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深層邏輯

李 靜 侯小富

（蘭州大學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 730000）

各民族共創中華民族的過程，“主要體現在中華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參與、創建和維護了中華民族的主要結構，歷史上中華民族的活動，構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大廈，中華各民族的活動維護了中華民族內部結構的完整?！盵1]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包含密切聯系又彼此支撐的四個方面，即“基礎性穩定性結構、多元性多樣性結構、同質性一體性結構、自調性自保性結構”[1]。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是各民族在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共同建立和完善的，同時，這個基本結構也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主要推動力[1]，展現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穩定的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特點。本文就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發生、發展的語境及其內在邏輯進行分析，以期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偉大實踐提供理論支持。

中華民族是各民族長期互動交融、共同創造的產物。各民族中，漢族因“人口最多、分布地區最廣、主要活動地區最富裕，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最高，與各民族聯系最多、最密切”等優勢，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起著“凝聚核心”“基礎”和“穩定”的作用；這種情況，“說到底還是要歸結于古代各民族的活動，是中國各民族的活動共創了漢族，決定了漢族的這種地位和作用?！盵1]因此，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指是各民族在共創中華的過程中，共同團結在凝聚核心——作為多民族交融產物的漢族周圍，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維護中華民族，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長河中的穩態延續。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一方面指中華民族有深厚的形成基礎和歷史淵源，且在形成之初，就是各民族共同活動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指中華民族在發展中一直都保留著獨特且穩定的部分，使中華民族從形成到發展壯大，都擁有持續的凝聚力、自信力、發展力，保證了從漫長歲月中走來的中華民族向光明未來穩步前進。

一、中華文明史：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歷史表征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各民族在廣闊的中華大地上共同書寫而成的，具有鮮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2]?！霸诰嘟?000年前的世界各地，在一些古文化得到系統發展的地方，逐漸出現古城、古國，中華大地社會發展普遍跨入古國階段”[3](P145)。延續5000多年的文明史，構成了中華民族得以持續生長壯大的深厚沃土。這既是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持續作用的結果，同時也不斷充實與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許多部落與部落聯盟就已經出現在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地區，他們以不同文化體的形態出現在歷史舞臺，彼此相異卻又互相影響。女媧、伏羲等為代表的早期先民，炎黃、蚩尤的歷史傳說，都反映著古代中國各部落社會在向外發展過程中頻繁的交流、碰撞、融合的歷史過程，體現著華夏先民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堯、舜、禹時期各部族國家之間的密切聯系，不同部落組成的族邦聯盟，為后世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F有的考古資料也表明，起源于山東的龍山文化，與黃河中游地區的陜西、河南的龍山文化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系；位于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之間也有著密切的聯系。

夏商時期，漢族的雛形——“華夏”基本形成，其人口數量在當時各民族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呈現出明顯優勢，逐步奠定起在中華民族先民人口結構中的基礎性穩定性地位。夏商時期的朱開溝、岳石、馬橋、三星堆等早期青銅文化遺址，都描述了當時的中原夏商文化與周邊方國在文化上交往交流的繁榮圖景[4]。此時的“華夏”與周邊各民族在持續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建立起密切聯系，從族體到文化上都在不斷相互吸收、交融，至漢代最終形成漢族，奠定并不斷鞏固著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上古時期發生于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一直較完整地延續著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傳統。雖然漫長的中華文明史也曾多次面臨斷流危機，但最終都得以穩定過渡，保證了文明的延續并以更強大的姿態向前奔涌，而這也正得益于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作用。在這當中，源自夏朝，并由商周繼承的以禮制、典章為核心的華夏文明，對周邊各民族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推動著后世“大一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也推動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西周末年至春秋中期，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曾受戎、狄等部落和楚等后起文明的競爭壓力，這些競爭的結果，則均以周邊民族與華夏交融、華夏文明的實力再次壯大、基礎性穩定性結構進一步增強而告終?；仡欀腥A民族的歷史，無論是自十六國至北朝的割據政權，還是統一西夏、宋、金之后的元朝政權，又或是取明朝而代之的清政權，這些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仍在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延續著中華文明的傳統，主動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在此過程中，曾活躍一時的很多民族，其很大一部分人口也都融入漢族，使得漢族凝聚核心與基礎穩定的作用不斷增強。這些歷史進程均與中華文明強大的包容性以及各民族對中華文明這一核心的高度認同密切相關，促使各民族共同維護、發展著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鴉片戰爭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從列強環伺到日軍侵華，亡國滅種危機在百余年間不斷考驗著中華民族。優秀的中華兒女高舉中華文明的大旗，團結一致、共御外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地經受住了重重考驗。在近、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完成了從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社會制度轉變，實現了由舊社會向新時代的社會面貌轉變，最重要的是在確定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之后不斷共同團結奮斗，推動中華文明在“維持基本核心傳統”[5]的基礎上，實現更加繁榮的共同發展。

中華民族因其基礎性穩定性結構得以保持文明史的延續，與之相伴的是中華文化中語言文字和史學的持續發展。這兩者的連續性，既是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體現，也是其有力保障。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語言文字，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又在共同的使用過程中共同凝聚著中華語言文字的語義場和心理場。許多語言文字當中，自秦始皇“書同文”逐漸發展至今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發展過程從未中斷，從甲骨文到金文，從金文到篆字，從篆書到隸書，從隸書到楷書，從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整體發展過程有著清晰而完整的脈絡[6]。秦代走向統一的文字，縮小了春秋戰國以來各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后世又伴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得以推廣，逐漸成為至今仍被不同民族共同廣泛使用的文字，使各民族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成為維系中華民族的重要紐帶之一，維系著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以語言文字為基礎，豐富的史籍、發達的史學是中華文明的另一大特色，尤以時代早、延續性強以及豐富浩瀚而著稱于世。從《史記》開始，華夏周邊的眾多民族與國度被系統地納入紀傳體史書當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也被系統記錄。少數民族建立的各政權，也都系統地接受了傳統的中華史學思想，將本朝接續于歷代正統政權的序列之中，這些朝代的官方與私家的史學活動持續不斷，歷史教育和歷史認知遵從五帝、三代以來的體系，閱讀、研習《尚書》 《春秋》及一系列“正史”[7]。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體現著各民族在共創中華過程中所創造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其中既強調作為共同價值觀的“天下觀”，同時也尊重地區差異和民族差異，在這種差異性和共同性的統一之中，構筑起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每一種文明都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盵8]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長存不衰，隨著中華文明的不斷延續，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得以形成和發展，保證了中華民族的穩定性。一段完整延續的文明史，是中華民族前行的文明底蘊，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使中華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大一統”：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制度保障

中華民族5000多年而未曾中斷的文明史，是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重要體現。維系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許多因素中，各民族以“大一統”傳統為最高原則并自覺維系，從政治傳統的角度提供了制度保障。中華文明“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在世界范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在各民族共同的維護下不斷被繼承和發展?！爸腥A民族幾千年歷史發展中，雖有割據和分裂時期，但對中華民族歷史起主導作用的是大一統局面，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的基礎結構和脊梁”[9]。

在我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傳統中，既包括保持數千年的民族共存、共同發展的傳統，也包括民族文化間各具特色又共生共榮、相互交融的一體性；既有具備延續性的政治機構、體制、法律等傳統，又有基本的社會特征、社會結構和社會內容的傳統；既有對外政策的延續性傳統，又有對內傳承不斷的民族政策傳統；既有重視血緣、家族、親情的價值觀的傳統，又有以追求大一統為最高原則的傳統；各民族在這些傳統下，雖經歷分裂，但又在不斷的統一之后愈益擴大和鞏固的傳統；等等[10](P125)。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主流向來是統一，分裂始終不得人心[11](P26)。

“大一統”作為一種思想、制度和文化理念，被秦漢以來的朝代作為穩固政權、治理國家的基本理念與制度，更是中華民族堅定不移的最高價值目標，被各民族一以貫之地實踐著。秦朝首次在國家層面上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治模式，并延續了2000多年。西漢時期，“大一統”思想成為傳統儒學的內核，并以之為基礎逐漸發展成為新儒學，被古代統治階層奉為規范。在魏晉南北朝這樣分裂與動蕩的時期，也在發生著民族互動與融合，“大一統”在混亂的表象下繼續發展。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崇尚儒學，從婚姻、語言、禮制等方面改革鮮卑舊俗，進行大規模文化吸收，以“南伐蕭齊”表明其承繼“大一統”的理念和決心。隋唐時各民族來往更加密切，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更為緊密，民族互動更加頻繁深入，促使古代中國的“大一統”出現了全新局面。晚唐之后，王朝政治再次陷入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但不可否認，“大一統”仍然是社會精英的政治理想，更是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標。

元朝再次實現中國疆域之內的“大一統”，破除了“貴夏賤夷”，讓“中原和周鄰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構成等多個方面，產生了長達百年的獨一無二的大融合，促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傳統結構和狹隘觀念上的改變”[12](P120)。明清之際，統一多民族中國、“大一統”政治格局的進一步鞏固，中華民族也隨之進一步發展[13]。清朝奠定了中國的疆域版圖，鞏固了中國多民族共存的基本格局，明確了古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推動著中國作為近現代意義上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實現了更高程度的大一統。

近代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在內外交困中遭受嚴重沖擊，但“大一統”依然以文化基因與集體共識的方式為中華民族提供自救力量，在救國存亡之際發揮了重要的凝聚作用?！爸袊趦汕昊蚋嗟臅r間里，一直是一個延續不斷的概念明確的國家，在這一點上世上其他任何國家地區都無法與之匹敵。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稱作中華帝國的統一王朝時起，就一直存在著適用于治理統一中國的特殊政府形式。這個政府始終堅持一種理念，堅持全體中國人民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政府，即便沒有達成它也不放棄這一理念?！盵14](P60)

無論任何民族隔閡，都是“大一統”之負荷者[15](P2)。即便在魏晉南北朝、五代宋遼金西夏兩段分裂時期，中華民族也從未放棄統一，“大一統”理念在少數民族政治精英心中深深扎根。歷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多數都選擇在漢族士人的協助下，以“大一統”思想為政治理念，將建立統一的王朝作為自身的政治理想。十六國時期的民族政權首領，如劉淵（匈奴）、苻堅（氐）、慕容垂（鮮卑） 等，都以“中國皇帝”而自居，一心希望實現“治天下”的抱負[16](P2649)。前秦苻堅歷經20多年結束北方戰亂，但仍因未能征服東晉實現統一而抱憾， 《晉書》 記載了苻堅的愿望：“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盵17](P2914)每段“分裂”時期仍在孕育著“一統”，造就了更強烈的統一意識和更強大的統一政權，使中華民族具備了穩定長久的“統一性”。

在各民族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傳統得以發展和積淀，逐漸成為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共識與基本原則。秦朝之后的各代政權，大多繼承前朝的政權管理機構、政治體制、官員制度等，都維護和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核心政治文化。在繼承和發展“大一統”政治文化傳統中，各民族都發揮了重要作用[10](P125)?！按笠唤y”體制從政治層面保障了中華民族發展的基本穩定，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政治依托，推動著中國疆域的拓展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成為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制度保障。

三、多元一體文化：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認同內核

中華文化在各民族文化的多元融匯中繁榮生長，“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8](P252)，各民族共創的中華文化反映了中華文明在多元融會基礎上的總體走向。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最深層次、最主要的內在紐帶”[1]，保證了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持續發展。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在顯性層面的多元性特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而隱性層面則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一體性特征的主要基礎和內涵。正因如此，各民族在不斷交流、融會、繼承中共同發展起來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認同內核。

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既體現于中華民族的各個發展階段，同時在各個階段發揮著強化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作用。在起源與孕育階段，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銅文化區系類型體系的復雜性和發展不平衡性，表明中原文化不是中華文化的唯一來源，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模式是多元一體的?？脊叛芯堪l現，早在新石器時期，我國就存在著不同的文化區[19]，不同文化類型接觸之后，相互碰撞、分化、交融，表現出一體性的特征。最晚從二里頭文化時期開始，以夏商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地區便成為凝聚周邊文化的核心，像滾雪球般不斷向外擴展傳播并吸收融合，最終形成以中原文化為凝聚核心的文化體系，為秦始皇在政治上達成國家統一奠定了文化根基[4]，也構成了多元的中華文化走向一體的基礎。

鴉片戰爭前，各民族都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自在發展階段中作出了貢獻，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各民族在經濟、語言、習俗等方面的差異，無不體現出我國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活動過程中，相互影響、彼此借鑒、共同進步，形成了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不同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相互借鑒吸收的文化互融局面。如7世紀，唐朝和吐蕃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互動，促進青藏高原文化系統與中原文化系統的交往交流交融。白居易詩云“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20](P82)，描述的就是吐蕃的“赭面”與“椎髻”的裝扮傳入京城，為唐代的長安婦女們所喜尚仿效；中原文化也在吐蕃流行傳播，據《西藏王臣記》記載，“文成公主從內地招來眾多能工巧匠，修建熱莫切神殿”[21](P29)，該神殿的建筑風格便糅合了中原風格。

作為內在精神力量，文化自覺是實現民族文化繁榮發展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基礎，一直蘊含在中華民族綿延不斷的民族精神之中，促使中華民族在近代實現從自在階段到自覺階段的轉變。在自覺階段，我們一方面仍然能夠感受到各民族獨具特色的文化禮俗，這是中華文化在歷史演變中的積淀；另一方面則是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進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為社會各界所重視，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文化認同內核更加牢固。這一過程體現了中華民族繼承和創新中華文化的文化認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作為認同內核的中華民族文化夯實了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使中華民族在當今全球化的浪潮下和文化多樣化的挑戰沖擊下，得以保持文化生命力與發展穩定性，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精神動力。

兼容并蓄是中華文化的又一鮮明特點，各民族在文化、經濟、精神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鞏固著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儒家文化以世俗倫理道德為特征，偏重文治、注重道德，具有明顯的包容性、溫和性和實用主義色彩。故而各民族政權對儒家文化產生認同，自覺接受并推崇儒家思想，促使各民族“加強了以漢文化為主導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交流和共存”[1]，共同創造并維護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儒家文化固然相對系統完備，卻也表現出拘謹、世故、遲暮的文化性格，以至于缺乏活力。每當儒家文化過于“遲暮”之時，周邊各民族的文化便為儒家文化帶來新氣息，壯大儒家文化的實力和凝聚力，共同推動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向前發展。

以中華文化的包容性為前提，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實現互相認同、互補互嵌、兼收并蓄，造就了各民族在歷史舞臺上“你來我去，我去你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共同壯大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也造就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為中華民族的穩態發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質條件和心理條件。

四、民心相通：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的深層滋養

中華各民族在共同的歷史命運和共創中華的實踐中，加深了彼此在心理上割舍不斷的內在聯系[22](P10)，形成了以尊重包容、互補互惠、互納共享為突出特點的價值取向，集中體現了各民族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認同。在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基礎上，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不斷增強，對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多元一體文化格局中，各民族在心理結構上的尊重、包容、共享、互納，能夠在更深的層次上維護和滋養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交往是發生在個體之間、群體之間的一種普遍的人類心理與行為，是一種有著內在聯系的、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序列”[23](P53)。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觸交往中，互相尊重包容、增進了解，進一步拉近雙方的心理距離。以我們在新疆吐魯番的調研為例，當地的漢族和維吾爾族各自擁有不同習俗，而在節慶中卻互相參與問候，體現了二者互相尊重包容的交往心理。每年農歷新年，維吾爾族攜帶自制的馓子、烤馕等特色點心，上門對漢族友鄰表示祝福；每逢古爾邦節、肉孜節等節日，維吾爾族也會邀請漢族共度佳節。這樣的交往過程使雙方實現了物質交換和情感交換，為彼此帶來贊同和尊重[24](P169)。節日為表達民族情感提供了場域，雙方對彼此節日、習俗、文化的認可和尊重，促進了雙方的友好交往。各民族之間的良性互動所催生的積極情感體驗能夠更好地推進民族交流交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鞏固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各民族因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交往交流，反映了互補互惠的交往心理。民族經濟交往以各民族經濟類型的互補性為前提，互通有無，在資源的互換中互利共贏?！拔覈鴥鹊囟嗖枭亳R，北方及西北地區多馬無茶，故而以茶易馬或以馬換茶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貿易形式?！盵25](P98)伴隨著茶馬貿易的開展，不同民族之間開展了深度交往交流?，F代高度發展的地區貿易與物流體系，進一步便利了各民族間的經濟交流。以甘南藏族和回族的經濟交流為例。當地藏族畜養牲畜，生產牛羊肉、奶制品等畜產品，滿足日常所需后的富余則由回族進行買賣流通，后者在經濟貿易中充當了牛羊屠宰及買賣的商業角色；半農半牧區的藏族還通過農產品的交換以補生活所需。各民族互通有無，實現資源交換。前文提及的新疆吐魯番地區農戶，漢族多種植西紅柿、辣椒等蔬菜，維吾爾族主要種植葡萄、小麥、高粱等作物，漢族會將部分蔬菜低價出售或贈送給當地維吾爾族，而維吾爾族則會將葡萄等水果回贈漢族農戶。在吐魯番推廣大棚蔬菜種植過程中，擅長種植葡萄的維吾爾族向漢族學習如何種植蔬菜。雙方在生產勞動中民心相通，相互學習，互惠互利，共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夯實民族團結心理的物質基礎，鞏固著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民族交往與民族交流是民族交融的前提，是在長期的交往交流過程中實現文化上的共享、心理上的接納。以風俗習俗為例，風俗習慣是民族心理的重要外在標志，習俗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結果，也是文化共享的體現。我國西北部廣泛傳唱的“花兒”主要由甘、青、寧三地的漢、藏、回、保安、東鄉、裕固、撒拉、土、蒙古等民族共創共享[26]，被西北廣大民眾稱為“心上的話”?！盎▋骸碑a生和發展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社會背景下，伴隨各民族接觸互動日漸頻繁，“花兒”也受到各民族的特色民歌、民族語言、特色習俗等元素影響，成為擁有多個民族特色的用漢語方言共同傳唱的民間歌曲?！盎▋簳币渤蔀樗麄児餐瑧c祝的節日，在共同參與慶?；顒拥倪^程中，相應的民族再次增進了解，拉近心理距離?！懊褡褰蝗诓粌H是結果，也是一種過程”[27]，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作出的選擇，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一種基于文化共享和心理接納的“無意識間”的“從心從俗”的選擇，表明了民族間認同感和同理心的增強。各民族在不同層面的交融增進民族認同，強化民族團結心理，從心理層面使中華民族基礎性穩定性結構不斷得以鞏固。

“多元”兼容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文化根源動力，“一體”則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潮流與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共識[28]。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心理層面的共通互納，加強了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心理自覺”，增進彼此認同，體現了各民族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從更深層次上鞏固和滋養著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

五、結語

生息繁衍于中華大地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這一穩定的命運共同體，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結構。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與變化，但其內部主要形態保持著基礎性穩定性結構。這種基礎性穩定性結構，體現于歷史上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心理層面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體現在各民族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和壯大，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穩態發展。在此過程中，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因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傳統、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共同心理而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由文明體延續、政治、文化、心理四個部分層層交織與組合而成的一個完整結構，它的存在使中華民族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紐帶變得更加牢固。這種結構是前人留下的豐厚遺產，也是當前我國在面臨世界大變局中的巨大發展優勢，為各民族在新時代繼續開展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文化和心理基礎，也奠定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基礎與現實根基。

在延綿數千年的歷史互動中，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穩定性結構持續推動各民族政治上追求統一、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親近，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創造了有利條件。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要從基礎性穩定性結構出發，遵循中華文明發展的基本脈絡，堅定維護祖國統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加強民族團結，注重文化引領，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促進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