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志繹》中的明代云南人文地理與自然風貌

何云江

（云南大學西南環境史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091）

《廣志繹》[1]為明代著名地理學家王士性（1547—1598）所著。王士性，字恒叔，臨海人，萬歷進士，官至南京鴻臚寺卿。少時便喜好游歷，一生所遍及之地，一草、一木、一水、一洞皆細心考證?！稄V志繹》所記內容為其仕官、游歷時的親身見聞。不同于徐霞客即時而記的游記，《廣志繹》是王士性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通過追憶而作成的，綜合性強[2]。全書共為六卷，都是根據各個地區的地理特性進行劃分的，其中所記主要以河流、山川自然地理風貌與風俗、物產等人文景觀為主，為后世展現了明代的自然風貌與人文地理，也體現出了明人對于地理的認知。

《廣志繹》的卷五記述了西南諸省，包括今四川、廣西、云南、貴州諸省的自然風貌與人文地理。王士性自萬歷五年（1577年）初入仕途，曾在多地為官，曾于云南的瀾滄衛為官兩年，又因喜好游歷，所以對于此地的情況甚為了解?！盁o官不游[3]”的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記載有關云南的信息也頗為詳細，在西南諸省中所占篇幅最多?！稄V志繹》作為研究明代各個區域、不同省份的自然風貌和人文風俗、物產等重要的史料，現已有學者通過《廣志繹》對江西[4]、四川[5]、貴州[6]、等地區進行了研究，但是有關云南的自然與人文的考察卻仍然缺乏。

一 明代云南的人文地理

《廣志繹》中記載了較多云南的人文地理情況，包括政治區劃、經濟、人口、民俗風氣、交通等，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明代云南社會、文化、生產活動的地域組合情況。

（一）行政區劃概況

王士性在《廣志繹》中大體提及了云南行政區劃的概況“云南十八府，八軍民府，五州”。而且也注意到了云南各個行政區域由于地理位置的差異導致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唯云南、臨安、大理、鶴慶、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頗饒沃，余俱瘠壤警區”。明代位于云南政治和經濟中心區的云南府（今昆明）、臨安府（今建水縣）、大理府、鶴慶府、楚雄府，由于較早被明統治者平定和統治，且地處云南內地，在明政府的開發過程中，大量漢族移民進入并開發，漢夷融合最早；加之地理區位因素、農業發展條件較好，自然條件適宜，對外交通情況較好，故此五府較為饒沃。而其余地區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區域的自然開發條件較差，交通不便，夷風較重，所以為難以開發管理的化外之地。對于這一情況，王士性也提出了自己的猜想，認為云南饒沃之地少，而貧瘠地區多與云南民族眾多、各民族互相割據嚴重有關。

云南地理條件復雜多樣，“處在亞洲三個特色極不相同的自然地理區域的結合部位，東側連接東亞季風區域半濕潤的熱帶和亞熱帶，南面和西面連接著南亞次大陸和中南半島的亞洲熱帶季風區域，滇西北則與青藏高原相連”[7]，而且云南山脈水系縱橫交錯，所以各個地區區域差異性大，在《廣志繹》中，王士性也專門提到過幾個具體區域的案例，被他視為樂土的大理，“樂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嘗不能兼，唯大理得之?！背霜毺飒毢竦淖匀坏乩項l件外，處于蒼山與洱海之間的大理，具有豐富的灌溉水源，蒼山十九峰，每峰都有一溪下洱河，凡人所居處，四條溪入城，剩下十五條溪水也都流經各個村落。故而大理所居之民“無一垅半畝不過水者，古未荒旱”。洱海區域的水系發達也使得洱海流域成為云南最早的農業灌溉區之一，村落民眾也多種稻麥這類需水量大的農作物。城內的水景觀布局也與此地的水系關系密切，正所謂“人家門戶院落捍之即為塘，甃之之即為井”。此時的大理呈現出一片水足民樂的景象，就連王士性也感嘆自己想要“棄人間而居之”。

與大理一樣，當時的永昌（今保山市）在王士性眼中，也為樂土。明代，永昌之地已有大量的漢族移民進入，故而其地人民長相、語言、服裝、飲食等已與中原無異，工匠手藝也獨特精巧。不同于大理和永昌，景東府所轄之地在《廣志繹》中則為煙瘴之地，“余入景東，過一地長五里，他草不生，遍地皆斷腸草……似此之地，安能不成瘴也？”可見，當時景東地區瘴氣嚴重，當地人無論老少都會隨身攜帶斷腸草，如遇細故，則用其輕生，當地輕生情況普遍，可見這一地區人民生活條件之艱苦，與云南內地之民相差甚遠。廣南同景東一樣，也多毒瘴，對外幾乎處于封閉狀態，流官不敢入，也不能入。

（二）少數民族概況

云南古時即為百蠻之地，明代的云南是少數民族聚集最多的地區，整個歷史時期，有不同民族不斷進入，“古代有南下游牧的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先民的氐羌人和北上農耕的壯侗語族先民的越人以及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的先民濮人,分別活動于沿橫斷山脈、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三大峽谷及紅河流域南北遷徙的走廊。戰國以后漢族不斷東來，隋唐時古宗人南下到滇西北，元明時色目、達達、苗、徭、西番等族也相繼從東方和南方遷入[8]”,從而形成了少數民族眾多的局面。王士性也提到了當時云南少數民族構成的情況，有僰人和爨人，爨人有兩種，包括黑羅羅，白羅羅、么些、禿老、?門、蒲人、和泥蠻（今哈尼族）、土獠和沙人、羅武、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山后人、哀牢人、峨昌蠻、懈蠻、魁羅蠻、傅尋蠻、色目、?河、尋丁蠻、栗?等，主要以僰人和羅人為主。

明代云南少數民族眾多，除《廣志繹》中記載的以外，還有正德《云南志》中“居無室屋，夏則山巔,冬則平野,而畜多牛馬,隨草遷移[9]”的古宗（今藏族），景泰《云南圖經志書》“巢居山中,刀耕火種，多旱谷[10]”的古刺又名哈刺（今佤族）等等，雖然王士性所舉并不包括整個明代云南所有的民族，但是王士性所提到的這些民族不失為研究明代云南少數民族情況的珍貴史料。不僅如此，他還提到了當地少數民族的一些風俗、節日情況。關于火把節，《廣志繹》里面提到了其時間、活動情況和源流，與現在的火把節一樣，明代“云南一省以六月廿四日為火把節”，這里所指為農歷的六月廿四，為何是這一天，王士性也給出了三個歷史緣故，一為南詔誘殺五詔于松明樓之日；二為孟獲為武侯所擒至滇舉火祓除（消災滅兇的一種宗教儀式）之日；三為梁王擒殺段功，命屬下舉火禳災之日。無論何種源流，皆與火這一元素相關。云南各地民族也多有不同。麓川（今瑞麗市及畹町鎮等地區，與緬甸接壤，以傣族為主）官員分為昭孟、昭録、昭綱等，官員的出行工具不是常見的馬車、轎，而是大象。明代，云南的西部、南部、西南部及東南部等地區有大量的野生亞洲象分布，象源充足，這一區域大多為少數民族分布，在整個歷史時期，馴象被少數民族運用于生活的各個方面，除了滿足交通、耕種外，還被廣泛運用于軍事戰爭之中。另外，此地等級特別森嚴，首先，麓川以昭為王，昭孟作為總政事，統領軍民，即使有很大的權力，能領十萬多人，但是“見宣慰莫敢仰視，問達則膝行，三步一拜，退之亦然”；其次，麓川的百夷（今傣族）男尊女卑也特別嚴重，以至于“雖小民視其妻為奴，耕織、貿易、差徭皆係之，雖老非疾病不得少息，生子三日后，以子授夫，耕織自若”。再次，當時麓川的百夷男性則以剃發黥足為裝飾。遇到喪葬，則飲酒歌舞，俗稱“娛死”。當時不同民族之間也存在風俗相似的情況，如小百夷、阿昌、蒲縹、哈喇、百夷的風俗就大同小異。永昌（今保山）也被稱為金齒衛，這與此地的土夷喜歡漆牙齒有關。明代時，麗江之地則管理甚難，土官勢力極大，其所轄百姓和府州流官也畏懼這些土官。百姓被命令采挖金礦，所得金礦全部都得上交土官，不得私藏，私藏則殺之；在永寧、蒙化府，則要以天子之禮儀來對待麗江土官。大理、鶴慶的太守還被當地土官隨意毒殺；即使是流官也得小心。況且，此地固以封閉自守“彼夷人自任往來，華人則扣關而不許入”，即使入了關，也會被押送見官，生死難卜。

（三）交通

明代的交通驛道除了溝通省內各府州外，還與外省、中原甚至鄰近的東南亞國家相通，不僅用于軍事需要、官方文書往來、物資運輸，還用于民間商貿往來等。明代交通驛道的建設主要在洪武至宣德年間，萬歷年間王士性到來的時候[11]，驛道體系已經基本形成。首先是連通省外的交通，《萬歷野獲編》記載“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馬湖府以至云南府屬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屬之會川衛以至云南武定府，是為北路；自廣西之田州府至云南之廣南府，由廣南之廣西府，是為南路，蜀中、粵西兩路，久已荊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復經由;惟建昌為滇撫所轄，尚有商賈間走此捷徑者，亦千百之一耳?！盵12]

《廣志繹》中提及云南到省外的道路有四條，分別是從貴州烏撒衛到曲靖沾益州的烏撒路；貴州普安到曲靖的普安路；這兩條路最常用。另外兩條現已荒廢成為了莽塞之道，分別是廣南府到廣西的安隆、上林、泗城的粵西路以及從武定經過金沙江到四川建昌衛的建昌路。云南水系眾多，西有獨龍江，東有金沙江，中間則有怒江和瀾滄江，但是由于云南地理條件復雜，河流多呈急流陡峭之勢，少平緩開闊之地，故而水系雖然發達，但是在交通上卻難以利用?！稄V志繹》中也多次提及水路不便的情況：首先，云南曾提議開通金沙江，用于船通行連通云南出四川到吳越之地的貿易，但是因為“……乃知此江下武定境皆巨石塞江……間有平流可施舟楫處，僅一二里絕流橫渡者也。若順流而下，兩岸皆削壁，水若懸注，巨礁巉巖承其下，自非六丁神將安能鑿此?！蓖ù瑮l件惡劣，凡人無法克服，況且除了自然條件之外，河道旁居住的夷人也是物資轉送的一大威脅“即使江可開，舟亦難泊，適為夷人劫盜之資”。正因云南有眾多險惡的水系，順流船只無法通行，擺渡過岸也無法實現，所以明代時鐵索橋成了云南一大重要交通工具，當時的鐵索橋是兩岸以柱定之，用鐵索連接，鐵索上架上木板，人在木板上行走，在漾濞江和怒江都有這種類型的鐵索橋。

明代云南的陸地交通情況也甚為艱難。如“省城左右至永昌又半月，山阪險峻，運米一石，費腳錢價八金”。由此可見道路情況不好，軍資運送花費巨大。除此之外，邊地道路上也充滿了危險，主要體現在土人夷盜上，這些夷盜分布在道路或者鹽井旁的深山箐林內，甚為隱蔽，而且善于使用帶毒弓弩“嘗坐箐中射過客而顛越其貨”，打擊這些夷盜也非常困難，因為有深山箐林作為掩護“追兵見箐不敢深入，最為害也?！?/p>

（四）其他

《廣志繹》中也提到了位于邊地的云南賦役制度與內地有所區別，而且滇內各府州的賦役也有所不同，有的府州縣賦役無定制，如“沅江、麗江、蒙化、景東等府，師宗、彌勒、新化、寶山、巨津、和曲、祿勸、蘭順等州，元謀等縣，役無定紀，故科無定數?！庇械膭t有定制但是各府州縣不一，如“大理、太和十年一役，鄧川、賓州、騰越、北勝、趙姚、浪穹、永平五年一役，云南縣三年一役，徐州縣一年一役”呈現出賦役征收的多樣性或許與民族眾多不無關系。

王士性也提及了云南盛行的巫術，廣南守“其部下土民有幻術，能變貓狗毒騙人……此幻術迤西夷方最多”，此外也有很多關于巫術的傳說，如南甸宣撫司能幻化為異物的婦人、孟密能換人內臟、手足的“地羊”（黃眼睛，黧面，外貌像鬼的人）；楚雄人死后以獸皮包裹而能化此種動物之行而去的傳說。自古以來，云南因與外界極少溝通，又因厲瘴盛行，使得外人對其敬而遠之，自古便被作為流放之地，百夷之地少數民族眾多，衍生出不同的宗教文化體系。巫術則是作為宗教的某種神秘未知而存在，成了內地之人神秘未知的恐懼。

二 明代云南的自然風貌

作者王士性在任官游歷云南時，也記錄了明代云南的一些自然景觀的情況，包括氣候、山川、水文、物產等，為后人呈現了明代云南的自然風貌概況，不僅如此，還展現了明代人們對于地理的認知以及對自然的思考。

（一）氣候

云南，雖然位于南方，但是地處云貴高原，氣候不像兩廣之地炎熱，云南境內地勢高低東西差距大，南北維度跨度大，各個地區的氣候也具有很大的區域性，關于云南的氣候判斷不能一以概之。王士性也提到很多關于氣候的信息，總體而言“云南風氣與中國異……夏不甚暑，東不甚寒”，明代的地理學發展得到很大發展，王士性從地理學的角度解釋了這一現象，他認為“其地去昆侖伊邇，地勢極高，高則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

《廣志繹》提到明代的大理，氣候較現在更為寒冷?！吧接惺欧?，峰峰積雪，至五月不消”，謝肇淛也在《滇略》中提到過“點蒼山，一名靈鷲山……積雪經夏不消故亦名雪山……五月積雪浩然”[13]。蒼山歷來一年四季都有積雪，而且可以根據雪線的高低來判斷氣溫的寒熱情況。竺可楨先生在研究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時候就曾以高山頂上的雪線高低來斷定氣候的寒溫，氣候冷,雪線就會降低。明代時的蒼山十九峰都有積雪，而且到五月還不消融，這證明當時的氣候是比現在寒冷的。而且王士性也提到大理一郡百姓的灌溉很大一部分是靠山上積雪融水而成的河流灌溉的“四水入城，十五水流村落”，這足以證明積雪之多。王士性萬歷十八年(1590)至萬歷二十年(1592)入滇為官，而竺可楨先生根據大量的詩文、史書、日記、游記等推測出公元1550—1600年為溫暖冬季時期，正值王士性在云南為官期間，而當時蒼山仍然終年積雪，可見寒冷程度。

（二）水文、地貌

前文提到過，云南水系眾多，縱橫交織，獨龍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為主要河流，其他大大小小河流眾多?！稄V志繹》中提到“金沙江源吐蕃，過麗江、北勝、武定、烏撒、東川入馬湖江”，將金沙江的流向、方位都描繪了出來，另外，滇池水也經過安寧，然后到達武定與金沙江匯合。由于云南西部為橫斷山脈縱谷區，高山深谷相間，相對高差較大，地勢險峻，雖然河流眾多，但是地形地貌險峻，不是懸注、巨石就是深塘，舟楫南行，橫渡過岸也難以擺渡。其次，云南地形不平緩，84%都為山地、高原、丘陵約占10%，壩子只有6%左右，王士性將云南的地形形容為“川”，《廣志繹》中解釋為“兩山夾丘垅行”，而且說道“滇中長川有至百十余里者”，云南地形多為“川”。從玉溪往西，則地形較為開闊，而從漾濞以西，則變得險峻起來。王士性入滇為官，親身游歷滇中水文山川，所描繪山川水色皆生動、真實。

（三）物產

云南被稱為“有色金屬王國”，各類礦產資源極為豐富，明代云南的礦產開采便在全國遙遙領先，尤其以銀礦的開采為盛。宋應星就在《天工開物》中提到過云南銀礦數量之多“然合八省所生，不敵云南之半，故開礦煎銀，唯滇中可永行也?！丙惤闶倾y礦產地，明代的麗江“五谷不產，唯產金銀”,銀礦之多，只需雨過犁之便可獲得，當地的土官命令百姓取得銀礦之后不能私藏，所以當地雖然盛產金銀，但是貧富分化嚴重。以至于“然千金之家亦有餓死者”。此外，除了銀礦，《廣志繹》中也對云南礦產數量之多有所描述，稱“是他省之礦，所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滇中之礦，所謂‘積兔在市，過者不顧’也”從中可看到滇中之民對于看見礦產時的習以為然。

明代的礦業有官礦和民礦兩種不同的類型[14]，礦產的采挖、經營都是有一定的規范，《廣志繹》中提到開礦采挖、收入分配和煉礦的問題。首先，關于采挖，明代“滇中凡土皆生礦苗”，對于產礦但是沒有豐富到可以開挖成礦洞的地方，則允許百姓自己采礦自用，一日所采之礦則僅供一日衣食所需。而足以開采成洞的地方則由一個洞頭稟告官獲準后，根據礦洞規模來招募采礦之人，名為義夫，剛開始采挖時，工作花費全由洞頭負責，等礦洞成，則“有司驗之”。其次，對于收入分配問題則分為四份“一聚為官課，則監官領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為公費，一切公私經費，洞頭領之以入簿支銷者也，一聚為洞頭自得之，一聚為義夫平分之?！弊詈?，洞口陳列煉爐若干，每個爐戶則按每爐給官府五六金從而獲得煉礦許可。在礦區則形成了一個小社區。除了采礦相關人員外，還有“商賈則酤者、屠者、漁者、采者，任其環居礦外”。明代云南的礦業發展總體為上升趨勢。

三 基于《徐霞客游記》看《廣志繹》的史料價值

王士性的《廣志繹》和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記》都是晚明的經典地理著作，兩本著作均分別在《西南諸省》和《滇游日記》中均記載了明代云南人文地理和自然風貌的情況，都為后人研究明代云南人文自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但兩部著作又有所不同。在史料價值的判斷上也有不同的依據。

一方面，《徐霞客游記》屬于紀實性的日記，所記為每日所見所聞，對于每一個地方的歷史沿革進行了專門的記載，如《永昌志略》《麗江紀略》，或者某一類事物專門的記錄，如山志和水考，與《廣志繹》相比，記載內容詳細，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廣志繹》則是后來通過綜合分析、整理而成，雖然記載詳細之處不及《徐霞客游記》，但卻是作者對于明代云南的人文地理和自然風貌的綜合說明，具有普遍性?！稄V志繹》中，王士性對于不同區域的發展情況和區域特征進行了概述，不僅指出云南各地區開發程度的情況，腹地饒沃而其余地區為貧瘠警備之地，而且還對云南邊境之區的政治形勢和地理形勢進行了分析。另外，水系的記載雖然不像《徐霞客游記》一樣為某條河流做專門的考究，但是卻對主要河流進行了綜合考察，對各條河流之間的聯系，區別都進行了概述，而且還表達了自己對于云南河流水文情況與交通利用之間的聯系的看法。

另一方面，兩部著作記錄內容所涉及的側重點不一樣，正如譚其驤先生所做的評價一樣“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徐勝于王；從人文地理（包括經濟）角度看，王勝于徐。[13]”《徐霞客游記》和《廣志繹》對于云南的記載分別以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為主要的記錄內容，《滇游日記》中以云南的地貌、水文、山川、植被、氣候為主，而《廣志繹》中有關云南的記載則以政治、經濟、民族、民俗、交通為主。雖然兩者都涉及了云南的人文和自然，但是側重點不同，兩者都是研究明代云南人文和自然缺一不可的材料?！稄V志繹》雖然沒有《徐霞客游記》廣為人知，但是并不代表它的史料價值低于《徐霞客游記》，《廣志繹》較之于《徐霞客游記》雖然有關云南的描寫所占篇幅少，但是人文地理方面的記載則更占優勢，而且通過王士性的綜合梳理，所反映的更為綜合全面，而且還包含了作者的一些分析和見解，對于研究明人的地理認知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稄V志繹》與《徐霞客游記》中的《滇游日記》互相補充，同為研究明代云南地理概況的珍貴史料。

四 結語

歷史上，云南曾被中原王朝視為邊疆化外之地，流放之所，煙瘴之區。直到明代設置了云南布政使司，大量漢族移民進入對云南進行開發。明代不失為云南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期，這一時期云南的人文地理和自然風貌較之前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明代王士性所撰《廣志繹》中，包含了很多明代云南的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從中可以窺見明代云南的行政區劃概況、各區域發展概況、交通、民族、風俗、賦稅、氣候、水文地貌以及物產等，不僅為后人探究明代云南地理提供了珍貴的史料，而且在字里行間也展示了明代士人對于地理的認知和現實的關懷，與同為明代經典地理著作的《徐霞客游記》互為補充，都是研究明代人文地理和自然風貌的重要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