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五大優勢

張皆茜納

（西南民族大學 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41）

一、引言

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關鍵在于鑄牢國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扎深全國人民中華民族這個最高層族屬的思想根基。從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包含的中華民族問題層面和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單元的族際政治安排及相關問題層面看[1]，中華民族的一體與多元一直統一于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歷史實踐中。面對新的時代使命，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理應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鑄牢國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之一，而對于該路徑的可行性甚至合理性一直以來卻存在著一些爭議。

費孝通先生于1988年正式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指出中華民族是由各民族單位共同形成的緊密又各具特色的多元統一體[2](P17)。事實上，無論是該理論提出之前抑或之后學界對“多元”還是“一體”的爭論就一直存在。1988年以前費孝通先生就與顧頡剛先生展開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辯論，顧先生偏向于“一體”，認為中國境內只有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3]，而費先生則回應中華民族之內還有眾多民族[4]。兩位學者的出發點都是欲為聚合國內民族力量以應對當時特殊的國情尋找理論支點，著重點不同但目標本質是一致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體現了費先生對“‘中華民族是一個’論辯成果的世紀總結與認識邏輯的發展完善”[5]。盡管如此，對“一體”和“多元”的二元探索仍未間斷，基于對我國民族工作實際的觀察和思考并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學界一度對強調“一體化”建構的呼聲很高，有學者在肯定中華民族一體化建設的同時也關注我國具體的民族發展現狀，提出“堅持以強化族際紐帶而非淡化族際差異作為實踐取向”[6]，“多元一體”格局是正確處理中華民族共同體一致性與多樣性關系的理論基石[7]等觀點。其實，一味盲目地追求中華民族“一體”化，忽視中華民族“多元”發展的客觀實際和積極意義，或者只強調“多元”無視“一體”的極端重要性，都會給我國民族工作乃至國家建設帶來巨大危害。中華民族的一體和多元可以也應該整體推進，對此大多數學者的觀點還是比較一致，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水平維度的結構支撐是多元一體”[8]，“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結構性基礎，在一定意義上框定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9]。既要承認多元，也要尋求中華民族的“最大公約數”[10]，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多民族政治整合的現實起點[11]。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12](P149)。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自我國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起就已存在的客觀歷史事實，直至今日從未改變。接下來，要實現同步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繼續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對此，我國有著自身顯著優勢。

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五大優勢

（一）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政黨優勢

第一，高度重視，穩步謀劃。中國共產黨自建黨始就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積極吸收少數民族加入黨的隊伍，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建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最終挽救中華民族于生死危機之中。同時，也在民族地區一步步實踐民族自我管理模式的探索，幫助民族地區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創制并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將之放在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讓民族地區通過充分行使自治權來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提高區域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截至2022年初，黨和國家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5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7次、西藏工作座談會7次、新疆工作座談會3次以及其他關涉民族工作議題的會議若干次，全面研究部署民族工作。

第二，尊重事實，思路清晰。中國共產黨向來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民族工作亦是如此。對于民族問題是什么，怎樣更好地解決民族問題，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清晰的思路。尊重客觀事實是首要前提，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相關政策采取對應舉措是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制勝法寶。在具體的民族工作中，面對各民族發展差距大，文化差異明顯的客觀實情，中國共產黨首先在全黨全社會作出“準確把握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13](P17)的清晰判斷，彰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家底”，準確分析當前民族工作的階段性特征，長期以來牢牢守住民族工作“八個堅持”和“九條經驗”，緊抓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條主線，凝聚“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中華力量。

第三，措施得當，守正創新。在不同的歷史時段，面對不同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都能從實際出發，準確判斷民族發展問題在不同時期的癥結所在，積極采取符合國情的民族政策和措施。新中國建立初期，根據民族發展實際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開展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宣傳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等工作。改革開放后至今，民族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和社會的整體發展上來，中國共產黨先后制定實施了西部大開發、興邊富民、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等重大戰略方針，加速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在具體的民族工作中，中國共產黨對不適應民族工作實際和發展需求的政策法規、制度措施及時作出調整和完善，體現出執政黨的革新性和時代性。

回顧民族工作的百年歷程，中國共產黨始終在堅持人民至上、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相統一、堅持全黨全社會共同做好民族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好打贏民族領域的國際輿論斗爭等方面持續發力、久久為功[14]，一方面蓄積中華民族整體力量，另一方面為各民族聚力于中華民族提供便利、開拓空間。

（二）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制度優勢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勵精圖治改寫了中國歷史，隨后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經過發展、改革等歷史時期的探索和發展日漸系統化、成熟化，有力推動中國實現一次次跨越和騰飛，獲得各族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可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在全國范圍的有效運行，使各族人民史無前例地獲得共同當家做主的機會，這份制度優越性有著自身的歷史邏輯和現實基礎。歷史上，中原王朝“大一統”思想下的政權體制一步步將各民族及其居住地域聯結成一個整體，并采用“因俗而治”的原則對少數民族進行管理。在政權割據時期，各民族都以“問鼎中原”為理想，以“承襲漢制”為治國策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以根本大法、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為保障從各民族的公民一體身份和民族多元身份出發確保各民族在國家的統一管理下實現多元發展。

民族區域自治是憲法原則下進行的各民族合作治理，是加快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發展，不斷縮小地區差距的制度安排，也是國家根據少數民族地區實際為少數民族開創的一條改變命運的政治路線，更是少數民族群體深切感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加深五個認同的濡化通道。我國憲法對民族區域自治作出的規定，不僅證明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彰顯了國家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客觀自信。實際上我國政治上的“一體”和“多元”是交織在一起的，“一體”統攝“多元”，“多元”輔助“一體”。首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憲法規制下產生，是國家統一管理之下的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法則是按照憲法精神制定的基本法，其執行不得超越或有違憲法原則。其次，國家政治制度在全國一體貫穿，民族地區也不例處。再次，民族地區干部隊伍建設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的組織原則和建設目標進行，其目標指向是國家整體利益。最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動員能力可深入到民族地區的每一個角落，其執政成效也惠及每一位公民。

從悠久的王朝政制傳統到現代特色鮮明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是當今中國匯聚中華民族合力，增強中華民族實力，弘揚中華民族偉力，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資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地方“多元”輔治共治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宗旨是為實現民族地區和全國的現代化服務。

（三） 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經濟優勢

2021年4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考察期間，對各族同胞說：“現在全中國56個民族都脫貧了，兌現了我們的莊嚴承諾。我們還不能停步，接下來要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一個民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長征！”[15]“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國家治理的終極目標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實現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鑄牢全國各族人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前提。

脫貧攻堅收官以前我國的貧困地區基本集中在西南、西北的偏遠地區和山區，和民族地區大致重合，全國整體成功脫貧也意味著民族地區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同走上了小康之路。根據國家脫貧攻堅普查結果顯示，國家貧困縣轄下一共涉及1.2萬個鄉鎮、17萬個行政村，經過長期的拼搏奮進和攻堅克難縣、鄉、村3級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提高[16]，同時還建立健全了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所在轄區的縣、鄉、村3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群眾生產生活條件和精神面貌明顯改善。通硬化路的行政村比重99.6%，通動力電的行政村比重99.3%，通信信號覆蓋的行政村比重99.9%，有村級綜合服務設施的行政村比重99.0%[17]。各族人民共同步入小康生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3萬元，基本養老、醫療、低保等保障水平都顯著提高，中國完成了一項世界創舉[18]?！笆奈濉遍_局吹響了現代化強國建設目標的沖鋒號角，中國經濟將迎來更大增量和更高水平，各族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也將獲得再次飛躍。

目前，我國不僅是世界鋼鐵生產大國、農業大國、旅游大國，還在多個領域位居世界第一，如貿易、外匯儲備、糧食總產量等，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吸引外資國。近5年，盡管面臨國際國內一些嚴峻形勢，尤其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我國不僅有效控制了疫情，還保持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平穩增速。2020年是疫情最為嚴峻的一年，但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1015986億元，比2019年增長2.3%，國民總收入1009151億元，比2019年增長1.9%[19]。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讓各族人民順利脫貧奔小康，為中華民族一體化建設運行創造了難得的物質條件，為各民族多元發展進步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經濟的發展像血液一樣流向全國各地，福澤各地人民，實實在在的生活質感是各族群眾判斷中國經濟力量、中華民族發展潛力的最直接來源。經濟的日益發展繁榮讓各民族在共同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越來越緊密地聚合為一，同時各民族間主要表現在文化上的多樣性也因得到經濟的支撐和政策的鼓勵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和空間。隨著社會的極大進步，生活中各民族間的往來接觸、交流互動越來越頻繁且流暢，各族人民群眾之間共同因素越來越多，同時差異性也會因此變得不那么尖銳而能獲得更好且恰當的體現，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言“經濟越發展，亦即越是現代化，各民族間憑各自的優勢去發展民族特點的機會也越大”[2](P45)。中國經濟在國內的繁盛、國外的騰飛不僅為鑄牢各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下了物質基石，也為中華文明擴大世界影響力以及保證各民族文化多樣性存續提供了物質保障。

（四） 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文化優勢

在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群體都有不盡相同的政治訴求，彼此間也存在著經濟差異，但文化層面的多樣性才是各民族異質性的最突出表現。在理解這種異質性之前需弄清楚文化的涵義和表征，中國民族學界認為，“文化是人們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一切財富，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們所具有的各種生產技能、社會經驗、知識、風俗習慣等”[20](P384)。漫長的歷史為各民族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大舞臺，各民族繽紛多樣的文化得到精彩呈現并日益交織。長此以往，各民族在持續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化，“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這是今天我們強大文化自信的根源”[21](P39)。

隨著全國經濟發展帶來的人口大流動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影響下各民族溝通障礙的大范圍消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頻繁，各民族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共同性逐漸增多成為主流，各民族共享中華文化和文化現代化的優秀成果日益成為常態。在物質文化領域，進入現代化發展階段，各民族的生計方式均在國家產業規劃的鋪排中得到多樣化發展，已不存在某個民族獨有的生計方式；鄉鎮村社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現代健康飲食風尚的提倡得到社會普遍遵循，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飾互鑒互賞，涉及海、陸、空3大領域的交通運輸網絡覆蓋全國，為各族人民出行和往來提供了無限便利。在精神文化領域，國家早已建成遍布全國的從幼兒園到大學完整的教育教學體系，成人教育和職業培訓體制日趨完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深影響著絕大多數中國人；法律體系的完善和法治社會的構建讓中華民族“一體”性獲得強有力的規則支撐。由此，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越來越得到強化，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列寧提出的民族問題“第二個歷史趨勢”[22](P129)的特征。中華文化的整體發展和國民精神的持續培育不斷浸潤著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多元”文化同樣也推動并鞏固著中華文化的繁榮。

在思維、民族心理、風俗習慣、民間文學和藝術等方面，各民族雖具有一定程度的普同性，但異質性依然是最主要的。這是“多元”存在的客觀現實，也是民族發展乃至人類社會進步的合理存在。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當下影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因素之一便是各民族的文化生存問題以及由此造成的適應困境。文化生存即指“一個小民族如何在外部環境的干預狀態下，維護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認同，保持一種文化的獨立性的權益?！盵23](P204)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在自身文化生存的過程中，在外在強大的環境壓力下若產生文化劣勢意識和拒斥心理，結果極有可能造成文化生存危機的出現和非選擇性社會變遷。事實上，各民族自身文化系統中核心內容越是得到貫徹延續，中華文化對各民族文化的整合阻力就會越小。因此，國家從根本法的高度對少數民族文化作出相關規定，奠定了各民族文化“多元”發展的總基調，為各民族文化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法律遵循。只有首先尊重和理解各民族的文化，摒棄中華文化等于漢文化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和本民族文化優越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才能真正理解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

（五） 社會的和諧進步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社會優勢

數千年來，各民族及其先輩在歷史的長河里共同締造著統一的多民族中國，在“大一統”政制運行下，“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盵13](P25)平等團結互助和諧成為民族關系的主流，中華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彼此間家庭成員的關系日臻密切。隨著“和諧”一詞載入憲法，我國和諧社會建設成效顯著，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什么是和諧社會？從人這個個體出發指向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從生活世界層面來看則意味著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的充分發展和不斷趨優。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也是巨大優勢。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性質下，各族人民獲得廣泛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機會，民主集中制為科學規劃發展目標任務提供了最基本遵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鑿創了公民平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有力渠道，言論自由則營造了個體發表意見、感想，為國建言獻策的良好氛圍。新時代我國正致力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24]。民主的進步和法治的完善共同促成并維護著社會的公平正義，個體和社會的行為都被納入政治規制和法治規范中，矛盾和沖突得到很好的防范和解決，全國犯罪率逐年得到有效控制。隨著中國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升，一些國家針對我國的“威脅論”也輪番上演，境外勢力往往樂于借民族問題挑釁中國，面對這些情況中國增強自身軍事實力的步伐從未停歇，意志從未松懈。目前，中國的人民軍隊從武器裝備、戰斗力量到后勤保障、配套設施再到軍隊作風、人員面貌，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人文環境越來越深入人心，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新時代不斷獲得繼承和發揚。社會活動井然有序，城市鄉村整潔安寧，自然生態持續改善，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在和諧社會下，我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切切實實地開展，一批批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單位、個人不斷涌現，民族大團結不僅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更是社會和諧的有力保障。各民族是中華大地共同的主人，民族地區、非民族地區都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選擇在某一區域學習、工作、創業的自由。事實上，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交錯雜居”一直是歷史的潮流，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就根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結果指出“聚居在全國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74.5%”[2](P6)，到了21世紀的今天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人口和漢族人口約各占一半，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和諧共生歷來是各民族的歷史慣習。中華文化孕育出中國人開放、包容、理解和接納的國民性格，以和為貴的家國情懷，總體上也構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的人心基石。

三、結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必須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25]，推動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意識來源于現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就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基本的現實，在這個基本現實中交織著開展民族工作可利用的巨大優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不能拋開對“多元一體”的整體推進，因為“承認多元既是尊重歷史，也是接納現實，而只有承認各民族‘多元’的現實，才能更好地進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體’建設?！盵11]

無論是對中華民族的一體發展還是對其內部次級族體的多元共生推進，我國都有著顯著的政黨優勢、制度優勢、經濟優勢、文化優勢以及社會優勢。在這些優勢的共同作用下，“多元一體實際已成為中華民族建設的成功模式”[26]。在當下及未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整體推進要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完善國家集中統一領導下的民主和正義，提高民族事務治理的現代化和法治化水平，做大做強國民經濟，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偉大民族精神，積極引導各族人民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守護祖國疆域，共建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