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雀，海雀》主旋律的敘事策略

劉曉華

（貴陽學院 學報編輯部，貴州·貴陽 550005）

仡佬族女作家王華創作的報告文學《海雀，海雀》 （以下簡寫為《海雀》），在2020年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報告文學獎），這是繼2008年獲得駿馬獎（小說獎） 之后，作家以報告文學作品再次獲此殊榮。從評委會給作品的頒獎詞中可以看到，該作品以豐富的細節克制而傳神地刻畫了人物，對報告文學的敘事藝術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作為一部嚴肅的“述史”之作，作品聚焦貴州省赫章縣海雀村黨支部書記文朝榮帶領鄉親造林脫貧的真實事跡，以文朝榮后半生的奮斗之路濃縮了近幾十年中國生態修復所走過的波瀾壯闊之路。透過歷史的線性時間，展現了一代代“文化英雄”前赴后繼的風采，在生態保護和生態修復的實踐中構筑了鮮明獨特的生態治理話語體系，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敘事效果，是主旋律敘事作品中的佳作。

一、嵌入世界的、歷史的時間

“時間”在敘事作品中至關重要，作家必須基于“一個充分飽和的時間系列”，對于已發生的事實進行闡述。這個時間系列的“每一瞬間都包含著處理不完的事件”，“闡明一個時間系列的開始局面怎樣導致該時間系列終端的不同局面”。而“這一時間系列必然始于和終于它所開始和終結的地方”[1]?！逗Ｈ浮返墓适聲r間開始于1984年，終于2014 年，30年間，海雀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海雀人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主要源自于生態得以修復。作品在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都采取了嵌入世界的、歷史的時間的敘事策略。俄國哲學家尼古拉·別爾佳耶夫認為，時間按其特征來說有三種基本類型，即宇宙的（其性質是環形的），歷史的（其性質是線性的），以及存在的（即心理的，其性質是垂直的）[2]。而歷史的時間，表現為一種直線性，民族的、文明的、種族的（即人類群體） 歷程在這種時間里得到表現[3]。作家以線性的歷史時間揳入敘事，記錄了中國西南內陸一個封閉落后的小村莊是如何逐漸融入世界生態環保歷史進程中的。

（一） 1984年——故事開始的時間

作品在引子中寫道：“人類最早的一個自然環保團體是在1891年才產生的，叫‘自然保護團體塞拉俱樂部’，成立于美國。那之后直到1962年，美國女科學家蕾切爾·卡遜才寫了一本叫《寂靜的春天》的書。也僅僅是提出了化學殺蟲劑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就是后來的‘世界環境日’，也是在1984年才提出了‘防止沙漠化’這個主題。就是說，石漠化到這時候都還沒進入世界環保組織的視野?！盵4]1984年，生活在貴州省大方縣（中國石漠化典型地區） 的李淑彬已完成造林3000畝，開啟了“石漠化”改造的先行實踐。但同樣是這個時間節點，在1984年“全國糧食增收，農村形勢一片大好”時，海雀村村民仍靠領國家救濟糧維持生活。生活在嚴重石漠化地區的海雀村居民，一年中有多半年是吃不飽肚子的，“刺果黃餓斷腸，刺果爛吃飽飯”。一到春天青黃不接的時節，全村老少都盼著政府發放的救濟糧。這意味著，民族的、種族的生存正面臨嚴峻的挑戰，黨的基層組織帶頭人文朝榮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在環境造成的貧困現狀面前，海雀人尚缺少自覺認知，處于一種失語狀態，更談不上脫貧實踐。故事的開始時間為其后敘事的推進打上了明晰的時間烙印。

（二） 1985年——海雀村的本命年

說1985年是海雀村的本命年，是因為這一年記者劉子富“發現了”海雀村，準確地說，是發現了海雀村民的苦。他的一篇報道讓海雀村的苦甚至驚動了中南海，海雀村由此迎來了備受矚目的“本命年”。本命年往往是危與機并存的，一方面村民們因此“富足”地過了一個本命年（這一年領到了比往年都多的救濟糧），但另一方面也讓海雀人真切地意識到了自己與別人的巨大差距，尤其是他們的村支書文朝榮內心受到更大的觸動。這之前，他對于海雀村的苦雖然最清楚，但他總還能依靠著“忍”的慣性，為這種“苦”作出合理的辯解。這之后，他不再遮遮掩掩、躲躲閃閃，他開始主動向上級討教脫貧的法子，主動向鄰縣種樹大戶取經?！?985年夏季開始，貴州省將扶貧濟困提到了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并開展了治窮脫貧大討論?！盵4]并在1986年選派首批扶貧干部下鄉，切實幫扶、開展脫貧工作。這一舉措，比1992年召開的第47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設立“世界消除貧困日”早了整整6年。這表明，飽受貧困之苦的石漠化地區居民即將在各級政府的幫扶下，開啟艱辛的脫貧探索之路。

（三） 1988年——開啟區域性試驗

1988 年6月，“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成立。這是國家當時唯一一個以“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為主題的試驗區，很多新理念、新實踐由此應運而生。試驗區規劃了明確的奮斗目標，針對石漠化地區生態改善，列出了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海雀村無疑是試驗區中重要的“試驗田”，即便試驗區中已經有了一些先行成功的經驗，但對于海雀村民來說，這仍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藍圖中那一個個難以企及的夢想目標要變為現實，不僅處處挑戰著海雀人的智力、精力和耐力，更考驗著基層組織帶頭人的魄力、勇氣和推進能力。第二年，即1989年，中國就啟動了長江中上游防護林體系工程。這個大工程關系到長江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及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建設周期為15 年。這種大手筆一方面表明中國政府治理生態環境的決心和勇氣；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各地先行試驗成功的底氣上，它昭示著中國人有能力向包括“沙漠化”及其“石漠化”在內的所有生態難題發起挑戰。

（四） 1999年——退耕還林還草

《海雀》中寫道：“那是1999年，中國做出了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戰略部署?！盵4]退耕還林還草就是從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出發，將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停止耕種，按照適地適樹的原則，因地制宜地植樹造林，恢復森林植被和草皮。1999年，我國在四川、陜西、甘肅3省率先開展了退耕還林試點，2002年1月10日，全面啟動退耕還林工程，并在當年4月發出《關于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見》。

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部署，在普通百姓心中無疑是神圣的，然而也是遙遠的，尤其是對嚴重依賴土地、依賴糧食的海雀村村民來講，更是近乎“天方夜譚”。1999年的海雀已經有了一片像樣的林子，但離涵養水土、地力肥沃、出產豐盈還差著不小的距離。在這種情況下，就連村支兩委班子都不認可退耕還林還草的做法。已經不做村支書的文朝榮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他巧妙地“用了點策略”，成功促成了國家部署在基層農村的落地，帶領海雀人在生態修復之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海雀》以時間為推進敘事的內在主線，以線性的歷史時間呈現時代的影像。透過海雀村脫貧致富這個小水滴，映照出了廣闊中華大地上實實在在的變化。

二、鮮活的“文化英雄”群像的刻畫

說到英雄，是指那些為國家、民族或社團作出特殊貢獻的人，而文化英雄往往是指那些精神中蘊含著民族的理想、指涉著人類文明未來的人，“為一民族或一社團之理想象征”[5]。他們“有代表整個中華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種人物性格或人生選擇方式的文化英雄，還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6]。文化英雄大多是普通人、凡人，符合主流價值尺度，是具體鮮活的人生樣板，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符號。

“在新舊交替之際，不免有一個惶惑、無所適從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心理上充滿著緊張、猶豫和不安。這里發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能獲得別人的信任?！盵7]作品通過對文朝榮、胡索文、李淑彬、楊明生等“樹癡”“樹迷”形象的刻畫，鮮明地塑造了立志改變家鄉貧困面貌、甘愿為鄉親致富脫貧埋頭苦干、吃苦受難、不計個人得失的“文化英雄”群像。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以集體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他們在道德上無可挑剔，是人們爭相效仿的楷模。

（一） 文朝榮的三張臉譜

“海雀”是彝語的音譯，意為有三個呈梯級狀海子的地方。在祖先的傳說中，海雀是個充滿生機的“彝族的天堂”，曾經是夜郎古國都邑——可樂的后花園。但在烏蒙山彝家漢子文朝榮的記憶中，海雀卻是個終日籠罩在狂風黑沙中、似乎用手指甲摳就能摳到山骨頭的地方。盡管長期的貧困讓海雀村人都練就了一副好“耐性”，但文朝榮的身份不容他也麻木地接受現狀，他一直尋找著改變家鄉貧困面貌的辦法。土生土長的海雀人文朝榮對家鄉的貧與苦有著切膚之痛，他從胡索文那里接受了“向土地還債”的樸素思想后，敏銳地感到這是救苦的唯一出路。他無比迫切地想把它實踐到自己的家鄉，但起初鄉親們對這樸素的理念不感興趣，他們只關注眼前的救濟糧。在人物刻畫方面，作家用冷靜克制的筆法刻畫了“文化英雄”與普通村民。她既沒有刻意拔高“英雄”，也沒有譏諷“只注重眼前”的村民，但她通過文朝榮的三張臉譜寫活了“英雄”，也寫活了可愛的村民。體現了作家對社會變革的觀照，對千差萬別特定對象的觀照，對具體而微的生活細節的觀照，對低處的生命和命運的觀照。

第一張臉譜：愁容滿面。因文朝榮不讓自家領救濟糧，妻子李明芝心疼餓肚子的孩子們，倔強的她覺得讓自己孩子餓肚皮的母親沒有顏面活著，一氣之下喝了半瓶“敵敵畏”以明心志，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文朝榮“一生中最具標志性的第一張臉譜便成了形”，那便是“愁”容滿面[4]。海雀“窮”是文朝榮最大的心病，治“窮”的法子又始終找不到，這讓他“愁上加愁”。當記者劉子富質問他“這個支書是怎么當的”，文朝榮額頭上那個“愁”字拼了命想舒展開，卻沒有成功[4]。這個“可憐”的英雄，主動將整個海雀的“貧”“弱”背負在自己身上，它們就像刻在他骨子里的基因，成了濃得化不開的“愁結”。

第二張臉譜：氣鼓鼓。文朝榮向往種樹，也認定種樹是救窮的唯一辦法，但村民們對種樹態度敷衍，因為“樹又不能像莊稼一樣半年就結出糧食來”。為推進種樹事業，自從開始栽樹以后，文朝榮的第二張經典臉譜便形成了：氣鼓鼓。文朝榮每天“繃著一張氣鼓鼓的臉”“瞪著一對水牛眼睛”開啟了“戰斗模式”。作家對這張臉譜描畫最多：“鼓出來的眼珠子”“眼睛又瞪上了，要發火”“梗著脖子做獅吼”“吆喝、咆哮，像頭瘋狂的公狼，豎著毛呲著牙”“一直把眼睛瞪著，一眨不眨地瞪著”。從動員班子團結一致發動群眾上荒山種樹，到督促村民領樹苗栽上山，再到嚴格監督栽種質量，文朝榮戴著這張“氣鼓鼓”的臉譜，硬是用三年時間，帶領鄉親把海雀一百來個山頭都栽上了樹。在這個過程中，他要與目光短淺、缺少遠見的村民“斗”，與不良習俗“斗”，與惡劣天氣“斗”,甚至與至親家人“斗”。這個“孤獨”的英雄一時間讓人們敬而遠之，但又私下里不得不對他作出最高的評價：文朝榮那樣的人，少，十萬個人中，才會出那么一個。這個村支書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雞毛蒜皮，該文的時候文，該武的時候武。

第三張臉譜：滿是溫情的笑容。這張臉譜出現在退休后的文朝榮臉上，他“天天都待在山上，待在樹們中間。那繃緊的臉龐漸漸和軟，再和軟，竟在有一天形成了他的第三張臉譜。這張臉譜靜止在一個笑容上”[4]。就連朝夕相處的老伴兒都感到異樣，因為這個表情“整日整日”掛在他臉上，“風吹不亂，雨打不破”。黨員王光德也在老支書臉上看到了一個“棕紅色的笑容”。因為他“在海雀造了一片林子，他讓家園恢復了生機和健康。對于生他養他的這塊土地來說，他做出了一份回報，而且是一份很大的回報”[4]。所以他那臉上“是一朵盛開的笑容，他每說一句話，你就能看見從鼻子嘴的地方向四面蕩漾開去的笑波”[4]。這個“和藹可親”的英雄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終于顯露出英雄本色。

時勢造就了英雄，從濃得化不開的“愁”到整日整日安詳的“笑”，三張臉譜變化的背后是樸素的生態意識到修復生態的切實實踐的落實與轉變。而村民們從一開始擁有一副習慣了“忍窮”的好耐性，到不情愿地上山栽樹，再到心甘情愿追隨老支書的變化，同樣展現了樸素的生態意識從萌芽到結果的歷程，這是時代背景下，對現實生活的高度濃縮和總結性概括。

（二） 村民視角中行為舉止怪誕的“文化英雄”們

胡索文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像一棵千年老樹”，永遠是一副“腰間一根谷草繩，草繩上掛一把明晃晃的鐮刀，拄把鋤頭，扛捆樹苗”的模樣。因為早年砍了生產隊一根杉樹兒做甑子，被抓并開了批斗會。起初思想上想不通，跑到外鄉，后來帶著“還債”的意識回到家鄉栽樹，從1961年開始選擇植樹，直到1991年離世，沒離開過他的林子。他的“還債” （向土地還債，替祖先還、替自己還、替子孫后代還） 理念直接影響了文朝榮。就靠“早餐一碗玉米稀飯，午餐燒幾個洋芋，晚餐辣椒水拌飯”將一種行為堅持30年，這個“吃穿中的乞丐”，卻又是村民們眼中擁有400畝林子的“胡大員外”，這不禁讓村民們對這位“樹癡”嘖嘖稱嘆。胡索文在臨死前三番五次找縣里申請，把自己種的那400畝杉樹林無償獻給了國家。這個舉動，讓村民們對這個“傻瓜”肅然起敬。

李淑彬出于做母親的天性，想給自己房前屋后種上樹，保護她因狂風肆虐而擔驚受怕的“房子”。為此，她打起了公社培育的幾廂樹苗的“主意”，并“偷”了幾株回家種下。后得到公社干部的支持，把剩余的樹苗全部帶回家栽在了房前屋后，她像照顧兒女一樣精心侍弄，居然在石漠化的土地上全部栽活了這些樹苗。這之后，她義無反顧地接下了縣里給她的造林300畝的任務，再接下來是自主貸款8萬元造林3000畝。僅靠她一家子怎么能造3000畝林呢？李淑彬請人來造。別看她一農家婦女，魄力卻不可輕視，她竟然召集了幾百個勞動力來幫她翻土，她按工開錢[4](P65)。這位女性一次又一次的驚人之舉，在偏僻的鄉村成了被村民圍觀的美麗風景。

楊明生更是村民們口中十足的“傻人”與“瘋人”——放著干了6年的鄉黨委書記不干，非要在“處處是荒山，年年有旱澇，家家都貧苦”的家鄉用5年時間造林6000畝。他的家鄉平壩鄉并不平，“亂石山，巴掌地；種一坡，收一籮”是真實寫照，這么貧瘠的土地種樹的難度可想而知。楊明生在農學院學習過，知道“什么樣的樹該種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該種什么樹，哪種地方該這樣種，哪種地方又該那樣種”[4]。在他的科學種植和悉心照料下，他帶領的合作社種下去的樹成活率高達97%，創造了石漠化地區種樹的奇跡。

這些“怪人”并不理會別人異樣的眼光，“他們不懂得大概念大數據……他們只知道與自己相依為命的這塊土地弱不禁風了，只知道自己吃不飽肚子了，只知道自己必須在這塊被人認為‘不適合人居的地方’活下去”[4]。他們認準一個共同的真理：只有種樹，一直種下去，將家鄉變成理想中的“精神家園”。這些“樹癡”“樹精”“空想主義者”們漸漸地似乎具有了某種不好進犯的威懾力，繼而成為人們仰慕和追隨的楷模。

三、構筑獨特的生態修復話語體系

中國社會從傳統的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生態文明歷經了漫長的歲月。其間經歷了向大自然無限索取到受到大自然瘋狂報復、再到致力于生態修復，這是一條世界上許多國家重復走過的道路，在探索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歷程中，中國人展現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經驗，也構建了鮮明獨特的中國生態修復話語體系。而海雀村的華麗嬗變正是對這一歷程的真實詮釋，由種樹而脫貧，繼而致富，體現了絕處逢生、窮則思變、天人合一的中國智慧，也為中國生態修復話語貢獻了寶貴的貴州經驗。

（一） 隱藏在民間的大智慧

第一，為什么要栽樹——最樸素的理念也是最先進的理念。海雀沒有樹，所以要栽樹。但海雀這樣的地質條件“年年種樹不見樹”，所以沒法栽樹。這一悖論讓人陷入困境。老百姓對栽樹的事早不抱希望，但文朝榮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覺得在海雀這塊遭到嚴重石漠化的土地上栽上樹，就等于給海雀人創造了一片星空，有了樹，海雀人才可以遙想美好的未來[4]。但海雀村民都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對老支書的“空想”不以為然，還“在心里悄悄地哼著鼻子，等著看他的笑話”，文朝榮只有借用胡索文的“還債理論”去勸服村民：這些年我們世代依靠的腳下這塊地，可以稱之為“母親”，而我們就是那些貪婪的孩子，明明知道母親的乳房干癟了，還“只管吃，只管自己滿足”?！耙粋€孝順的孩子，就應該在母親老去之前回報予愛護，使她身心滋潤，健康長壽?！比绻覀冞€能想到“母親”，想到“子孫后代”，現在開始就得“還債”[4]。在鄉土社會，傳遞孝道、仁義理念總是有效的——栽樹是為回報，栽樹可以改變生存困境，栽樹可以造福子孫后代——這看似樸素的理念，實則是最先進的，它可以直抵人們內心最柔軟處，最終達致理想。

第二，石漠化地區怎么栽活樹——依靠科學和精心照看。對于擅長種地的石漠化居民而言，“一鋤一個喜鵲嘴，一鋤一個燈盞窩”的種樹經驗已被證明行不通。當李淑彬承擔下造林300畝的任務后，她的丈夫走遍周邊地區取經，最后在一個大學生那里找到了書本知識，加上她自己房前屋后種樹摸索出的經驗：“坑要一尺寬一尺深，回填一半肥泥，放入樹苗，再添上余下一半肥泥，踩緊，再填上挖坑掏出的瘦土?！盵4]小樹苗種下去后，還得像照顧新生兒一樣精心看護?！巴帘粵_走了，他（楊明生） 把它們捧回來，重新為小樹蓋上。刮過一場風，他也要一棵一棵去檢查，吹倒了的，刮歪了的，他得把它們扶正，重新把根培實……挑水給樹苗解渴?！盵4]為解決吃飯問題的后顧之憂，讓大家專心種樹，楊明生說服127名苗族鄉親一起成立了生產合作社，用“四統一分”的雙層管理體制，將鄉親們組織起來，將植樹造林做成事業。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農民不再執著于從“土里刨食”，他們大膽轉變生產模式，依靠自己勤勞的雙手、依靠科學、依靠集體的力量，向生存困境發起挑戰。

第三，如何養護成林——政府公權力與鄉規民約內力約束相結合。樹苗種上山，只靠文朝榮一個人精心照料是不夠的，必須要發動群眾，成立護林隊，配備領報酬的護林員。為增強權威性，文朝榮求助鄉林業站給護林員統一配發了“護林人員工作證”。發生糾紛事件，堅決捍衛林地的不可侵犯性，依法保護護林員的人身安全。偶有“以身試法”者，最終都公開道歉、賠償毀樹款，顏面掃地。政府的公權力在這里得到鮮明體現，有效制止了那些因嫉生恨、想鉆空子、想不勞而獲的破壞行為。

對于本村村民的約束，熟人社會就要借助鄉規民約。鄉規民約與法律不同，是習慣的、自動接受的適應社會的自我控制[8]。海雀村在“環境保護”約定中對隨意放任大、小牲口進入苗護區都進行了明確的罰款規定[4]，結果有人不想服從這樣的村規民約，想賴賬，還想打護林員，那就按照民間的處置方法：挨了打，還加罰款。消息傳開去，震懾力就產生了，久而久之自律也就養成了。

（二） 貴州經驗

作為世界上投資最大、政策性最強、涉及面最廣、群眾參與程度最高的一項重大生態工程，中國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創造了世界生態建設史上的奇跡。20年來，我國實施退耕還林還草5.15億畝。以退耕還林工程為代表的生態修復，在增加“中國綠”的同時，也增加了“世界綠”[9]。這其中也少不了獨具特色的那抹“貴州綠”。在生態修復的貴州實踐中，在典型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生態改造中，積累了彌足珍貴的貴州經驗。

第一，畢節經驗——五子登科。海雀村所在的“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的成功實踐，讓畢節地區的森林覆蓋率由28.4%上升到46.23% ，值得被人們稱道的畢節經驗“五子登科”（即山頂“戴帽子”、山腰“系帶子”、坡地“鋪毯子”、基本農田“種谷子”、山下“抓票子”）構建了立體生態保護模式[10]。在不同角度的坡地上，分類種植，營造生物墻，保持水土，培肥地力，同時發展以開發本地資源煤、鐵、鉛鋅為主的鄉鎮企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推動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4]。區域性經驗推廣開去，很多鄉村都變成了“百姓富、生態美”的美好家園。

第二，基層組織強大的凝聚力和執行力。從“苦甲天下”到豐衣足食，海雀人創造了諸多奇跡，這奇跡的背后顯示的是中國政府的頂層設計、各級政府的真抓實干和基層黨組織上下一心迸發出的強大凝聚力和執行力。村黨支部書記文朝榮帶領鄉親致力于植樹造林，從穿衣吃飯到居住條件的改善，文朝榮始終以群眾為先，他既是領路人，更是貼心的當家人。在重大決定面前，黨員們跟著文朝榮莊嚴地舉起拳頭，支部成了一根扭緊的繩；鄉親們對待新生事物，總要觀望出成效，文朝榮就動員黨員干部先帶頭；鄉親們在大年除夕上山栽樹，文朝榮就覺得虧欠了鄉親們，把老伴兒辛苦攢給大女兒坐月子的雞蛋拿出來發給大家；誰家有難事，他總能第一時間送去及時的幫助……“老支書”就像他家門前那棵耐旱耐貧生命力極強的姜子樹，“它將根伸得很遠，從地面伸出去，從石縫伸進去，拼命地活著”[4]，他最頑強，也最接地氣，鄉親們信任他，因此他帶領的班子凝聚力最強，執行力也最強。

四、結語

作為主旋律敘事作品，《海雀，海雀》在富于時代精神的同時，其追求的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都得到了有機的統一。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征程上，不僅需要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元素來激勵，更需要為民族復興立根鑄魂的文化產品來推動?！拔膶W以其思想精神的豐富性來感染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從文學出發……豐富和拓展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深遠的現實意義?！盵1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盵12]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海雀，海雀》一方面聚焦了重大的時代主題，另一方面又對文學的敘事方式進行深入的探索，這種敘事策略既是對現實世界的觀照，同時也是對文學藝術的宏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