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傳播中的意義生產及村落共同體的認同研究
——以貴州省黔東南州占里村為例

楊逐原

（貴州大學 文學與傳媒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占里村位于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的高增鄉，2014年11月被列入第三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這個傳統村落有著諸多較為獨特的儀式，最具代表性的是集體婚禮、寨老訓誡、祭薩、換花等。

實際上，大到每個國家、每個民族，小到各村各寨，都有相應的儀式，但是占里村的儀式無疑更具神秘性，而儀式最核心的元素就是神秘。占里村的儀式有著令人迷思的意義空間，村寨依靠相關的符號來完成各種儀式，并以此來維系村落共同體。這也充分說明，傳播尤其是儀式傳播不僅具有信息傳遞的功能，更具有構筑特定意義空間、撒播和維系共同理念、促進認同等功能。從這個方面來說，儀式傳播是人類文化生成、文化記憶構建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方式，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創造和維系共同體的傳播

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對傳播與共同體形成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闡述。柏拉圖最先提出了有機體的概念，認為“管理得最好的國家最像各部分痛癢相關的一個有機體”[1]。亞里士多德用“公民團體”一詞來代表城邦制度，指出“‘公民團體’的形成有其特有的路徑，各城邦中共同的‘社會生活’——婚姻關系、氏族祠堂、宗教儀式、社會文化活動等……都可以促進人間的友誼”[2]。凱瑞認為，正是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充滿儀式色彩的活動，使得公民在時間上與共和傳統產生一種與分享同一遺產的祖輩之間的關系，通過共同信仰的“分享”，人間友誼的建立，實現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系[3]。諸如公民團體等有機體概念，為理解、描述社會運行過程和社會關系提供了尤為豐富的思想資源。涂爾干認為，在工業社會的有機團結中，社會關系更加依賴大規模勞動分工以及社會角色的分化[4]。這些觀點都折射出有機體思想的影子。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學者們開始對“共同體”展開研究。滕尼斯最先提出了“共同體”的概念，認為“共同體”是一種以血緣感情和倫理團結為紐帶的特定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5]。滕尼斯指出：“共同體是一個充滿生機的有機體，而社會則是機械的聚合”[5]。由此可知，就社會共同體來說，作為一個有機體的共同體，其內部盡管有著許多的要素，但各種要素之間仍然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這種有機結合得益于共同體所包含的各成員之間相同的、有約束力的思想信念，其代表著共同體的意志，具有整合情感和社會力量的能力。因此，“與有機體一樣，共同體也是經由傳播創造和維系的[6]。也就是說，是傳播創造了共同體，并維系著共同體的運作。凱瑞將“社會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作為其儀式傳播思想的邏輯起點，認為傳播是所有事物中最為奇妙的東西[3]。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凱瑞對傳播如何創造、維系共同體進行了深入地剖析，指出“人們由于擁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個社區里；傳播即是他們借此擁有共同事物的方法”[3]。這說明，凱瑞復活了杜威有關傳播的最為核心的思想,即傳播是創造和維系共同體（社區） 的途徑。凱瑞認為信息分享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其在一個巨大的有機體內循環，便促使了社會的誕生[3]。James Carey 將對話視為傳播的一種極為重要的形式，認為在一切領域中，對話是最高的東西[7]。

正是傳播而不是其他的手段——創造了共同體。共同體可大可小，往大處說是一個社會甚至是全世界全宇宙，往小處說是一個村落甚至是一個小團體。作為村寨的占里，就是一個典型的村落共同體。據村里的老人說，相傳他們的祖先吳占、吳里是從江蘇長途跋涉來到貴州的，兩位先祖在柳江河岸建起了一個閉塞的村寨，在長期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對話中，占里人學會了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制定出了一條條村規民約，以儀式傳播的方式將村民凝聚在“我們”這個共同體內部，不斷編織著共同的情感和意志紐帶。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占里村的村落共同體，還是其他的共同體，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需要依靠傳播來不斷塑造。而在形塑、固化和完善共同體的過程中，傳播往往依靠一種儀式化的活動來構筑“想象的共同體”。當然，所謂的“想象”并不是憑空捏造，而是一種想象性的關系。以占里村的共同體的構建為例，在建寨初期，由于自然資源相對豐裕，村民們只是以血緣宗親為共同體聯系的紐帶，他們的傳播也往往以親情為主題。而隨著人口的增多，人與自然的矛盾、人與人之間資源爭奪的矛盾日益突出，這就需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構建村落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德高望重的寨老們就需要對共同體進行想象，睦處鄰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要進行各種儀式性的傳播，讓所有村民知曉共同體理念，并在儀式化的傳播中將其固化，讓共同體的意象活在村民心中。也就是說，共同體所處的社會、自然環境的變遷會讓原有共同體的運作方式發生變化，共同體成員舊有的行為方式已不再適用，這個時候就需要儀式化的傳播來構筑新的共同體，正是想象的跨越助推了共同體的跨域，使共同體中的種種沖突得以調和。由此可知，傳播是共同體得以不斷延續和維系的重要手段。

二、形成村落共同體共識——占里村儀式傳播中的意義生產

傳播之所以能夠創造和維系共同體，是因為其能讓特定時空中的人們形成特定的共識。在占里村，德高望重的寨老們依靠儀式這一重要載體，生產、固化、強化和延續具有村落共識的意義，使村落共同體得以形成和維系。

據當地村民介紹，占里的婚嫁都只能在同村進行，稱為郎不外娶，女不外嫁，這讓“占里人”的共同體特征更為突出。正因為如此，占里村的村民在文化傳播和共享中構筑了一個以村寨為空間的共同體。眾所周知，儀式傳播能夠通過共同體的形式將分散的個體聚集起來，讓人們在共同體中分享經驗和知識、增進情感，從而塑造起基于文化自信和社會共識的價值觀念，并由此構筑可支配人的行為的儀式空間、認同空間，進而達到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在占里村，集體婚禮、寨老訓誡、祭薩、換花等儀式，將共同的精神信仰以村規民約的形式固定下來，并在定期開展的儀式傳播活動中進行特定意義的生產。自古以來，傳播始終作為人類最基本的行為方式而存在，其最為重要的功能就是生產、傳遞意義。傳播通過一系列的符號來創造、維系、調適、轉化社會現實，帶有濃烈的文化色彩，這就是所謂的傳播儀式觀。由此可知，儀式傳播的核心問題在于“意義”的生產。在占里這一村落共同體中，個體通過特定的儀式傳播活動來生產和共享意義，并在充滿象征性的意義互動中來確定自己的行動。

從共同體的視角來看，占里既是儀式傳播的場所，也是特定意義生產、傳播、固化和強化的隱喻載體。在占里的儀式傳播中，德高望重的寨老們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的，用一個個細微、生動的觸點為抓手，將村民的生存環境、情感、社會訴求進行連接，并巧妙地放大，又將整個村寨預設為一個具有巨大意義接納空間的承載物。對于村民來說，雖然個體存在差別，但儀式傳播中那些帶有共識意義的信息會直擊他們的心靈，使他們產生情感共鳴，將自己劃入村落共同體之中。在對村落共同體產生認同后，村民們不但會利用特有的文化元素去營造意義空間，還會積極協作，共同推進村落共同體的構建。由此可說，正是滿含文化色彩的儀式傳播活動推動了占里的村落共同體的構建，并讓作為個體的村民在村落文化的鏡像中推動著占里村的發展。

（一） 占里村儀式傳播中共識性意義生產的空間

在占里村的儀式傳播中，組織者設置了特定的儀式表達方式，并對之進行合理利用，如鼓樓是侗族揮之不去的“鄉愁”，在侗族群眾心中有著崇高的地位，占里的集體婚禮、寨老訓誡等儀式就在鼓樓中進行，這樣的設置能夠將集體婚禮、寨老訓誡等儀式與村民的信仰、心理訴求緊密結合起來。

占里村儀式傳播中的意義生產是在特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這個空間包括兩個部分———物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物理空間就是占里村的建筑及其自然環境，它是占里村民歷經數百年時間，一代代構建起來的。侗族是一個靠水而居的民族，占里人的先祖把寨子建在柳江河畔，并按侗族的信仰建立起了薩壇、鼓樓和民居，打造了一個獨特的物理空間。文化空間是占里風俗的重要載體，占里的建筑都是按照侗族的文化來修建的，置身其中，村民們都能夠感受到自身與村寨的密切聯系，都能夠與他人進行意義的分享。

構筑起了獨特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占里的意義生產就有了相應的載體。意義是在傳播中產生的，要生產符合占里村民心理訴求的文化，就需要借助已形成的儀式進行傳播。需要指出的是，占里儀式傳播的物理空間和文化空間并不是分割的，事實上，它們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和村民的生產、生活是一個有機的共同體，為占里村民提供了意義生產和共享的環境，村民在儀式傳播中能夠將本我和自然結合起來，能夠將自我和村落命運結合起來，實現更人性化的意義的生產。

（二） 占里村儀式傳播中村落共識性意義生產的路徑

占里的寨規較多，如治安、防火、封山育林、禁止賭博等等。從寨規來看，占里儀式傳播中的共識性意義為：處事公正、杜絕惡習、保護生態、實現村寨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占里與這一共識性意義相關的儀式傳播手段主要有四種：集體婚禮、寨老訓誡、換花及祭薩。

1. 集體婚禮——共識性意義生產的主體儀式

在占里村，集體婚禮儀式是占里共識性意義生產最為主要的儀式。為了有效發展農業生產，占里對訂婚和結婚的時間都做了規定——只能在特定的日子舉行，這在上文已有交代。這樣一來，村民的訂婚、結婚都在農閑時進行，不會占用他們的勞動時間，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

作為侗族村寨，占里的婚姻也與其他侗寨一樣，采取對歌、行歌坐月以及跳蘆笙舞等方式來達成。不過婚禮只能在寨內舉行——郎不外娶，女不外嫁。需要指出的是，占里人的通婚對象是“寨內兜外”，即與同寨的人結婚，但同兜（“兜”是按照血緣的親疏遠近結合而成的族內通婚集團組織） 不能結婚，必須要三代以上方能通婚，且姑表婚、姨表婚是絕對禁止的。這說明占里的婚姻是尊重科學的。

占里的“集體婚禮”不僅在其他族群中較為少見，就是在侗族的其他村寨中也鮮有出現。舉辦婚禮時，族長會帶領全體村民到村子的鼓樓邊舉行殺豬祭祀、喝血酒等儀式，結婚的男女青年均需要在儀式上進行相應的盟誓?；楹?，女的并不急于“落居夫家”，在懷孕之前，只有夫家有大事情或者農忙時，女方才會去夫家進行短暫的居住，等到懷孕或者年紀稍長的時候，女方才會定居夫家。據說這對發展農業生產和保持男女雙方的身體健康有好處。

由此可知，在占里，村民平等、發展生產被置于優先的位置。村寨通過集體婚禮的形式，讓結婚的男女青年進行相應的盟誓，其實是通過婚禮這種重要儀式來生產、固化、強化和延續村落中的共識性意義。

2. 寨老訓誡——共識性意義生產的強化儀式

每逢農歷二月初一和八月初一，村民都會前往鼓樓聽寨老訓誡，并一起用侗歌來傳唱寨規：

“不允許誰手腳長，不允許誰腸子彎……寨老處理糾紛或斷案時，不能亂接受財物，否則會顛倒黑白……爐中的火要管理好，不要燒到其他地方去……山清水秀標志著人杰地靈，人住寨中，神住山上，所以要封山……無論家境多好，都不許去賭博，不允許抽大煙……”

值得一提的是，占里的寨老們會經常訓誡青年男女要晚婚晚育，告誡青年男女不要早結婚，婚結得晚就會老得晚；不要早生孩子，如果早生孩子，就會早當老人。不過占里也不允許男女年紀大了還不結婚，規定男子的結婚年齡在20～26歲之間、女子的結婚年齡在19～27歲之間。

各種極具儀式感的訓誡——尤其是傳唱寨規，都在進一步強化“合理生育，處事公正，杜絕惡習，保護生態實現可持續發展”對村寨的重要性，這對共識性意義的生產、延續有著巨大的價值。

3. 換花——共識性意義生產的把關儀式

據說換花能控制孕婦腹中嬰兒的性別。所謂換花，是用“換花草”的根部給懷孕初期（時間為三個月以內） 的婦女食用。據說想要生女孩的，就食用橫著長的根部，想要生男孩，就食用豎著長的根部。換花這一儀式是由村里的藥師組織完成的，這一儀式并不公開進行，只針對懷孕的婦女。全村只有一個藥師，且遵守傳女不傳男的規則，換花的秘訣只有藥師一個人知道，且嚴禁泄露。目前的藥師是吳奶銀嬌，她說：

每一代的藥師均為單傳，傳女不傳男，我是由上一代藥師吳刷瑪指定傳承的。吳刷瑪告訴我，藥師不能把“換花草”的秘方透露出去，且只能給本村的孕婦服用，不然藥物就不會產生效果。

這種神秘的換花儀式，使占里村的生育文化飽含神秘色彩，讓外人產生了無盡的迷思。不過光有換花，應該不能完全控制胎兒的性別。在對村里的一位中年婦女進行溝通時，她說：

僅靠換花草并不能完全決定胎兒的性別，得與村寨中的“榕樹井”里的水一起服用，“榕樹井”分為“女井”及“男井”（兩口井的距離只有幾米），可根據想要的孩子的性別決定用換花草的何種根莖，并配合不同的井水服用。

有人曾經對兩口井中的水進行取樣分析，發現它們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女井”中的水偏酸性，男井中的水偏堿性。這種神奇的換花儀式，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共識性意義的生產能夠在村民中一代代地延續下來，換花成為了共識性意義生產、固化、強化和延續的把關儀式。

4. 祭薩——共識性意義生產中的溝通神靈儀式

“薩神”（薩瑪天子、薩瑪、薩歲等） 是所有侗族都特別崇拜的對象。作為侗族村寨，占里也會定期舉行祭薩活動，祭祀形式也分為普通祭（逢年過節時舉行）、出行祭（集體出寨做客或比賽蘆笙時舉行）、戰時祭（敵人犯寨時舉行）、賽耶祭（互訪、賽歌、賽耶時舉行的祭祀） 等。

對侗族來說，祭祀一般在薩堂（有露天的、室內的兩種） 進行，與其他地方的侗族一樣，薩壇也是占里人的心靈所在地。薩壇的修建和薩神的祭祀是極為嚴肅的，一般是先修薩堂再修鼓樓、先有薩柄再有寨門、先建薩堂再建住房。薩神是侗族的精神主宰，在侗族群眾看來，薩神能夠保護侗寨的繁榮與平安。

在祭祀時，一般由鬼師與薩神進行溝通，懇求薩神保佑村寨糧食豐收、無病無災、吉祥如意。而在祭薩活動中，村民都極為虔誠，大家在鬼師與薩神的溝通中來生產、分享具有村寨共識性的意義。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占里村儀式傳播的共識性意義的生產中，獨特的文化記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東西，它既是意義生產的歷史基礎，也是一種特殊的意義。眾所周知，在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中，人們通過儀式傳播所生產的意義往往具有特定的文化指向性，意義的生產和傳播對文化的積淀具有重大的價值，而文化因具有特定的意義而得以存在和傳承。正如楊俊菲所說：“文化在本質上作為意義而存在，文化構建就是對意義的再創造過程”[8]。正因為如此，在占里的儀式傳播中，應該高度重視文化的作用，實現以文化記憶點燃村落共同體記憶的目的。經過數百年的打造，占里村民的文化記憶已深深地植根于其獨特的文化結構之中，成了村落的重要印記，因而可以將文化記憶作為啟動按鈕，構建占里村的共識性的意義生產空間，實現意義生產由個人到群體，由群體到文化的過渡，形成占里人的共同記憶，使儀式傳播中共識性意義的生產、傳播和共享更為有效。

三、占里村儀式傳播中村落共同體的認同

在儀式傳播中，村民使用各種“象征符號”進行互動，通過滿含象征性儀式符號的互動，占里的村落共同體得以較好地創造和維系。

（一） 作為村落共同體的認同路徑的儀式傳播

在占里村落共同體意義的生產過程中，對話占據絕對地位，傳播的儀式觀極為突出。在集體婚禮、寨老訓誡、祭薩、換花等活動中，儀式成為傳播的隱喻，村民在特定的時空中進行對話，以特定的理念對社會進行把握和治理，推動著村落共同體的發展。儀式傳播創造了村落共同體，村民共同居住在這一共同體之中，使具有共識性的意義得以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并由此不斷提升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因此，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個持續創造、解釋、革新和運用符號的過程。占里村的村落共同體認同是在各種儀式傳播中形成和提升的——通過儀式傳播中共識性意義的生產，促進村寨的有效治理，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形成認同的功能依戀路徑、在文化的構建中形成認同的記憶依戀路徑、在生產和繁衍中形成認同的情感依戀路徑。也就是說，作為儀式的集體婚禮、寨老訓誡、祭薩、換花等活動，是提升村落共同體的認同感的重要手段。從本質上來說，作為村寨的盛大活動，占里村的各種儀式并不只是在鼓樓、薩堂等特定空間中的一種表演形式，其背后有著精心的策劃和準備，具有歷史性、組織性等特征，一經舉行就能塑造特定的文化景觀，讓村民在溝通、互動和共享中體驗儀式的價值。因此，各種儀式都能夠以其特有的敘事方式來展現和強化村民的身份，并以此不斷提升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感。

（二） 占里村儀式傳播中提升村落共同體認同感的主要手段

儀式傳播能夠形成、強化和重塑個體的共同體意識，從而保持著對共同體的信任和依賴關系。儀式傳播的這種功能得益于其在長期的符號選擇和構建中，不斷生產對共同體成員具有普適性、普惠性的榮譽和信仰?？偟膩碚f，占里儀式傳播中提升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感的手段主要有三種。

1. 塑造村落形象

村落形象是村寨發展的戰略資源、品牌資源。就目前來說，占里村以刑事案發率為零及優美的自然風光等條件，獲得了“中國人口文化第一村”的稱號，其樸素的生態意識、淳樸的民風深受外界好評?？梢哉f，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占里的村落形象是非常好的。這一形象是占里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通過集體婚禮、寨老訓誡、祭薩、換花等儀式，不斷傳播處事公平、保護生態、不染惡習、推動可持續發展等具有共識性意義的過程中塑造起來的。在村落形象的塑造中，占里用一個個的儀式生產著村規民約等習慣法，生產著村寨發展的信條，生產著走在世界前列的生態觀念，從而使村落形象不受大山的遮蔽，讓外界發自內心的承認、尊重、贊賞和認同，而這又反過來提升了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度。

在占里，村民堅持著“與自然為善、與人為善”的理念，并借助外來人員和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將儀式變為開放性的場域，不斷生產、傳播和強化著自身神話般的形象。由于歷史、文化的區別，村寨外的人們也許難以全身心地沉浸在占里的各種儀式中，但他們都能以狂歡的姿態感知著占里的各種民俗，享受著儀式中的相關意義。在這種情況下，身處貴州偏遠山區的占里，能夠依靠其特有的儀式傳播，讓外界和村寨共同感受和展演村落形象，使其村落形象成為人們追求的理想家園。這個家園所蘊含的意義、意象能夠點燃人們的家園情結，且這種情結能夠滲入社會層面，使占里人尤為自豪和欣慰。

其實，除了精神、觀念方面的形象以外，占里村還有建筑、服飾等形象，它們與生態等理念方面的形象共同構筑起占里的村落形象。就建筑來說，占里村寨建于河谷之中，修有象征侗族民族身份的鼓樓，民居建筑以鼓樓為核心向四周層層展開，或為單家獨戶、或為群體組合；寨子中沿河修有排架式禾晾，內有住房和倉房；此外，村中還建有侗族心靈的棲息之所——薩壇，修建了侗族村寨皆會建的風雨亭，當然，也少不了有其祖先吳占、吳里的雕像。鼓樓、薩壇、風雨亭，尤其是吳占及吳里的雕像，是顯示占里村民身份的重要符號，這些建筑讓占里的村落形象鮮明地呈現出來。就服飾來說，除了用于遮羞御寒外，其更是作為村落文明發展的象征物而存在，它們能夠體現占里人的心緒情感。在占里，見得最多的服飾就是男人頭纏紫色亮布長帕，頭帕的式樣分天真爛漫的角式和端莊穩重的“團圓式”，上身著高領對襟衣，一般有7個到9個布扣，三四個衣袋；女子上身穿著對襟敝胸衣和肚兜，罩圍腰，下著百褶裙、裹腿，冬著斜襟薄棉衣，套五彩短袖套，這些服飾是占里人的重要表征。建筑、服飾等均屬于占里這一村落共同體的象征符號，它們與“公正處事、不染惡習、保護生態”等不能直接被感知的信仰、觀念、價值等一同構筑了村落形象。占里村落形象的象征符號的使用是比較成功的，它借助各種儀式，將各種象征符號的所指變成可見、可聽甚至是可觸摸的東西，使人們在參與儀式傳播的過程中能夠排除各種因素的干擾，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共同捕捉存在于人世間的美好事物，不斷提升自己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度。

2. 找尋心靈歸宿感

面對“我是誰”這個極具歸宿感的問題，一代代的占里人都在不斷進行回應，力圖持續構建和強化村落共同體意識。而能為占里村民的歸屬感提供功能、文化和情感依戀路徑的儀式傳播，無疑成為他們找尋、彰顯歸宿感的重要手段。占里人以吳占、吳里兩位先祖作為尋根的記憶，以樸素的生態觀念為指導，將各種村規民約以儀式的形式來進行傳播，讓村民在主我、客我的互動中，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回答“我是誰”這一重大問題，以現存的社會景觀和社會觀念來找尋歸宿感，為村民找到溝通、協作的路徑，編織村落內部的關系網，構建村落共同體，讓村民在具有共識性的意義空間中和共同的信仰中找到歸宿感。

可以說，儀式傳播是占里人對村落共同體的道德價值(如愛護自然、不染惡習等)的表達性復原和重申，并會被當成社會現實而被一代代的村民所接受。在庫利看來，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間中得以傳遞，在時間上得以保存的手段[9]。這說明隨著各種儀式活動的不斷開展，占里人蘊含于儀式中的精神觀念會成為相對穩定的文化結構，而文化是認同的意義基礎，在村落共同體的認同中充當著核心角色。由此可知，通過各種儀式活動，占里能夠不斷提升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度。

3. 維護村民的信仰

與傳播的傳遞觀相比，傳播的儀式觀是較為少見的東西。然而，就歷史來說，傳播的儀式觀卻更為久遠，其將參與、分享作為傳播的主要目的，認為在充分的參與、分享中，人們能夠擁有共同的信仰。也就是說，儀式傳播的過程不僅是體現共同信仰的過程，更是塑造共同信仰的過程，共同信仰是通過儀式來展現和塑造的。由此可知，在占里的儀式傳播中，最有價值的并不是儀式本身，而是由儀式傳播所展現的精神信仰。通過各種儀式傳播活動，占里有形的、具體的生產和生活能夠被抽象為無形的信仰，儀式外化了生產、生活的核心內涵。正是通過儀式傳播，占里村民的共同信仰得以不斷強化，村落共同體有了共同的情感和精神皈依來維系，村民找到了心靈的慰藉，其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度必然會提升。

人際關系之基礎在于傳播，社會財富也是由傳播生產的，傳播溝通了人際關系，并讓集體生活成為可能[10]。占里村利用各種儀式將村落的意識、觀念、理想和規范等連接起來，構筑了村民的信仰體系，創造和維系著一個充滿神秘感的村落共同體，為村民提供生產、生活的框架。

占里是一個較為閉塞的村寨，在村子的物理空間已經無法拓展的情況下，占里村民的文化共享就會向締造共同信仰這個方向去拓展。這種情況與劉海龍所期望的大眾傳播的作用有較大的契合性。劉海龍認為：“將傳播與自我的形成、共同體的建立乃至民主的實踐聯系在一起，避免了局限于討論大眾傳播對個體心理的直接影響，而是更注重傳播（不僅限于大眾傳播） 對于自我身份、社群、文化等因素的長期的、整體的影響”[11]。在占里的儀式傳播中，村民將自然信仰、祖先信奉等作為意義生產的信條。在自然信仰中強調保護自然生態，在祖先信奉中以建筑、服飾、祭薩等符號來呈現自己的歷史，這樣的儀式傳播讓占里人在物理空間和精神世界都找到了信仰，村民記憶的元素尤為豐富。在這種情況下，儀式傳播成了占里人分享村落共同體意義的載體，成了啟動占里人的情感和信仰閥門的重要按鈕。因此，即便離家多年，村民們仍然沒有降低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度。

四、結論

儀式傳播構筑了意義生產、符號使用、信仰分享的空間，編織了村民生產、生活經驗的網絡，生產出了具有村落共識性的意義，并提升了個體成員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感。作為傳播的隱喻的儀式，能夠展現村民習俗和文化景觀，并能夠發揮闡釋和訓誡的作用，對村民的言行具有規范價值。儀式傳播使村落中抽象的觀念、意識得以具象化，凸顯出具體的價值，塑造了村民的集體記憶，增強了個體的村落情感和對村落共同體的信任感、認同度，“化成中華民族之偉大的文化共同體?！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