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研究
——基于新內生動力機制的建構視角

白雪軍

（陜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西安710119；寧夏大學 新華學院，寧夏·銀川750021）

鄉村振興是一個復雜性、系統性工程，涉及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等五大振興系統，且各個子系統之間互為依托，相互影響，是鄉村振興的內在實現機制和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研究民族地區鞏固脫貧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問題，不僅要在宏觀上掌握其運行規律，而且還要在微觀上厘清其作用機理。一方面，民族地區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實現向鄉村振興的轉向，不僅要依靠外生動力機制問題，還要通過挖掘民族地區自身的發展潛力，激發其內生動力機制問題。另一方面，民族地區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關鍵要突出農民主體地位，發揮其潛在發展能力，實現其思想認識的轉變。農民的潛在發展能力就代表一種內生動力，激發農民實現自我發展的積極性要比政府直接的政策供給本身更有效?；诖?，本文以“新內生動力機制”的理論建構為依托，探索民族地區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具體動力機制，對促進民族地區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內生動力機制的基本內涵

與“內生”有關的研究由來已久，而“內生發展理論”最早來源于日本社會學家鶴見和子在1975年提出的“內生式發展”這一概念。她將其定義為一種由各地區人民自主發展，以當地的自然生態、文化傳統為基礎，整合外來的知識、技術和制度，從而滿足所有群體的衣食住行及醫療等基本需求的社會發展過程理論[1]。與此同時，瑞典Dag Hammar skjêld財團在聯合國的一篇關于“世界的未來”報告中提出了“內生式發展”的概念，并將其概括為由社會內部推動、消除絕對貧困、自力更生、保護生態和促進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發展理論[2]，至此，“內生發展理論”基本形成和確立。隨著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程度不斷加深，學者們后來逐漸認識到，“不能單純強調外生或內生發展模式”[3]。因此，英國克里斯托弗·雷提出了“新內生發展理論”[4]，將社區的發展與外部機遇相聯系，倡導要在維護本地文化觀和世界觀的基礎下，充分運用外部資源、知識與力量，激發發展潛力，形成內部系統和外部網絡相融合的理論主張。

基于對學者們已有研究的梳理和總結，本研究提出的“新內生動力機制”在借鑒、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其基本內涵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民族地區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不僅要擺脫單純依靠諸如政府政策、資金、外界幫扶等外生力量，還要突出和激發其自身發展潛力。在發展動力上既要注重外生動力機制的作用，還要探索新的內生動力機制的影響，如資源稟賦、激勵機制、創新能力等因素，使其共同作用形成促進民族地區發展的“新內生動力機制”。二是民族地區實現從脫貧到鄉村振興的轉向，關鍵要實現發展的科學性，可持續性和穩定性。當前，民族地區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要實現鄉村振興，不僅要突出“新發展理念”，還要在其指導下有效利用民族地區現有資源和條件，進一步形成內外統一，上下協調的“新內生動力機制”，進而推進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三是民族地區的發展是以民族地區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關鍵要形成促進其發展的“新內生動力機制”，既要突出個體主觀能動性，又要實現個體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和角色定位的轉變。因此，“新內生動力機制”既包含“輸血式”的外生動力機制，即由政策供給、科技創新等因素引發的動力機制，也包括“造血式”的內生動力機制，即由資源稟賦、社會治理、利益聯結等因素激發的動力機制，這些由內外因素構成的動力機制共同構成“新內生動力機制”的基本內涵。

二、建構新內生動力機制的現實意義

民族地區作為我國鄉村振興的重點目標區域，因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仍然存在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和貧困反彈的潛在可能，因此，通過建構新內生動力機制，形成多樣化的選擇，是促進民族地區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和保障，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途徑。

（一） 推進鄉村振興的客觀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強調“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5]。2018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進一步明確，到2035 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性工程，涉及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五大領域，涵蓋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目傮w目標。根據《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 總體安排，伴隨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和小康社會的實現，鄉村振興各環節、各領域均取得突破性進展，民族地區在實現了整體脫貧的基礎上積極轉向鄉村振興。與此同時，民族地區因資源稟賦、區位條件、治理能力、發展水平等條件的制約以及科技、人才等因素的影響，鄉村振興在推進中仍然面臨一定的困難。一是民族地區鄉村產業發展整體落后，種類單一。因自然地理條件等客觀因素的制約，農村主要以種植、養殖業為主，這些產業的突出特點是產品附加值低，生產成本高，收益低，加之民族地區農民的種植業、養殖主要滿足家庭消費，個別家庭雖然發展相關產業，但無法形成規模效應，不具備發展帶動能力。因農業收入來源有限，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往往選擇外出從事服務業或商業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鄉村產業的發展。二是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整體脆弱，災害頻發。我國民族地區既是生態脆弱區，又是資源富集區，大部分處于地貌復雜、氣候多樣、自然災害頻發多發的地區，環境承載能力弱，治理難度大，成本高。同時，民族地區是我國生態功能重點區、資源涵養區和水系源頭區，是國家生態的安全屏障。據統計，民族地區有328個縣（旗） 位于22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涵蓋了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和生物多樣性四種類型，占民族地區總面積的48.5%[6]。因此，民族地區在發展中重開發輕保護、重生產輕治理的現象對推進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產生了消極影響，甚至起到阻礙作用。三是民族地區高素質人才匱乏，創新力弱。人才是鄉村振興的根本，更是民族地區創新發展的動力。民族地區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高等教育發展規模小，水平低，人才隊伍建設整體落后，高素質人才尤其匱乏，表現為穩才難，引才難，而具有一定能力和水平的高素質人才留下來在農村工作更難。因此，民族地區推進鄉村發展，實現鄉村振興，關鍵要立足自身的現實條件，不僅要充分利用外生動力機制為民族地區鄉村振興助力，還要進一步挖掘其自身資源和潛在優勢形成多元的內生動力，只有內外結合形成的新內生動力機制，才能形成促進鄉村振興的合力。

（二） 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保障

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物質的、精神的以及社會需要的綜合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將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主要目標。毛澤東指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實現國家的富強，“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7]。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8]。習近平強調“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9]。鄉村振興是“引領、引導、帶動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邁向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10]。我國民族地區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在物質基礎上達到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要在精神層面上具有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就現實而言，民族地區只有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才能不斷推進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在鄉村振興中采取異于打贏脫貧攻堅戰時期的工作模式與動力機制。而舉全國之力，集全國資源，依靠外生動力機制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式只能解決一時之需，無法突破長遠之困。就民族地區的發展現狀來看，雖然所有少數民族家庭摘掉了貧困的帽子，但因民族地區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各少數民族之間依然呈現出發展不平衡性，少數民族內部依然存在返貧的影響因素，這將制約民族地區共同富裕的實現。而民族地區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解決民族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要求民族地區要積極發揮“新內生動力機制”的作用，既要抓住政府政策、資金等外生動力的支持，還要激發自身潛在能力，形成長效的內生發展機制。其次，民族地區的共同富裕，不僅要關注物質財富，更要追求精神財富，而物質和精神的富裕都要通過“新內生動力機制”的激發來實現。

（三）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途徑

習近平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11]。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來看，一是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是要將民族地區的發展與國家的整體發展有機銜接和有效融合，其核心要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有效推動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和民族地區人的全面發展。二是民族地區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有效推進鄉村振興是進一步“加深多民族成員之間的互聯互通，更好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2]的關鍵保障。三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進一步凝聚民族地區各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以及民族地區發展與國家整體發展之間的現實基礎。

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鄉村振興之間的作用機理來看，一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利于激發鄉村廣大干部群眾的內生動力，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障，有效推進鄉村振興戰略”[13]。二是鄉村振興的實現，不僅能夠解決民族地區的鄉村發展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共同富裕，而且是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保障和精神動力。三是在實現基礎上，一定的物質基礎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條件。當前，民族地區正處在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到鄉村振興的轉向銜接階段，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規模性返貧仍是重點，強大的物質基礎保障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而實現的途徑要通過新內生動力機制來發揮作用。

三、新內生動力機制的建構與選擇

民族地區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關鍵要形成能夠激發民族地區發展的新內生動力機制。而我國民族地區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資源稟賦各異，因此，新內生動力機制的建構和選擇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科學分析，綜合應用，尤其要根據民族地區的特點和發展現狀，分級分類制定和實施。

（一） 政策供給：輸入型動力機制

民族地區因發展的特殊性和現實性，政府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征程中，政府通過制度設計，政策支持，監督管理和組織實施，在世界減貧史上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

當前，我國實現了全面小康社會，有效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在民族地區，其自身發展的不穩定性和不充分性依然突出，返貧的潛在風險依然存在，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薄弱，資源稟賦、區位優勢等潛在發展能力欠缺的民族地區仍然存在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因此，這類地區要實現從脫貧到鄉村振興的轉向，關鍵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使其發展突出科學性，呈現穩定性與可持續性。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的政策主導與職能發揮是重點，因此，要建構由政府政策供給引致的“輸入型動力機制”。輸入型動力機制，一方面，要發揮政府在鄉村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既要注重在政策和資金上向發展困難的民族地區傾斜，又要注重對缺乏發展動力的特殊家庭或群體的兜底保障，確保不出現規模性返貧。另一方面，政府還要運用政策手段和管理職能對缺乏發展能力的少數民族群眾進行技能培訓和教育引導，使其初步具備能夠實現自我發展的內生能力。在實踐中還應厘清政府職能的“邊界”問題，既不能越位于農民本身，也不能缺位于職責范圍，不但要避免“包辦”“代辦”等違反農民意愿的決策，還要杜絕因助長了農民“等靠要”的思想而限制了農民主體性作用的發揮。因此，輸入型動力機制是在確保農民發展主體前提下的動力機制，而不是單純強調政府的單一主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族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得益于政策的幫扶和支持。尤其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政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F階段，民族地區要實現新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傾斜，尤其是在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依然需要借助輸入型動力機制的作用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并進一步實現向鄉村振興的轉向。但輸入型動力機制的選擇并不意味鄉村的發展完全依靠政府，而是要根據具體情況分類施策。一方面，對發展能力強的鄉村，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引導和監督。另一方面，對發展能力弱的鄉村，政府可能承擔著更多的發展義務，甚至更多的支持幫扶責任?？傊?，以政策為主導的輸入型動力機制，要視民族地區發展現狀精準施策，做到既要有為，又不越位。

（二） 創新發展：驅動型動力機制

民族地區實現脫貧意味著民族地區的發展邁向新的階段，民族地區貧困治理模式與目標發生了新的轉向。在這一背景下將新發展理念與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有機融合，突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前提。創新發展立足民族地區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平不高、體制機制不活的現實，解決民族地區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屬于驅動型動力機制。驅動型動力機制注重貫徹新發展理念，運用現代科學和信息技術手段，創新發展機制，優化發展模式，從民族地區內部激發其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一是充分發揮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和創新成果優勢。民族地區的發展離不開創新成果的應用和創新手段的開發，尤其要將現代科學技術手段作為驅動型動力機制的重要載體，不斷激發民族地區內生發展的能力。二是創新組織引領。鄉村振興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重大戰略安排，而推進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基層黨組織的創新與引領。創新組織引領，要在制度設置上創新工作機制，突出黨組織對人才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尤其要主動吸引和接納鄉賢、能人等積極加入黨組織，使他們成為鄉村振興的主要力量；要在工作模式上求新圖變，有效激發廣大農民主動參與，積極謀劃鄉村發展，為鄉村振興建言獻策，使廣大農民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主人和推進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三是突出制度創新。一方面，要在農村改革發展進程中創新和優化民族地區有關制度，尤其要加大對農村宅基地制度、土地流轉制度運行機制的創新與改革，使其更加有益于促進農民增收和鄉村發展。另一方面，要探索推進民族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要繼續破除制約民族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二元結構，建立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與平等交換，城鄉公共資源均等配置與合理分配的制度性因素，形成推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制度保障。

創新發展引致的驅動型動力機制是民族地區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選擇，是構成新內生動力機制的關鍵。民族地區只有不斷創新才能激發自我發展的內在潛力，才能打破民族地區發展瓶頸，才能形成推動其發展的驅動型動力機制。驅動型動力機制往往作為推動區域發展的主要手段，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但是在實際應用中還應注重考察民族地區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條件，尤其要立足民族地區自身發展實際，選擇具有創新途徑和科學依據的具體方法激發民族地區的發展，避免因盲目求進而損害農民的利益和民族地區健康發展的機會。

（三） 資源稟賦：開發型動力機制

民族地區既是發展的貧困區，又是資源的富集區。占國土面積64%的民族地區蘊含著豐富的自然礦產資源、民俗文化資源和特色旅游資源，這些資源的富集與開發為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提供了潛在的內生動力。據統計，西部民族地區的鈦、鎳、天然氣、釩等分別占全國儲存量的90%以上，而新疆已查明的金屬礦藏就有31種，占全國總比重的32%[14]。民族地區的旅游資源也十分豐富，民族8省區2019年接待國內外游客總數23.26億人次，人均接待游客次數為11.5；當年的旅游總收入為43071.75億元，相當于地區生產總值的40%和地方財政預算收入的4.2倍[15]。然而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過去因盲目開發，對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一定負面影響。截至1999年，西部（除貴州和西藏外） 因礦產資源開發而破壞的土地面積累計達到181萬公頃，其中林地占16. 3%，草地占8. 6%，耕地占8. 0%[16]；廣西的東興和憑祥（屬邊疆民族地區） 因土地的過度使用，曾出現了土地嚴重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17]。一些民族地區也因忽視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傳承與保護，缺乏對特色旅游資源的創新與發展，使民族地區失去了潛在的發展機遇和動力。

當前，民族地區正處在“鞏固”與“銜接”的過渡期，合理規劃、科學運用民族地區的資源稟賦，將潛在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科學的發展優勢，形成發展合力，是開發型動力機制的內在要求。一是開發型動力機制強調綠色發展，科學發展。無論是何種資源形態，在開發利用過程中決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曾經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方式給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帶來了巨大挑戰。生態環境問題的影響和危害是系統性的、全方位的。要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突出綠色發展、科學發展是民族地區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生態宜居目標的前提與保障。二是開發型動力機制倡導合理開發，重點保護。民族地區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和旅游資源，但在長期的開發利用中曾因疏于保護和管理，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破壞性開發的現象，一度失去了發展優勢。因此，民族地區要充分發揮好開發型動力機制的作用，在開發利用中做好保護和傳承，堅持以生態優先、綠色驅動的高質量發展之路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鄉村振興。

民族地區因發展水平和條件的不同，在開發型動力機制的選擇上要合理區分，科學規劃。一方面，對具有資源優勢的民族地區要突出發展的可持續性，既要合理開發，也要科學保護，使資源優勢源源不斷地轉化成區域的發展優勢。另一方面，對缺乏資源優勢或資源優勢不明顯的地區，要重點挖掘其潛在的發展能力，開發其發展潛力，最終將發展潛力轉化為發展成果。同時，也要避免盲目的和不切實際的開發利用對資源造成的浪費和對地區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四） 多元治理：效能型動力機制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和基本目標。民族地區大多呈現為“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點，多民族聚居是鄉村治理面臨的基本形態，同時因各民族風俗習慣不同，文化傳統各異，發展程度不一等特征，民族地區的鄉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復雜性、特殊性，更具挑戰性。因此，構建多元治理體系，形成多元治理格局是民族地區提高鄉村治理效能、激發民族地區發展潛力、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內在動力，屬于效能型動力機制。一是效能型動力機制突出民族地區鄉村治理的科學性和高效性?？茖W性和高效性是民族地區實現治理有效的前提。從民族地區自身發展的現實來看，因歷史傳統、自然條件、文化習俗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民族地區的鄉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對實現有效治理形成了一定的挑戰。一方面，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工業化以及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民族地區的一些村莊也出現了“空心化”現象，這在一定程度加劇了治理的難度。另一方面，因民族地區傳統習俗、生活習慣、族規祖訓等因素的影響，也制約了鄉村治理的科學化實施。二是效能型動力機制突出民族地區鄉村治理的主體性和發展性。民族地區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積極發揮各民族群眾的主動性，有效凸顯其主體性地位是關鍵。要將建立健全村民訴求表達機制、事務協調機制和利益保障機制作為民眾參與鄉村治理主體性表達和發展性實踐的重要途徑。民族地區鄉村治理更要突出治理的科學性和高效性，要將民族地區傳統習俗、族規祖訓中科學的成分融入到鄉村治理中，形成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互嵌的多維治理途徑；要充分調動民族地區優秀黨員、鄉賢能人、致富能手等“關鍵少數”，使其主動投身鄉村治理工作，形成民族地區鄉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使廣大群眾真正成為鄉村發展的參與者，鄉村治理的實踐者和鄉村振興的受益者；要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多元治理體系，促進民族地區實現有效治理。

多元治理體系下的效能型動力機制是民族地區實現從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到鄉村振興轉向的基礎。效能型動力機制在有效推動民族地區科學化治理水平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前提下突出民眾參與鄉村治理的主體性。通過效能型動力機制的選擇，使民眾自覺成為鄉村發展的真正主人。

（五） 利益聯結：激勵型動力機制

利益聯結“能夠化解農戶特別是貧困農戶在產業發展上面臨的市場失靈問題，使他們獲得貢獻與分享‘合作剩余’的機會”，它不僅使“相對貧困農戶實現階層躍升”[18]，而且通過利益聯結機制，結成利益共同體，形成激發其創造自身價值的主動能力和內生動力。在脫貧攻堅中，政府通過采取精準策略，由政策供給引致的輸入型動力機制實現了對民族地區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在實踐過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是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而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政府的施政邏輯要發生偏轉，民眾參與的事實要從被動轉向主動。這一目標形成的關鍵在于建立與農民自身利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形成由利益聯結遷移的激勵型動力機制。

由利益聯結遷移的激勵型動力機制，一方面，經由市場行為，建立利益攸關方，通過分享“合作剩余”形成對利益成果的占有。這種利益聯結的媒介，可以由實物價值媒介、政治權力媒介和資本資源媒介等組成。其實現途徑，一是要建立利益分配、利益保障和利益調節的激勵和約束機制[19]，使利益相關的主客體之間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二是要建立“共擔、共享、共贏”的產業發展促進機制，通過“農業+”“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途徑實現利益聯結的實體效應，促進農戶收入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通過組織再造，形成農戶與組織，農戶與農戶，組織與組織間的良性互動。組織再造是指因社會結構分化的影響，現有組織功能趨于失效，為保障運行穩定，對其功能和結構進行組織化改造和功能秩序的重塑[20]。民族地區通過脫貧攻堅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通過發展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而民族地區已有的社會組織與結構在現有物質條件變化遷移中不斷分化并與現有社會關系形成一定矛盾，實現民族地區鄉村組織再造，對理順民族關系，整合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推進鄉村振興，夯實黨在民族地區的執政基礎具有重要價值。因此，農戶與組織，農戶與農戶，組織與組織之間只有形成內穩機制，才能促進民族地區鄉村振興，而這種內穩機制作用的關鍵是激勵型動力機制的發揮。

利益聯結遷移下的激勵型動力機制是民族地區實現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自穩器”，民族地區的發展只有同農民自身的發展結成利益共同體，建立具有多方約束和激勵功能的利益聯結機制，才是激發農民發展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內生動力，是推進民族地區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邏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