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研究*

胡玉龍 谷麗潔

（廣東工貿職業技術學院）

循證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 EBP）起源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循證醫學，從字面意思上理解為“基于遵循證據而進行實踐”，是指實踐者在針對所服務群體或個人面臨的具體問題時，在服務對象的主動配合下，根據研究人員所提供的證據、管理者制定的規章制度等所進行的實踐，認為政策和實踐應該有合理的證據來證明其可能產生的影響。循證實踐能夠在社會科學實踐領域提供更加科學化、工程化的表現方式[1]?，F階段，很多國家在政策制定方面都采用循證實踐決策，循證實踐運動的影響持續不斷地輻射到相鄰的教育領域，“循證教育”一詞由劍橋大學教育學院的哈格瑞福斯于1996年率先使用，也有人將其稱為“基于研究的教育”“基于情境的實踐”[2]。循證教育實踐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引進和推廣是目前已有研究的主要內容。在循證理念成功引入國內后，循證教育證據的產生和實踐轉化是決定循證教育在我國長遠發展的關鍵環節，在職業教育領域開展循證實踐是新的嘗試。那么，什么是職業教育循證決策？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有什么意義？如何開展職業教育循證實踐？本文從以上三個問題入手，研究職業教育循證決策。

一、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內涵

循證實踐起始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循證醫學，又稱為“基于證據的實踐”，其認為政策和實踐應該有合理的證據來證明其可能產生的影響。循證實踐運動的影響持續不斷地輻射到相鄰的教育領域，“循證教育”一詞由劍橋大學教育學院的哈格瑞福斯于1996年率先使用，也有人將其稱為“基于研究的教育”“基于情境的實踐”[1]。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是循證決策在職業教育方面的進一步運用，通過科學的方法和現階段大數據技術等手段獲取證據來檢驗政策的有效性，從而進一步優化政策。從本質上講，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是在充分遵循理性觀念的情況下，由多方主體參與，用科學方法檢驗的證據來協助制定職業教育政策的系統過程。

近年來，循證實踐日益受到全球教育研究者與相關行政部門的重視，已成為教育改革與創新的一股新的推動力量。美國于2002年正式頒布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法案，該法案特別推崇“基于證據的實踐”這一價值理念，體現出明顯的循證教育傾向。歐盟委員會2007年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教育、培訓政策與實踐》中明確提出，歐盟成員國和教育機構需要推行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教學改革實踐，即通過循證教育促進教育研究、教育決策以及教育教學改革在三者的交流互動中實現共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旗幟鮮明地要求實證研究能夠“證明哪些教育教學實踐更優”。隨后，荷蘭等國的教育研究機構又針對“在教育過程中將專業智慧與最佳、有效的經驗證據整合起來進行決策”這一理念進行深入拓展[3]。許多國家為推進各國循證教育的發展，紛紛組建了獨立機構，如英國的實效教育研究院、德國的德意志國際教育研究院等。經過多年的發展，關于循證教育實踐已有十分明確的證據分級標準和實施步驟，相關專家聯合撰寫了大量指導文獻，包括指南、手冊以及成熟的系統評價，并收錄在教育學數據庫中，可供研究者和決策者參考?，F影響力較大的大型循證教育數據庫有Campbell協作網、有效教學策略網、教育資源信息中心等[4]。

循證教育實踐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引進和推廣是目前已有研究的主要內容。在循證理念成功引入國內后，循證教育證據的產生和實踐轉化是決定循證教育在我國長遠發展的關鍵環節，在職業教育領域開展循證實踐是新的嘗試。

（一）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應遵循客觀理性

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客觀理性是指獲取證據過程的客觀理性，以及基于證據的決策理性。在整個循證決策過程中，證據的獲取是核心環節，證據應是經過科學論證的高質量信息。當然，證據的來源十分廣泛，不但包括各種成果數據，還包括了多方主體的經驗、觀點以及評估意見等。例如，各高校每年的質量年報、教育部社科科技統計、教育年鑒等，這些證據的來源就充分反映了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客觀理性。另一方面，證據獲取過程的理性表現為通過科學的方法或程序獲得證據信息。但由于職業教育具有復雜性和實踐性，無法用定量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用其他科學方法對證據進行處理，容易造成決策的理性偏移。職業教育的問題復雜性直接導致證據的復雜多樣性，通過大樣本的量化研究和小樣本的質性研究，能夠多方位提供決策參考依據，對職業教育的實踐性和價值性十分重要。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理性是一種相對理性，其受職業教育決策過程的復雜性和長時性影響，循證實踐就是要盡量減少一些非理性因素對決策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提高決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整個循證實踐過程中，利益相關主體的訴求是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因此，需要整合不同利益相關主體的證據，建立系統的證據鏈條，進一步提高決策的理性影響[5]。

（二）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是一種復雜系統

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相關主體是由多方主體構成的，包括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職業教育政策的研究者、職業教育教師、職業教育高校、職業教育衍生企業、當地企業等多方主體。在這個多主體的復雜系統中，職業教育政策的研究者梳理查找制定職業教育相關政策的有效證據；職業教育教師、職業教育高校，職業教育衍生企業、當地企業等實踐者充分參與職業教育政策決策，反映評估政策效果；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根據研究者的證據以及其他主體參與情況制定相關政策。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多方主體是互動關系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是一個動態行動和互動的過程，這個主體的參與者需要通過頻繁的溝通交流以及知識共享來促進政策制定及實施[5]。

二、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價值

（一）區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的職業教育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廣東為了率先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2019年印發《關于構建“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新格局促進全省區域協調發展的意見》，加快構建由珠三角核心區、沿海經濟帶、北部生態發展區構成的“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新格局。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需要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區域發展的新格局需要職業教育從理念、方法、路徑等方面尋求新突破。產業的協調發展需要特色化的職業教育，職業教育需要基于地方產業發展特色進行科學研究，實現職業教育決策的科學化，促進教育實踐的有效性[5]。

（二）循證實踐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特色化發展提供了新理念、新方法與新路徑

長期以來，職業教育的研究、決策與實踐存在以下問題：職業教育研究、決策與實踐的主體單一，缺少來自產業的相關者；職業教育研究與實踐相脫離；職業教育研究的問題不會過多考慮應用價值，研究方法思辨性強、實證性弱，導致職業教育實踐一般沒有根據科學研究成果來開展；職業教育的決策缺少“以科學為基礎的教育研究”，職業教育研究更多的是描述和解釋教育現象，缺少對未來的預測，沒有起到較好的智庫作用。上述原因導致了職業教育研究的滯后性、職業教育實踐的同質化、職業教育資源浪費等問題。

（三）循證實踐倡導新理念

職業教育實踐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決定了職業教育研究和決策需要跨學科、跨界融合，依據科學的研究成果推進職業教育實踐。循證實踐提倡遵循科學性和透明性的原則，開展推進以證據為本的實證研究，注重研究結果向實踐轉化、后效評估和持續改進。

（四）循證實踐采用新方法

循證實踐的過程是在實踐過程中關注并使用已有的“最好的研究證據”，研究證據可以從多種研究方法中獲取，如隨機控制組實驗研究（RCTs）、基礎研究領域的量化研究、質化研究、系統的案例研究、單一個案實驗等研究方法。職業教育研究者更擅長思辨為主，思辨性教育研究更多的是理論思考與經驗總結，循證實踐鼓勵職業教育研究和實踐采用多種研究方法，提升職業教育研究的科學性，促進實踐的有效性。

（五）循證實踐提供新路徑

廣東“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產業發展的不同定位，決定了廣東職業教育服務區域產業要立足區域產業發展的現實基礎、目標定位和特色優勢，職業教育從業者需要將專業智慧、實踐經驗與目前能夠獲得的最佳研究證據結合起來，慎重、準確而明智地作出教育決策，開展教育實踐。循證實踐把研究者、管理者、實踐者、實踐的服務對象、實踐情境都整合到一個統一的框架體系中。研究者根據實踐的需要進行研究，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為實踐領域提供更多的研究證據；管理者可以根據已有的研究，利用計算機、網絡等技術手段建立更為完善的數據庫，制定相應的實踐手冊、指南或標準，以提高實踐服務的質量；實踐者可以利用技術手段檢索、查找最佳的研究證據，結合自身經驗而進行更為有效的教育實踐。循證教育實踐中的實證主義思維夠縮短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距離，消弭教育研究與教育實踐的沖突。循證實踐的路徑促進職業教育研究、決策與實踐之間的協調發展，最終實現職業教育與區域產業發展互動共贏。

（六）循證決策有助于提升職業教育治理的連續性

穩定的職業教育決策有助于職業教育治理的長期穩定。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決策路徑來聯系職業教育政策和職業教育研究。在橫向上，追求的是證據的量化與質性，進一步建構完善、復合的證據鏈條。在縱向上，從歷史發展、政策研究和個體發展的角度進行研究取證，增強職業教育治理的連續性。在職業教育領域，職業教育決策者需要根據職業教育研究者提供的科學證據來對職業教育未來的發展作出一定的預測，以盡量保證職業教育的效果和質量。

（七）循證決策有助于提升職業教育治理的協作性

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是一個由多方主體構成的互動復雜系統，由于多方主體參與的復雜性，需要多方主體協作開展，這也是一個不斷推進職業教育民主化的過程，從而推動教育治理現代化、科學化。對于職業教育決策者而言，其有著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能夠快速準確地根據大量的有效證據得出一定結論，對于職業教育實踐者，其有著大量的一線經驗及對教育市場的敏銳觀察能力，能夠第一時間把握職業教育運行方向，但是正是由于這個系統的復雜性，任何單一方面的經驗反饋都難以反映職業教育的全貌，所以職業教育循證決策能夠更有效地進行多主體證據搜集、檢驗及證據評估。例如，中職與高職合并集團辦學事宜，其決策的依據是對于教育的投入產出評估，以及教師、行政主管部門、研究者等多方群體的建議，為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擴大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供給、增強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而作出的重要決策。

三、職業教育開展循證實踐的路徑

（一）提高職業教育循證意識，提出職業教育的相關問題

為有效開展循證決策，職業教育循證決策者需要具有一定的循證意識，否則，即使決策證據充分，也難以提取有效信息。循證意識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策的制定應該遵循有理有據的前提，決策要以公共政策的價值觀為基礎，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證據。通過參加相關培訓、學習等來加強循證意識；二是加強對證據概念、存在形式、載體等證據內涵的理解，通過對國內外循證決策進行調研，確定循證決策證據的內涵和范圍，再進一步對證據進行搜集整理；三是提高多主體合作意識以及對獲得證據的方式、途徑的認知[5]。通過大數據等多種現代化手段獲取和分析數據，進一步增加證據的科學性，同時加強決策者和教育智庫的合作，讓決策者在一定程度上參與證據的搜集過程。最后，根據現階段國家各個產業人才的實際情況、技術需求等，進一步提出和確定教育實踐問題，并開展相關研究。

（二）完善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證據供應鏈條，整合評估相關證據

有較多研究者認為，政策的制定一般開始于對問題的確定，對于職業教育問題而言，主要是職業教育問題的影響范圍、問題的準確性、問題的嚴重程度、因素、代價、導向性等。對于職業教育循證決策者，需要利用自己對于行政權利、環境以及經驗的認知，將職業教育實踐中面臨的一系列難題轉化為一個個更為具體的問題，這樣可以幫助智庫團隊等證據提供者把握問題的邊界，使提供的證據更加契合[5]。

在證據供應方面，證據的獲取過程需要從基礎的數據轉變為證據，這不僅需要需求段作出改變，證據的供應端也需要作出一定的改變。證據的供應端包括研究院、高校、智庫、教育機構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門等團體。因為證據的供應主體構成較為復雜，不僅包括國內外的各種研究成果、數據，還包含了政策決策者、政策研究者以及相關利益主體的認知經驗、實踐經驗以及建議等，因此獲取的證據類別也較為繁多，這就需要按照一定的標準來獲取證據，建立證據收集的相關標準，提高研究者轉化數據為證據的能力，同時建立綜合學科、多主體應用的數據庫平臺，從而增加獲取證據的途徑。

（三）明確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多方利益主體

首先，要明確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多方利益主體有哪些，因為政策的制定及實施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是巨大的，利益相關者提供的證據非常重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利益相關者在政策制定的每個階段有不同的作用。在利益的視角下，政策的制定過程其實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平衡各方利益主體的關系以及分配利益的過程[5]。職業教育循證決策的各方主體包含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職業教育政策的研究者、職業教育教師、職業教育高校，職業教育衍生企業、當地企業等，這就需要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盡量考慮多方主體的利益平衡。例如，《廣東省職業教育“擴容、提質、強服務”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1年）的通知》中提到優化中等職業教育結構布局，采取撤銷、轉型、合作、托管、集團辦學、合并、校園土地置換等多種形式，整合職業教育資源，在中等職業教育資源整合的過程中，涉及當地財政與人事部門、教師群體、學生以及合并后學校的相關利益主體，中職教師的訴求主要是待遇不要降低，未來前途有保障等；中職學生的主要訴求是學習能夠得到保障，順利畢業等；對于合并后的高職院校，其訴求主要是平等對待雙方教師，在職稱評定、崗位晉升上不要搞區別對待，公平競爭，不能因為原中職學?；A差就搞過多的傾斜，這對學校長遠發展不利；對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其訴求主要是平穩過渡，安排好集團辦學事宜?？傊?，每個利益主體的需求都不一樣，很難做到多方完全滿意。因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注重循證決策的研究，在證據收集的過程中明確各方利益主體的需求，盡量全面收集各方利益主體的提供的證據，這樣才能更加高效地進行職業教育循證決策。

（四）制定有效的多方協商形式與規則

2017年6月9日，國務院法制辦就《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旨在落實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推進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提高決策質量，增強社會對重大行政決策的理解和支持。2019年9月1日，該《條例》正式實施，其中第二章第二節對公眾參與進行了進一步闡述：決策承辦單位應當采取便于社會公眾參與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依法不予公開的決策事項除外。對于以往的公眾參與形式，一般都是由決策單位組織，屬于自上而下的行為事件，這種傳統的協商形式還有很多缺點。由于多方利益參與主體存在權力層級關系，這種協商方式往往變成了為了公眾參與而進行協商，目的已經偏離了本質，這種不平等的協商方式也不能真正獲得有效的證據。同時在公眾參與過程中，各方參與主體將自己的需求和建議反饋給相鄰主體，進行小范圍的協商，往往影響不到非相鄰主體，如教師將自己職稱發展的訴求反映給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但是影響不到和職稱發展關系密切的人力資源部門[5]。由于協商的層級問題和單向性問題，往往提供的證據無法得到直接利用，導致證據的利用率極其低下。

為了改善多主體協商存在的問題，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一是適當擴大聽證會的參會主體，考慮增加一些邊緣利益主體的參與，比如，在職業教育循證決策時適當參考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學生家長以及教師家屬等邊緣利益主體的意見；二是設定聽證會的主題，根據主題開展廣泛討論；三是進一步豐富聽證會的形式，可以考慮由研究機構發起聽證會，避免溝通時的畏難情緒；四是完善后續的反饋制度，在聽證會結束后，參與聽證的人員能夠得到后續的反饋，了解決策的開展情況等。

（五）堅持以證據為核心的原則不動搖

在職業教育循證決策過程中，多方利益主體普遍存在利益沖突，這時，決策者可能會考慮行政博弈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從而不能客觀地遵循循證的原則，作出合理、最優的方案，導致最終偏離了目標。因此，在職業教育循證決策協商過程中，要盡量淡化權力關系，強調以證據為核心的循證原則。在盡量保證各參與主體平等地位的前提下，提供證據進入“證據庫”，以供決策使用，同時要保證與職業教育決策有關的建議、意見以及討論等證據都能夠及時、完整地進入決策者和相關研究者的視野。最后，可以考慮建立相應的管理制度，保證“證據庫”的合理運用[5]。

從長遠來看，不僅職業教育決策者需要培養循證意識，所有的相關主體及公民都應該進行相關的循證意識培訓，這樣在參與行政決策的過程中，能夠成為具有理性精神的參與者，強調以證據為核心的循證基本原則，最終還要回到最根本的循證意識上來探討。職業教育循證決策需要在實踐中得以完善，成為具備科學性、連續性與協作性的職業教育現代化治理中的重要環節[5]。

（六）職業教育開展循證實踐的路徑

職業教育開展循證實踐的路徑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ask：職業教育研究者基于真實情景的產業人才、技術需求等，提出和確定教育實踐問題，并開展相關研究；第二步acquire：根據研究問題檢索證據，即尋找職業教育實踐的指南、標準，檢索或研究教育實踐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第三步appraise：職業教育決策團隊評估問題的相關證據，根據研究結果制定相關指南和標準，并建立證據數據庫；第四步apply： 職業教育實踐者根據證據提供的解決方案進行職業教育實踐，監控實踐過程，并依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修正實踐計劃；第五步analyze：及時進行總結，實踐者反思實踐過程中所采取的一切步驟與干預措施，針對具體問題的解決程度總結經驗教訓，為下一次相似的實踐總結更好的應對方式。

四、結語

職業教育循證實踐促使職業教育研究面向產教融合中存在的真實問題，促進教育研究成果的轉化，改進教育實踐，革新職業教育研究的方法，敦促職業教育實踐者以更開放的思維，在大數據平臺，結合實踐者的專業背景，尋找并設計出最切合的教育實踐方案。循證實踐運用到職業教育決策過程中，并在地市教育局進行實踐，促使職業教育決策更加科學化和系統化，減少職業教育資源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