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的偏誤及其超越*
——兼論“支部建在連上”的實踐

■雷 鳴 杜金澤 鄧宏圖

［內容提要］本文指出奧爾森夸大“搭便車”的現實普遍性的理論根源。對此，本文在保持奧爾森原有假設的情況下利用超邊際分析法建立了更一般的數理模型，推理得出理性自利的成員并非必然“搭便車”，公共品和私人品的關系、兩者的生產效率、成員對兩者的興趣等個體特征的不同組合激勵著成員采取不同的最優策略，最終讓集體呈現不同的均衡狀態。進而，本文以“支部建在連上”為例說明了通過機制設計可以改變這些個體特征及其組合從而讓集體達到預期更好的均衡狀態。

一、引言

集體行動是常議常新的問題。2020 年在全球各地發生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促使人類采取集體行動，共同抗疫，恢復經濟。然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表現顯示了集體行動失敗，疫情擴散，經濟停滯。相反，人口最多的中國在疫情來襲之后全民動員，應對有方，有效地遏制了疫情擴散，迅速恢復了正常生活和經濟活動，成為全球唯一保持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集體行動在中國抗疫中呈現不同于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預期的有效表現，有識之士借此機會檢驗奧爾森集體行動理論的正誤。本文重新回顧了奧爾森的集體行動邏輯，并從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中尋找其動員能力的組織根源。

奧爾森提出了集體產品的非排他性激勵“搭便車”行為將導致集體行動困境，甚至質疑了馬克思的階級概念。①他斷言，有效的集體行動有賴于三個前提：一是成員不可過多，局限在較小規模中的成員更容易采取為他們帶來好處的集體行動；二是大多數成員必須承擔不成比例的成本；三是必須在成員中嵌入選擇性激勵機制。②

諸多學者早已批評奧爾森夸大了現實中的集體行動困境，他們從下列三條進路入手：首先是列舉經驗事實反例，例如自治模式的傳統社區③、數字網絡中的鏈接行動④等。然而，無論是傳統社區中的道德、輿論、懲罰等自治機制，還是數字網絡中兼容個性表達的包容性個人行動框架，這些案例實質上反而佐證了奧爾森對選擇性激勵的強調。

其次是修正假設前提。各派學者認為，對同一社會身份的認同⑤、憤怒和恐懼的群體情感⑥、物質性的相對剝奪感⑦、意識形態⑧等共同心理讓人們不會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選擇“搭便車”，這與完全理性假設相悖。一些學者認為人們的親社會偏好⑨促使人們參與集體行動，這與利己假設相悖。一些學者認為競爭性公共資源⑩比非競爭性公共物品面臨更少的困境。還有一些學者在研究中隱晦地修改了奧爾森的目標最優化假設?、同時獨立決策假設?、集體產品的零聯合供應性?。然而，這條進路把爭論的焦點從集體行動問題本身轉移到更基礎的關于個人和產品的假設上，雖然確實解釋了現實中眾多集體行動，但是無法否定奧爾森對“搭便車”的分析邏輯本身。

第三是引入新社會機制?？蚣苷侠碚?認為集體的意識形態與成員直接利益或情感掛鉤才能吸引成員參與。作為模范成員的地位聲譽和參與的喜悅作為隱性激勵?也激勵著成員參與集體行動。社會資本理論?認為規則、溝通、信任、網絡等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協調行動。一些學者關注了集體行動中活動家的作用。?另一些學者通過延長時間鏈發現以一報還一報作為最優策略成員逐漸達成合作。?在機制設計方面，彩票機制被認為比捐款機制更好地激勵公共貢獻；?大規模集團被認為雖然監督機制更弱但是懲罰機制更強。?一些學者還研究了成員興趣異質性和資源異質性?、種族和文化異質性?、時間偏好異質性?等成員結構因素，然而他們對各種異質性對集體績效產生何種影響并沒有達成一致?，甚至一些學者從單個集團轉向政治環境?和集團間博弈?。然而，這條進路實質上也順應著奧爾森對“搭便車”的分析邏輯：框架整合、隱性激勵、重復博弈為成員提供選擇性激勵，信任和網絡等社會資本幫助成員協調林達爾份額?，而懲罰等機制的設計和實施也面臨著“搭便車”?問題。

可見，很少有學者從奧爾森的推理邏輯本身出發進行縝密地審視，發現其中的邏輯漏洞。?對此本文第二部分在不增加新社會機制且不改變原假設的前提下，從奧爾森的數學模型和分析邏輯本身推出奧爾森的內在邏輯缺陷：他設定的前提正是他要得到的結論，他從一開始就徹底否認了成員分攤集體成本機制的存在性。因此本文第三部分通過在奧爾森的原假設下轉換分析范式，建立了一個糾正奧爾森邏輯缺陷的更具有普遍含義和深刻解釋力的一般性理論框架和數理模型，通過考察各種個體特征，打開了集體行動機制的多線邏輯，囊括了奧爾森理論以及認為共同利益促進集體行動的傳統理論、薩繆爾森規則?、閾值理論?、關鍵集團理論?等既有理論和公共品經典案例。最后，本文第四部分借助該理論框架考察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實踐與歷史經驗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理論，以尋找中國共產黨破解集體行動困境并持續取得歷史性勝利的邏輯根源、歷史根源、黨建根源?！爸Р拷ㄔ谶B上”的組合策略對不同特征的個體對癥下藥，激勵個體轉而選擇最有利于集體的策略，從而讓集體趨向于最優均衡狀態。

二、奧爾森模型及其邏輯漏洞

大量學者對奧爾森模型僅僅進行文字描述，導致他們沒有發現奧爾森模型的邏輯漏洞。因此，下面不再照搬復述奧爾森模型，并且通過區分個人成本和集體成本，理清“搭便車”的邏輯，使得奧爾森的邏輯漏洞顯現出來。

（一）奧爾森的基本設定

奧爾森理論不是經驗理論而是形式理論，其推理和結論都建立在下列假設上。一是在區分單個個人、特權集團、中間集團和潛在集團之后，奧爾森把潛在集團類比于完全競爭市場并假設：成員數量足夠多以至于每個成員對集體績效的貢獻無法被明顯感知；每個成員自主決策，不存在強制協調；每個成員都完全理性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二是在區分排外集團和相容集團之后，奧爾森把集體利益定義為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集體產品，即純公共品。三是奧爾森只考察集團人數對集體行動績效的影響，排除了成員結構因素。四是奧爾森把集體行動的成功定義為與集團人數相適應的集體利潤的最大化，而非固定集體目標的實現。當然，奧爾森也或多或少提及超出這些假設前提的情況，但是沒有充分展開。

奧爾森設置的變量是，集體產品的總成本Cg取決于集體產品數量T，曲線呈U 型。Ci是每個成員參與生產集體產品的個人成本。N ≡{1,…,n}是成員集合。一單位集體物品對集體的總收益Sg是一單位集體物品對每個成員的效用Si之和。集體從集體產品中獲得的總收益Vg是一單位集體物品對集體的總效用與集體產品數量之積。因此集體收益是每個成員從集體產品中獲得的個人收益Vi之和。個人收益Vi是個人收益在集體收益中的比重Fi與集體收益之積。每個成員的個人利潤Ai是其個人收益與個人成本之差。集體利潤Ag同理。上述一些變量是奧爾森未明確設置的，本文為了更清晰地闡釋其分析邏輯并指證其邏輯漏洞因而把它們明確設置出來，它們完全源自奧爾森分析邏輯。

（二）奧爾森的分析邏輯

奧爾森的思路是，首先考察集體的利潤最大化需要多少集體產品；其次考察個人的利潤最大化需要多少集體產品；然后考察非排他性導致成員個體實際上會生產多少集體產品；最后若該數量之和恰好等于第一步數量，則表明個人理性可以得到集體理性，否則兩者沖突。

為得到集體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令dAgdT=0，得：

這表示當集體邊際收益等于集體邊際成本時集體利潤最大化。此時解得集體產品數量的集體最優解。為得到成員個人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令dAidT=0，又因為Vi=Fi× Vg中的Fi是常量，得：

這表示從集體視角來看當個人收益與集體收益之比等于個人邊際成本與集體邊際收益之比時個人利潤最大化。此時解得集體產品數量的個人最優解。

欲探究個人利潤和集體利潤是否能夠同時最大化，即探究公式（2）能否推導出公式（1）。奧爾森認為上述關系成立的充要條件是各成員對集體的貢獻量讓個人成本在集體成本中的占比等于個人收益在集體收益中的占比，證明：

然而，奧爾森認為集體產品的非排他性激勵“搭便車”行為，導致個人和集體無法同時利潤最大化。不妨設成員1 對集體產品最感興趣（），j 表示其他任一成員（j ∈N{1 }）。奧爾森的目標是證明CjCg≠Fj，證明過程如下：

在奧爾森預先隱晦地假設Ci(·)=Cg(·)的情況下，當成員1 已經單獨生產了足以使其個人利潤最大化的集體產品時，成員j 通過這些非排他性的集體產品已經實現其個人利潤最大化，證明：

可見，成員j就不再有生產任何集體產品的激勵，即“搭便車”（Cj=0），該狀況簡稱小成員剝削大成員。因此集體物品數量最多為，低于最優水平，證明：

可見，給定S1不變不變。如果N 越多，F1就越小，就越大，即集體產品數量就越遠離最優水平，該狀況集團人數和集體績效負相關。

（三）奧爾森分析邏輯的漏洞

本文發現，奧爾森的推理出現了邏輯漏洞。其邏輯起點是函數Ci(·)=Cg(·)，即Ci(·)Cg(·)=1 ≠Fi；其邏輯終點是變量Cj=0，即C1Cg=1 ≠Fj，且CjCg=0 ≠Fj。無論是作為函數比還是作為變量比，上述不等式的經濟學意義都是無人分攤成本。因此，奧爾森的邏輯錯誤是，從“成員必然不分攤成本”推理出“成員必然‘搭便車’”，這是同義反復和循環論證。

圖1：成員j的成本收益分析

奧爾森的邏輯錯誤之所以很難被發現，是因為他把同一個經濟學意義包裝成不同的數學形式。同一個命題在邏輯起點被安排為函數關系，奧爾森在著作中沒有區分Ci(·)和Cg(·)，而只是假設出C(·)；在邏輯終點被安排為變量關系，奧爾森在著作中論述“搭便車”的激勵機制時只采用了文字描述從而隱晦地掩蓋了這個同義反復和循環論證；這樣，即使“搭便車”這個結果在被證明之前就已經近乎直接地預設在前提中，奧爾森也能讓人混淆地以為似乎結果是從前提中經嚴密分析而推導出來。

總之，奧爾森所預設的前提是有問題的，他在一開始就排除了成員分攤成本的可能性，他并未真正考察當成本可以被成員分攤時的特征化事實。一旦成員可以分攤甚至必然分攤集體成本，那么所得結論將變得更復雜，不僅大大超越并拓寬了奧爾森理論，而且可以在理論上離析出更多均衡解。以圖1 為例，其中Cj(·)=Fj× Cg(·)。線段HM 是當成員“j搭便車”時的最大利潤，線段EF 是當成員j 參與集體行動且無成本分攤時的最大利潤，線段JK 是當成員j 參與集體行動且有成本分攤時的最大利潤。因為JK >HM >EF，所以成員j并不會“搭便車”而會參與集體，尋求合作，分攤成本。因為奧爾森沒有從Cg(·)中區分出Cj(·)，所以不存在JK 并籠統地把EF視為成員參與集體行動的最大利潤，因此他無法看到JK>HM?，而只能看到HM >EF，從而他把沒有任何動機“搭便車”的成員j錯誤地推理為“搭便車”者。

（四）分析范式的轉換

如果沿著奧爾森的老路來修補其邏輯漏洞就必然遇到死循環：只有先知道各成員對集體成本的分攤比才能得到個人成本函數以計算個人成本；然而只有先知道個人成本函數才能得到個人成本，從而才能得到成員對集體成本的分攤比。因此，首先要批判奧爾森的老路?！胺謹偂边@個概念預設了集體成本的邏輯先在性，更深入地是預設了“集體”超越成員個體及其關系和超越集體產品的獨立存在性?！凹w”儼然成為獨立并不依賴于人和自然的實體。

“集體”這個范疇的虛假性在奧爾森模型中也有跡可循。在奧爾森看來，之所以個人理性無法得到集體理性，是因為個人“搭便車”了。這蘊含著悖論：成員1 做出使自己利潤最大化的決策，而且其最優生產計劃讓成員j 的最優生產計劃也達成了，所以若成員j 繼續生產集體產品則反而會讓自己利潤下降。這樣所有成員都實現了自身利潤最大化。然而在奧爾森看來此時集體沒有實現利潤最大化，那么究竟是集體中的什么東西沒有利潤最大化才導致集體沒有利潤最大化呢？顯然不存在這個東西。

奧爾森理論為什么存在這個悖論呢？這是因為如果成員j“搭便車”，那么奧爾森所謂的成員1 的最大利潤僅僅是當無成本分攤時的最大利潤，這個最大利潤小于當有分攤成本時的最大利潤。用楊小凱的術語說，這兩者都是成員1 的“局域最大利潤”，后者更大因而是成員1的“全域最大利潤”。在奧爾森模型中成員j反而是在無成本分攤時實現自己的“全域最大利潤”?。因此，所謂所有人都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其實是成員1 實現了局域最大利潤而成員j實現了全域最大利潤；所謂集體沒有利潤最大化，其實是成員1和成員j 的全域最大利潤無法同時實現；所謂個人理性無法達到集體理性，只不過是個人理性之間的不可兼容性。

既然奧爾森模型所謂的集體最大利潤以及服務于它的集體邊際收益和集體成本是虛假的和毫無意義的，它們必須轉化為個人及其關系，包括共同追求的產品和相互影響的決策。本文構建的模型將取消奧爾森設置的以g 為下標的所有變量。不應該是先有集體成本量Cg和Fi，而后才有Ci=Fi× Cg，而應該是先有個人成本量Ci，而才后有Fi=。集體成本函數則還原為集體產品的生產函數。

三、新理論模型

由于分析范式的轉換，本文的思路簡化為，首先考察個人的利潤最大化需要多少集體產品，然后考察非排他性導致成員個體實際上會生產多少集體產品，最后簡要說明集體均衡狀態。這本質上是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法?。

（一）基本設定

本文將完全保留奧爾森的原假設。不過，在奧爾森模型中各成員至少對最大成員的貢獻量具有完全信息，在本文模型中各成員至少對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成員的總貢獻量具有完全信息；在前者中集體是生產者而成員是消費者且用原料與集體交換產品；在本文中成員兼任消費者和生產者且權衡地生產私人品和公共品。這些轉變并非對奧爾森原假設的根本性顛覆，它們在本質上等價。成員i的決策問題表示為：

相比于奧爾森模型，本文取消了超越個人利益的集體利益最大化問題，只設個人效用最大化問題max ui，連帶設效用函數Ui，由此抽象集體轉變為現實個人。集體成本函數轉變為集體產品的生產函數Y，個人成本轉變為原料的個人投入量liy，連帶設集體產品的產出量y。取消了Fi，設除成員i 外的其他所有成員的個人投入量之和Li≡∑j∈N{i})ljy。在任何一個生產階段上，無論是多投入一單位liy，還是多投入一單位li，它們對于公共品產出的邊際影響相同，因為liy和li本質上都是用于生產公共品的同一種原料，只不過前者由成員i 貢獻，后者由其他成員貢獻。既然已經把成本函數轉變為生產函數，就必須處理掉成本函數中隱含的價格變量，“一單位原料多生產公共品所獲得的成本（機會成本）”轉變為“一單位原料少生產私人品所損失的收益（即效用）”，因而對應集體產品而設私人品的Xi、lix、xi。因為奧爾森假定了超越個人的集體，集體可以通過增加成員人數來彌補單個成員初始稟賦的局限，但是既然已經把抽象集體轉變為現實個人，就必須設單個成員初始稟賦約束標準化為1。本文構建的模型是奧爾森模型的更一般形式。?

（二）成員最優決策

本文嚴格區分“搭便車”和“不參與”這兩個概念。前者是指雖然一個成員的效用隨著自己生產的公共品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該成員不參與生產公共品。后者是指因為一個成員的效用隨著自己生產的公共品的增加而減少所以該成員不參與，這是理所應當的。

為得到成員的個人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令：

只要個體偏好多樣化消費或集體產品邊際生產遞減（duidliy隨liy的增加先為正而后為負，記為情況1），那么就保證了公式（3）的最大值點是內點解（記為）。成員i 的最優決策受到其他成員的貢獻量的影響，即的表達式中含有Li，記為，所以為了考察成員是否會“搭便車”，把所有成員的公式（3）聯立為方程組，并判斷方程組的均衡解的數量。

情況1-1：在情況1下，當成員間的消費特征（Ui）和生產特征（Xi）完全相同?時，在博弈中任何成員都沒有優勢，任何成員都沒有更優策略來迫使其他成員承擔更多成本，只有公平的方案才會被接受，所以每個成員的最優模式都是適當參與，無“搭便車”。

情況1-2：在情況1 下，當成員間的消費或生產特征不同時，如果只存在一個均衡解，那么顯然每個成員的實際行為模式都是適當參與，無“搭便車”的行為。沒有人有動機偏離該均衡解。

情況1-3：在情況1 下，當成員間的消費或生產特征不同時，如果存在多個帕累托最優的均衡解，那么最大成員的實際行為模式是適當參與，其他成員的實際行為模式都是“搭便車”（）。

可見，只有情況1-3 才會出現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不妨考慮其中的任意兩個均衡解。雖然它們都是帕累托最優的，但是它們讓同一個成員所能獲得的效用上限是不同的，每個成員都偏好讓自己效用上限最大化的那個均衡解——記為，這樣產生不可兼容的利益分歧并開始博弈。在博弈中“需要生產最多的公共品才能夠讓自己的效用上限最大化的成員”，即“對公共品最感興趣的成員”（以下簡稱“最大成員”）處于劣勢。不妨設成員1是最大成員，即,?j ∈N{ }1，他之所以處于劣勢，是因為他一定比其他成員多投入一部分原料才能達到自己偏好的均衡解。這一部分原料所生產的公共品讓各成員的效用狀態以及公共品的生產條件都發生變化。如果成員1在每個階段都是最大成員，那么成員1 始終處于劣勢。結果是，只有成員1 參與集體行動，其他成員能夠并且將會完全“搭便車”。

此外，薩繆爾森規則只能在情況1-1 和情況1-2 下才能應用于社會內部層面。薩繆爾森規則證明了在一般均衡中每個個體在公共品與私人品上的邊際替代率之和等于整個社會在公共品與私人品上的邊際轉換率。?在經濟學意義上，薩繆爾森規則是社會生產私人品和生產公共品的邊際，公式（3）是個體生產私人品和可能生產公共品的邊際。然而，在數學形式上，所有社會成員的公式（3）加總起來恰好能夠得到薩繆爾森規則。?薩繆爾森規則和公式（3）之所以經濟學意義不同而在數學形式上等價，是因為前者用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來描述社會對公共品的生產，這個數學工具掩蓋了個體的“搭便車”行為。同時，總有一些人（如情況3）會生產公共品，公共品在社會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上是存在的，“搭便車”問題并不影響薩繆爾森對一般均衡的分析。簡言之，薩繆爾森規則本身并沒有錯誤，但是確實無法用于發現“搭便車”問題。

當成員i偏好單一消費或集體產品邊際產出遞增時（duidliy隨liy的增加先為負而后為正，記為情況2），公式（3）的最小值點是內點解，而最大值點是角點解。在前期，成員選擇不參與；在后期，成員選擇參與。但是吊詭的是，如果成員i在前期不參與那么liy根本不會增加，即成員i 永遠無法進入后期從而永遠不會參與。幸運的是，一些人（如情況3）的事先貢獻可以改變成員i的生產條件，幫助成員i直接進入后期。?具體而言：

情況2-1：在情況2 下，當其他成員事先貢獻得不夠多（Li<ξ*）時，無論其他成員選擇何種策略，成員的最優決策一定是不參與（最優解是角點解liy=0）。

情況2-2：在情況2 下，當其他成員貢獻得足夠多時，無論其他成員選擇何種策略，成員的最優決策一定是全力參與（最優解是角點解liy=1）。

閾值理論?認為一個人參與的條件是已經有足夠多的人參與，這印證了情況2，不過本文無須假設個體依次決策，在形式上更簡潔。關鍵集團理論?證明了加速生產函數讓集體行動有參與門檻，因此集體行動的關鍵在于尋找能夠事先貢獻的子集團，這僅僅是情況2在給定公共品的邊際效用以及私人品的邊際產出和邊際效用時的一個特例。

最后兩類可能的成員個體特征如下：

情況3：當duidliy隨liy的增加而恒為負時，無論其他成員選擇何種策略，成員的最優策略一定是不參與。

情況4：當duidliy隨liy的增加而恒為正時，無論其他成員選擇何種策略，成員的最優策略一定是全力參與。

情況3 和情況4 的經濟學意義是，如果公共品的邊際效用與邊際產出之比超過私人品的邊際效用與邊際產出之比，那么該成員會只生產公共品，否則它只生產私人品。

（三）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中間品時成員的最優決策

根據分析范式轉換，上一小節把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問題轉化為成員在生產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間權衡取舍的問題，其中公共品是私人品的替代品。這一小節將超出奧爾森的視域，探究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中間品時的集體行動困境。

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中間品時，原料和公共品共同決定著成員個體對私人品的產出量，成員個體的效用只取決于私人品的消費量。其他符號的意義與上一小節相同。成員個體的決策問題轉變為：

為得到成員個人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令：

此時，因為公共品作為中間品無法被直接消費，而且公共品由于具有正外部性和非排他性也無法用于交換私人品，所以成員一定不會只生產公共品（最優解一定不是角點解liy=1），即一定不會全力參與。

情況5：當公共品邊際產出很低，或公共品對生產私人品的邊際貢獻很低，或公共品很容易被其他原料替代時，，最大值點是內點解。根據生產特征在成員間上的分布，類似于情況1-1、1-2、1-3，分別有情況5-1、5-2、5-3。

情況6：當公共品邊際產出很高，或公共品對生產私人品的邊際貢獻很高，或公共品很難被其他原料替代時，成員i會“搭便車”（最優解是角點解liy=0）。

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替代品時只有情況1-3會出現“搭便車”問題。相比之下，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中間品時，情況5-3 和情況6 都會出現“搭便車”問題?？梢?，追求作為中間品的公共品的集體行動困境更普遍。如果所有成員個體特征都是情況5，那么集體行動就會陷入陷阱：一方面，每個成員都知道自己確實需要公共品，且只要投入一點點資源來生產公共品即可；另一方面，每個成員都選擇完全“搭便車”，期待著其他成員投入這一點點資源來生產公共品。

此外，雖然奧爾森用于解釋集體行動困境的分析邏輯屬于情況1-3，但是奧爾森所選取的罷工案例屬于情況6。這些罷工案例大多數旨在提高工資，工資上漲率應該被視為工資的中間產品。如果罷工案例的目標是醫療福利、退休金、工作環境、公益事業等作為替代品的公共品，結果可能不同。在公共物品的典型案例中無人提供的公共品往往是私人品的中間品，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提及的燈塔是捕魚的中間產品，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爭取的石油價格上漲率可以被視為石油收益的中間產品。

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互補品時，與上文同理，由于不存在嚴重的集體行動困境，本文不展開論述。

（四）集體均衡狀態

本文不需要再單獨討論集團規模和集體績效之間關系的問題。兩者沒有必然的單一的相關關系，一切都要結合具體情況來判斷，成員最優決策需要根據個體特征才能判斷，集體均衡狀態需要根據成員結構才能判斷。

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替代品時，在一個涵蓋各類特征成員的集體乃至整個社會中存在著冷眼旁觀者（情況4）和狂熱者（情況3），這兩類人不會受到其他成員影響而改變最優策略?？駸嵴呒捌淠７缎袨榧钪恍┪冯y者（情況2）從不參與（情況2-1）轉而參與（情況2-2），而這些畏難者的參與又激勵著另一些畏難者從不參與轉而參與。如果前三類成員的貢獻已經讓投機者（情況1）達到最大效用，那么即使不是全都選擇“搭便車”，也只能是只有最大投機者有動機適當參與，而其他小投機者都“搭便車”（情況1-3），否則他們由于效用尚未最大化而又沒有更好的策略威脅其他人投入更多（情況1-1或情況1-2）而全部適當參與。相比之下，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中間品時，集體中沒有全力參與者，也沒有冷眼旁觀者，最常見的是陷入困境的“搭便車”者（情況6），其余是投機者（情況5），要么小投機者也“搭便車”并指望著最大投機者的適當參與（情況5-3），要么他們由于沒有更好的策略威脅其他人投入更多（情況5-1 或情況5-2）而全部適當參與集體行動。

既然成員最優決策和集體均衡狀態嚴格依賴于成員個體不同的消費和生產特征，那么在動員機制上同樣不會“搭便車”的狂熱者作為組織者可以改造這些消費和生產特征以使集體行動轉移至更優的均衡。

四、“支部建在連上”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取得非凡成就，有賴于“支部建在連上”的機制設計成功超越了集體行動困境?！爸Р拷ㄔ谶B上”的作用機制無法一概而論，毛澤東指出，當時紅軍成分復雜，包括舊部、工人、農民、游民無產者、敵軍俘虜等。?在軍隊中士兵的類型各不相同，他們以往的最優行為模式也千差萬別，因而旨在改變他們以往的最優行為模式的措施也不可能是單一的。

（一）“支部建在連上”

從公共品生產角度來看情況3 和情況4，如果公共品的生產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超過私人品的生產效率，那么成員就會全力參與。

“三灣改編”?的第一項措施是，各連設立黨支部，各連的軍政大事由黨支部討論決定。戰場環境復雜，情況瞬息萬變。前敵委員會不可能施行對班、排、連的具體領導。軍隊要迅速把前敵委員會的戰略意圖轉變為自己的戰術行動。?在戰斗中一個連往往是一線作戰單位。?相比于支部建在團上，“支部建在連上”保證了黨的決策能夠在軍隊一線作戰單位得到迅速落實，讓軍隊在戰場上掌握戰術先機，用更少的傷亡換取更大的戰術勝利。這項措施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有利于激勵壯大革命力量。

在提高公共品生產效率的同時，還必須通過信息完備化來提高成員所認為的公共品生產率。當時個別士兵對于革命形勢沒有清晰的認識?！坝行┩驹诶щy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無論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都是通過對政治理論和政治能力的鍛造讓士兵正確地估量國內革命形勢，堅定士兵革命必勝的信心，振奮軍隊的士氣和斗志。

（二）雙首長制度

從私人品生產角度來看情況3和情況4，如果私人品的生產效率足夠低，或者目標產品的私人生產渠道被堵塞，那么該成員由于個體無法追求個體出路也會轉而尋求集體奮斗，有意愿全力參與生產集體產品，即使集體產品存在正外部性和非排他性。這意味著，階級剝削和壓迫的不斷加劇必然造成階級對立，最終必然足以產生一個引領階級革命的先鋒隊。

類似地，限制集體中成員個體謀取私利的渠道，能夠有效限制成員個體背叛集體行動。例如，工會在罷工期間設立糾察隊并阻止工人越過糾察線，讓工人即使不參與罷工也無法進廠工作。再如，“三灣改編”的第二項措施是，實行黨代表制度，黨代表擔任黨支部書記，黨代表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與連長共同管理和指揮部隊。這種政工制度在本質上是雙首長制度。毛澤東指出，“因為下級干部死傷太多，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在思想意志不堅定的情況下，新任連長可能無法充分服從前敵委員會的決策，或者干脆成為流寇，甚至像在秋收起義中擔任團長的邱國軒一樣叛變革命。雙首長制度讓黨代表可以牽制連長，增加了連長自主決策的難度，讓黨代表反面約束軍事長官參與革命；讓軍隊受到黨政和軍事兩方面的領導，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三）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從生產的角度來看情況2-1 和情況2-2，如果公共品的邊際產出隨著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那么隨著其他成員貢獻得足夠多，原本不參與的成員會轉而參與進來。

“三灣改編”的第三項措施是，各班設立黨小組。若無法在班設立黨小組，則在排設立黨小組，并保證各班有一名黨員。這項措施能夠讓基層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積極分子率先貢獻并承擔公共品生產難度大而產出少的環節，為對集體產品不太感興趣的畏難分子留下生產效率較高的環節以帶動他們參與集體行動。再如，新疆軍區天文點邊防連黨支部規定了“巡邏路上，干部走前頭，戰士走后頭；宿營帳篷里，干部住門口，戰士住里頭”。?黨員干部在最需要付出成本的環節承擔重任，以讓戰士們更愿意默默堅守祖國邊疆。

不僅如此，黨支部建在連上，黨小組到班排，保證各班都有黨代表，讓黨組織通過基層黨員更及時更精確地掌握各個士兵的情況，尤其是便于發現最具革命熱忱的士兵，積極做好他們的政治訓練和政治工作，甚至把他們發展為黨員，以讓他們有動機、有能力擔負更重要的職務和更艱巨的任務。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壯大先鋒模范隊伍，帶動越來越多士兵投身革命。從1927 年10 月毛澤東親自發展6 名黨員，到1928 年11 月紅軍隊伍中平均每4個士兵就有1個黨員，有效地解決了干部來源問題。?

（四）官兵一致原則

根據情況1-1，在軍隊中，無論是統一的著裝、作息、行為規范，還是對服從的強調和對個性的排斥，都是通過抹平異質性來促進集體行動。

“三灣改編”的第四項措施是，實行民主制度，各連設立士兵委員會，參與各連的經濟和政治管理；禁止軍官打罵士兵，廢除繁文縟節，廢除軍官小灶。戰爭時期長期存在的軍隊不僅僅是一個戰斗組織，而且是一個生活組織。官兵一致、民主平等的基本原則意味著，士兵無須巴結軍官，軍官不能享受特權，每個人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相同的，促進官兵的同質化，從而增強了革命熱情和戰斗勇氣。毛澤東指出，俘虜兵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雖然物質生活不如以往，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因此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而今天在紅軍很勇敢。（51）

（五）階級意識的喚醒

從公共品消費角度來看情況3 和情況4，如果他對公共品足夠感興趣，那么他就會全力參與，即使存在著正外部性和非排他性。

“三灣改編”的第五項措施是，黨代表負責各連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士兵乃至群眾的政治覺悟。這項措施讓階級成員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處境和利益，從而切實認識到有必要承擔階級使命。這個邏輯不同于對個人利益和需求的壓抑；也不同于讓人們忽略對個人利益的斤斤計較，即讓人非理性化（52）。朱德指出，我們軍隊可以說是一個學校，有些學?？峙逻€沒有這樣好，經過幾年的訓練就可以把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道理了解得相當清楚，各方面的知識也增加了，農民出身的同志蛻變為無產階級戰士。（53）毛澤東指出，那些“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官兵能夠分化出來并加入紅軍。（54）

（六）小農思想的摒棄

根據情況4 和情況6，當公共品是私人品的替代品時，相對于公共品是私人品的中間品，面臨更小的集體行動困境。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三條激勵機制是，讓成員摒棄小農思想，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意味著改變了成員對革命目標性質的理解。如果認為革命僅僅是為了獲得新興政權和太平環境，并且重新占有和耕作土地，那么革命成果作為公共品被視為私人品的中間品，即小農生活的社會條件。通過思想政治教育，革命目標不再簡單地被理解為實現和平穩定，而是被理解為私人品的替代品，即建立一個能夠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一個取代小農生活所屬的半封建社會的更美好社會。

總之，“支部建在連上”這個重要原則的實質是，加強黨的基層組織。這條經驗不僅用于軍隊而且用于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支部不僅建在車間工段而且建在田間地頭，甚至進入宗法勢力甚強的農村。正是有效利用了“支部建在連上”的組織與制度安排，中國共產黨在“一窮二白”的東方大國成功地推動并逐步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

五、總結和討論

首先，奧爾森聲稱證明了個人理性無法走向集體理性，把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籠罩在陰影之下，背負著集體行動必然失敗的原罪。本文從根本上否認了這種原罪。不僅如此，本文揭示了集體行動的諸種可能性及其前提條件，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特例，其他可能性同樣符合經驗事實和經濟學直覺。

其次，本文在轉換分析范式時對于奧爾森建模方式的批判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對思辨哲學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相同的，這種批判的基本立場是拒斥任何把由人創造的東西臆想為脫離人甚至實際上控制人的東西。思辨哲學把產生于對象性活動的感性意識臆想為自我否定的絕對精神，古典政治經濟學把產生于剩余勞動的剩余價值臆想為自我增值的資本增量，集體行動理論把由相互影響的個人生產行為組成的公共品生產過程臆想為脫離任何個人而自主運作的集體行動。對集體行動理論的批判不是反對集體而是反對把集體抽象化，提倡把集體還給活生生的人。

最后，中國共產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為本文所探尋的集體行動機制提供了極富說服力的范本?！爸Р拷ㄔ谶B上”是組織再造，本質是集體行動機制的再造，從而提供了在實踐過程中有效可行的動員方案：從剝削和壓迫造成的階級矛盾出發，尋找有階級覺悟的先鋒隊（情況4），不斷探索有效的革命道路（從生產角度將情況3 轉向情況4），利用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帶動民眾（將情況2-1 轉向情況2-2），并且持續引導民眾形成階級意識（從消費角度將情況3轉向情況4）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將情況6轉向情況4），最終形成燎原之勢。

注釋：

①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②Todd Sandler,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

③Elinor Ostrom,“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Sci-ence,Vol.325,No.5939(2009),pp.419-422;Elinor Ostrom,“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4,No.3(2000),pp.137-158.

④Michelle Shumate & Justin Lipp,“Connective Collective Action Online: An Examination of the Hyperlink Network Structure of an NGO Issue Network,”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14,No.1 (2008),pp.178-201;W.Lance Bennett & Alexandra Segerberg,“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15,No.5(2012),pp.739-768.

⑤Jean Louise Cohen,“Strar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Social Research,Vol.52,No.4(1985),pp.663-716;Debra Friedman& Doug McAdam,“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 Networks,Choices,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in Morris Aldon D.& Mueller Carol McClurg (eds.)，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56-173;Bernd Simon & Bert Klandermans,“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American Psychologist,Vol.56,No.4(2001),pp.319-331.

⑥Diane M.Mackie,Thierry Devos,& Eliot R.Smith,“Intergroup Emotions: 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79,No.4(2000),pp.602-616.

⑦Ted Robert Gurr,Why Men Reb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⑧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1;Russell Hardin,Collective Ac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⑨Delia Baldassarri,“Cooperative Networks: Altruism,Group Solidarity,Reciprocity,and Sanctioning in Ugandan Producer Organiz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21,No.2(2015),pp.355-395.

⑩John R.Chamberlin,“Provision of Collective Goods As a Function of Group Siz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8,No.2 (1974),pp.707-716;Paul Pecorino,“Public Goods,Group Size,and the Degree of Rivalry,”Public Choice,Vol.138,No.1/2 (2009),pp.161-169;Pecorino Paul & Temimi Akram,“Lotteries,Public Good Provision and the Degree of Rivalry,”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19,No.2(2012)，pp.195-202;Joan Esteban& Debraj Ray,“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Group Size Paradox,”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3(2001),pp.66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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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爾份額是各成員對生產公共品的邊際成本的分攤份額，這個份額恰好等于各成員從公共品中獲得的邊際收益。參見Erik Lindahl,“ Just Taxation—A Positive Solution,”in R.A.Musgrave and A.T.Peacock (eds.),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67,pp.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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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新：《集體行動、搭便車理論與形式社會學方法》，載《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1 期，第1—21頁。

?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No.4(1954),pp.387-389.

? Mark Granovetter,“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3，No.6(1978),pp.1420-1443.

?Pamela Oliver,Gerald Marwell,& Ruy Teixeira,“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 Interdependence,Group Heterogeneity,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pp.522-556.

?誠然，理論上存在JKHM的可能性，就意味著奧爾森的分析邏輯存在缺陷。

?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證明：因為理性人讓初始稟賦約束取等（lix+liy=），所以決策問題轉變為liy),Y(liy+Li)]，其 中。函 數 形 式 具 體 化：令Ui[Xi(.),Y(.)]=Ui[Xi(0),Y(.)]+Ui[Xi(.),Y(0)]；為轉化出奧爾森模型中的收益和成本，令Ui[Xi(0),Y(.)]=Si×Y()·，令，其中；為轉化出奧爾森模型中的利潤，令，令T ≡Y(liy+Li)，則maxAi=SiT -FiCg(T)。

?除情況1 和情況5 涉及的異質性方面外，現實生活中還存在諸多異質性方面，如耐心程度、稟賦約束、道德水平、社會偏好等。這些都是本文在尊重奧爾森模型的前提下無法充分論證的，在此不展開討論。

?同上。

?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pp.387-389.

?證明：成員在生產公共品和生產私人品之間權衡取舍，設成員們生產的私人品有m ≤n 種，編號為1,…,m。F(x1,…,xm,y)=0 表示集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Sj?N 表示生產第j 種私人品的成員集合，其中?j ∈M ≡{1,…,m} 。表示第j種私人品在集體內的總產量。薩繆爾森規則表示為。首先，公式（3）中的xi變換符號為，且公式（3）可以等價地寫作。其次，薩繆爾森規則左邊=公式（3）等價式等號左邊。再次，因為在本文模型中其他種類的私人品的產量的影響不直接影響第j種私人品和公共品之間的技術關系，換言之，生產第j種私人品的成員的初始約束、第j種私人品和公共品各自的生產函數種都沒有受到其他種類私人品產量的影響，所以生產可能性邊界可以等價地寫作F(x1,…,xm,y)≡H(x1,…,xj-1,xj+1,…,xm)+G(xj,y)=0，因此薩繆爾森規則右邊=等價式等號右邊。

?因為情況2 是duidliy隨liy的增加而先為負后為正，所以公式（3）存在內點解，對于liy<有dy/dliy

?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pp.387-389.

?Mark Granovetter,“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pp.1420-1443.

?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84頁。

?針對秋收起義中的部隊凝聚力問題，1927 年9 月29 日至10 月3 日，毛澤東在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決定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指明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正確方向?！叭秊掣木帯钡母黜棿胧┘捌湟饬x參見宋毅軍：《毛澤東確立黨“支部建在連上”原則的深遠影響和現實意義》，載《毛澤東研究》2016年第3期，第81—86頁。

?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06—307頁。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頁。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7—56頁。

?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4頁。

?王宏甲：《西藏軍區邊防崗巴營：戰士沒開飯干部不端碗》，中工網，http://military.workercn.cn/325/201503/30/150330142354799.shtml，2021年6月25日訪問。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7—56頁。

（51）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7—84頁。

（52）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1.

（53）朱德：《關于練兵和帶兵問題的報告》，載《朱德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版，第285—289頁。

（54）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