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到唐代陶瓷扁壺發展脈絡探究
——以石家莊市博物館館藏隋代青釉扁壺為切入點

卓 倩（石家莊市博物館，河北 石家莊 050011）

石家莊市博物館（以下簡稱“石博”）收藏有一件隋代青釉扁壺。梯形口，扁圓腹，餅形實足稍外撇，造型穩重大方，腹部凸印雀鳥紋和變形葡萄紋，周圍隨形一周連珠紋，圍成橢圓形開光，所施青釉不均勻，積釉處釉色較深，器型和紋飾都具有濃郁的異域色彩（圖一）。筆者根據歷年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通過對出土的北朝到唐代的陶瓷扁壺信息進行梳理，發現北朝、隋、唐時期各地的陶瓷扁壺相互間既有明顯的承繼關系，又有自己獨特的發展特征。其中，隋代扁壺明顯具有承前啟后的過渡作用。筆者現以石博所藏的隋青釉扁壺為切入點，從器物造型、裝飾紋樣以及釉彩工藝三個方面探究北朝到唐代的陶瓷扁壺發展脈絡。

圖一 隋青釉淺浮雕朱雀葡萄紋雙系扁壺A面

一、器物造型

扁壺，小口，束頸，扁圓腹，是古代盛水和盛酒的器物，被人民用作日常生活用具，雖不是陶瓷器的主流產品，但從兩漢到明清一直都有生產。

兩漢魏晉時期，陶、瓷扁壺南北方都有發現，其中瓷質扁壺從東漢開始在江浙地區出現，根據歷年出土扁壺排比，漢代扁壺基本為圓口，短直頸，長方形器身，肩上有雙環耳，平底上附兩條形器足。魏晉時期扁壺的造型有所改變，腹部為近似橫置的橢圓形，喇叭形高圈足。

到北朝后期，北方突然出現了一種扁壺新器型，小盤口微敞，溜肩，杏核形壺腹、肩附雙系，腹部模印胡人、馴獅、鳳鳥、葡萄等紋飾，肩部有一圈項圈式連珠紋。北齊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圖二）就是這一時期扁壺的典型代表。通過對歷年出土器物排比，這一時期的扁壺造型不同于戰國、漢時期的傳統扁壺，前后繼承的關系不明顯，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這種扁壺應該是受西方同型金銀器的影響。馮恩學認為：“這種扁壺是隨著北朝時期大量的西域胡人遷徙到中國北方地區，把中亞和西亞的文化和審美觀念帶到中原地區而形成的新體系。垂腹的壺身，是來自胡壺的影響?！蓖ㄟ^對比波斯薩珊金銀器扁壺資料，5~7世紀，薩珊王朝金銀器多是圓口、溜肩、杏核形垂腹、底座短，腹部有捶揲胡人樂舞、打獵、宴飲等場景式圖案，頸部有項圈式連珠紋裝飾。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墓出土的薩珊鎏金銀壺就是當時從西亞過來的舶來品，在器型和紋樣上都可見到范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的影子。

圖二 北齊范粹墓出土黃釉扁瓶

到隋代以后，扁壺器型在北朝的基礎上略有變化，如石博所藏的青釉雙系扁壺、《千年邢窯》收錄欒城出土的隋青釉扁壺以及河北邢窯遺址出土的隋代黃釉扁壺（圖三）基本都是梯形口或直口，肩部變得豐滿，壺腹由北朝時杏核狀垂腹變成接近于橢圓形，最大腹徑由下腹部移至上腹部，基部加寬加高，橢圓形實足稍外撇，胎體厚重，器型穩重大方。到了唐代以后，裝飾華麗的三彩扁壺最具有時代特色，扁壺的器型在北朝的基礎上又有顯著變化，更具時代特色，口部出現花口，大鼓肩上多裝飾兩個凸出的花葉垂卷狀或蘑菇狀雙系，最大腹徑由隋代的上腹部下移至腹中部，外形輪廓更像一個蘋果形，圈足更高，外撇，喇叭形，整個器型高大挺拔。1984年江蘇蘇州婁葑出土的三彩扁壺就是直口、細長頸、大鼓肩裝飾唐草紋垂卷狀雙系、蘋果形圓腹、高圈足外撇。唐代扁壺在隋代扁壺的造型基礎上更多具有了盛唐氣象，并衍生出雙魚形、上下兩組穿孔的背帶式等更具時代特色的扁壺器型。

圖三 邢窯遺址出土隋黃釉扁壺

二、裝飾紋樣

北朝時期的扁壺不僅在器型上完全模仿西亞的金銀器，紋飾上也是完全西化，如范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北京故宮藏的鉛褐釉樂舞扁壺以及河南洛陽出土的黃釉樂舞扁壺，主題圖案都是腹部模印一群翻領窄袖、頭戴胡帽的胡人樂舞場景，胡人、胡舞、胡人樂器，滿滿的異域色彩，但袁劍俠在《河南博物院藏黃釉扁壺的再審視》一文中認為，雖然這三個扁壺在紋飾內容上一致，但在表達方式上有區別，范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采用的是西方典型的近大遠小的平行透視原理，線條的運用也與西方金銀器人物刻畫類似，是照搬西方金銀器的階段，故宮藏的黃釉扁壺與河南洛陽出土的黃釉扁壺在人物布局、線條運用、構圖方式等方面已經初顯中原審美特征。

進入隋代以后，扁壺紋飾逐漸呈現本土化特征，葡萄紋飾的變化就是表現之一。最早的葡萄種植起源于歐洲，西漢張騫通西域以后才開始傳入我國，但隋唐以前，葡萄在中國還很稀少，還沒有成為藝術創作的對象，大多數裝飾有葡萄紋的物品都是舶來品。到了隋代，這種異域傳入的葡萄紋開始出現在中原制造的器物上，如石博藏的青釉扁壺上就裝飾有葡萄紋樣。到了唐代以后，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強，葡萄種植開始普及，葡萄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葡萄紋樣也得到更加廣泛的應用，葡萄紋開始脫離西方的色彩，一改以往的含蓄表達，更加注重寫實效果，多表現碩果累累的豐碩景象，被中國人賦予了豐收、繁茂、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葡萄紋至此完成了本土化過程，后作為傳統吉祥圖案流傳不衰。

此外，隋代以后，扁壺上逐漸增加一些雀鳥、忍冬等中國傳統裝飾紋樣，如石博藏的黃釉扁壺腹部就凸印一只展翅欲飛的朱雀。朱雀是中國秦漢以來流行的道教紋飾，是中國傳統的裝飾圖案，此時被裝飾在具有異域色彩的扁壺上，來自異域的扁壺開始“接地氣”。到了唐代，扁壺身上的異域色彩逐漸淡化，更多裝飾有中原特色的紋飾，如魚子地、龍、鳳、寶相花等，如河北廊坊文安縣唐咸亨三年（672年）董滿墓出土的三彩鳳鳥紋扁壺（圖四）腹部凸印一對高冠曲頸的鳳鳥，鳳鳥上部還有一只活靈活現的蟾蜍，周圍環繞枝繁葉茂的纏枝花卉，富麗堂皇，構圖舒朗大氣，彰顯盛唐氣象，完全呈現本土化特征和時代特色。

圖四 廊坊董滿墓出土三彩扁壺

北魏到隋唐這一時段，連珠紋的構圖方式也有一個清晰的演變。北朝時期，連珠紋同西方的金銀器一起傳到了中原地區。山西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的薩珊鎏金銀壺、河南范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以及河南洛陽出土的黃釉扁壺都是頸部一圈項鏈式連珠紋，是北朝扁壺常見的裝飾方法。到了隋代，頸部項鏈式連珠紋逐漸消失，腹部隨形開光連珠紋逐漸成為主流，石博藏的黃釉扁壺、河北邢窯遺址出土的黃釉扁壺以及陜西西安李靜訓墓出土的白釉扁壺都是腹部裝飾隨形連珠紋開光。進入唐代，扁壺上隨形連珠紋邊框逐漸減少并消失。

三、釉彩工藝

鉛釉是指以銅、鐵氧化物為著色劑、氧化鉛為助熔劑的一種低溫色釉。我國的鉛釉技術從西漢開始出現。東漢時期墓葬中出土大量鉛綠釉的耳杯、陶樓等陪葬明器，說明鉛釉陶在東漢時已非常盛行。魏晉十六國時期，北方長期戰亂頻仍，鉛釉陶生產衰微。北魏建國后，隨著經濟恢復、社會穩定，北方的鉛釉器燒造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尤其是東魏、北齊時期，鄴城和晉陽（太原）作為并重的兩大政治中心高等級墓葬如太原的徐顯秀墓、婁睿墓、安陽的范粹墓以及河北景縣封氏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鉛釉陶瓷器。北魏鉛釉器常被看作釉陶器復興的標志和唐代釉陶及三彩釉陶器的發源。

北魏后期，鉛釉器的施釉方式與以往相比又有了進一步的變化，開始出現復色釉，有些在白釉、黃釉上施加綠彩有褐彩條紋斑塊，黃、綠、褐同時使用等，如太原婁睿墓出土了一件帶有褐色和綠色條紋狀裝飾的白釉盂，安陽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綠彩長頸瓶（圖五），多色釉的出現改變了漢代以來單色釉的傳統，是裝飾技藝提高和審美趨勢改變的結果。

圖五 北齊范粹墓出土白釉綠彩長頸瓶

隋到初唐，仍然繼承南北朝時期的鉛釉傳統，多為黃釉、綠釉等單色釉。如邢窯遺址出土的隋黃釉扁壺釉色勻凈亮麗、石博藏的隋黃釉扁壺釉色發青黃，鉛釉器在北朝的基礎上穩定發展。到唐代中期以后，迎來了鉛釉器發展史上的巔峰時刻，誕生了大名鼎鼎的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種以鉛為助燃劑的低溫色釉，黃、綠、白等各色釉彩交融流淌。如連云港出土的三彩牡丹扁瓶，通體黃、綠釉相間搭配，廊坊文安縣董滿墓出土的三彩鳳鳥扁壺黃、綠、白三色釉彩裝飾，絢爛斑斕，一展大唐盛世繁華，但它們的源頭還是北魏時復興的鉛釉器。袁劍俠在《河南博物院藏黃釉扁壺的再審視》一文中指出，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館藏的隋初期綠釉扁壺與陜西合陽縣三井鄉出土的三彩扁壺在造型、構圖、紋飾等方面有諸多相似性，但后者為三彩鉛釉器，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朝時期單色鉛釉與隋唐時期三彩鉛釉的承繼關系。

四、小結

從北魏到隋唐，陶瓷扁壺走過了一個漸變的發展歷程，本文以石博所藏的黃釉扁壺為切入點，綜合分析北魏至隋唐時期各地出土的扁壺特征。在器型上，北魏時主要是模仿西方金銀器，到隋代器型變得敦厚穩重，到唐代變得高大挺拔，并衍生出雙魚形、穿帶形等新器型；在紋飾上，北魏時是對西方紋樣、構圖的照抄照搬以及逐漸在構圖中帶有中原色彩，到隋代，開始增加一些中原特色的朱雀、忍冬等圖案，西方的構圖方式消失，到開放包容的唐王朝，出現更多的鳳鳥、寶相花、魚子地紋等中國傳統紋飾，葡萄紋的裝飾也從外來的抽象表達到唐代轉為符合本地審美的寫實表現，并賦予其中國傳統的吉祥寓意。器型與紋飾發展至唐代都基本完成本土化的改造，更具時代特色和本土特征。在釉色表達上，不論是北朝的單色釉、隋唐的復色釉，還是久負盛名的唐三彩，都是北方鉛釉在不斷發展中的創新，隨著時代的發展，手工業技藝的提高，審美流行趨勢的改變，釉色表達上也有其獨特的時代特色。

文物的價值，不僅要體現當時的手工業制造水平，反映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更要通過縱向分析研究器物的來龍去脈，看到它一以貫之的傳承和獨具特色的時代特點，探究器物在時代發展中的繼承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