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服務在博物館創新發展中的整合價值及其實踐邏輯

郝振國

（中國知網旅游文博事業部，北京 100192）

引 言

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中國不僅成為世界上博物館數量增長最快的國家，現代博物館體系也已基本形成，博物館發展已由數量增長進入到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如何充分發揮博物館的功能，尤其是數字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知識服務功能，成為博物館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議題。

隨著AR、VR、云服務、5G等新技術的日益成熟，傳統博物館開始逐步向智能數字化博物館轉型[1]。在經歷數字博物館、虛擬博物館等博物館的數字化發展之路后[2]，我國智慧博物館的發展日新月異，探索、推進智慧博物館的建設成為當前博物館發展研究的新趨勢。智慧博物館關注“關系”的取向，同時轉變了早期博物館數字化發展中單純關注“對象”的數字化戰略，因而具備更全面透徹的感知、更寬帶泛在的互聯互通、更深入的智能化融合應用等特征。然而，當前我國智慧博物館的建設還存在知識服務資源整合難度較大、知識服務深度及延伸能力不足等突出問題，尤其是面對“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的迫切任務時，問題尤為突出。

從政策發展層面看，2017年以來，在《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指引下，我國就已經在全國范圍內開啟了廣泛建設智慧博物館的相關工作。2018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打造博物館網絡矩陣”的要求。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家文物局等九大部門印發了《關于推進博物館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實現博物館的智慧服務、智慧保護與智慧管理。同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進一步明確了要實施智慧博物館建設的創新示范項目，開展“互聯網+中華文明”實踐，推動“博物館+”戰略，建設“資源利用數字化、公眾服務智能化、業務管理信息化、產業整合網絡化”的智慧博物館成為新時代博物館發展的新機遇。

相比于傳統博物館，研究型博物館作為博物館類型中的新現象、博物館知識建構和傳播核心業務的新形態[3]，是當代博物館多元發展態勢的表現，也是博物館知識構建和傳播社會化轉型的實驗田，以及公眾參與博物館知識構建與傳播的平臺。2020年1月，國家文物局發布了最新修訂的《博物館定級評估標準》和《博物館定級評估辦法》[4]，對利用創新技術實現博物館智慧化的流程，建設博物館智慧業務系統，實現文物的智慧保護、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務提出了具體要求。該標準的出臺，標志著將不再以藏品設施等“硬件”（諸如藏品管理、設施服務等）作為博物館定級的標準，而是更加關注博物館“軟件”（諸如理論研討、學術交流、人才培養等）的提高，這對博物館的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明確的發展方向。然而，從第四批全國博物館定級評估工作的結果看，三個一級指標中，“學術研究與科技”一項平均得分率最低[5]。因此，探討研究型博物館知識服務的實踐邏輯，總結知識服務在博物館創新發展中的整合作用及價值，對完善知識服務理論體系、促進博物館知識服務發展具有實際意義。

本文綜合運用知識社會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關于知識服務的相關理論知識，構建研究型博物館知識服務的整合分析模型，以中國知網助力研究型博物館的智慧化建設和知識服務實踐為例，探討知識服務在博物館創新發展中的整合價值及其實踐邏輯，以期為研究型博物館的知識服務創新發展提供系統性思考進路。

一、文獻回顧：博物館知識服務與研究型博物館的創新發展

（一）博物館的知識服務

知識服務是信息服務的發展與創新，其作用的發揮，主要體現在基于一切信息資源，以知識創新為中心導向，以用戶需求為核心驅動，將個性化的知識內容融入用戶使用決策過程，幫助用戶找到或形成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的全過程。

因此，實現知識服務的關鍵要素，就在于厘清知識服務用戶的迫切需求，使知識服務人員成為內容主題專家，建設基于本體的知識庫與交互功能較強的知識服務平臺，以及對切實有效的戰略學習機制的應用[6]。此外，從知識服務的影響因素考慮，還需要系統性地納入知識服務載體與場域所必需的要素結構因素和關聯結構因素[7]，從而切實實現知識資源的增值。

當前，知識服務的研究范圍已經由最初的特指圖情領域向館藏物理資源和網絡虛擬資源等所有知識資源的知識服務轉變[8]。隨著博物館數字化發展方向的轉型以及融媒體時代的到來，泛在知識環境下，博物館的知識服務從網絡環境下的知識服務、體驗式服務、知識網絡服務進入后知識服務時代，更加要求和強調從技術與人文的結合、多學科交叉以及智慧化等方面促進知識服務的轉型[9]。

一方面，從知識載體看，博物館中的文獻不僅包含了圖書、期刊、報紙等印刷型文獻，還有書寫或刻寫在紙張、甲骨、皮革、帛、金石、木牘、竹簡等不同材質載體上的特殊文獻，以及微縮文獻、試聽文獻、電子文獻等非印刷型文獻，其中一些珍貴的圖書、畫作、碑帖等還屬于文物范疇。知識服務的價值定位，首先要體現知識的價值。博物館的知識服務需要挖掘文獻的本質，對文獻進行集成、揭示、析取、重組，不僅僅需要對以上各類文獻本身進行知識提煉，還需要升華、凝練、再創造出新的知識產品。

另一方面，從知識服務的流程看，知識服務囊括了接收用戶知識需求，開展知識檢索、篩選、組織[10]以及最終幫助用戶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全過程[11]。博物館館藏知識屬于公共知識的范疇，但是因知識原料的獨特性、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復雜性以及知識的具象化呈現方式等而具有特殊性。想要對知識服務進行再升級，就需要調整思路，不僅要深入專業作業生產場景，在與用戶互動的基礎上創新知識產品形態，還需要納入公眾的參與，而公眾參與的實現，更需要以博物館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深化作為基礎。

（二）研究型博物館的知識服務

作為博物館細分類型的研究型博物館，主要是以文物藏品為基礎，人員接受過長期、系統的專業技術或技能訓練，能夠進行有深度的、前沿的、變革性的、排他性的學術研究，能夠始終處于學科前沿與持續變革的前沿，改變“象牙塔式”單向知識傳遞模式，創造整合型多元互動的網絡化全球知識融合機制，促進博物館組織演變與職能重構，從而使博物館具有更穩定、更具創新性、可持續的知識以及維持知識活動的能力[12]。從概念上看，博物館科研本身就包括學術研究、應用研究等工作范疇，而研究型博物館的研究更側重于學術研究，以及學術研究成果的產生和研究成果在博物館知識傳播方式中的呈現。并且，研究型博物館更加關注博物館與廣義學術研究的關聯，其學術研究是滲透到博物館的硬件設施、機構宗旨、業務內容、組織管理、社會服務、績效評價等方方面面的[3]。

研究型博物館可以說是未來博物館發展的重要趨勢。近年來，我國大力推行博物館的改革與創新，著力推動研究型博物館的建設。2018年11月中國博物館協會在《2014—2016年度國家一級博物館運行評估報告》中提出，要促進藏品研究成果的及時轉化，使國家一級博物館真正成為研究型博物館。2019年5月5日“國際博物館日”新聞發布會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在談到《關于推進博物館改革發展的實施意見》的推進情況時指出，《意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加強以藏品為核心的收藏、保護與研究工作，著力推動研究型博物館建設”。

當前，研究型博物館知識服務的重要應用領域和知識創新方向是：通過知識服務，不斷整合知識，開展知識管理服務，以科研創新為前導，服務于博物館的科學研究、學術研究以及相關延伸活動。同時，進一步促進博物館研究成果的轉化，并直接應用于展覽工作（展覽大綱的撰寫、展覽設計等）、社教工作（整體社教活動策劃案、單個活動教案、活動報告等）中，從整體上促進博物館學術資源的儲備、相關學術活動的開展及學術人才的培養等，從而幫助用戶提高對博物館展品價值認知的水平和運用信息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專門領域、定向化的知識生產提升博物館知識服務的水平。

（三）研究型博物館的創新發展

知識創新與知識服務之間關系緊密，并且知識服務須切入用戶知識應用和知識創新的核心過程[13]。知識服務，是在搜索、分析、組織知識的能力基礎上，根據用戶所面臨的具體問題與環境，參與到用戶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為用戶提供有效的知識應用和知識創新服務[14]。知識服務由信息服務發展而來，是數據服務、信息服務的高級階段，最終邁向智慧服務[15]。

研究型博物館的知識內容保護，通過應用大量信息技術，不僅提供了全新的內容保護方法，還形成了更為先進的知識服務與傳播方式，使過去難以更廣范圍傳播、更深度專業價值挖掘、更系統性展示的知識服務得以連接、再現、創生，從而全面實現知識遺產價值的保留、擴散和深度挖掘、再現。

研究型數字博物館的建設以數據為核心，包含數字資源的采集、數字資源的管理、數字傳播平臺的搭建和數字內容的制作、分發及管理等各個環節的知識組織與知識內容生產。其中，博物館數字內容的供給涉及大量的研究性工作，即使是看似簡單的導覽服務，也是在知識生產和再創造的基礎上，通過實物、文字、人工講解等豐富的呈現形式，使觀眾能夠借助導覽工具實現自主游覽、探索展館、欣賞展覽并互動學習等目的。

在實體博物館、數字博物館發展的基礎上，智慧博物館應運而生。智慧博物館以需求驅動、業務引領為牽引，通過重新梳理和構建博物館各要素之間的關聯關系，加強了博物館服務、保護、管理工作與核心業務工作之間的協同合力，并且通過多模態感知“數據”替代數字博物館的集中式靜態采集“數字”，可以建立更加全面、深入和泛在的互聯互通，進一步消除信息孤島，使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形成系統化的協同工作方式[16]，以更深入的智能化博物館運作體系，構建更完整意義上的博物館智能生態系統。

“智慧”的核心是數據，隨著智慧博物館建設的推進，博物館發揮數據價值的路徑越來越清晰，對館藏文物信息資源的組織以及知識的共享與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知識圖譜技術的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這一目標的實現。通過挖掘實體及其關系等事實知識，并用結構化的形式存儲，構造結構化的語義知識庫[5，17]，可以實現知識的有效組織，完成知識抽取、融合和推理等任務[18]，使館藏文物信息的歷史和社會價值得以擴展。同時，通過知識圖譜還可以豐富藏品展陳方式，促進智能問答、語義搜索、智慧導覽等博物館業務及服務項目的開發，以此提升博物館智慧化的服務能力，進而提升用戶的交互感和體驗感。

二、知識服務在博物館創新發展中的整合價值

知識服務模式的重構與創新對提升博物館服務能力具有重大價值。作為新型的博物館知識服務模式，研究型智慧博物館在博物館的系統管理、學術研究以及知識資源的組織和知識的生產、二次創作和傳播等方面實現了服務整合和價值再造，促進了博物館創新能力和創新方式的智慧化發展。

（一）“人—數據—物”三元關系的構建，強化了博物館系統的自適應調整

智慧博物館打破了以往以“人—物”二元關系為核心[16]的博物館展品呈現與觀眾動線設計之間的邏輯，轉變為以信息化數字數據為中間媒介的“人—數據—物”三元關系，以閱讀設計的敘事邏輯甚至交互邏輯為牽引，使得數字技術在博物館的使用實現了信息化科技潛力充分、完整的釋放，觀眾不僅可以獲得藏品介紹、歷史背景、故事等知識信息，還可以基于數據開發而獲得新的內容輸入，如系列紀錄片等。通過在博物館中建立全面的動態感知系統，可以實現隨時隨地獲取和傳遞觀眾、藏品、展廳、庫房等要素信息及其相互之間關系的變化，并基于智能信息整合，實現或促進博物館系統的自適應調整和優化[19]。

（二）對研究功能的強調凸顯了博物館的文化價值與社會責任

早期概念里，博物館主要的功能在于收藏，以保護和傳承歷史文化遺產。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大眾文化需求的變化，博物館的功能也在發生著變化。一方面，科學研究成為博物館尤其是研究型博物館的核心功能之一，成為寫進博物館章程的重要內容，更成為一些博物館的立館原則。如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在其業務范圍的界定中明確提出了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依托館藏資源，開展藝術品、文物和展覽的專業研究，并為有關的學科建設提供以實物為主的資料和信息。湖南省博物館的業務范圍也涵蓋了開展博物館、文物和藏品相關研究等內容。另一方面，博物館建設也從僅關注造型、外觀的新奇發展到關注博物館的功能性，將博物館建設作為一種文化來對待。挖掘與體現博物館的文化價值成為博物館知識服務的重要使命與時代要求，因而可以說，透過知識服務，豐富和拓展研究成果的應用與轉化，更加凸顯了博物館的文化價值，也更加有利于其社會責任的縱深化實現。

（三）對知識資源組織的要求提升了博物館深度知識服務的能力

目前，我國數字博物館知識組織的服務形式包括線上展覽、線上教育活動、文物圖片展示、三維立體展示等[20]。但是館藏文物資源種類多、數量大，加之互聯網文物數據的多源異構性，使得博物館智慧化建設中的信息資源往往缺乏有效的組織，互聯網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的多源異構數據之間缺乏有效的聯系，博物館的知識資源組織普遍存在難以深入挖掘文物之間的關聯關系等問題，不僅不易延伸和擴展文物的歷史價值，更不利于文物資源的融合和共享。

而基于知識服務需要的信息資源組織，涉及知識資源的聚類、資源單一維度的聚合、資源深度聚合、多維度聚合等，通過將主題詞表、元數據、本體、關聯數據、超網絡、主題圖、知識地圖等信息資源組織方法應用于博物館的知識資源組織，可以提高博物館的知識服務能力和水平，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文物資源知識服務。國外學者探討的集合內外部需求的文化遺產領域的數字化融合策略[21]、融合數字化方法的物質文化遺產的集成整合手段[22]等新型應用，已經彰顯出知識服務的整合價值。

國內實踐中，中國知網在中國博物館協會等行業組織和省市文物局等行業主管部門的指導下，與各文博機構合作，通過整合雙方的文獻資源、數字化加工系統、數據挖掘技術、知識元處理能力，加大了對博物館行業知識服務的深度服務力度，邁出了深挖博物館藏品歷史價值、提升博物館社會服務功能的深度知識服務的重要步伐。知網通過特定專題資源的知識發現與整合，探索了博物館內容資源的深度開發與精準利用：構建特定領域的專題數據庫，推動內容標準建設、數據庫元數據自動生成、領域知識體系構建，將知識資源的組織與服務嵌入到博物館的管理決策、展陳社教、運維服務等全過程之中，提供以智力、知識、工具的應用為特征的深度知識服務。

（四）博物館研究水平的提升拓展了博物館公共教育功能及價值

收藏、保護、研究、陳列、傳播是博物館作為知識服務資源提供者的特色功能。近代公共博物館不僅曾作為科學研究的支撐系統，還曾作為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的輔助機構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的標志物而發揮公共教育功能。作為文化空間場所的展覽，在借助多種媒介技術手段的呈現下，能夠在博物館語境中實現意義的再創造，將人、物、思想、媒介等重新整合，從而生成可以負載不同思維認知、價值取向的敘事文本與素材，使得博物館具有“建構國家集體認同”和“表征內部多元文化價值”的雙重使命[23]。

當前國際博物館領域出現了在收藏與展覽空間之外增加公共教育空間和公共服務空間的趨勢[24]。通過對觀眾數據的采集整理、標簽分類設定開展數據挖掘，進一步利用用戶畫像工具實現對觀眾需求的洞察，從而有助于實現博物館個性化服務的定制、推送、設計等，提升觀眾體驗，促進博物館服務的精準化轉型。博物館研學體系的構建與完善也促使博物館教育進行多維度、多層次、多領域融合的設計。而講解員向“研究型”轉型，則可以促進觀眾從傳統的被動受教育者轉向主動的意見參與者，有助于提升博物館的公共教育水平。

三、知識服務整合價值發揮的實踐邏輯

中國知網數字博物館以提升學術研究能力、助力研究型博物館建設為目的，在博物館協同創新與知識服務領域進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下面以中國知網在知識平臺服務、知識管理服務、知識傳播服務、知識體驗服務等四個方面的知識服務實踐為例，探討研究型博物館發揮知識服務整合價值的實現策略及實踐邏輯。

（一）知識平臺服務

1.建設世界知識大數據及服務平臺，服務博物館學術研究及人才培養

知識服務是需求導向和創新驅動的高度知識密集型的服務類型。數據、信息等“資源”和“技術”是知識服務的基礎支撐要素[25]。而博物館的地位通常與其（研究）資源和出版物相稱[26]。因此，一方面，博物館在加強自身知識服務資源深度開發的同時，還需要加強對外部數據資源的有效采集、綜合利用與整合，搭建可以跨業融合、內外互補的知識服務平臺基礎；另一方面，研究型博物館的核心是學術研究人員，研究型的收藏、學術成果的積累對于吸引研究人員關注博物館具有重要價值，也是博物館通過研究項目規劃吸引和支持研究人員開展學術研究活動的前提。

中國知網目前已建成的文博行業知識服務平臺可廣泛應用于博物館的智慧化建設。如：“博悅文物展示云平臺”，將傳統文獻資源與各館藏單位的精品文物、展覽以及專家課程、相關研究成果等知識資源進行數字化建設和集成化整合，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開展文物知識的數字化采集、加工及展覽展示，建設分類科學、系統化的文物知識數據庫，形成機構與機構、文物與文獻、文物與展覽、展覽與展覽之間的知識網絡，拓展線上文物展示和展覽的內涵，增強觀眾體驗感，兼具可信、專業、可讀、權威、增量、可持續等優勢?！拔牟┭袑W公共教育服務平臺”，提供全國優秀社教案例的教案設計、授課視頻資料和教具，以及與社教工作相關的文獻資源，為社教工作的研究和實踐提供知識支撐；整合社教相關資訊，實時更新動態，為博物館社教工作人員提供更便捷的信息與知識服務；結合全國博物館研學教育工作機制研究，引導博物館社教活動向規范化和流程化方向發展，同時為各博物館之間的交流學習提供良好的平臺，促進博物館社教工作的發展。

2.建立分類科學、系統化的知識服務數據庫

數據庫建設方面，《文博行業知識資源庫》《文博圖書庫》等，按照行業特性與用戶使用習慣梳理知識體系，設置分類導航，重新加工各類研究成果，包含各學科領域學術和政策理論文獻（期刊、博碩論文等）、工程技術文獻（專利、標準等）、黨政文獻（政策）、教育教學研究文獻（各類教材）、市場數據（商品價格）等資源，以及館藏展覽、文物、圖書、教育案例等，發掘和傳播珍貴文物所蘊含的歷史、科技、藝術知識，提供科學權威的文物知識條目，保持日更新頻率，促進域內域外前沿性知識的交流與共享。

此外，還可建設“考古知識服務平臺”“文物保護技術創新知識服務平臺”等專題研究服務平臺，滿足博物館細分業務領域的專業性知識服務。

3.建立交流合作機制，增強知識協同創新凝聚力

在嚴格保證博物館知識服務系統安全、信息安全、知識產權安全的基礎上，整合內外部知識數據，建立知識關聯、知識傳播鏈，不僅使人們在精準的知識服務中隨時享有充分的“知識伴隨”，還為研究團隊的交流合作創造凝聚眾智的工作環境與合作機制，進一步增強知識協同創新的凝聚力。

（二）知識管理服務

1.深化“世界知識大數據”的研學價值

一方面，通過知網節技術，把隱含在海量內容資源中的原生、離散、無序的知識關聯發現、挖掘出來，利用這些關聯對知識加以有序化、系統化、可視化的組織和揭示，使人們能夠從各個角度、方面和層面，立體、動態地總覽和透視整個知識空間的網絡結構，發現知識在人與知識、知識與知識的相互作用下發展演化的過程和趨勢。

另一方面，基于觀眾的差異性，提供針對性的知識服務，滿足博物館分眾化的精細化服務與管理需要。如博物館專題知識“量身定制”模式，采取分眾化服務方式，將博物館資源建設與服務項目的設計思路從以往“物的堆積”轉變為促使觀眾深度參與和主動構建自我知識體系。

2.以知識交互、知識發現、知識推送服務增強知識服務的主動性

基于文物知識條目及相關文章，主動提供知識推送服務。如：通過靈活的答題活動模式，可根據需求在后臺設置不同主題、不同類型的活動，提供知識交互服務；通過“知識發現服務”，可根據平臺數字化展品列表查看文物圖片、文物基本信息、相關文物等內容，并進一步通過瀏覽、收藏文物詳情頁等操作獲取平臺積分；通過“文章閱讀”，可瀏覽平臺全部文章，并獲取平臺積分。

（三）知識傳播服務

1.公眾傳播互動從單一封閉走向開放共享

知識服務背景下，數字博物館與實體博物館相結合，使得基于不同區域、不同類別博物館的資源，可以構建起互聯互通、資源共享、開放共享的公眾傳播互動平臺，將合適的作者愿意投、出版者愿意發表、讀者需要且可以理解的知識，通過某種恰當的知識表達載體和讀者便于獲取的傳播途徑，在讀者需要的時候以恰當的方式傳遞給讀者，且傳播者能夠及時獲得讀者的評價和更多的知識需求，從而重塑原創作品數字出版平臺的傳播價值。

2.促進展覽向學術上深度延伸

一方面，將展覽向學術上深度延伸，進一步深化、細化展覽主題。展覽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展覽獲取學術支撐的程度，是策展人學術素養和專業水準的體現。好的展覽應蘊含更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時代價值、科技價值等，同時能夠引導觀眾進行思考、研究、挖掘和探索，對知識進行再創造。

另一方面，將館內策展團隊、專家學者與公眾協同，將學術成果與展覽內容設計、形式設計有效結合，真正實現知識“共產”和共享。不僅要挖掘藏品背后蘊含的信息，還需要在分析和研究觀眾基本社會經濟狀況、觀展真實需求、觀展體驗等的基礎上，將相關知識儲備和學術成果推送給觀眾，實現策展人與觀眾的“知識對話”?！氨姴卟┪镳^”“創意博物館”“虛擬策展”等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為學術成果與展覽展示提供了更多知識交互的可能，將在各類博物館得到廣泛的應用。

（四）知識體驗服務

在參觀展覽過程中，觀眾通常會期望將在經過設計的場境中的感知經驗與其先前的知識和經驗聯系起來[27]，從而產生積極的觀展情感體驗，因此，為了取得最理想的參觀效果而對博物館及其相關資料進行研究的觀眾越來越多。所以，加強觀眾研究，有效了解觀眾需求與喜好，提供可增強觀眾體驗的知識服務，促進博物館教育水平的提升成為博物館知識服務的重要基礎。

在博物館知識體驗服務的設計中，觀眾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步驟。以觀眾研究為核心的評估實踐，也為博物館展覽和教育活動的評價及宏觀規劃和決策制定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參考。觀眾研究是包括觀眾評估、觀眾調查、觀眾研究在內的總體性概念，主要在于理解博物館與實際觀眾、潛在觀眾和虛擬觀眾的關系，特別是要重點關注不同類型博物館觀眾的體驗、態度和觀點[28]。

以往的觀眾研究，通常是通過現場發放調查問卷、追蹤計時、采訪以及集中觀察等方式進行，在全面性、真實性和有效性方面往往存在不足。隨著博物館的智慧化發展，相關大數據采集與分析技術、平臺關聯和抽取技術等廣泛運用于博物館知識服務過程，可以在不影響觀眾觀展體驗的前提下，獲得觀眾的年齡、性別、職業、所在地區、教育程度以及參觀過程中的動態行為數據，為博物館研究、分析觀眾的觀展行為、消費行為等，以及這些行為與其經濟社會地位的關聯性提供基礎，從而可以深度挖掘觀眾的行為動機、興趣點和關注點，為博物館向特定觀眾群體精準匹配服務，提升布展、教育、傳播、服務等方面決策和評估的科學性提供幫助。并且，知識服務過程中納入觀眾參與體驗的研究及實踐，也可以讓蘊含著歷史、藝術、科學、紀念價值的展品實現知識集成。

此外，公眾從傳統的被動的受教育者到主動的意見參與者的身份轉變，要求博物館必須在知識服務的轉型升級中創造出新的價值。當前，講解員也開始從單一宣教導向的知識的“提詞器”變為知識的“中介人”，從“背書型講解員”向“研究型講解員”轉變，從以往陳述性講解的形式發展到“拋問題式”講解和與觀眾深入互動式講解，從而用更深刻、更接地氣的講解方式增強博物館教育的深刻性。

小結與展望

目前來看，博物館的知識服務在內容層面還處在初級階段，大部分服務內容都局限在知識咨詢、檢索方面，而在圍繞公眾的個性化知識需求，通過整合各層次顯性和隱性知識，提供信息、知識產品、解決方案的深度知識服務活動等方面明顯不足，特別是知識組織的系統化與專題化以及基于知識發現、知識關聯與知識推送的移動知識服務等還非常薄弱。

研究型博物館具備開展知識服務的基礎與潛力，但也面臨著博物館整體行業知識服務基礎較弱、經費保障可持續性較差、專業人才匱乏、共享知識服務意識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制約著博物館研究的深入與成果的轉化。而從社會公眾對研究型博物館的知識需求來看，研究型博物館的知識服務應主要涵蓋三個層面：一是對前瞻性、系統性要求較高的專業性知識服務，二是對專題性、新穎性要求較強的針對性知識服務，三是普通大眾教育知識服務。而當前狀態下這三種層次的知識服務資源與技術均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創新。

博物館的知識服務在技術性層面已經歷了博物館文物、文獻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及古籍保護管理與資源開發階段，現在正逐漸步入館際合作的資源整合、數字資源系統性整合等階段，并邁向智慧化發展的新階段。作為文化資源的集中地之一，博物館所具有的在教育、藝術欣賞和知識共享方面為觀眾提供文化體驗與社會服務的特性，使其在知識服務的深度與廣度上具有與圖書館、檔案館等不同的特點。未來博物館知識服務的資源還需要進一步擴展，并且與多種類型、樣態的知識服務資源進行系統性整合與互聯共享，從整體上提升其知識服務覆蓋的廣度及深度。

在智慧博物館建設的過程中，資源整合是知識服務資源建設及共享的必經路徑。當前資源整合模式有合并、集成、聯盟等，尤以從信息資源共享的角度構建集成性的知識服務共享服務平臺為主要的和較為成熟的實踐模式。在數字化服務融合的趨勢下，博物館的知識服務還需要不斷探索更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資源共享路徑、合作機制及服務創新模式，知識服務的組織技術在解決異構資源的共享和不同元數據的統一化生產組織方面也將得到進一步發展。當然，知識服務的融合尚需深化集成服務的類型與應用模式，并且與服務理念、服務鏈條等相銜接，這一系統工程和體系也在考驗著博物館知識服務的水平與能力。本文認為，如何轉變博物館藏品倉庫的服務與建設理念，加強研究，拓展新思維，以及打破知識服務的管理體制機制桎梏，仍是未來學者們需要持續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