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征信信息案件辦理要點

● 宛 霞 李劍鋒/文

解某某、辛某某等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及辦理過程

北京某信息咨詢有限公司于2015年注冊成立，實際經營地點位于北京市昌平區。公司最初主要是網絡商業推廣，通過百度等知名網站幫助商家推廣信息并收取商家費用。因國家網信辦規范付費搜索信息等原因，2017年公司經營出現虧損，為牟利，2017年底，解某某、辛某某決定實施業務轉型，研發“點有錢”APP和微信公眾號，將公司業務變更為出售征信類公民個人信息。

自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28日間，解某某、辛某某等人經營業務為出售征信類公民個人信息，通過與廣州某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等合作，在百度、今日頭條等媒體上刊登貸款廣告、在公司“點有錢”公眾號平臺設置貸款廣告營銷鏈接等方式，吸引有貸款需求人員填寫“姓名、手機號、有無本地社保和公積金、有無負債、房產和車輛持有狀況、工資收入、有無保險、征信情況、借款需求、還款周期”等信息。獲取上述信息后，解某某、辛某某指示員工將上述信息上傳到公司開發的“點有錢”APP，再通過在微信群搜集、在“點有錢”微信公眾號發放廣告，獲取銀行、金融公司信貸員的姓名和手機號。通過與信貸員聯系，吸引他們在APP注冊充值。信貸員充值后，解某某、辛某某等人在未經信息權利人同意的情況下，將信息以每條30元至150元的價格出售給信貸員。通過出售上述信息，解某某、辛某某等人違法所得共計450余萬元。

本案中，解某某、辛某某為公司股東和實際負責人，雇傭吳某某、郝某、李某某等50余人通過打電話、發微信等方式，聯系客戶購買公民個人信息。公司組織嚴密、分工明確，設人事部、銷售部、技術部、售后部、客服部。其中公司法人解某某負責員工工資發放、業務培訓、客服部工作；辛某某負責收集提供公司的銷售信息數據；人事部郝某負責招聘、培訓、業績統計、考核及薪資核算；技術部吳某某負責將信息數據上傳至公司“點有錢”APP或者公眾號；客服部解某某負責審核平臺的數據、對公司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篩選；銷售部侯某某等8人負責向信貸員推銷公司“點有錢”APP或者公眾號平臺、讓客戶在公司平臺上充值購買信息；售后部李某某負責把數據線下推送給公司客戶。經鑒定，在公司售賣信息網站后臺提取用于售賣的公民個人信息共計31萬余條（未排重）。

2019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接舉報，于同年6月28日立案偵查，將解某某、辛某某等人抓獲。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先后以解某某、辛某某等13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向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昌平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2020年6月24日，昌平檢察院以解某某、辛某某等13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向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昌平法院”）提起公訴，經釋法說理，解某某、辛某某等人均認罪認罰。2020年9月16日，昌平法院依法公開審理。2020年12月11日，昌平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解某某、辛某某等13人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解某某、辛某某為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吳某某、郝某等11人系從犯，依法予以減輕處罰，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解某某、辛某某等被告人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至1年4個月不等，并處罰金。

二、辦案中的要點分析

本案屬于在公司成立后有組織、有規模地實施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公司先后參與售賣信息人數多達50余人，售賣信息涉案金額高，且所出售信息均為公民征信信息。公民征信信息的泄露，會嚴重損害公民正當權益，危害群眾財產安全，侵犯公民征信信息的社會危害性遠大于一般公民個人信息。故檢察機關對于該類有組織犯罪案件中參與售賣信息時間長、涉案金額高的人員，秉持從嚴懲治的刑事政策導向，以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受侵犯。在辦理該案過程中，發現此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需要從以下幾點把握：

（一）準確界定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正確把握涉案人員罪行輕重

刑法第30條并未對單位犯罪的定義給出具體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中基本明確了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界限，該解釋第2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該解釋解決了單位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本案是否認定單位犯罪，不僅僅是法律適用問題，更是事實認定和證據判斷問題，需要結合在案犯罪事實及證據情況綜合予以判斷。昌平檢察院積極引導公安機關進行偵查，讓其調取公司對公賬戶銀行對賬單、涉案人員工資卡銀行對賬單，對公司涉案電腦及涉案人員手機進行鑒定等證據。通過審查在案證據，發現涉案電腦及解某某、辛某某、郝某等人的手機鑒定中恢復出公司銷售員業績單及公司微信、支付寶交易明細等證據。昌平檢察院經對銀行對賬單、微信及支付寶交易明細進行梳理，結合公司業績單，核實公司收入和支出情況，并進一步訊問涉案人員，最終審查認為，北京某信息咨詢有限公司于2015年成立時并非為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有合法業務。從2017年底，解某某、辛某某決定實施犯罪，招募員工，收集、出售公民信息，除此以外，公司并無其他合法經營活動。對于公司設立后，雖2015年至2017年間曾有過正常經營活動，但從一個相對確定的時間開始，就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不再從事正當經營活動的，應當認定為“公司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因此認定本案不屬于單位犯罪，依法應以自然人犯罪論處。

（二）區別涉案公民個人信息類型，準確認定本案侵犯信息的犯罪對象為征信信息

公民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刑法上的信息分類采用三分法：敏感信息、重要信息、一般信息。［1］參見周光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行為對象》，《清華法學》2021年第3期。對于不同的信息等級類型，定罪起點并不相同?！皟筛摺薄蛾P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5條第1款第（三）項至第（五）項分別針對敏感信息、重要信息、一般信息，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規定了“50條以上”“500條以上”“5000條以上”的入罪標準，對其進行分級保護?！吨腥A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第28條規定“敏感個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該法指出了侵犯敏感個人信息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對其予以分級保護的必要性。對于敏感信息，因入罪門檻低、可罰性強，《解釋》明文規定敏感信息僅限于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征信信息和財產信息這四類與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密切相關、重要度和敏感度極高的信息，不允許司法實踐中再通過等外解釋予以擴大適用。

昌平檢察院認真審查本案電子數據，從涉案公司售賣信息網站后臺提取出公民個人信息共計31萬余條（未排重），認定公司所出售的公民個人信息內容為“姓名、手機號、有無本地社保和公積金、有無負債、房產和車輛持有狀況、工資收入、有無保險、征信情況、借款需求、還款周期”等內容。由于信息分級保護，準確認定該信息是否屬于50條入罪的敏感信息中的征信信息，尤為重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征信業務管理辦法》［2］中國人民銀行《征信業務管理辦法》第3條第2款：本辦法所稱信用信息，是指依法采集，為金融等活動提供服務，用于識別判斷企業和個人信用狀況的基本信息、借貸信息、其他相關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形成的分析評價信息?！秱€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管理暫行辦法》［3］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管理暫行辦法》第4條：本辦法所稱個人信用信息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個人信貸交易信息以及反映個人信用狀況的其他信息。前款所稱個人基本信息是指自然人身份識別信息、職業和居住地址等信息；個人信貸交易信息是指商業銀行提供的自然人在個人貸款、貸記卡、準貸記卡、擔保等信用活動中形成的交易記錄；反映個人信用狀況的其他信息是指除信貸交易信息之外的反映個人信用狀況的相關信息。規定，涉案信息中包括的工作情況、薪資情況、貸款意向額度、名下資產信息、社保公積金是否繳納、征信情況和其他貸款信息都明確反映出個人的還款能力、貸款意向，與個人的信用貸款直接相關。同時，根據本案的犯罪模式，涉案人員通過在網絡刊登貸款廣告、在公司的“點有錢”微信公眾號設置貸款廣告鏈接等方式，吸引有貸款需求的人員填寫上述與個人的信用貸款直接相關的信息，收集的主要是有貸款需求人群信息，其客戶即售賣信息的對象主要是信貸公司信貸員，客戶購買信息的目的亦為推銷貸款。因此，通過信息的內容和犯罪模式兩個方面均可反映出本案所涉信息與個人的財產、信貸安全密切相關，可以認定信息類型為敏感信息中的征信信息。

（三）積極引導偵查，在無法排重計算具體信息數量時，根據違法所得確定定罪量刑標準

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加強溝通、協作配合、形成合力，有利于公安機關依法及時高效開展偵查工作。昌平檢察院辦案時積極履職，引導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就電子數據如何提取、固定等方面加強溝通，并對如何進行信息條數排重計算提出意見。在電子數據取證情況不理想無法排重時，及時轉變辦案思路，通過確定違法所得作為定罪量刑的事實依據。

解某某、辛某某等人組織他人出售公民個人信息，信息收集、篩選、出售均有專人負責。公司自2015年成立之后，人員流動頻繁，涉案人員所使用的每臺電腦中均存有大量公民個人信息，其中不僅有公司用來出售的公民個人信息，亦有公司客戶即信貸公司信貸員信息。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時，并未將相關信息予以區分，僅籠統地鑒定出每名涉案人員電腦中的信息數量。對此，昌平區檢察院及時引導偵查，制發詳細的逮捕案件繼續偵查提綱，要求公安機關對公司出售公民個人信息平臺“點有錢”APP和公眾號平臺進行鑒定，從后臺提取固定公司用于售賣的公民個人信息并予以排重確定數量。同時要求對公司售賣信息內容、賬戶流水、業績統計等進行補偵，對案件偵查發揮檢察機關主導作用。

公訴階段，經鑒定涉案公司售賣信息網站后臺提取用于售賣的公民個人信息共計31萬余條，但因技術問題，無法完整恢復涉案信息中涉及“*”的具體內容，故不能對涉案信息進行排重計算。因不能排重計算出具體信息數量，本案無法根據涉案信息的數量定罪量刑?！督忉尅穼η址腹駛€人信息犯罪明確了違法所得認定標準，即違法所得達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上可認定為“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本案轉變思路，對于因技術原因無法排重計算具體信息數量的，通過確定違法所得定罪量刑。案件經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昌平區檢察院制發補充偵查提綱，并與公安機關充分溝通，對仍未取證到位的關鍵環節引導偵查。同時開展自行補充偵查工作，對每名涉案人員詳細進行訊問，對業績表、工資表等電子證據進行審查，認定每名涉案人員的違法所得均超過5萬元，屬于“情節特別嚴重”。

（四）強化訴訟監督，注重追捕遺漏同案犯和發掘上下游關聯犯罪線索

在案件辦理過程中，檢察機關強化訴訟監督工作，堅持“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北京某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客戶大多為推銷貸款人員，該類人員購買需要貸款人員的個人信息，可能用于違法犯罪活動。解某某等人在向推銷貸款人員出售公民個人信息時，并不審核其身份是否為真實的公司信貸員、所在公司是否具有貸款資質，將需要貸款人員的征信信息任意出售。這種模式，由于出售的征信信息價格高、內容精準，很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實施套路貸、電信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由于公民個人信息被販賣后有滋生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危險，社會危害性大，檢察機關對此類犯罪活動加大打擊力度。一方面積極引導公安機關對上下游可能涉及的犯罪情況進行偵查，另一方面注重訴訟監督工作，追捕遺漏同案犯。

昌平檢察院通過整理涉案公司業績單，發現自2018年1月公司以實施售賣公民個人信息為主要業務活動后，公司銷售員人數眾多、流動頻繁，仍有多名人員未到案。鑒于本案涉及公民征信信息，涉案信息數量大、社會危害大，為統一司法尺度、不放縱犯罪，經仔細核算公司業績單，對公司所有涉案人員業績予以統計。最終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決定對工作時間長、參與售賣信息金額高的未到案的十余人，向公安機關發出《應當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議書》。截至2022年12月，6人相繼被抓獲歸案，均因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判處刑罰。

三、辦理類案的實踐啟示

伴隨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信息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價值日漸提升，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也呈趨重和蔓延態勢。個人信息一旦被非法泄露、獲取、使用，會給被害人造成巨大傷害，同時衍生出人身滋擾、電信網絡詐騙、套路貸等違法犯罪活動，破壞社會管理秩序。因此，刑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不斷加強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行懲處。在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中，需要注意以下三點問題：

（一）準確認定公民個人信息的類型

根據《解釋》，對于不同的信息類型，定罪起點并不相同。能否準確認定涉案信息的類型，直接影響本罪的定罪量刑。公民個人信息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能夠識別個人身份、體現個人活動。對于無法識別到個人身份的信息，不能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檢察機關辦案時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對信息內容的敏感程度、影響人身、財產安全重要程度進行判斷，認定涉案信息是屬于一般性信息還是公民個人敏感信息或是影響人身、財產安全的公民個人信息。

（二）注意對鑒定意見、電子數據的審查

電子數據作為網絡時代的證據之王，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中也發揮著極為關鍵的證明作用。在此類案件辦理過程中，要注意對鑒定意見、電子數據的審查，充分發揮檢察機關主導作用，積極與偵查人員、鑒定機構人員溝通交流，注意取證的及時性、規范性，提取固定涉案公民個人信息、查找信息傳播路徑、對信息條數進行排重確定等。

（三）積極發揮普法宣傳職能，提高公民自我保護意識，防止個人信息泄露

征信信息全面反映個人信貸狀況，涉及個人隱私，與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直接相關，被泄露后容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套路貸等違法犯罪活動的被害人。檢察機關在嚴懲利用互聯網買賣公民征信信息犯罪的同時，應結合案件，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普法宣傳職能，提醒公民注意選擇正規金融機構貸款，不隨意點擊不明貸款鏈接，不輕易透露個人財產狀況，謹防信息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