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三翼：物象·傳通·寓意

納日碧力戈 陶染春

（復旦大學 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上海 200433）

漢字六書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是漢字的構造法，根據許慎《說文解字·敘》：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象形、形聲描摹物象，指事、會意傳通比類，轉注、假借寓意俗成，可進一步歸納成為根據皮爾士指號三元[1]推演變通而出的“漢字三翼”，即物象、傳通、寓意。物象翼、傳通翼、寓意翼等“漢字三翼”反映了古代中國的指號三元思想，與皮爾士的指號學理論存在某種古今交融、中西互通的重疊，雖然不存在繼承與借鑒的關系，更談不上分析方法上的巧合，卻足以呈現人類心理的一致性?！皾h字三翼”交互重疊，關聯遞進，渾然一體，成就了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中國漢字文化，而底蘊深厚的漢字文化也為中華文化打牢了根基。

一、漢字第一翼：象形的物象呈現

英文、法文、德文等印歐文字屬于拼音文字，漢字屬于“拼形”文字[2]。漢字的象形方面重視覺，描摹形狀，“畫成其物”，如“日”，如“月”。日圓月缺，圓圈中間畫一筆為“日”，半圓形為“月”。古人“觀物取象”，“由人及物”“亦人亦物”“由物及人”[3]，這種“觀物取象”傳統，早已沉淀在《易經》之中“易者，象也”，乾坤兌離震巽坎艮，八卦取象寓意，漢字的系統思維方式與之同源?！兑捉洝钒素砸躁栘畅ズ完庁?-為初始指號，以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離卦、艮卦、兌卦為基本卦，兩兩相配之后，形成64卦，稱復卦。陽爻和陰爻要兼和相配，━+--符合道教二生三、三生無限的哲理。象形表意是最古老的文字功能，以簡單的線條描摹事物的外形，讓物象的輪廓呈現出來，以象指物，類似于某人的速寫或漫畫，抓住外形，捕捉特征，一目了然。例如，甲骨文的“人”字，表現了人的側面形象；甲骨文的“耳”就是耳朵的形狀；甲骨文的“鳥”是一個生動的鳥形；金文的“目”是眼睛的象形；金文的“手”描繪手有五個指頭[4]。貢布里希在《象征的圖像》一書中，區分兩種象征傳統，二者“都沒有把象征作為程式代碼來對待”：一個是借助隱喻的亞里士多德傳統，另一個是新柏拉圖主義傳統——“在這個傳統中，一個指號的意義并不產生于約定俗成，它早已隱藏著，等待那些知道怎樣尋求的人來發現它?！盵5]貢布里希引用圣托馬斯說：

任何真理都可以通過兩種方法顯示：通過事物和言詞。言詞能表示事物，一件事物也可以表示另一件事物……因此說，圣經包含著雙重真理：一層隱含于使用的言詞所表達的事物——這是字面意思，另一層則存在于把一些事情變成另一些事情的形象之中，在這種方式中包含著精神的意義[5]。

因事指事，因象指象，這符合漢字三翼的第一、二翼，尤其是第一翼?！把鰟t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也符合漢字三翼中第一翼和第二翼：描摹物象、傳通比類。當然，我們已經說過，漢字三翼互為條件，互不分離，鱗次疊瓦，頂針續麻，不可能有“孤獨”一翼。第一翼中已經包含第二翼、第三翼的“勢能”，蓄勢待發；第二翼也隱喻了第一翼、第三翼的“同在”；第三翼里潛藏著第一翼、第二翼。例如漢字的“月”，其第一翼仍然有較明顯的呈現，留有圖像性質的描摹形狀，但現在也指向“月老”“月季”“月光族”等次生的含義。

在民間文化中，漢字象形表意的特點被神化，服務于辟鬼祛邪、逢兇化吉之事，如巫師把特殊的“文字”加工成為符箓圖形，“據說巫師在其中注入了神力……符箓被道教利用后，它的適用范圍被擴大到各個方面，成為道士的一個法寶”[6]。漢字三翼中的第一翼還有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書法，它已經進入中國文化的底蘊之中，從紙墨筆硯到篆隸楷行，從張旭狂草到懷素自敘，從王羲之鵝池接旨到公孫大娘舞劍，漢字書法藝術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漢字藝術不獨為士紳階層所擁有，它也早已融入民間，成為民俗的重要部分，例如字讖、測字、符箓、秘字、回文、吉祥文字，等等[7]。中華文化書畫合稱是有根據的，“畫”字除了畫畫、繪畫的意思，還有“用筆或類似筆的東西做出線或作為標記的文字”的意思，如果拿甲骨文、金文甚至篆書、符文說事，那不就是“繪畫”嗎？“寫”字除了我們通常所說的“寫小說”“寫論文”“寫字”以外，也有“速寫”“寫生”“描摹”“畫人物的形象”的意思。

陳宗明引王國維觀點，認為漢字的自然形式是“第一形式”，書法藝術之美與雅為“第二形式”[2]。漢字書法講究筆法、章法、法度、意蘊，甚至和人格修養聯系在一起，“見字如面”“以字取人”。此外，漢字的書寫需要有硬件條件，“即漢字賴以表現的物質手段”，其中包括以下幾類。

書寫工具：如鉛筆、鋼筆、毛筆、粉筆、打字機、計算機、計算機鍵盤等。

書寫表面：如甲骨、竹帛、石碑、紙張、黑板、屏幕等。

書寫材料：如墨水、墨汁、油墨、墨盒等。

書寫手段：如手工方式（刻、鑿、寫）、機器方式（印刷、打字）、聲錄方式等[8]。

德里達試圖借助漢字模式打破西方羅各斯中心主義在學術上的一統天下，解構“西方零度文字觀”[9]。漢字概念在歐州人那里成為幻覺，更多地表現為誤解，形成了“漢字偏見”[9]，德里達把這種漢字結構形態作為自己的解構理論的標本。

其實，與其說漢字有助于解構，不如說漢字有助于“復構”，即回到原初的指號狀態。我們知道，最初的指號概念來源于古希臘醫者對疾病癥狀的觀察，希波克拉底建立了專門研究疾病癥狀的“符象學”，成為醫學分支。在古希臘語中，“符象”的意思是“異己”他指的標記或指號[10]。到了后來，來自拉丁詞源的指號成為專門的學問，不僅成為“基督之學”，還超越了自然與文化的區隔，直到成為當今的指號學。指號學從古希臘、羅馬時代興起到中世紀“冷藏”，再到近現代復興、異軍突起，帶來哲學的“后現代革命”，有三位人物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奧古斯丁為指號學播種，普安索為它松土[11]，皮爾士讓它生長出來，開花結果。其實，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并不把“外物”和“內音”截然分開，而是把它們看作是一個前后連貫的因果整體。一方面，亞里士多德認為文字和言語的作用不同，從指號角度把文字與言語區分開來；另一方面，認為人類語音是“靈感”的指號，系由外物觸及“靈魂”所致，類似于中國古人說的人心感物、音由心生，而文字是語音的標記。字母因族而殊，聲音因人而異，但以“粗樸之力”撲面而來的“靈感”“心印”所反映的事物不會因人而異。這種原初的心物一體論、交融論，至今在物象、傳通、寓意合為一體的漢字文化中留下深深的印跡。

二、漢字第二翼：指事、會意的傳通比類

指號的特性是物物相指、象象相指、事事相指，可作為行走之“德”、路途之“道”的隱喻。上面已經提到漢字第二翼的傳通功能，即因事指事，因象指象，由此衍生出比類統合的功能。陳其光先生說，以形畫字不僅費時間，也不容易畫得像，“哪怕是畫一個簡單的輪廓也很不容易”，有些意義也不容易以單純用畫表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另辟蹊徑，“例如畫一棵樹，在它的根部加一點，這就是‘本’字；在它的梢部加一點，就是‘末’字”；“畫一支戈放在人的脖子上，這就是‘伐’字；‘13’，畫三輛車在一起，表示群車之聲，這就是‘轟’字”。表意字就這樣形成了[12]。

漢字以形表意，以聲指形，形聲傳通，比類統合?！霸谙笮挝淖种幸肼暦?，這自然是漢字編碼方式上的重要變革?！盵2]殷代甲骨文有20%的形聲字，在《說文解字》 中，“形聲字已占到80%了”[2]。形聲字的大量增加，要歸功于比類統合帶來的能產性，陳宗明引唐蘭《中國文字學》舉例說，“象形字‘羊’，古人就造出了從羊聲的‘洋’，從女羊聲的‘姜’，從蟲羊聲的‘蛘’?！盵2]漢字重形，以音輔助，有重視覺的取向，與重聽覺的拼音文字系統“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對于彌補索緒爾聲音中心主義的語言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同時，需要指出，漢字語音語調當然也很重要，尤其是聲調，對于區分語義十分關鍵。由于方言差別，從普通話的4個聲調到廣州話的9個聲調，讓說這兩種方言的人交流起來困難較大，幸而有視覺指號即漢字的幫助，以形輔音，以形“正”音，可以做到“語不通文通”，例如，在“黃”“王”不分的方言區，可以用“草頭黃”或“大肚黃”和“三橫王”來區分，形聲相濟，音像互助。自秦而下，“書同文”的意義實在重大，其中比類統合的形聲字更是功不可沒。

陳宗明在《漢字符號學：一種特殊的文字編碼》 中提到“漢字的修辭式推理”，這個“修辭式推理”與本文的漢字第二翼“傳通比類”有關，推理要對路，否則不能傳通比類?！稘h字符號學：一種特殊的文字編碼》的作者將漢字修辭式推理分為“字隱”和“字謎”兩類?！白蛛[”指“用隱晦難解的語言來暗示用以所在”，例如，根據陳宗明引《世說新語·捷悟》 記載，曹操和楊修路過曹娥碑，碑陰有8字銘文：“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曹操問楊修：“解不？”答曰：“解?！辈懿僬f：“卿未可言，待我思之?！毙腥?，曹操說：“吾已得?！绷钚迍e記所得。楊修的解釋是：“黃絹，色絲也，于字為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為妙；外孫，女（之） 子也，于字為好；齏臼，受辛（之器） 也，于字為辭（受辛）”所謂‘絕妙好辭’也?！辈懿偎浥c修同。曹操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盵2]

字謎是隱語的發展，是雅俗共賞、人們喜聞樂見的一種文化娛樂方式，包括化形法，如“半放紅梅”為“繁”；象形法，如“大于、小于、等于”為“互”，“兒女相逢淚雙行”為“姚”；排除法，如“‘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猜”為“賀”，“‘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猜”為“資”[2]?！盎巍薄安鹦巍薄半[形”“象形”，這些都是“漢字的修辭式推理”的主要手段。

《文化語言學導論》引用報紙記載，失戀的日本少女會把男朋友的名字寫在手腕上，上面貼橡皮膏，希望對方回心轉意；廣州生意人在大門口上貼“門口土地財神”的紅紙，用香燭供奉[6]。漢字第二翼不僅能夠以形表意，還能夠以音表意。民俗中由漢字諧音產生吉祥字和吉祥物，如蝙蝠的“蝠”諧音“?！?，梅花鹿的“鹿”諧音“祿”，“魚”諧音“余”，“棗、栗子”諧音“早立子”，“深圳到九龍快車往返票價分別為138元和168元”，在當地方言中諧音“一生發”“一路發”[6]。以此形指他形，以此音指他音，以此事指他事，這些都屬于漢字第二翼的傳通比類的功能，對應于皮爾士指號理論中的對象/標指，具有事物相指的作用。

由煙知火、由云知雨的傳通比類相當于皮爾士的“標指”，亦即事物相指，在語言人類學、指號人類學中運用最廣。舉例來說，西爾沃斯坦、帕門蒂爾等語言人類學家/指號人類學家，多用“標指”做文章, 因為“標指”位于“象似”和“釋象”之間，左聯“象似”，右聯“釋象”，有無限的能產力和解釋力，類似于在漢字中占絕大多數的形聲字，具有比形、比音、觸類旁通的強大功能。

三、漢字第三翼：轉注、假借的寓意俗成

漢字第三翼是寓意俗成，包含了較多的任意性。例如，“兵”本義“武器”，轉為“士卒”；“去”本義“離開”，轉為“前往”；“聞”本義“耳朵聽”，轉為“鼻子嗅”；“樹”本義“種植”，轉為“樹木”[2]。從表形字到表意字，擴大了字庫，擴大了想象，方便了交往交流，也方便了生產生活。但是表形字+表意字雖然已經很好了，但是還不能充分滿足不斷發展的生產生活需要，尤其“一些抽象的概念用表意的方法也很難造出新字來”，于是人們又用同音假借的辦法擴大詞匯量。同音假借，就是為了表達漢語里的某個抽象意義，也不必專為它造字，而用一個讀音相同卻表示其他意義的字來代替。例如，“其”字原本是用具的名稱，卻被借用來表示一個與它同音的語氣詞“其”；“自”原本表示鼻子，“語言里有一個代詞與它同音，就借這個本來表示鼻子的‘自’來表示‘自己’這個意思?！盵12]許慎《說文解字》“以形符系聯，以義類相從”，收字達9000多，但他也借助“聲系會通”，即聲符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對應[3]。尤其是六書中的“假借”，“本無其字，因聲托事”，聲音的作用就顯現出來，形與聲結合，成為形聲字，聲讓形“如虎添翼”，有了擴展空間，如前所述，形聲字占去漢字的80%。

假借字不是字母，而是現成的漢字，用來充當音符，例如形聲字的聲旁（聲符） 就是音符。

例如，“胡”“湖”“糊”“瑚”“葫”“蝴”“猢”“煳”“醐”九個漢字都有一個標音符號“胡”，而“胡”本來就是一個讀作“hú”的漢字。形聲字的聲旁是音符，但音符并不只是形聲字的聲旁。例如“人”的初文是人的象形符號，表示人的意義，但它同時告訴使用者，這個字讀“rén”。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音符。假借字舍棄了原字的意義，只利用原字的讀音，所以是音符[2]。

隨著時代發展，尤其是對外開放，一來文字本身要“與時俱進”，二來國外的名詞術語要隨著物流、人流、符號流、思想流等等，傳入漢字世界，而漢字使用者在意譯“舶來品”的同時，也有不少音譯。當然有的音譯也有意譯成分，例如“可口可樂”“拖拉機”等等，這些都讓漢字增加了“約定俗成”的比重。對外交流，尤其是和拼音文字的“聲音中心主義”世界的交流，讓漢字也受到一些影響，例如OK、Bye-Bye之類的外來音譯詞，也開始變得相當普遍。

明朝末年，隨著對外交流的發展，受到西語影響，用字母拼音改良原有反切、甚至代替漢字的思潮出現了。清朝末年，盧贛章提出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正式拉開了持續百年的漢語拼音化運動[13]。從1891—1910年的20年間，先后有30 種拼音方案出爐，“或仿照拉丁字母筆形，或采用速記符號，或仿照日文假名、采用漢字筆畫，制定出多種音標用以注音切字?！盵8]1918年，北洋政府進一步頒布“注音字母”，有40個字母；1928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公布“國語羅馬字”，“采用拉丁字母，以北京音位標準音”；1958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頒布《漢語拼音方案》，“是字母注音的最好辦法”[2]。不過，這屬于“以音輔形”，不是“以音代形”。

應該說漢字拼音化運動的初衷是代替漢字，采用拼音文字，這也是不少文改運動者的心愿。但是，經過幾十年實踐的摸索，人們逐漸認識到：與漢字相比較，在跨越時間障礙，溝通方言隔閡，體現民族審美經驗等方面，拼音文字也有自身的缺點；采用拼音文字，固然有書寫方便、快捷、簡單易學、適合交際等好處；但拼音文字無法解決傳世的大量古代文獻的傳承問題，對于有著悠久歷史，有非常重視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來說，割斷歷史的辦法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到目前為止，政府采用以拼音輔助漢字而不是取代漢字的政策，這是比較明智的做法[8]。

由此推論，以索緒爾符號論為代表的現代西方語言學尚不足以用拼音來“改造”漢字，而只能起到輔助作用，而皮爾士的指號理論卻可以很好地闡釋漢字“形氣神”兼備的合理性，發展成為“兼和相濟”的形、音、義平衡體系，不必將早已“特化”為中華文化核心部分的漢字系統，全部改造成為拼音系統。

四、“漢字三翼”系統思維與皮氏、索氏理論的對照

漢字“以形系聯”有局限性，還需要“聲系會通”，更需要“取類”貫通，不能只看象形不看指事、會意，也不能只看形聲不看轉注、假借，其各種構成和用法必須“協同合作”才能充分顯露特色、發揮作用，“由此而使整部《說文解字》構成為一個包蘊萬有、氣象萬千的有機整體?！盵8]

皮爾士指號理論與漢字上體現的這種系統思維相合。皮氏理論強調像似（例如模擬、象聲等等）、標指（例如云雨、煙火之間的關聯）、象征（例如紅色代表革命、“man”指“成年男子、男人”等約定俗成的事項）[14]，具有像似、標指、象征三元交融、關聯互構、交互對轉的活態特點，因此他用“指號活動”來表達開放性系統的本質特征，而不是拘泥于靜態的結構和不變的功能。漢字系統思維同樣強調物象、傳通、寓意三元交融，它們之間也存在互構關系，雖然交互對轉不似皮氏指號那般活躍——因為漢字已經“特化”成為比較穩定的形音義體系，以詞典、文獻、語言文字法、規范用字等形式加以“固定”。當然，這種穩定性并不妨礙其與時俱進的能產性，隨著時代發展、環境變化，新詞、新意、新音，甚至新語法，都會不斷出現，恰恰是這樣的“活態傳承”，保障了漢字系統和漢字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索緒爾的符號理論屬于“聲音中心主義”，他的理論不關心形物、描摹和“自然邏輯”，只關心“約定俗成”、語言系統的“內部規律”和普遍性。如果舉“漢字三翼”為例，他只關心其第三翼，即“寓意”，而不關心物象和傳通，前文所舉“漢字的修辭式推理”與他一定很隔膜。索緒爾的符號理論突出能指—所指的二元對立，所指是概念，能指是“心像”或映射在心靈上的聲音圖像，能指和所指都出于“皮相”內，而非“皮相”外，都屬于心理學[15]。心像不是物象，屬于心理，不屬于物理。漢字的字形屬于實實在在的“物象”，它們固然可以轉化成為“心像”，但二者畢竟不能相互取代。索緒爾說過，語言是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可以比之于文字、聾啞人的字母、象征儀式、禮節形式、軍用信號，等等”[15]。但是他講的是“比之于”，也就是用語言比擬文字、聾啞人的字母、象征儀式等，把語言研究移植過去，而不是對它們本身直接研究，這樣的研究路徑對后人產生了深遠影響，把社會看成是文本，把儀式看成是話語，把結構看成是語法等，大有用語言學研究代替其他社會人文學科研究的趨勢。我們不得不指出，語言是指號的一部分，雖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遠非全部。在指號學家西比奧克和迪利眼中，指號學范圍非常廣泛，它的內容有包括語言學在內的人類指號學，有動物指號學，有植物指號學，還有物理指號學。艾柯的指號學范圍更加細致繁多，幾乎事無巨細，包括動物、嗅覺、味覺、觸覺、副語言、醫學、運動和動作、音樂符號等[16]。這些指號學都會涉及“形聯意”，追求“形感效”，也包含了類似于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擴展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甚至更加開闊的大視野。

我國學者黃亞平、孟華合著《漢字符號學》，陳宗明也著有《漢字符號學》。黃亞平、孟華在研究漢字的時候，除了中國古人的指號觀，還涉及了索緒爾、德里達的符號理論。陳宗明提到索緒爾，也提到皮爾士（皮爾斯），認為索緒爾和皮爾士“在理論上雖然有所不同，但大體是一致的，知識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盵2]他把索緒爾和皮爾士的指號理論說成是“大體是一致的”，頗值得商榷，索緒爾重“神”不重“形”，皮爾士“形”“氣”“神”兼重，二者很不一致。如果說索緒爾的符號理論不大適合研究漢字，那么皮爾士的指號理論就不是不大適合了，而是很適合，因為他的指號理論兼有物感物覺、物物相指、象征意義的內容，而且此三元互動不止，形成指號過程或者符號活動。

五、討論

何九盈、胡雙寶、張猛合編《中國漢字文化》，努力超越僅限于形體的漢字學研究，以充分吸收漢字學研究成果的漢字文化學聚焦“漢字作為一個文化系統與整個漢民族文化制度的關系，通過古代漢字和現代漢字了解漢民族的古今文化模式、習慣行為模式、思維模式”[4]。毋庸置疑，指號學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做好這樣的研究：物象、傳通、寓意的漢字三翼交融一體，一方面具有指號學的普遍意義；另一方面，是理解中國文化哲理根基的一個重要路徑。

從倉頡造字到隸書魏碑，從斗拱結構到東西廂房，從君臣父子到上下有別，中國形成了一種綿延不斷的傳統，刻骨銘心，揮之不去。這種綿延不斷、持久穩定的形質，不能說和漢字文化沒有關系。漢字文化已經鑄入中國人的習慣，早已成為重要的習慣?？梢哉f，在現有的活態文字中，漢字及其代表的漢字文化，以其形、音、義的最佳組合、無限交融的定式，象征著打造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物感物覺、事物相指、解釋意義三合一的中國習慣。一定要統合起來理解漢字三翼，不可割裂開來看，即便本文分出物象、傳通、寓意的漢字三翼，也主要是為了研究方便，并非沒有其他分類方法。學習漢字就是學習一種習慣，漢字沒學好，就是這樣的習慣還沒有養成。趙元任先生說得好：語言是一組習慣，它和其他習慣一樣，是在早期生活中養成的，以后不容易改變，這樣就解釋了兒童學習母語和外語為什么比成人容易。學習外語有困難的原因，大多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需要改變自己的習慣[17]。趙先生的這段話和皮爾士的一句名言形成了呼應：“人是一堆習慣”[18]。習慣就是關聯，是相對穩定的關聯，這個關聯在漢字文化里就是物象、傳通、寓意之間的關聯，在生活世界里就是如出一轍的物感物覺、事物相指、解釋意義之間的關聯。無論是物象、傳通、寓意之間的關聯，還是物感物覺、事物相指、解釋意義之間的關聯，傳承于時代，固著于日常，潤物于無聲，在具身經驗中不斷獲得實效，反過來又讓習慣更加被默認、更加毋庸置疑。因此，包括語言學習在內的指號活動必然是“守正創新”的活動，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習慣、丟掉過去的認知和分類，憑空創造、無中生有——守正創新是“大道”。

漢字因為有形聲配合的特點，本身具備藝術形式和民俗“操演”、展示的功能，利于形成生命力和傳播力都很強的漢字文化和漢字系文字圈。我們說漢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部分，這并不夸張。此外，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具有5000年以上悠久歷史的漢字，在古代還被許多少數民族和一些鄰國借用，“產生了一些用漢字寫的非漢語文獻”，其中包括“日本的《萬葉集》，朝鮮的《新羅鄉歌》，越南的《金云翹傳》，蒙古族的《蒙古秘史》，苗族的《開天歌》等”，其借用漢字的方式有三種：形、音、義全部移植，如日文“人”字念dign，意思還是“人”；借漢字的形和音，不借義，例如瑤族借漢字“端”，念ton33，意思是“兒子”；借漢字的字形，不借形和義，按它表示的意義讀本族語的音，“例如壯語借了漢字‘酒’，也表示‘酒’的意義，但是卻讀作lau55”[19]。

古代傳承下來的六書，代表了一種原初認知，這種原初認知沉淀在中國人迄今熱愛呵護的漢字文化中，歷經數千年的覆蓋，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定式，成為他們給萬象萬物分類的源頭。同時，六書中包含的物象、傳通、寓意三要素，確實和皮爾士指號學中的象似、標指、象征或物感物覺、物物相指、象征意義這三個要素遙相呼應。

西方哲學流派很多，但其中指號論比較貼近中國古代思想，適合中國傳統思想研究。皮爾士的指號理論以觀念實在主義（或譯唯心實在主義）為特征，試圖把“唯心”和“唯物”合而生三，頗有“一生二、二生三”的感覺（兩者當然不是一回事情，但都涉及“三”）。根據皮爾士理論，指號活動離不開物感物覺的像似性、物物相指的標指性和約定俗成的象征性，指號的這三個構成成分，不僅需要交融一體，不斷“與時俱進”，形成持續開放的過程，還要根據上下脈絡、左右情景靈活調適，臨場發揮，動態平衡。漢字系統也需要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不斷與時俱進，在日常生活中隨機應變，回應交流的需要，盡顯活態生命力。

習慣成自然，這話很有道理。漢字三翼和其他社會、自然、文化等等多方面的系統要素相結合，互動互構，中和相濟，發展出悠久且穩定、動態且中庸的中華文化的“超大習慣”，也許可以這樣說：文化就是習慣，民族文化就是民族習慣。

漢字六書的深處隱藏著指號生態學密碼，透露出形聲相濟、音義協和的共生訊息，如果認真挖掘，仔細比較，推敲理論，很可能有助于超越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生成強大隱喻，召喚我們回歸原初的指號狀態。漢字比形、比音、比類、比義、比借表現的“生態”觀，已經融入中華文化的思維定式中，值得挖掘、拓展、弘揚。漢字六書中隱含的“原指號思想”和皮爾士指號學理論多有相合之處，比較適合用他的指號學理論做比較分析和比較研究，探幽古樸，變通發展。毫無疑問，漢字六書中包含了皮爾士指號論的物感物覺（征象/象似）、物物相指（對象/標指）、象征意義（釋象/象征） 三元，可以和六書的物象、傳通、寓意三翼大致對應，用以豐富和推動人類符號學，甚至可以進一步擴展，延伸到西比奧克、迪利等提出和推動的生物指號學、動物指號學、植物指號學和物理指號學等。漢字三翼中蘊含的心物交融、身心一體、萬物相依、互為條件的哲理，既符合社會倫理，也符合自然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