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文奇《彩虹盡頭》中的數字人文反思

周小莉

（蘭州大學 文學院，蘭州 730020）

在數字化和計算思維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日益加深的時代，人文學科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處理數字與人文的關系。一方面，研究對象的數字化使人文研究者對資料的獲取和閱讀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人們必須接受算法對研究對象的先行篩選和整理。另一方面，面對前所未有的海量數據，人們必須學會用計算方法去分析和呈現研究結果。因此“人文學者必須建立起對計算在文化中的理論認識，就像人文學家和媒體學者對寫作、圖像和印刷機的角色認識一樣”［1］。否則不但對數字化資料缺乏正確認識，而且整理分析它們也存在困難。但是人文學科研究的對象自身具有含混性和生成性的特征，如果過度運用計算方法，會扼殺研究對象的生命力，使人文研究喪失原有特性，變成生硬僵化的統計分析，甚至會抹殺人文學科的研究價值。

學術界對數字人文的關注主要是在21世紀以后，科幻文學對數字人文的描述和反思則出現于20世紀中期，涉及數字歷史、數字藝術、數字教育等不同領域，呈現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第一，單純預測數字人文領域的相關技術和成果應用。例如電子書、電腦檢索書目并分析檢索結果、藝術家創作數碼作品等等。這些技術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但在電腦和互聯網尚未普及的時代，它們只能出現在科幻作品中。阿瑟·克拉克（Authur C.Clarke）的《3001：太空漫游》（3001：The Final Odyssey）中的“腦帽”就是此類技術中的典型代表。第二，反思數字人文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利用統計學的計算方法對未來社會發展趨勢的預測等等。美國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系列是反思數字史學的代表，他在該系列作品中貫穿始終的理論是“心理史學”，所謂的“心理史學”就是以計算和統計的方式研究、預測和規劃歷史。阿西莫夫最終通過對“心理史學”的懷疑明確地表達了他對計算方法運用于歷史研究的批判態度。第三，對數字人文研究中的某個領域進行全面的想象和反思。弗洛·文奇（Vernor Vinge）的《彩虹盡頭》（Rainbows End）正是這種類型的代表，他的小說聚焦于文學，對數字化環境下文學的創作方式、文本形式、研究方式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

弗洛·文奇對數字人文的關注始于他對計算機和互聯網的興趣，1979年前后他在圣地亞哥州立大學教授計算機課程期間構思了以互聯網為主題的小說《真名實姓》。該小說于1981年發表，是最早描述網絡空間的作品，比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游者》發表的時間還要早。由于當時計算機和互聯網都遠未普及，人文學科基本文獻的數字化也幾乎尚未起步，因此《真名實姓》中并未明確涉及數字人文的內容。在此后幾十年的創作中，弗洛·文奇始終關注計算機、互聯網、數字化、計算思維等問題，并且逐漸觸及數字人文的話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數字圖書館項目在世界各地逐漸啟動并初見成效，尤其是21世紀以后數字文獻幾乎成為人文學科研究者查找資料的主要途徑。與此同時，作家也適應了數字化的寫作方式，人工智能創作的文學作品開始出現。弗洛·文奇于2006年發表的小說《彩虹盡頭》適逢其時，作品虛構了一個更加前衛的互聯網世界——元宇宙，把作家、圖書資料、研究者置于更具沖擊力的數字媒介革命中，通過三組矛盾的產生和解決表達了自己對新一代互聯網背景下數字與人文之關系的辯證思考。

一、紙版圖書和數字化圖書

數字人文是從實體圖書資料的數字化開始的，意大利哲學和神學研究者羅布托·布薩（Roberto Busa）于1949年用IBM計算機編制了一份托馬斯·阿奎那的作品詞匯索引，開啟了實體資料數字化的歷史，被認為是數字人文第一人［1］。其后的幾十年實體資料數字化的進程越來越快，涵蓋范圍囊括了文字、繪畫、雕塑、建筑、人體等等各種類型。進入21世紀以后，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數字化圖書館的建設都得到了各國政府和民間的大力支持。以美國國家科學數字圖書館項目（NSDL）為例，該項目自20世紀90年代就獲得了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大力資助，“為各類讀取數字資料的人提供了全球科學信息通道”［2］。近年來各類網絡閱讀平臺也成為人們獲取資料的重要途徑，讀者日益習慣于在屏幕前查找和閱讀，這種方式無疑更為便捷。在這種情況下，圍繞實體圖書和電子圖書的討論非常熱烈。

弗洛·文奇在《彩虹盡頭》中將實體圖書和電子圖書之間的矛盾作為小說的重要線索，以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圖書館的數字化升級項目為誘因，人物被分成兩個陣營：一方支持對圖書館進行數字化升級，另一方反對該項目并極力主張保留實體圖書。前者的理由是數字化后的圖書館能使知識的傳播范圍更廣、獲取途徑更便捷、閱讀方式更多元、體驗更豐富，壟斷了數字化資料的大財團也能從中獲得巨大利潤。從支持者的實力、人數來看，似乎是前者占據了絕對優勢，但作者卻讓后者成為小說的主人公，突出他們反抗圖書館升級項目的意義和價值，從而引發人們對實體圖書的重新思考。

首先，實體圖書在構建人與書的關系上與電子圖書迥然有別。實體書區別于電子書的最大特征是物質實存性，電子書雖然也以符號的形式被存儲于硬盤中，但這種形態不能直接被閱讀，因此其實存性與實體書相比可以忽略不計。而實體書則能夠直接被閱讀，它們占據一定的空間、呈現熟悉的符號、具有一定的觸感、散發獨特的氣味……在讀者徜徉于書架之間、翻動書頁之時，人與書的交流不僅是意識層面的，同時也是感官層面的，身體的感覺器官被全面調動起來。整個讀書過程中人的意識和身體是統一的，人對書的感覺是切實的擁有。電子書則相反，小說主人公羅伯特重生之后面對的世界幾乎沒有實體書，他必須接受在瀏覽紙上讀電子書這一事實。即使瀏覽紙中存儲了人類所有的圖書，但依然不能讓他具有一種擁有圖書的感覺。關機之后，所有圖書都隱身而去，留下的只有那個毫無生氣的設備，即使拆開它也找不到熟悉的文字，正是電子書的虛擬特性讓羅伯特喪失了與書本的原有關系，從而陷入沮喪中。

其次，實體書能避免網絡時代算法權力帶給人的困擾。在數字化圖書館，讀者往往受到推薦算法的支配去讀書，電腦會根據搜索關鍵詞為讀者列出書單，這無形中會束縛人的思想。而實體書雖然也被歸類整理，但卻以共時并置的方式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其多樣性、復雜性、相互矛盾性往往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激發人的靈感。小說中溫斯頓的一席話道出了實體圖書的這一好處：“謝里夫先生，你不明白書架的意義。它們不是被用來解決你的燃眉之急的，不是這樣用的。我在這些書架中搜索過無數次了，很少能直接找到我問題的答案。你猜我找到了什么？我找到了相關主題的書。我找到了我從未想過要問的問題，以及它們的答案。這些答案把我引向新的方向，而這些方向通常比我原本想的更有價值?！保?］

弗洛·文奇通過反對圖書館升級項目的結果表達了自己的中立態度。反對圖書館升級項目的抗議活動使矛盾雙方都認識到了自身的利與弊：一方面由胡爾塔斯代表的財團借鑒了中國在數字化項目中的經驗，開始停止粗暴的碎書行動。另一方面老年團也認識到了數字化圖書的好處，開始接受非全面破壞性的數字化圖書館升級項目。

二、傳統作家和數字化時代的作家

作家最初是通過聲音和肢體語言創作的，作家、聽眾、文本處在同一場域中，彼此形成了一種親密的互動關系。作家的創作狀態、聽眾的參與程度、文本的呈現形式都會受到該場域中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這使創作行為具有具身性和不可重復性。作家對自己的聲音、表情和動作擁有掌控權，作品隨著他的到場而產生，也隨著他的離場而消失。

當文字逐漸取代聲音成為作家創作的主要媒介時，作家、讀者、文本產生了分離。作家不再能夠通過言語和動作去控制讀者的情緒，也不能在文字中加入自己思想和情感的微妙變化。作家將作品的掌控權讓渡給文字，在保存了思想的同時也失去了它。麥克盧漢在他的著作中對這一轉變帶來的后果進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語言不僅儲存經驗，而且把經驗從一種形態轉換成另一種形態?！保?］文字存儲了作家的經驗，但同時也把這種經驗轉換成一種冰冷的形態。作家再也無法完全擁有自己的作品，作品會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讀者的體驗。手寫和印刷時代的文字媒介雖然削弱了作家對作品和讀者的掌控，但它依然具有實存性，作家能通過可觸可見的書本和符號建立與作品的歸屬關系。

數字化時代的書寫媒介電腦則將作家的熱烈經驗轉換成了一種更為冰冷陌生的符號：“0”與“1”，在關機和斷網之后，作家、作品、讀者之間的關聯消失了，一切都在瞬間被擦除?！恫屎绫M頭》中的主人公羅伯特正是面臨上述情況的作家，他重生后的世界是一個高度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時代，因此只能用瀏覽紙寫作，但是“當他在上面寫字時，他潦草的字跡會被自動加工成一行行整齊的句子?！庾R到自己文字中的靈魂還沒來得及成形就被吸干了！創造力在自動識別系統面前慘敗，……那就是他的天賦遲遲不回歸的原因！”［3］曾經的大詩人羅伯特在這個時代失去了自己引以為傲的才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出版于1992年的詩歌《阿古利巴》（Agrippa）也思考了同樣的問題，該詩是以3.5英寸軟盤的形式儲存的，在讀者打開閱讀的時候軟盤中自帶的程序會將已經顯示過的內容自動刪除。這種展示形式在今天并不稀奇，但在當時卻引起人們的強烈興趣，因為它很好地詮釋了電腦書寫時代作家和機器之間的關系，即作家在將自己的創作交付于機器的同時也失去了它?！霸诩忌乃凶髌分?，Agrippa是一顆奇怪的、自我毀滅的星星?！保?］

弗洛·文奇通過羅伯特的變化來反思過度數字化對人的創造力造成的危害，這個時代人們創造力的匱乏正如小說第六章的標題所說，是“一流的科技，末流的才華”［3］。羅伯特的小搭檔胡安正是這樣的典型，他精通計算機技術，能制作出視覺效果絕佳的作品，但由于缺乏思想和語言駕馭能力，他的作品最終只能是技術的堆積，不能帶給人心靈的激蕩。與之相反，羅伯特卻能在沒有任何特效裝飾的詩歌語言中帶給所有人以心靈的震撼和思想的啟發，這使胡安因此而重新審視語言的力量并拜羅伯特為師。

羅伯特和胡安的合作象征了科技與文學的攜手合作，羅伯特幫助胡安提高語言表達能力，胡安則教羅伯特計算機知識。二人合作的課程作業由胡安負責文字部分，而羅伯特負責技術部分，胡安最后能寫出像樣的文字了，羅伯特也在一家網絡公司找到了工作。

三、專業文學研究者和跨學科研究者

在學科界限尚不分明的時代，學者們常常是百科全書式的研究者。亞里士多德堪稱此類研究者的典范，他探求一切事物的原因，這使他的學問無所不包。隨著人類知識在廣度上的不斷擴充和在深度上的不斷精進，個體很難再對所有事物的原因進行全面研究，因此學科之間的界限也日益分明，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越來越少。這種情況一方面使各門具體學科發展迅速，但另一方面卻割裂了各門知識之間的聯系，使研究者的視野被限制在一個狹窄的范圍內。

18世紀之后，文學研究也逐漸從其他學科中脫離出來而獲得獨立的地位。就文學的本質規定性來說，人們對“創造性”“虛構性”“形式”等因素越來越重視，文學（literature）一詞開始特指詩歌、戲劇、小說等純文學形式。文學研究成為封閉在特定文本內的研究，韋勒克稱之為“內部研究”［6］。從文學研究的方法來說，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成為最佳方式，這種方法“更關注書頁中的單詞而不是包圍和產生它們的語境”［7］。

21世紀以來，研究資料的數字化和資源共享平臺的搭建為研究者解決了獲取資料的難題，但文本細讀的方法卻無法處理海量數據，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掌握技術，還要轉換研究方式，意大利學者弗蘭科·莫萊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遠讀”（distant reading）正是此類研究的典型代表。在這種背景下，研究者急需突破學科界限并掌握多領域的知識。

《彩虹盡頭》中的謝里夫面臨的正是上述問題，作為一個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他陷入了學術危機。首先是選題危機，他絞盡腦汁都選不出一個新鮮的話題，凡是自己想到的題目幾乎都被別人研究過了。導致這一結果的重要原因在于他過分專注于純文學領域的話題，好不容易選擇了重生的詩人羅伯特作為研究對象，但羅伯特卻失去了詩人的才華轉型為計算機專家，使謝里夫的研究無果而終。謝里夫的情況具有很強的現實指涉性，在當下的學術領域很多學者都面臨和謝里夫相似的狀況，即對選題范圍進行嚴格劃界，從而導致研究視野過于狹窄。這種狹窄一方面包括對研究對象身份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包括對研究對象活動范圍的限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羅伯特的轉型具有強烈的象征性，他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一個具體的作家，而應被看作一個普遍的研究對象，這個研究對象是不斷變化的，除了作家身份和藝術才華之外，還有很多層面值得人們去研究。

其次是技術短板，謝里夫不喜歡高科技，因此他的計算機水平不高，在采訪羅伯特的過程中個人賬號常常被兔子先生盜用，自己卻無能為力，付出的辛苦最終為他人做了嫁衣。兔子先生是個人工智能，謝里夫的論文選題、資料收集、研究思路都處于他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說，謝里夫的科研活動看似具有獨立性，實則僅僅是服務于兔子計劃的一個環節而已。兔子先生和謝里夫之間的關系影射了現實中的文學研究者與計算機、互聯網以及各種算法之間的關系。在整個研究過程都必須依賴網絡和數字文獻的情況下，很多人文研究者由于對軟件和算法等知識一無所知，從而被后者牽著鼻子走，使研究陷入被動的狀態。詹姆斯·布萊德爾將網絡時代稱為“新黑暗時代”，在這個時代，“世界本應被照亮，卻變得越發黑暗”［8］。兔子先生正是藏在黑暗中的操控者，文學研究者要想實現自由，必須先克服技術障礙。

再次是研究方法的局限。謝里夫對羅伯特的采訪是典型的作家研究，這是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從謝里夫采訪時的提問來看，他主要想獲知羅伯特重生后的生命體驗和寫作進展，在此基礎上做一篇關于羅伯特創作轉型的論文。而盜用他身份的兔子先生在與羅伯特交談時卻常常能提出一些更有新意和研究價值的問題，例如文學與電影的合作、文學改編為元宇宙中虛擬場景的項目、專業作家與眾多讀者合作完成作品等等。謝里夫被這些問題觸動，深深地懊惱自己為什么不能提出類似的問題。

謝里夫最終意識到上述危機并主動作出改變克服危機，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技術水平、提高網絡安全意識，另一方面轉變研究思路和方法，從純文學研究轉向跨學科研究，離開俄勒岡州立大學文學系進入加爾各答大學新開的寶萊塢研究所，從事文學、電影和其他藝術的交叉研究。從謝里夫的轉型中可以看出弗洛·文奇對數字化時代文學研究者的期待。

四、結語

數字與人文的爭論其實是科技批判的一個新版本。胡塞爾在對歐洲科學危機的反思中，指出近代以來科學對世界進行了極端的量化研究，拋棄了對人生意義的探究，使人成為機械化的存在。他將現象學作為解決危機的出路，并提出“回到事情本身”的口號。海德格爾后期哲學也在不斷反思科學技術的弊端，并試圖在存在論的基礎上建立一種人與物的切近關系。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科學技術的批判大于贊賞，代表了科技批判中的一種典型。在科幻領域，瑪麗·雪萊在《弗蘭肯斯坦》中開創了對科學技術的否定與批判傳統。與之相反，培根的《新大西島》則開創了對科學技術肯定與贊賞的傳統。作為一個科學家兼作家，弗洛·文奇對科學技術的態度是客觀中立的。

在《彩虹盡頭》中，弗洛·文奇將數字與人文的矛盾以新與舊、年輕與年老這樣更加感性直觀的方式表達出來?！安屎绫M頭”是一個養老院的名字，整部小說圍繞著老人與年輕人的矛盾展開，老人代表了科技進步中的守舊者，年輕人則代表了科技進步的擁護者。如果這些年邁的守舊者執意故步自封，最后等待他們的只能是養老院，如果他們能與時俱進，那么自己的生命也會因科技進步而得到延續。弗洛·文奇在1999年為《真名實姓》再版所寫的序言中回憶道，這部小說是自己用文字處理軟件寫的第一個故事，“對我來說，這種寫作環境簡直就是天堂”［9］?！疤焯谩币辉~將他對新技術的贊賞表達得淋漓盡致。這與《彩虹盡頭》中的主人公羅伯特使用瀏覽紙寫作時的感受完全相反，對羅伯特來說，文字處理軟件吸干了作者的靈感，對弗洛·文奇來說，這種方式恰恰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就文學這個特殊領域來說，既然作家、研究者、圖書資料都必然要被卷入越來越頻繁的科技變革中，那么羅伯特、謝里夫、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圖書館的選擇無疑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