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進民族工作須加強民族理論創新

周 平

（云南大學，云南·昆明 650091）

黨的二十大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部署，在將黨和國家的工作朝著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聚焦的同時，凸顯了民族工作改進的緊迫性，進而將民族理論創新問題提升到了國家治理和發展的突出位置。

一、時代提出了改進民族工作的要求

黨的十八大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際，國家決策層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中國的建設、治理和發展注入了新的內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彰顯了通過有效的國家治理而推進國家發展的決心。在此背景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便與國家治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了國家治理和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黨的十九大不僅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列為會議的主題，而且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定為國家發展的根本目標。

對于國家的治理和發展來說，目標的指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我國的國家發展目標表述，最終都落腳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強國”目標表述大體一致。中國經濟總量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后，國家決策層便在新時代開啟之時于強國目標的基礎上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國家發展目標增添了一個文化性、歷史性、道義性的表述，使國家發展目標的表述更加豐富、更加完善也更加具有中國特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被確定為國家發展目標，中華民族便成為了國家發展的主體，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升。中華民族既是全體中國人組成的國民共同體，又是由56個民族凝聚而成的多民族聚合體。國內各個民族之間的關系，關乎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也關乎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的協調和凝聚，進而關乎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中華民族成為國家發展主體，也將國內民族關系問題突出到了國家發展總體進程的重要位置。因此，以處理國內各個民族之間關系為根本任務的民族工作，與國家發展進程和目標實現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并且必須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在此條件下，民族工作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推進的格局逐步形成。2014年召開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并沒有延續前兩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而是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來統領和論述民族工作，將民族工作納入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軌道。黨的十九大進一步作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戰略部署。隨后，根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而構建新的歷史敘事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和工作體系的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民族工作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進一步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立為民族工作的主線，民族工作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開展的局面進一步鞏固。這一系列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進行的調整，將民族工作推進到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機結合并提供助力的軌道。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要全面推進，而且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推動力，從而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一步地融合到國家治理和發展的總體進程中，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出了更高和更實的要求，從而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向了新的階段。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新階段，對民族工作的要求進一步提高。民族工作既要立足當前，著力防范化解民族領域風險隱患，也要放眼未來，進一步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56個民族之間的新型關系。民族工作要適應新的形勢和國家發展目標，以及黨的任務新要求，簡單地談加強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對其進行改進，通過對民族工作的取向、機制和方式的改進，增強民族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才能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大助力。

二、改進民族工作就須創新民族理論

民族工作的改進，必然地牽涉到民族理論創新的問題。民族理論的創新，既是改進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民族工作得以改進的必要條件。這是由民族理論的本質、民族理論與民族工作的有機聯系及其功能所決定的。

中國具有特定內涵的民族理論，是對國內民族關系及民族問題的認知和應對方式的理論論述，由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中的表述、黨和國家相關文件的論述，以及理論界的相關論述所構成。它們由核心到外圍而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既體現著黨和國家的基本觀點和主張，也體現著理論界的基本看法，具有突出的時代色彩，不但對民族政策的制定、闡釋和執行發揮著深刻影響，而且與民族工作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的民族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而形成和發展。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情況看，民族理論的論述總體上圍繞著國家治理的觀念、思路和方略而發展，并在此過程中不斷增添新的論述，不同時期的民族理論有不同的內容和特點。民族理論在不同時期的民族工作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過，這樣的民族理論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出之前就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并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并沒有中華民族的論述。

對于中國的民族理論來說，中華民族論述缺乏所產生的影響是根本性的。中華民族從悠遠的歷史中走來，經過辛亥革命后的現代構建過程，在新中國成立時成為了一個現代民族。這樣的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具有國家的形式，包含著國內的各個民族，是一個國內各個民族凝聚而成的有機整體。經過新中國的民族識別而確定的56個民族，則是中華民族的組成單元。中華民族與國內各個民族這樣一個整體與組成單元之間的關系，不僅突出了中華民族作為整體對組成單元的影響，也決定了中華民族的論述對各個民族及其關系的論述具有總體規約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民族由于各種原因而被虛置進而逐漸虛化，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理論中沒有中華民族的論述的現象就出現了，甚至憲法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中華民族”概念。在缺乏中華民族論述的整體約束的情況下，民族理論便朝著突出各個民族的特點和權益的方向發展，進而導致民族關系中差異性的強化和固化。中國夢的提出，尤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了國家發展目標后，這種狀況才逐步發生改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確定為民族工作的主線后，中華民族的論述在民族理論中確立了主導地位。

但是，傳統的民族理論不僅在長期的發展中具有了豐富的內容，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內在邏輯和體系化，其主要內容尤其是對若干基本問題論述的調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在民族理論中處于主體地位的大多數論述，與國家決策層提出的重大論斷之間存在距離的問題突出地存在。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個重大理論創新所作的解讀和論述，就由于缺乏恰當的理論工具，而以民族團結理論來進行論述。于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個重大命題，就在不經意間轉換成為了民族團結問題。雖然這兩個問題高度相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現離不開民族團結的加強，但它們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否則就沒有必要在民族團結講了幾十年后還要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了。民族理論內部的這樣一種結構性問題，不僅影響了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闡釋，也將民族理論存在滯后性的問題凸顯了出來。

民族理論“現有”與“應有”之間存在差距的問題，凸顯了民族理論創新的必要性。民族理論創新的根本要求是，根據黨的十九大以來尤其是黨的二十大作出的部署，圍繞中華民族復興而對民族關系中的若干重大問題、基本問題、根本問題進行全面的論述，處理好各個民族間的差異與共同性的關系，進而重塑有效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理論。

三、民族理論創新中的幾個關鍵問題

民族理論要達成這樣的創新目標，在推進的過程中不僅涉及對原有理論中那些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求不符，或未體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求的內容進行必要的調整或改進的問題，也涉及根據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對民族、民族關系、民族問題治理中出現的新問題形成新的理論論述，同時還要將這些論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體框架中進行整合，增強各個部分、各方面論述之間的一致性，在提高各個部分之間自洽性的基礎上實現理論的體系化。

顯然，這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工程，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和持之以恒的長期努力。但是，這樣一項結構性、整體性的工作要在逐步推進中產生實效，抓住某些根本性從而能夠對整體產生影響的問題，根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而對其進行準確的論述，就顯得十分必要。如此一來，便會將一些重要的問題凸顯出來，進而成為導致或促進整體改變的抓手。

第一，要對當代中國民族關系的結構和性質進行準確論述。今天中國民族關系較之其歷史的狀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最大的特點在于，各個民族皆是由特定的歷史文化而組成的共同體，不但已經深深地融入中華民族并以中華民族的組成單元而存在，而且已經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關系。因此，各個民族都不是nation-state 之nation，它們之間并不是各自獨立更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既不能援引針對nation的理論來進行定位和論述，也不能鼓勵和引導各個民族按nation的規格進行論述和自我塑造。民族理論要對此有清晰的論述。

第二，要對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等基本原則進行新的闡釋。作為多民族國家，國內各個民族之間的平等、團結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原則十分必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論述在民族理論中處于重要位置。但是，國內各個民族的平等、團結的關系，也有一個從什么角度進行定位和論述的問題。今天，必須將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置于中華民族整體中，從中華民族的組成單元的角度進行論述，而不能援引西方流行的族際政治理論進行論述，更不能將其抽象化、絕對化。

第三，要對民族區域自治進行完整、準確的論述。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兼具黨的政策和國家制度的雙重性質，相關論述在民族理論中處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影響。民族區域自治的關鍵是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但根本目的卻是促進和鞏固國家的統一，由此形成的完整的制度倫理構成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本質要求，因此，對民族區域自治的論述不僅要全面完整，充分體現民族區域自治的本質要求，而且要根據這樣本質要求而不斷賦予民族區域自治新的功能，同時也要對各種有悖制度倫理本質的理論保持警惕。

第四，要對依據西方族際政治理論進行的論述進行必要的反思。然而，中國的民族和民族關系與西方國家的族際關系具有根本區別，西方的族際政治理論導致的負面影響越來越突出，并在西方國家引起了理論反思。盲目援引西方族際政治理論來論述中國的民族關系和應對方式，必然給中國的民族理論造成深刻的負面影響，因此，在民族理論創新中對以西方族際政治理論進行論述的內容進行反思，就成為值得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