商、主要生產商、投資商、分銷商、分包商、標準制定機構、工會、政府和社會公共服務機構等異質性組織構成。⑤譚勁松、宋娟、陳曉紅：《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的形成與演進：“架構者”變遷及其戰略行為演變》，《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創新生態系統一般開展兩類活動：一是在企業組織邊界范圍內，聚焦于打造核心技術、研發與技術能力及組織管理能力的核心能力；二是以焦點企業的核心能力為基礎，通過與外部異質性組織協同來構建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實現組織內、外部創新主體的共生演化。⑥陳勁、尹西明：《建設新型國家創新生態系統加速國企創新發展》，《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8年第11期。

1.三種創新方式

基于技術創新理論視角，學者將創新方式分為自主創新、合作創新與技術改進三種。⑦Alice,“Does ownership type matter for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 66,no 12,2013,pp.2473‐2478；彭紀生、劉春林：《自主創新與模仿創新的博弈分析》，《科學管理研究》2003年第6期。

一是自主創新/內部研發。按照技術來源與企業邊界的關系，可將技術獲取模式分為內部研發與外部獲取兩類。⑧鄧峰、賈小琳：《高技術產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因:內外部研發與協同創新》，《生態經濟》2021年第1期；陳勁、尹西明：《建設新型國家創新生態系統加速國企創新發展》。內部研發能幫助企業實現技術突破，從而為推出新產品、新服務提供技術保障。內部研發的優勢地位形成了其他競爭對手進入的技術壁壘，是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和維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

二是合作創新。在合作創新過程中參與各方都希望能通過資源和能力互補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企業面臨的最大難題在于權衡拿出資源與合作方共享和保護自身權益之間的得失。合作研發的成敗取決于能否建立信任機制，實現基于知識的深度交互合作。①傅曉嵐：《揚創新之帆追引領之夢》，《人民論壇》2017年第33期。

三是技術改進。技術改進反映了我國部分后進企業為實現創新而常用的可行模式。②鄧向榮、汪小潔、曹紅：《非連續性技術創新理論研究新進展》，《經濟學動態》2022年第1期。技術改進可彌補產品/技術短缺，節約研發經費及時間，通過引進、消化、吸收技術來積累能力，為自主創新奠定基礎。技術改進的不足在于可能會產生路徑依賴與組織慣性，也會因核心技術不足而喪失創新行動的話語權與決策權，被排擠到價值鏈的末端，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③馬永軍、張志武、趙澤：《技術引進、吸收能力與創新質量——來自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經驗證據》，《宏觀質量研究》2021年第2期。

2.影響創新方式選擇的三個關鍵因素

基于創新生態理論，本文認為企業的創新效能受到焦點企業自身的核心技術能力、與外部異質性組織的協同能力，以及組織外部管制環境的綜合影響。

一是核心技術能力。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競爭力建立在其擁有的特殊資源基礎上。Prahalad 和Hamel 指出企業的競爭優勢來源于組織中的積累性知識，特別是那些能協調不同生產技能或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派的知識。④Prahalad,C.K.,and Hamel,G.,“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oper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68.,no.3,1990,pp.79-91.核心能力的關鍵是核心技術能力，其能使得企業用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開發出差異化的創新產品。

二是協同能力。Teece 等提出動態能力概念，并將其定義為企業為適應外部環境而對內部和外部能力進行整合、構建及重組的能力。⑤Teece,D.J.,Pisano,G.,and Shuen.A.,“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7,no.7,1997,pp.509‐533.正是這種能力使得交易費用降低，成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本文采用協同能力來描述之，強調協同的實質在于創新生態系統內各異質性伙伴之間的信息互通和資源互動。

三是外部環境（宏觀管制環境）。早期對技術環境和市場環境關注較多，這兩者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對企業創新產生影響。創新生態系統觀則強調政策與制度環境的重要性，其中宏觀管制環境被視為企業創新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⑥陳懷超、侯佳雯、艾迪歐：《制度支持對集群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文化相似性的調節作用和技術能力的中介作用》，《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20年第11期。

（二）基于創新范式的創新方式選擇

企業無法選擇或影響外部環境，而是在給定外部環境下，基于自身的內部核心技術能力和協同能力來進行創新決策。

1.外部環境與要不要創新

企業要不要開展創新活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環境。2017 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顯示，平均而言逾七成企業家認為與5 年前相比企業客戶的消費結構發生“較大”或“很大”變化；近六成企業家認為當前技術變化很快以及技術競爭激烈。⑦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中國企業創新動向指數:創新的環境、戰略與未來——2017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企業研發具有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想要實現技術創新必然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支撐。宏觀管制環境是企業成長的重要外部環境，決定了企業戰略決策和經營行為，也構成了企業創新的關鍵社會資本。如何適應宏觀管制環境將成為影響企業創新鏈形成與運行的關鍵因素之一。⑧史璐璐、江旭：《創新鏈:基于過程性視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科研管理》2020年第6期。

2.核心技術能力與要不要獨立研發

企業研發活動能夠產生新的信息，提高企業對現有信息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能力。①Cohen W.M.,and Levinthal D.A.,“Ad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 35,1990,pp.128‐152核心技術能力越強，獨立研發傾向越高。核心技術能力較弱時，企業比較現實的選擇是技術引進，尤其是在傳統制造行業，這些行業的技術能力要求相對較低，通過技術引進可以快速獲取收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研發作為企業的核心能力只是自主創新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②苗冠軍、蘇楊、張慶霞：《研發投入強度及資源配置結構對西部欠發達地區研發效率的影響——以寧夏為例》，《中國科技論壇》2019年第7期。一方面，核心技術能力具有雙重性，它既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也可能會阻礙新的研發活動，產生核心剛性；另一方面，技術復雜性、創新風險性、市場不確定性加大，單個組織的資源限制與認知局限使得獨立研發面臨諸多障礙，單個企業幾乎無法再依靠單一的自主創新策略獲得卓越績效。③Chesbrough H.W.,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3.協同能力與要不要合作開發

當外部環境日益呈現VUCA 特征，企業必須采取開放式創新的方式來獲得外界的資源和知識，從而分散環境變動引致的風險，④李冬琴：《中國科技創新政策協同演變及其效果:2006—2018》，《科研管理》2022年第3期。這就需要企業具有較強的協同能力。

協同能力越強，企業越有可能會選擇與供應商、競爭對手或大學科研院所等其他相關機構展開技術合作，通過多方信息、知識及資源的交換、共享和內部化，實現新知識的再創造。反之，當企業協同能力弱時則傾向于采取技術引進策略，因為后者的重點是從外部獲得信息、技術和資源，再由企業內部消化、吸收、再創新，因而與外界的交流互動處于較淺層次，對企業的協同能力要求并不高。

基于以上描述，本文構建了圖1 所示的研究模型。

圖1 研究模型

二、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fsQCA 方法，主要是因為企業創新方式的選擇及其績效受到外部環境、內部核心技術能力和協同能力等要素的共同影響。而以“自變量—因變量”二元關系為基礎的傳統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很難檢驗3 個以上自變量同時對因變量產生的綜合影響。相比之下，fsQCA 方法在處理多變量之間的復雜效應方面更具優勢。參考Fiss、杜運周等有關fsQCA 方法的說明及應用，本文具體的分析步驟包括：變量設定與校準、單項前因條件的充分性和必要條件檢驗、形成真值表，最后識別出高績效的前因條件組態。①Fiss,P.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杜運周、劉秋辰、程建青：《什么樣的營商環境生態產生城市高創業活躍度？——基于制度組態的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指標設定

1.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12 年世界銀行國別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該數據反映了我國企業（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創新方式、績效、創新管理及營商環境等方面的信息，能滿足本文研究目的。在全部樣本中，2009—2011 年有新產品/服務的民營企業有1260 家?？紤]到創新方式是本文的核心變量，采用填補缺失值的方法可能會存在一定偏差，因此，在挑選樣本時剔除了創新方式為缺失的樣本，最后共有602 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

2.變量設計與校準

（1）創新方式及績效

世界銀行問卷將企業引入新產品/服務的方式細分為五類：自主開發，與供應商合作，與用戶合作，引入其他企業已有產品并予以改進，與外部高校、研發機構等合作。根據前述研究，本文將與供應商合作、與用戶合作及與外部高校、研發機構合作合并為合作創新，進而形成獨立開發、合作創新、技術改進三大類型。

（2）三個影響因素

本文構建的三個影響因素包括企業核心技術能力、協同能力和宏觀管制環境。

第一，核心技術能力。企業自身的研發投入是企業技術能力的核心基礎和重要體現。②尹華、謝慶：《“一帶一路”倡議、文化差異與中國裝備制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當代財經》2020年第11期。企業研發活動能夠產生新的知識，并提高企業對現有信息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能力，因而決定著核心技術能力的高度。③Cohen W.M.,and Levinthal D.A.,“Ad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借鑒賈建鋒、趙若男和劉偉鵬的研究，本文以企業是否有研發投入來代表核心技術能力。④賈建鋒、趙若男、劉偉鵬：《數字經濟下制造業國有企業轉型升級的組態研究》,《研究與發展管理》 2022年第2期。第二，協同能力。企業協同能力反映了企業協同各種資源要素從而促進創新實踐的一種能力。創新生態系統內企業之間的主要聯結機制是基礎技術平臺，而焦點企業的主要功能在于掌握生態系統的發展方向，向系統成員提供技術平臺以整合彼此之間互補的技術知識。⑤Ceccagnoli,M.,Forman.C.,P.Huang,and D.J.Wu,“Cocreation of value in a platform ecosystem”,MIS Quarterly,vol.36,no.1,2012,pp.263‐290.信息技術（ICT）為創新生態系統內的企業聯結提供了技術平臺，能提升企業內部運營管理水平和增強內外知識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企業的協同能力。本文用世界銀行問卷中的“ICT技術支撐企業五大關鍵業務（涉及供應商及分包商的合伙關系、產品/服務提升、生產運營、市場營銷推廣、顧客關系維持）的程度”來表示協同能力。世界銀行問卷中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為測量尺度，1 為從不支持，5 是非常支持。對這五個條目進行因子分析顯示，如表1 顯示，可合成一個指標，總體KMO 值是0.8439。第三，宏觀管制環境。用企業高管每周是否花費時間應付政府各類監管（包括稅收、海關、許可證與登記注冊、勞動力管制）來表示宏觀管制環境。世界銀行2012 年中國營商環境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制造業的政府管制指標均值為0.9%，其中民營制造業企業群體的該項指標均值為0.81%，遠低于東亞地區均值（6.9%）及中高收入國家均值（10.8%），顯示我國企業的管制負擔較低，環境總體相對寬松。

表1 ICT 測量條目的因子載荷

（3）企業績效

參考He 和Wong 的研究，①He Z.L.,Wong P.K.,“Knowledge interaction with manufacturing clients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firms”.Innovation,vol.11,no.3,2009,pp.264‐278.本文以銷售收入增速來衡量企業績效，并構造三個績效集合——增長、中速增長和高速增長。

一般而言，在運用fsQCA 方法時，需要將變量轉換成包括3 個閾值的集合，即完全成員身份、完全非成員身份和交叉成員身份，以反映一個樣本屬于還是不屬于一個集合的最大模糊度。對于增長的校準相對較為簡單，以清晰集表示，即當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速大于0 時，編碼為1，小于0 時編碼為0。中速增長校準標準是當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速低于0 時，編碼為0，當銷售收入增速高于0.098 時（50 分位對應的值），編碼為1，交叉閾值為0.05（兩者的均值）。高速增長校準標準是當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速小于0時，編碼為0，當銷售收入高于0.18（75 分位對應的值）時，編碼為1，交叉閾值為0.098（兩者的均值）。問卷中的ICT 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測量，參照Fiss 對于連續變量的處理方式，②Fiss,P.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將原量表中的1（從不）編碼為完全非成員身份（0），將原量表的5（總是）編碼為完全成員身份（1），將原量表中的3（有時）編碼為交叉成員身份（0.5）。

在本文中，將增長、前因要素中的創新方式（技術改進、合作開發、獨立開發）、宏觀管制環境和核心技術能力設定為清晰集，其內涵和編碼見表2。

表2 條件內涵與編碼

（二）單項前因條件的充分性和必要條件檢驗

本文分析了6 個前因條件單獨解釋樣本企業績效增長結果的必要性與充分性。如表3 所示，任一單項前因條件均不是企業績效增長的充要條件，即單因素對被解釋結果不具決定性的解釋力。從必要性來看，各單項前因條件對解釋任何增長的必要性均未超過0.9，既不構成也不近似于必要條件。因此更有必要從多因素組合的“組態”角度做進一步分析和探索。

表3 前因條件的充分性和必要性條件檢驗

（三）構建真值表

在校準變量之后，需要根據前因條件的成員身份度模糊集生成真值表。真值表是一個2k的數值矩陣，其中k 是前因條件的變量數目。在此環節，需要做出的關鍵決定是異質性得分的臨界值，以用于區分哪些組合通過了模糊集合理論的一致性，哪些沒有通過。一致性得分等于或超過臨界值的前因條件組合被設定為模糊子集并編碼為1，低于臨界值的組合不構成模糊子集，編碼為0。本文參照Fiss 的研究，選擇0.8為一致性得分的臨界值，在判斷某個組態至少應該包括多少個樣本時，刪除掉那些包含樣本數小于3 個的組態。

三、創新方式組態的實證分析

基于上述處理，本文識別出影響企業績效增長的前因條件組態，基于布爾代數邏輯上精煉上述前因條件組態，并歸納出若干組態的共有條件。

（一）基于不同增長績效的創新方式組態比較

由表4 可發現有四種模式能帶來績效增長，即技術改進、合作開發、獨立開發，以及合作與獨立并重。

為深化認識便于比較，表5 進一步識別了實現中速增長和高速增長的創新方式組態。中速增長結果下有三種創新組態，比表4 少了獨立開發模式。高速增長結果下的創新組態進一步減少為合作開發、合作與獨立并重這兩種。這也意味著獨立開發方式能夠實現銷售收入的增長，但不能實現中速及以上的增長；技術改進模式能夠實現銷售收入的增長和中速增長，但不能實現高速增長。由此得出以下發現。

發現1：我國民營企業能采取多種創新方式來實現銷售收入增長。

發現2：只有合作開發或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的創新模式才能實現高速增長。

同時，對比顯示，增長組態的覆蓋率達到0.56，中速增長組態的覆蓋率急劇下降（0.18），高速增長組態的覆蓋率更是只有0.09，由此得出第三個研究發現。

發現3：實現高增長績效的創新組態占比較低。

如何解釋這三個發現，原因到底在哪里？是內部核心能力有限，還是協同能力不足？抑或是外部環境限制？這些都有待深入探究。

（二）基于創新生態系統觀的組態比較及解釋

本部分基于創新生態系統觀的視角，通過表4、表5 的對比分析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分析不能實現中速或高速增長（即只在表4 增長或表5 中速增長中出現）的兩種組態，明晰其根源；二是針對在表4、表5 中都出現的兩種組態——合作開發模式、合作與獨立并重模式，分析二者在增長、中速增長和高速增長三種不同情境下前因要素組合的異同，識別高績效創新方式的關鍵前因要素。

1.增長與中速增長創新組態的前因要素

（1）技術改進模式

技術改進模式出現于表4（組合1 和2）和表5（組合10）。在表4 中，技術改進模式（組合1 和2）的共性條件是沒有核心技術能力，差別在于協同能力和外部宏觀管制環境，要么二者都有，要么都不存在，說明二者存在共生關系。運用創新生態系統觀，可解釋如下：企業缺乏研發這一關鍵的內部核心能力時，會選擇難度最小的技術改進策略；組合2 中企業面對宏觀管制環境時，需要有強大的協同能力，需要企業及時把握市場供應商、顧客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并找到合適的技術改進方向；當組合1 中未出現宏觀管制環境時，企業不需要協同能力。

表4 績效增長的創新方式組態

表5 績效中速增長和高速增長的組態

表5 中的技術改進策略減少為一組（組合10），和表4 的組合2 一樣。簡單的技術改進并不涉及向政府相關部門提交新的審批等，因此企業不需要花費時間去處理政府相關管制要求。這從側面證實，宏觀管制環境不利于企業基于技術改進策略實現中速增長。

（2）獨立開發模式

獨立開發模式僅在表4 中出現（組合7、組合8 和組合9），表5 的中速或高速增長中均未出現，是較為低效的創新方式。

前述基于創新生態系統觀的理論分析顯示，在VUCA 環境下，創新面對的不確定性日益加強，技術更新換代速度更快。企業通過封閉式的獨立開發策略沒能出現在高速增長的組態中，表4 的這三個組合恰恰證實了這一點：其一，組合7 有協同能力，缺乏核心技術能力（研發），無力通過獨立開發實現中、高績效。其二，組合8 有核心技術能力，但缺少良好的宏觀管制環境。其三，組合9 兼具核心技術能力和協同能力，因而能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動態調整，具備較強的可持續創新能力，這使得企業有底氣選擇獨立開發策略。然而，即使如此，在這些組合中，獨立開發只是輔助條件而非核心條件；而且企業單憑自身實力無法實現中速增長，更遑論高速增長。這再次證實，內部核心技術能力和協同能力只是創新的條件之一，在VUCA 環境下，無論企業實力有多強大，自身資源和技術實力終歸有限，無法滿足創新全部所需。

2.高速增長創新組態的前因要素

合作開發、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模式是企業績效增長的有效路徑，從其前因要素組合中，我們可以找到潛藏其后的原因。

（1）合作開發模式

合作開發組態出現在低、中、高績效三類組態中，但增長績效對應的前因要素組合與后兩類績效中的組合略有不同。

根據創新生態系統觀及其三個關鍵因素，首先剖析表4 增長模式下的組合3：協同能力確保企業能及時把握市場需求動態信息，發現市場機會，確定適宜的創新方向；但缺乏核心技術能力，使得企業需要與外界主體開展合作以有效開發市場需求。因此，這種合作開發的實質是基于市場合作的創新。然而，前述研究顯示，合作開發模式的關鍵在于信任和合作機制的建立，本組合中企業缺乏核心技術能力，很難保持與合作方的相對均衡態勢，合作關系不穩定、難以長久，企業利益極易受到侵害，不能實現中速、高速增長。

相比之下，表4 的組合4（與表5 的組合11、12 一致）只是多了宏觀管制環境這一核心條件，正是這一差異使得企業能夠基于合作開發策略實現中高速增長。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宏觀管制環境能夠較好解決合作機制中面臨的種種問題：一方面，政府管制提供了明確的制度規則約束，能有效規避市場合作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另一方面，它還能為企業提供合法性支持，有助于提升企業在合作中的地位，保障企業能基于合作實現較好績效。

（2）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的模式

表4 中有2 個組合（組合5、6）都以核心技術能力作為核心條件，與此同時，企業與外部異質性組織合作獲取了外部環境變化有關的知識和信息，提升了其對外界的適應能力。因此，該模式的實質是基于核心技術能力的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的模式。進一步分析發現：其一，合作開發與獨立研發之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企業與科研院所的研發合作有利于隱性知識和異質性知識的交換共享，便利企業高效整合內、外部資源，構建和拓寬企業知識基；①Nahapiet,J.and Ghoshal,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vol.23,no.2,2000,pp.119-157.此外，獨立開發作為一個技術內在突破的過程，將帶動創新主體向學習型、知識型轉變。整體素質的提高又有利于高效吸納、整合外界的研發資源，彌補自身不足。其二，宏觀管制環境在企業創新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表5 中為實現中速和高速增長，企業除了有核心技術能力還需有良好的宏觀管制環境支撐。尤其是企業在進行風險較大的探索式創新時，與宏觀環境保持協同一致是很有必要的。

四、研究結論

本文的重要發現有：

第一，為實現成長，企業有多種創新方式可供選擇，然而，只有采取合作開發模式或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模式才能實現企業績效的高速增長。單純的技術改進或獨立開發無法保障企業實現高速增長，前者會陷入低層次的技術引進—再引進的循環，后者無法滿足VUCA 環境下快速更迭的創新對資源和知識的需求。

第二，實現高速增長的創新方式組態是企業綜合考慮核心技術能力、協同能力及宏觀管制環境等要素理性選擇的結果。核心技術能力是企業選擇獨立開發策略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在此基礎上，協同能力使得企業會尋求與外界的合作開發；宏觀管制環境則是確保創新成功的重要制度保障。

然而，還有兩個突出現象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

第一，即便是高績效的創新組態也未能完成向自主創新的轉型升級。采取合作開發或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模式的企業的確實現了銷售收入的高速增長，然而從創新組態來看，它們在現階段仍未能完成向自主創新的轉型升級目標，原因就在于內部核心技術能力不夠健全。表4 的組合4 是合作開發模式，但企業缺乏核心技術能力，創新主要依賴于市場合作；組合5 是合作與獨立開發并重模式，但此組態中企業缺乏協同能力，可能引致機會主義、搭便車的短期合作行為，合作缺乏深度交互，致使網絡協同創新效應難以形成。①袁劍鋒、許治、翟鋮：《中國產學研合作網絡權重結構特征及演化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7年第2期。

第二，不同程度績效增長下創新組態的對比顯示，創新的難度和收益不完全成正比。例如，技術改進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較低，但收益并不算低（能夠實現中速增長）；獨立開發的難度和風險最大，但收益最低（僅出現在增長組態中）。單純從收益角度來評判，所有企業都可能遵循比較優勢原則，放棄獨立開發策略。

雖然本文在理論構建、指標選擇、結論解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科學正確地反映我國民營企業創新的模式及其績效表現，但依舊存在一些研究不足有待后續深入探討。一是，受限于數據的原因，本研究所用的數據于2012 年發布，并且進入分析的樣本僅有602 個，這使得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因數據更新不及時、代表性不足而產生的問題；二是，企業創新方式的選擇及績效表現會受到內部、外部多個因素的綜合影響，而本研究僅從核心技術能力、協同能力和宏觀管制環境三個角度來考察，對其他影響因素的考量不足，后續可從這個方面進行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