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與機制：全球治理變革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袁偉華 白娟娟

（天津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87）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數百萬人驟然離世，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疫情肆虐至今，造成了百年不遇之危機。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面對全球性公共衛生災難，國際社會本應團結協作、共同因應，協調人員、資金、醫療資源共克時艱。然而，面對日益攀升的感染和死亡數字，某些大國卻挑起疫情溯源政治化之爭，行病毒命名的污名化之舉，取抗疫行動的單邊之措，無不更令人類社會抗疫前景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充分表明，國際社會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時各自為政、協作乏力，而且也再次暴露了全球治理的觀念沖突和制度缺陷。近年來，類似于此次疫情的黑天鵝事件、灰犀牛事件層出不窮，未來突發危機仍會與我們不期而遇。人類社會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走上光明前景之路，是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共同挑戰。面對時代挑戰復雜多變，國際社會亟待全球治理變革，推動形成國際共識，改革全球治理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朝著更加光明的目標前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定支持多邊主義，積極參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

一、全球治理的觀念分歧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全球化進程持續演進，全球性問題也不斷涌現，并日益沖擊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既有的國際組織、傳統的大國合作模式等仍秉持慣性思維、關注傳統議題、運用歷史方法，面對新變化新問題新挑戰缺乏有效應對。在此背景下，1992年，包括聯邦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在內具有重要影響的28 位國際知名人士在聯合國發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 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布研究報告，呼吁世界政治從大國政治重新回到以聯合國為中心，更積極地應對各種全球性問題，并指出：“治理是各種各樣的個人、團體——公共的或個人的——處理其共同事務的總和。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各種相互沖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調和，并采取合作行動?！盵2]這一概念大大拓展了治理主體，從單一國家主體尤其是大國主體到多治理主體并存，強調多主體的相互協調合作?！爸卫碇黧w沿著一系列國際組織中的既有跨國性原則、規范、標準、政策、協議和程序以調節全球治理中各項議程的推進?！盵3]但是，全球治理委員會的成員以西方國家為主，倡導西方的治理理念，關注西方優先的全球議題，推廣西方的問題處理程序，反映了西方價值觀中的所謂“普世價值”。

西方學界對于全球治理的分析多突出原則規范等，如魯杰提出“治理指從地方到全球，通過集體的權威規范、規則、制度和習俗體系管理共同事務”[4]。全球治理確需達到理念共識，但絕非西方一家之言。冷戰結束之后，西方大國在全球治理中利用議程設置、程序規則、資金技術、人員行動等方面的主導權，在解決地區沖突維護區域和平中，常常伴隨著西方民主制度的輸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援助時，往往設置了附加的政治條款；西方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全球治理時，時時不忘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念。凡此種種，無不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單向度特性。西方行為體是治理者，非西方國家是被治理者。于是，西方的治理理念被當成全球治理的標準和參照，非西方國家在議程設置、方案倡議、行動實施、效能評估等方面參與不足。然而，百年變局下西方國家社會思潮變化急遽，觀念共識裂痕擴大，全球治理赤字凸顯。

2008 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繼而引發全球經濟危機，世界各大主要經濟體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在缺乏有力舉措之下，七國集團不得不求助于二十國集團，以圖緩解全球經濟危機。這表明傳統的七國集團主導全球經濟的歷史已漸成過往。在陷入經濟危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現了嚴重的資本和產業回流、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復蘇、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運動日盛。近年來，隨著公共衛生危機、地區沖突、難民危機、生物安全、氣候變化、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復雜多變，全球治理日益艱巨繁復。一些發達國家言行吊詭，不惜“退群”“甩鍋”“指責”。這些不負責任行為進一步助推了國際社會思潮的變化。

保護主義抬頭，逆經濟全球化浪潮。百年變局，東西方力量格局開始出現“東升西降”的新態勢。西方國家認為，經濟全球化并不公平，西方利益受損，新興經濟體獲益，因而急于采取貿易保護主義。2018 年3 月，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主動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不惟如此，特朗普還向主要貿易伙伴一一施加壓力，要求實施有利于美國的貿易政策，而且，特朗普無端攻擊世界貿易組織，對主要貿易伙伴強征高額關稅，發動了一系列貿易戰，甚至通過阻止任命貿易審判員組建受理上訴團隊，破壞了爭端解決機制的運行能力。[5]盡管拜登總統就職后，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有所調整，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零和博弈的思維認知。這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毋庸置疑美國是主要推手。研究顯示，美國出臺的貿易和投資限制措施居全球之首。[6]日益偏離自由貿易軌道的美國，沒有展現出在可預見的未來回歸正途的跡象。曾幾何時，美國是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首倡者和主導者，時至今日，依然對國際貿易規則變革與運行具有重要影響力?？上У氖?，美國運用影響力所做的不是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不是主動降低關稅開放市場，而是壁壘高筑、畫地為牢，日益奉行單邊主義，采取保護主義政策。

民粹主義泛濫，引發社會對立沖突。近年來，西方政治風云激變，民粹主義思潮死灰復燃。2011 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英國倫敦街頭騷亂，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特朗普勝選、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2021 年初特朗普支持者暴力沖擊國會。諸如此類事件都反映了民粹主義思潮興起。民粹主義者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但矛盾的是，一方面高呼代表人民，另一方面卻蔑視一個個具體的“人”。民粹主義者通常是反建制主義、抵制精英權威，卻又不容反對派存在，無形中將自己視為唯一的權威。美國民粹主義的復興與相對實力逐漸衰落的進程相吻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經濟、文化自信心的不足。由是觀之，“很難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會在可見的未來消失”[7]。在全球政策層面，無論民粹主義領導人還是民眾，秉持反精英的觀點，破壞國際制度的信息效應、阻礙主權讓渡、拒絕合作中收益分配，從而影響了國際合作。[8]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全球秩序的權力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秩序更是如此。在全球事務的各個領域已經不再只有一個主導國，意味著世界進入了一個多中心全球治理的時代。[9]在經濟領域，新興經濟體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行為體；在政治領域，發展中國家也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在文化領域，多元化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但是，在既有的治理機制中，西方仍然占據了主導地位。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共識赤字日益突出，改革勢在必行。對于如何進行全球治理改革，國際社會共識不可或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盵10]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在治理主體上，盡管主權國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但是主權國家在統治疆域內擁有最高權威和最終決定權。在主權國家中，西方國家尤其是大國仍然占據著全球治理主導地位。發達國家處于治理的中心，是治理的主體，積極推進全球治理變革朝著有利于鞏固其地位的方向發展；發展中國家處于治理的邊緣，是治理的對象，在既有全球治理體系中具有相對被動性。在治理議程上，西方國家擁有決定性話語權，決定治理議題、治理規則、參與行動者、治理效能評估等。冷戰結束之后，美國以勝利者姿態自居，試圖構建聯盟體系主宰世界。美國無視發展中國家聲音，大搞單邊主義， 破壞了聯合國安理會集體安全的制度設計；借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跨境非政府組織等對受援國施加政治影響。盡管國際社會大力推動治理改革，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兩大全球經濟治理執行機構，美國仍是唯一擁有否決權的國家。

全球治理的共識赤字。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核心觀念缺乏廣泛認同，嚴重阻礙了全球治理的效能。例如，在新興的互聯網治理領域，究竟是“全球公域”還是“國家主權”存在巨大爭議。西方國家試圖利用互聯網技術優勢，不僅否定發展中國家的網絡主權，而且借助網絡空間干涉別國內政，扶植反動勢力，煽動內部叛亂，制造民族分裂等。

[11]這無疑加劇了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難度。全球治理理念自始至終都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全球共識，因而“如何在多元化文化價值的基礎上達成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也就相應地成為支撐全球治理的關鍵問題”[12]。又如，在人權治理領域，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對生存權、發展權、民族自決權以及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看法存在較大分歧。[13]由于存在共識赤字，西方國家戴著“有色眼鏡”強硬推行所謂的人權保護，往往造成了發展中國家新的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嚴重干涉了他國內政。再如，在環境治理領域，隨著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和西方興起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反環境主義，國際社會對西方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信任感不斷下降。

盡管困難重重，但是不能阻擋人類社會前進的步伐。如何應對全球治理中出現的各種雜音噪音，重樹國際社會合作信心？如何破解民主赤字、共識赤字，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關鍵在于找到一條真正具有國際共識、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之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合作還是要對立，要開放還是要封閉，要互利共贏還是要以鄰為壑，國際社會再次來到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體系的走向，關乎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關乎全世界繁榮穩定?！盵14]

二、全球治理的機制失靈

二戰之后形成的全球治理機制深刻地反映了西方國家的權力優勢。但是進入21 世紀后，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整體實力上升，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深刻變化，大國關系進入新的階段，世界權力結構第一次出現了有利于非西方世界的變化趨勢。出于對自身相對衰落的焦慮和擔憂，西方在推進全球治理中踟躕不前，而新興力量在既有全球治理機制中話語權不足，推進變革乏力。這加劇了全球治理機制失靈?？梢哉f，權力轉移動搖了既有全球治理機制的基礎，成為全球治理機制失靈的根本原因。隨著各種全球性問題復雜多變，全球治理成本攀升、治理效能低下、既有機制應對乏力等導致全球治理有效性危機日益凸顯。

目前，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國際合作主要限于主權國家之間，這種合作方式無法克服潛在的風險。一方面，各國的逐利特性和風險厭惡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不僅大國之間協調難度加大，而且治理行為體越多，越難以防范“搭便車”現象。另一方面，面對諸多全球性問題，主權國家主導的治理可能存在反應不及、應對遲緩，導致治理風險增大、成本偏高。非國家行為體對全球性問題的爆發可能更為敏感，但存在治理權威性不足問題，其行動通常需要得到主權國家的接受、認可、批準，而且，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也存在協調難題?！霸谡?、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對話與協調更加復雜、多樣，且具有不確定性”[15]。當今世界，一方面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機制過量供給并重疊交錯，形成了機制復合體，于是在特定的治理領域形成“一群部分重疊的、非等級的制度”[16]。此外，全球治理具有問題先于機制的特性，任何機制的預設都無法與未來發生的實際情況完全吻合。因此，無論是權力轉移背景下的大國政治，還是機制之間的競爭性、機制本身的滯后性，都會導致全球治理的機制失靈。機制失靈指國際規則體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務，不能應對全球性挑戰，致使全球問題不斷產生和積累，出現世界秩序失調的狀態。[17]

（一）大國政治與全球治理機制失靈

大國之間的合作與領導，對于國際機制的產生與維系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戰之后，關于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安排就是大國合作的結果，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制度設計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點，但美蘇兩極對抗導致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機制在冷戰期間形同虛設。冷戰結束后，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目標是維持其霸權地位，重塑國際秩序以服務美國國家利益需求。例如，美國領導的北約大肆推行擴張戰略，嚴重壓縮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通過與歐洲、日本等盟友之間合作，美國具有全球治理機制的制定權，擁有相應規則的解釋權，占據利益分配的主動權，大力鼓吹“人權高于主權”“保護的責任”“民主和平”等，在全球治理中大力推行美國的價值觀，維護其霸權地位。廣大發展中國家往往被排擠到全球治理的邊緣地帶，存在話語權不足、影響力不大、參與度不高等問題，時常被迫接受大國指責擺布，深受霸權主義之害。因此，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積極性不高。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面臨長期衰退風險，失業率不斷上升，貿易赤字居高不下，債務問題持續惡化，加之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軍事行動耗資巨大，戰后重建困難重重，其全球影響力開始下降。與之相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活力凸顯，社會穩定有序，外交舞臺活躍，整體實力明顯提升。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戰略界對于相對衰落的擔憂。有關“權力轉移”的話題逐漸成為時政新聞熱點、政黨競選重點、國際問題焦點，“對華接觸失敗論”“中國威脅論”日益受到追捧。2017 年底，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構想為戰略競爭者。[18]2021 年3 月，拜登政府的《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延續這一判斷，中國被描述為最大戰略競爭者，挑戰美國利益。[19]大國競爭回歸，并在國際制度領域不斷延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力阻止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變革，并且試圖抵制新興國家創建的全球治理機制。例如，2013 年中國政府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作為當前國際金融治理的補充，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認可?？墒?，美國不僅拒絕加入亞投行，而且呼吁盟友一道抵制。盡管美國的一些歐洲盟友最終選擇加入亞投行，但還是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亞投行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旦全球治理機制陷入大國競爭，往往難以充分發揮治理作用。

（二）機制的重疊競爭導致治理失靈

當今世界，聯合國成員國有193 個主權國家，但主權國家間組建的國際組織卻數以萬計，遑論數量更為巨大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這些國際組織涵蓋了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環境等各個領域，幾乎深入世界每個角落。這就造成了：一方面，全球治理實踐中，各種多邊機制并行重疊，利益偏好存在差異，治理方案各有不同，甚至形成治理競爭；另一方面，各種機制安排的背后都能看到主要大國的身影，他們不僅力圖在既有機制改革中執掌話語權柄，還主導新機制的創設。同一問題領域存在著不同大國主導的治理機制，競爭在所難免。何況，當今全球治理議題交叉重疊，治理區隔無法涇渭分明。問題愈是復雜多變，機制互動競爭愈是凸顯。諸多國際機制共存同一時空，不免呈現“碎片化”和“多中心”的特性。在全球環境治理領域，僅聯合國框架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銀行等都具有重要影響。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歐盟、東盟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諸多“小多邊”、雙邊氣候機制以及各類民間氣候合作機制不勝枚舉。于是，大量的國際環境協議正遭遇“無政府主義的低效率”[20]問題。有時，治理者和破壞者之間的轉換只在于問題領域的差異。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重要的全球經濟治理者，但其投資行為引起當地產業結構調整，從生態環境治理看，又是潛在破壞者。

國際機制權威性不足導致治理失靈。無論何種國際組織，其治理行為都受制于主權國家，治理權威先天性不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國際社會再次見證了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內在缺陷。盡管世界衛生組織試圖采取快速行動，集中實驗室、公共衛生專家，調撥醫療資源，募集物資資金，發布權威信息，提供政策建議等等。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缺乏權威性，每年一次的世界衛生大會是最高決策機構，實行成員國多數表決機制，這也就造成了面對成員國的“退群”“停費”等不合作行為而無能為力。世界衛生組織與六個區域辦事處（非洲、美洲、東南亞、歐洲、東地中海、西太平洋）并不構成決策者與執行者的關系，區域辦事處自行裁量是否執行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而且，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建議對于各國而言并無強制力。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不僅美國拒絕了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政策，巴西也緊隨其后自行其是。在維護區域和平問題上，聯合國也依賴與主權國家的合作。爆發于2022 年初的俄烏沖突，再次暴露了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權威性不足。

（三）機制滯后性導致治理失靈

問題先發于機制，治理緊隨于問題。21 世紀之后全球性問題復雜演變，新問題新動向呼吁新機制新治理，愈加凸顯了全球治理機制的滯后性?；谖鞣綑嗔?、利益和觀念的全球治理機制，面臨全球權力格局的調整、利益訴求的多元、價值觀念多樣性的挑戰，改革勢在必行。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為全球治理變革注入新生力量，提供全新思路，指引光明道路。金磚國家表示：“加強和改革多邊體系，使全球治理反應更加迅速，更加有效、透明、民主、有代表性和負責任?！盵21]但是，如何找到西方大國與新興國家之間的利益平衡點、觀念共同點，從而推動既有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則仍需時日。治理機制的滯后性無疑造成了應對新問題新危機的反應遲緩、舉措不力。例如，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國際社會出現了將疫情政治化、標簽化、污名化等現象，搞疫情甩鍋、情報溯源、政治施壓等，不僅無助于本國抗疫，也擾亂了國際合作。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倡議：“要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衛生安全治理體系，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速度?！盵22]此外，在網絡空間、能源安全、環境治理、人道主義等領域，盡管存在一定的治理機制，但不足以應對大規模突發性挑戰和問題。

在聯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體。一國遭遇的災難可能帶來區域危機，區域危機又可能引發全球風險，全球風險之下無一國能幸免。面對災難和危機，治理機制失靈具有系統性風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治理失靈也為非法活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加了治理難度，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因而，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共同努力應對不斷增加的全球風險，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大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立足世界格局變化，著眼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在廣泛協商、凝聚共識基礎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盵23]

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不斷跨越血緣和地理的界限，由早期的家庭與氏族，經過部落、民族與國家階段，正轉向全球整體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盵24]168經過多年的演化，世界歷史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商品、資金、技術、信息、人員等的世界性交往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廣泛、更密切、更深入。與此同時，全球性威脅和挑戰前所未有，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需求也前所未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當代發展，不僅闡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而且回應了時代問題，為全球治理變革指明了方向。

（一）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引領全球治理觀念共識

理念引領行動，方向決定出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推?、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盵25]和平是人類社會維持生存的首要基礎，發展是人類社會推動進步的動力。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人類文明不斷增進的價值指引。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普遍性是指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具有共同共通共性，而不是哪個國家的一家之言。特殊性指共同價值是歷史的、具體的、發展的，源于本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在本國人民的實踐探索中不斷發展。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主要基于西方國家的傳統治理經驗和模式，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映照。在西方快速發展的進程中，所謂的共同利益、市場、目標成為推進全球治理的動力。一旦面對國際權力格局變化、國內經濟發展失序、社會問題頻發，一些發達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都大大下降。而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并沒有給予新興國家全面參與其中的空間，造成了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意愿不足。在全球性挑戰紛繁復雜的今天，只有不斷增進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認同，才能凝聚各國力量共同應對多種挑戰。

深化全球治理民主共識。在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中，一些發達國家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和標準強加于人，維護自私自利的“小秩序集團”，制定排斥異己的“小圈子規則”，奉行唯我獨尊的霸權主義，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沖擊。全球治理絕非少數人之治，更非西方之治，而是要順應國際關系民主化潮流，真正形成治理國際共識，推動規則國際共商，實現治理國際共享。全球治理關乎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任何一國都有維護自身利益、表達治理訴求、享有治理成果的權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盵26]

確立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共識。長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自由市場的經濟原則，奉行利潤至上的資本邏輯，堅持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零和思維。這不僅導致了其國內貧富兩極化、社會矛盾叢生，而且加劇了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形成易滋生全球性問題的溫床。公平正義是全球治理理念的價值指引，不僅要求各國都能參與治理進程，更要讓治理成果全球共享。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以其他國家不發展為代價，一部分國家的發展不能犧牲另一部分國家發展的機會。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區域得不到公平正義的發展機會，都將是全球治理的失敗。只有所有國家共商發展、共同發展、共享發展，才能體現出全球治理中蘊含的公平正義理念，才能真正實現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盵27]

（二）積極推動全球治理機制的變革與創建

世界各國交流頻繁、往來密切、利益交匯。深化多邊合作有助于尋找各國利益匯合點，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合作具有風向標作用，對于提振國際合作信心、推進國際合作進程具有重要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對話代替沖突，以協商代替脅迫，以共贏代替零和，把本國利益同各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努力擴大各國共同利益匯合點，建設和諧合作的國際大家庭?！盵28]大國合作對于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尤為關鍵。大國擁有較多資源，應主動承擔治理成本，積極履行國際義務，絕不能“合則利用，不合則棄之”。大國要堅持走良性競爭道路，避免大國惡性競爭甚至沖突，盡可能建立信任措施，化解分歧和矛盾，堅決反對恃強凌弱，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為威脅，不斷推進全球安全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發展的周期性影響下，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尤其需要各大經濟體加強合作，共克時艱，深入推進全球經濟治理。

加快推進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機制變革。冷戰剛結束之際，曾讓國際社會對加強聯合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作用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面對全球性問題和挑戰的涌現以及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聯合國行動乏力、治理效果不佳，致使國際社會對聯合國體制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進入21 世紀以來，美國單邊主義抬頭，在人道主義干涉、打擊“恐怖主義”等一系列行動中不滿聯合國安理會“大國一致”原則，拋開聯合國自行其是。聯合國對此無可奈何之舉使國際社會產生不滿和失望。因此，國際社會應形成共識，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堅定維護在《聯合國憲章》指引下的全球多邊主義，加強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權威性和行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聯合國，需要改革和建設全球治理體系。世界各國應該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盵29]

加大全球治理公共產品供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經過70 多年的奮斗，中華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多少中華兒女為之奮斗的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正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在自信自立自強中，中國展示了大國應有的樣子，努力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承擔更大國際責任，充分展現了大國擔當。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中國強化了一個負責任行為體的認知，愿意和其他國家合作，應對全球治理的挑戰。[30]近年來，中國先后發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設立絲路基金，首次倡議成立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合作進程，主辦和承辦多場多邊外交活動，提供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公共產品。其中，“一帶一路”具有典型代表性，體現了中國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擔當。社會制度有別、發展程度不同、民族構成多元、歷史傳統各異的國家，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共同推動國家和區域的政治穩定、安全有序、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交流，有效地彌補了既有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經過短短幾年的建設，“一帶一路”已經成為沿線國家合作共贏的公共產品和廣受歡迎的國際合作平臺。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指明人類社會發展方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一種價值觀念，也是全球治理的機制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2015 年9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發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態體系五個方面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涵。2017 年1 月的聯合國日內瓦總部世界矚目，習近平總書記圍繞“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呼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時代之問展現了中國智慧，提出了中國主張，書寫了中國方案。此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日益成為國際共識，多次寫入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決議、多邊合作框架、雙邊宣言公報等，成為主流輿論媒體、政界學界關注熱點，真正實現了價值目標引領。不惟如此，任何一種共同體都需要相關的制度框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通過中國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各種具體援助計劃等落在實處，具有堅實的制度基礎。人類共同體從家庭、家族、城邦、國家直至世界歷史的進程，無不反映了背后的制度變遷。通過機制層面的實踐，無論是既有治理體系變革，還是治理機制創新，國際社會已經采取共同行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世界歷史思想的本質要求，也是當今時代發展的實踐成果。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生產力發展、生產方式變革的基礎上，人類社會從封閉的、地域的、民族的歷史，走向開放的、聯系的、全人類的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24]194。當前人類社會迎來了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借助科技力量，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人類交往方式出現極大革新。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從時間上實現了即時化、從空間上實現了全球化，人類社會的隔離狀態加速瓦解，進入了深層次、全方位的世界歷史新時期。盡管百年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織，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類社會交往的發展進程，但是世界歷史的進程不可逆轉，全球治理變革是突破目前阻礙的有效方式。只有立足世界歷史視野，方能撥開歷史和現實的層層迷霧，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全球治理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江奔騰向海，總會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擋不了大江東去。動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強大?！盵27]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現實運動和長遠目標的統一。人類社會的發展有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由無數不同的相互連接的發展階段組成。從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人類歷史是相對封閉的。但在資本主義時代，資本推動了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和現代化，開創了世界歷史早期階段。這個時代，工業文明、科學技術、發展方式在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等全球性危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推進世界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化解資本主義主宰世界歷史進程中帶來的各種危機，全球治理變革就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運動。習近平總書記倡議：“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個家園。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應該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共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盵29]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基于一己私利，而是要創造全人類美好未來，契合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無論是社會中的個人、民族、國家，都從孤立中向世界歷史轉變。每一個人的命運都與他人命運相連，每一個人的利益都與他人的利益相通，每一個人的發展都與他人的發展相關。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回應了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4]422。

結 論

當前，地區熱點持續升溫，恐怖主義蔓延肆虐，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發展鴻溝更待彌合，人類社會亟待加強治理。然而全球治理觀念不一、治理機制滯后失靈等加劇了全球治理困境。不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風吹雨打，人類總是要向前走的。我們要善于從歷史長周期比較分析中進行思考，又要善于從細微處洞察事物的變化，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凝聚起戰勝困難和挑戰的強大力量?！盵27]面對危機，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之聲不絕于耳，國際社會呼喚新理念新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世界歷史發展規律，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增進全球治理的觀念共識，以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引領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以維護和平實現善治引領人類社會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