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以來的王葆心研究

沈鈺潔,陳建軍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王葆心(1867—1944)是晚清民國時期著名國學大師，其學術成就頗高，著述眾多。他曾在郢中博通書院、漢陽晴川書院、羅田義川書院、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武漢大學等執教講學，并歷任京師圖書館總纂、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主任等，留下了百余種嘉惠學林的精品之作。他病逝時，其舊友董必武為這位湖北羅田籍的杰出學者書送挽聯：“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盵1]國民政府特頒褒獎令，贊其“矜式士林，有功來學”，又“同情革命，激發民族思想”，并宣令將其生平著述付國史館保存[2]。

在近代舊學式微和硝煙戰火的雙重打擊之下，王葆心的著作流傳下來的本就不多，加之幾經輾轉，其學術影響一度陷入沉寂，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漸漸重回學界視野。在此之前，學界尚未形成對王葆心研究的自覺，僅通過友朋、師生等關系紐帶進行一些自發性的點評和記錄，如林紓稱《古文辭通義》為“百年無此作”[3]1，弟子徐復觀于1956年撰《王季薌先生事略》以表追懷。1981年，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出版了王葆心遺著《方志學發微：取材篇 纂校篇》。此后，湖北省、市、縣各級單位和組織發掘整理王葆心生平資料和學術著作的成果開始接踵而來。這時，學界對于王葆心的研究才進入自覺階段。正因如此，故本篇評述將時間起點設在1981年。

一、遺著整理出版

王葆心一生以教書著書為業，有經學、文學、方志學、史學、教育學等著作170余種。但其中只有極少數曾付梓，絕大多數未曾印行，且有部分已經散佚。這是王葆心的學術被長期淹沒的重要原因。據王葆心家人王季燕、王延杰及弟子談瀛等回憶，致使其著作蒙塵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時世，如《方志學發微》就因日寇入侵無法付印，數十本日記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毀[4]34-35；二是財力，王葆心明志淡泊，教書修史薪水微薄，家中又頻遭變故，晚景蕭條，其門生故舊于1937年為其所籌集的3000元“王氏印書基金”也在抗戰勝利后迅速貶值，無力開支[5]；三是輾轉，王葆心在世時因調任、避戰等原因輾轉于武漢、北京、長沙、羅田等地，去世后其手稿又隨家族搬遷，再后來先是在董必武的支持下付湖北省文史研究館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間為免損毀又轉移至湖北省博物館，可謂幾經周折[6]。

除王葆心生前刊印的部分著作外，1981年以來，共有5部王葆心遺著經整理出版問世，王葆心的學術漸漸引起學界重新關注。

(一)《方志學發微》 20世紀80年代，全國各省、市、縣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倡導下開始纂修新的地方志。王葆心《方志學發微》是“大變革時代新舊過渡中，舊輩志家對方志遺產盡其力所能及而作出的總結，為我們現在批判地繼承這份文化遺產，從新纂修方志，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較便的參考資料”[7]，故得到了修志工作者的密切關注。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先是組織點校了其中最為切要的《取材篇》《纂校篇》二篇，于1981年9月印行。1982年5月13日至19日，“中國地方志整理、編纂工作座談會”在武漢召開，會議擬定《中國地方志整理規劃(1982～1990)(草案)》，將《方志學發微》列為選編出版的方志學理論著作之一，充分肯定了該書的理論價值。1984年2月，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執行1982年會議的規劃，對《方志學發微》重新點校、增寫注釋，將全書出版，并作為對王葆心逝世40周年的紀念。

(二)《虞初支志》 作為“虞初”小說傳統的延續，王葆心、王夔強父子編撰的《虞初支志》在1986年6月由上海書店影印出版，與陸采《虞初志》、張潮《虞初新志》、鄭澍若《虞初續志》、姜泣群《虞初廣志》及胡懷琛《虞初近志》匯編為《虞初志合集》?！队莩踔е尽芬匝a缺為主，在編撰體例和選材上較之前的“虞初”小說有較大變化，如將小說所源書目列于題下，附編者筆札、類似之故事，多輯不甚著稱之作?！队莩踔е尽窞椤坝莩酢毙≌f研究提供了新視點，如體例研究、傳記寫作研究等。此外，陳文新等對《虞初支志》所收文言小說進行了“提要”[8]，蔣利輝等在其中發現了古籍《慎動齋文集》的流傳線索[9]，說明《虞初支志》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三)《續漢口叢談·再續漢口叢談》 2002年5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葆心所著《續漢口叢談·再續漢口叢談》，作為“湖北地方古籍文獻叢書”之一種?！独m談》和《再談》是在范鍇《漢口叢談》基礎上編寫的地方史，廣泛搜集了有關漢口地區的史料，并詳加考訂整理。王葆心所讀的《漢口叢談》是周貞亮的抄校本，但“欲為付刊，未果”；后又從徐星槎處偶得此本，命其子王夔武抄寫一份副本，并續寫《續談》《再談》二編[10]?！巴踺嵝摹独m談》和《再談》與范氏《叢談》作為一地的鄉邦文獻，對于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價值?！盵11]

(四)《古文辭通義》 2007年11月，王水照主編的《歷代文話》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其第八冊全冊收錄了由聶安福標點的《古文辭通義》。2008年，“武漢大學百年名典”書系也收錄了王葆心的這部文章學著作，由熊禮匯標點?！豆盼霓o通義》初版于1916年，由湖南官書報局刊行，此前還有1900年《漢黃德道師范學堂講義》和1906年《高等文學講義》兩種版本。據王伯祥《庋榢偶識》記載，初版《古文辭通義》“書雖近出，流傳不多，又未為時人所重，以致淹沒耳”[12]，被遮蔽在近代中國提倡新文學及分科治學的浪潮之中。1952年，徐復觀及其同門成惕軒在臺灣刊印了《古文辭通義》，臺灣開明書店《學文示例》也刊載了卷十八中的“墨守與異義”一節，但反響依舊寥寥。直到新世紀以后，復旦和武大學者標點出版《古文辭通義》，學界對于這部古文理論巨著的關注和研究才逐漸多了起來。

(五)《經義策論要法》 2013年10月，余祖坤主編的《歷代文話續編》由鳳凰出版社出版，內中收錄了王葆心的另一部文章寫作理論著作《經義策論要法》。光緒二十七年(1901)科舉變革調整了命題內容和答題要求，江夏陳氏書坊延請王葆心撰《科舉新章繹語》，以示舉子應試之法，后更名《經義策論要法》。這部著作主要傳授時文理論，與《古文辭通義》共同反映了王葆心的文章觀。

整體來看，在王葆心的170余種著作中，經整理出版面世者少之甚少，絕大多數都還“養在深閨人未識”。2011年，由湖北省博物館牽頭組織的《王葆心文集》整理出版工作正式啟動，計劃分12卷出版王葆心遺稿437件[4]37-52。這是推動王葆心研究的一項重要舉措。早在20世紀50年代，董必武就表達過整理出版王葆心遺著的期望。1987年，王葆心弟子、時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館員的談瀛明確提出，整理出版湖北省博物館藏的王葆心遺稿十分必要[13]。2017年，在湖北省博物館協會學術研討會上，羅田縣博物館羅鋒與談瀛遙相呼應，再次強調整理王葆心各領域學術成果的必要性[14]。目前，《王葆心文集》尚未面世，相信它的出版定能在學界掀起一股“王葆心熱”，為王葆心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對照《王葆心文集》分卷目錄和已有的王葆心研究成果，會發現其中可能還存在有待補充之處。如，復旦大學古籍所藏《漢黃德道師范學堂講義》，雖是《高等文學講義》《古文辭通義》修訂之源，卻于編寫理念、具體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與后兩種修訂本共同反映了王葆心在近代浪潮中的學術思想變化。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歸綏縣志序稿》中，有“著名學者、方志學家王葆心寫給鄭裕孚的兩通信札及信封的原件?！瓋赏ㄐ旁龔奈窗l表，鄭、王之交亦未見其它記載”[15]，屬新材料之發現。上文提到的《經義策論要法》，亦未見于分卷目錄。王葆心其人其書輾轉顛沛，部分書稿散佚實屬情理之中，即使在《王葆心文集》正式問世后，輯佚和補遺工作也值得繼續開展下去。期待未來有更多王葆心的遺著陸續面世！

二、主要研究成果

1981年以來出版的5部王葆心遺著是開展王葆心研究的重要風向標，研究趨勢同出版情況基本同步?？傮w來看，1981年至2007年的王葆心研究主要由湖北文史界引領，依托《方志學發微》《續漢口叢談·再續漢口叢談》兩部著作展開著者生平和史志研究；2007年以后，隨著《古文辭通義》《經義策論要法》兩部文章學著作整理出版，王葆心研究進入了文學、史學、方志學、教育學等多學并舉的蓬勃上升期。

《方志學發微》出版之初，湖北文史界乃至文化旅游相關部門就極為重視對王葆心這位地方先賢的研究和推介。翻閱這一時期的地方文獻資料會發現，在《湖北省志人物志稿》《湖北文史資料》《湖北歷史名人》《鄂東人物志》《武漢市志·科學志》《黃岡文史資料》《羅田文史資料》等匯編中，都有關于王葆心的文字記載，內容包括生平、學術著述概況和人物簡評等，主要突出王葆心的方志學成就及其在近代革命中愛國進步的精神品質。然而，這些資料大都是概述式、目錄式的，按時間線索鋪排王葆心的生平事跡和著述情況，視野不夠寬，深度也不足，沒有對其學術著作展開深入探討。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資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讓更多學者了解王葆心的重要作用。相對來說，聞惕生、談瀛分別于1988年、1991年整理的《王季薌先生生平學術及其遺著》和《王葆心先生遺著敘目》，則更具學術價值，對于跳出概述性簡介、走進王葆心學術著作的轉變而言是相當可貴的。

人物推介期之后，學界對王葆心的研究深度不斷掘進。在王葆心研究的所有領域中，取得成果最多的是地方史志研究和文章學研究。

(一)地方史志研究 王葆心最早是以地方先賢、方志學家的角色重返學界視野。1984年，余彥文發表《方志學家王葆心》，大體勾勒了王葆心的生平和主要著作情況。這是目前國內可見的第一篇關于王葆心的研究論文。此文雖未對王葆心的學術展開進一步探討，但它的先發和啟示作用卻不容忽視。嗣后，《方志學發微》的理論建樹和《續漢口叢談·再續漢口叢談》《蘄黃四十八砦紀事》《漢口竹枝詞》《湖北革命實錄》等歷史記載的史料價值越來越得到史志學界的重視。

對《方志學發微》的研究往往同王葆心《湖北通志》《漢口小志》《羅田縣志稿》等修志成果結合在一起，視域主要集中在民國方志史和方志理論兩塊。民國時期，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統一政權，加之戰亂頻仍，不具備大規模修志條件，故而“官修方志滯遲不前”[16]，但還是有王葆心等一批方志學者“高舉方志學的大旗，并旗幟鮮明地以構建方志學為己任”[17]。王葆心堪稱“現代方志學的奠基人”[4]12，他的方志理論和實踐為后代修志帶來了很多啟迪，譬如編寫體例的選擇(纂輯與撰著、匯編與編述等)、體例的革與因、方志同年鑒史傳之分別、材料的鑒別與選擇等。在近代方志學轉型的歷史背景下，“受西學影響，‘分科治學’大行其道，時人在修志實踐中注重‘科學方法’的應用”，王葆心的方志理論與修志實踐，也構成了“方志學亦趨于成為一門獨立學科”過程中的重要一環[18]。

整理地方文獻是王葆心在修志之余的又一著力點，這些文獻對于地方史研究具有寶貴的史料價值，同時部分文獻的編修理念也顯露出很強的進步意味。辛亥武昌首義后，湖北軍政府成立湖北革命實錄館，聘王葆心為總纂，“這是王氏正式展開史志研究之始”[4]12。在此過程中，王葆心提出“革命史應為生人立傳”的新修史觀，“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4]23-25。后來他又繼續致力于地方史編寫，《續漢口叢談·再續漢口叢談》《漢口竹枝詞》即是其中的代表成果。這些著作不但為研究漢口城市史、遷移史、經濟史、革命史、旅游史、文化史等提供了大量史料，也為學者們提供了眾多研究角度，包括太平天國研究、辛亥革命研究、災害研究、疫病研究、民間信仰研究、書畫研究、旅游規劃研究、文物保護研究等。更值得關注的是，王葆心編修這些地方文獻時正值漢口近代商業非常發達的“東方芝加哥”時期，因而“對漢口商業發展脈絡、商業興衰原因、老字號及水運交通和商業文化特點等內容均有涉及”，還揭示了漢口“從區域性商業交易中心向國際化城市轉型”的過程及內在規律[19]，對今日爬梳本地貨運業、演藝業、煙草業、房地產業、商業街變遷等都大有參考價值。此外，《蘄黃四十八砦紀事》同樣是研究當地農民起義、鄉村武裝史、聚落變遷史的重要資料。

隨著《方志學發微》的出版，王葆心的方志學貢獻已成為方志學界不容忽視的重要理論資源?？梢哉f，作為地方史志大家的王葆心在這個領域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一座學術寶庫。

(二)文章學研究 王葆心文章學研究由復旦大學和湖北文學研究界兩大陣容引領，主要是在《古文辭通義》出版后得到快速推進。

關于王葆心的文章學研究，有四位學者厥功至偉：《歷代文話》主編王水照、武大版《古文辭通義》標點者熊禮匯、《歷代文話》標點者聶安福和第一篇《古文辭通義》系統研究者吳伯雄。王水照極力推崇王葆心及其《古文辭通義》，認為“我們的文學批評史從來沒有關注過他，但是你去看看《古文辭通義》，那是寫得真好啊。十冊《歷代文話》，他一人占了一冊，可以說王葆心是文話發展史上的殿軍人物，值得我們認真研究”[20]。熊禮匯、聶安福分別撰寫的要義概說和提要，內容包括著者生平、各篇概說、版本略談、編撰體例、學術價值、著作亮點等，是讀者初探《古文辭通義》的良好通道。吳伯雄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古文辭通義〉研究》中第一次從外部和內部兩條路徑出發對《古文辭通義》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史料翔實，觀點出新，并附王葆心年表和主要著作目錄，兼具理論價值和文獻價值?？梢哉f，王葆心文章學研究起點很高，力量也很充沛。此風一開，學界對于王葆心文章學思想的關注度大幅提升，無論是《湖北近代作家研究》之類的學術著作，還是《霜葉丹青》之類的學術隨筆集，甚至于2018年編纂的《黃州赤壁志》相關條目，都大大拓展了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及其他文章學著作研究的空間。學界對王葆心文章學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展開：

1.王葆心文章學理論的繼承與創新。2010年，王水照、朱剛在《三個遮蔽：中國古代文章學遭遇“五四”》一文中指出文章學在近代遭遇的傳承困境，高度評價了《古文辭通義》力延古文傳統而又嘗試中外理論融合的新氣象[21]。具體而言，《古文辭通義》既向內發掘，又向外借力，以文體分類和西學引進兩大利器沖破困境，通過情、事、理三統系的文體分類提挈古文綱領，并在修辭學及其他域外文論的刺激之下，實現了傳統詩話文論從無序到有法的轉型，可以視為“最初與西學觀念相對接的文學概論著作的濫觴”[22]?！豆盼霓o通義》中的文學地理學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鑒于扎實的史志研究基礎，“對于地理一科，王葆心可謂是學有獨至”[23]，其分南北論文的跨學科視野，對于當前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的跨學科研究也有所啟示。

2.近代教育轉型下的王葆心文章學?！吨袊膶W研究藍皮書2013》談到近代國文學科建設時，專門強調了《古文辭通義》這部教科書的積極意義。學者們普遍認為，這部著作力圖通過傳統學術自新而順應近代教育需求，在經學傳統淡化的學術大背景下，將“文以載道”的“道”悄然轉化為情、事、理，而師法自然、與古為徒的無跡之技也被具體化的告語、記載、解釋、議論四門類文章作法所取代。王葆心本人則一邊借鑒西方成果，一邊又始終以保存國粹為己任。他一方面積極借鑒外來教育經驗，一方面又通過傳授經學、文章學、史學等傳統學問以實現保國、保種、保教的良苦用心。這是他在近代教育轉型中的自覺。

2020年9月，“復旦古代文章學研究書系”收錄了常方舟的《失落的文章學傳統：〈古文辭通義〉》。這是關于王葆心文章學的第一部研究專著，為王葆心文章學研究提供了新視野、新材料。相較之前的王葆心文章學研究成果，這部著作廣納前言，對于《古文辭通義》的研究更為精細、深入，也將前人分散于各篇各部的觀點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融合與拓進。王葆心體大而精深的文章學著作，正在成為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的新重鎮。

地方史志和文章學是目前王葆心研究著力較多的領域，其他領域的研究也收獲了一些成果。如圍繞《漢滸金石小記》展開的金石學研究、文物研究，圍繞王葆心藏書記錄展開的古籍文獻研究，圍繞《歷代經學變遷史》《周易變解通·序》展開的經學思想研究等。2009年，葉賢恩經多方尋訪、搜證而創作的《王葆心傳》由武漢崇文書局出版。這部傳記對王葆心的家世、經歷、著作等情況都作了比較詳細的勾勒。葉賢恩認為，“有的學者對王葆心冠以方志學家的頭銜，我們認為這是不夠的，公正地說，他是一位國學大師”[24]。從王葆心的著述及學界對他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一判斷是不無道理的。

三、未來研究方向

近40年來，王葆心研究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其人其文逐步走向學術前臺。但總體來看，現有的王葆心研究文獻基礎欠牢固、學術領域欠廣泛、資源運用欠充分。未來的王葆心研究可在以下四個方向發力。

(一)生平行事研究 根據《王季薌先生家傳》《王葆心傳》等已有的傳記及其他年表等，可大致了解王葆心一生求學、治學的經歷和行跡概況。但是，他的生活環境如何、所受教育情況如何、履歷及作為如何，都還不夠詳細，仍有繼續尋訪探求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王葆心并非一個孤立的個體，他的學術人生同其親眷、友朋、師生等交織在一起，他們在信札或創作中彼此書寫，并相互影響和啟迪。譬如，張之洞是王葆心的恩師、伯樂，已經有學者將王葆心納入“張之洞系統”“張之洞學人圈”進行考察[25]，也有學者在《續漢口叢談》中發現了張之洞一篇佚文[26]。又如，馮永軒與王葆心是故交，王葆心避難羅田期間，二人常相通信，交流生活和鄂東史、楚史相關學術話題，在《馮氏藏札》中就有王葆心寫給馮永軒的七通書信，從中可以一窺當時王葆心“丁此災祲外患交臻之世，以老朽隱身文字中”[27]的生活處境和學術觀。再如，徐復觀是王葆心在湖北國學館時的弟子，后來撰寫《中國文學論集》時，多次引用《古文辭通義》中的內容，可見“王季薌師”對其影響頗為深遠。除了上述三例，王葆心的“朋友圈”中還有藏書家王禮培、徐行可，方志學家甘鵬云，先師周錫恩，目錄學家周貞亮，杰出弟子談瀛、成惕軒等。通過研究王葆心與他們的交游，既可以鉤沉出如張之洞佚文、致馮永軒七通那樣的散佚文獻，又可以對王葆心及其“圈內人”的學術人生有進一步的了解。

(二)學術思想研究 由于王葆心著作的匯編特征比較突出，故而常常被當作資料籍、工具書使用(如從《古文辭通義》中援引某人之言作為古文研究之論據、從《續漢口叢談·再續漢口叢談》中抄錄某條記載作為史料依托)。毫無疑問，這確是王葆心造福后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之一。但也要認識到，王葆心的這些著作在搜集前人之言或者有關史料之后，并非只是將其胡亂湊泊、鋪陳堆砌，而是折衷己意，精心編排，還常常加以案語，可謂是前人思想與自身思想的綜合體。正如“選學”之“學”不徒在各單篇而更在整個的《昭明文選》一般，王葆心學術著作的價值也不只在條條材料而更在于他如何選擇和編排這些材料以表達自己的學術主張。因此，研究王葆心的學術著作，除了發掘、使用其中的有益材料外，還應進一步探討王葆心自身的學術思想。

(三)教育實踐研究 “今人失所師”中的“師”，是王葆心學術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身份。除寫作之外，教書也是王葆心主要的學術活動之一。從書院到大學，王葆心有著豐富的教育實踐經歷。光緒二十五年(1899)，王葆心執教漢陽晴川書院，示學子“知類通達、讀書作文一貫之道”[3]322。民國十一年(1922)，王葆心應時任校長張繼煦之邀請，任教于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其間曾開設“古文辭”“毛詩學”等課程[28]。民國十二年(1923)，王葆心出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昌明國學，內存國性，外美國風，促文化之進行”，以救“免胄趨風，數典忘祖”之時弊[29]。王葆心留下大量珍貴的講義資料，如《漢黃德道師范學堂講義》《高等文學講義》《文學源流》《經學通論》，也曾編寫過《教育原理》《教育制度》等。目前，對王葆心教育實踐活動的梳理仍顯不足，對其教學資料也缺乏系統深入的發掘和整理。了解王葆心的教學教學實踐，對于考察近代教育生態是有一定的啟發的。

(四)詩文創作研究 王葆心一生以學術研究為主，同時也從事詩文創作。僅就《王葆心文集》分卷目錄來看，就有《藏書絕句三十二首》《羅田王季薌先生游天堂山記》等創作遺稿。作為一位文章學大師，其《晦堂文稿》《晦堂文鈔》《青垞居士文稿》等中亦不乏優秀的散文作品。此外，還有學者在《黃州課士錄》中發現了王葆心15篇詞章作品及《顯微鏡》《時辰表》等詩作[30]。王葆心有很多詩文創作理論，如《古文辭通義》《歷代文家體派略史》《晦堂詩話》等，如能對他的詩文作品加以研究，或許能夠加強王葆心自身創作體驗與理論建構之間的聯系，對于印證、檢驗其創作理論是大有幫助的。

王葆心是一位歷史名人，整理他的隨筆、書信、札記等，有助于鉤沉文獻，穿越歷史的迷霧探知近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他也是一位杰出學者和師者，研究他的論著、創作、講義等，有助于推進學術，在文學、史學、方志學、經學、教育學等領域創立新知。他還是武漢大學的前輩、湖北的地方先賢，發掘他的生平、著作和精神品格，對于賡續文化傳統、推動文化建設也不無助益。在長久的荒蕪過后，近40年來的王葆心研究已經陸續抽芽生枝。相信隨著大批文獻的發掘整理和深入探討，王葆心研究必將繼續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