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 發生機理與阻斷機制

姜曉萍 鄭時彥

黨的二十大報告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習近平反復強調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1]。中央《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將“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2]作為重要目標。這都表明防止“規模性返貧”既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必然之舉，也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之舉。這就需要我們從源頭上精準識別誘發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的風險，透析規模性返貧風險的發生機理，構建防止規模性返貧的阻斷機制。

一、 文獻回顧

隨著我國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學界關于貧困問題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相對貧困與防止返貧等專題。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貧困現象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3]，貧困研究也應由關注貧困結果轉向貧困群體不同時期的動態變化。有鑒于此，部分學者開始對規模性返貧風險進行探索，主要圍繞規模性返貧風險的概念、誘因與發生機理、防范途徑等展開研究。

譚燕芝和葉程芳等學者提出返貧風險存在的可能性，認為傳統貧困測量方式忽略了現在不貧困但未來可能陷入貧困的群體，從而導致返貧現象發生。[4]孫壯珍等認為不同時期貧困狀態處于不斷動態變化的過程，脫貧后依然有陷貧風險。[5]王媛對規模性返貧風險概念進行了初步界定，認為其是“在消除絕對貧困之后，已脫貧或位于貧困線以上的人群由于某種原因，存在再次位于貧困線之下的可能與風險”。[6]汪三貴等則將規模性返貧界定為“某一類具有相似特征的群體中大部分人同時返貧或某一區域同時出現較大返貧人口的情況”。[7]

王媛、劉濤對規模性返貧風險的誘因進行探討，指出自然稟賦、主體能力、市場發展、政策供給的劣勢是誘致規模性返貧的重要因素。[8][9]而對于返貧風險發生機理的分析，學者們則沿著“風險—抵御機制—返貧結果”的基本邏輯：一是基于風險視角，主張返貧風險源于家庭行動導致的風險累積或分散。左停等認為家庭如果選擇從事某項活動，風險便會生長，其總量的一部分經由多種風險分擔機制分散，其余部分則會積累，從而產生不同形式的返貧。[10]二是基于農戶視角，主張返貧風險源于家庭資本匱乏。周迪等即指出部分脫貧家庭資產薄弱，而突發事件風險沖擊會導致家庭收入減少或支出增加，若家庭缺失個體或地區層面的資本替代因素，就會發生返貧現象。[11]三是基于政府視角，側重于以政府風險管理能力解釋返貧風險。包國憲等指出返貧通常經歷“管理缺陷—工作或個人條件因素—直接原因—事故—損失”等五個主要環節，事故環節表示脫貧后再返貧或貧困程度加深或非貧困人口在現行標準之下陷入貧困，是前三個環節共同作用的結果。[12]

李博、左停等提出了規模性返貧風險的防范途徑，指出應從風險防范角度將返貧風險防范關口前移，完善風險防范和預警機制。[13][14]莊晉財等、陳祖海、游田甜等從提升農戶資本的角度建議通過鄉村產業發展、就業技能培訓、提升醫療保障水平等方式強化返貧風險防范的內生動力。[15][16][17]阿海曲洛則從政府管理的角度提出將社區網格化治理與當地傳統結合、提升多部門協同合作效能等舉措。[18]

從既有研究來看，學者們對規模性返貧風險概念的不同闡釋實際上體現了三方面特征：一是時代性，規模性返貧風險概念產生于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背景；二是預測性，探討的是未來可能出現的返貧現象；三是結構性，關注的是處于社會結構中特定位置群體的集體返貧。綜合以上認識，本文認為“規模性返貧”可被理解為全面消除絕對貧困后，某種肇因使得未來某一類型人群中較高比例人口存在同時陷入貧困或某一區域存在同時出現較大數量人口陷入貧困的可能性。盡管學者們對規模性返貧風險的誘因進行了分類闡述，并從多角度構建了發生機理的解釋框架，但未能很好地關注各誘因間的關聯，對于規模性返貧風險如何發生的解釋也較為不足：風險視角側重于以風險運行軌跡解釋貧困的生成，但對已脫貧農村家庭所具備的風險抵御機制特質關注不足，因此對返貧現象解釋力有所欠缺；農戶視角以家庭資本不足解釋為何某些家庭脫貧又返貧，但卻將其視為既定條件，而忽略了制度變遷對農戶資本形成所產生的結構性影響，因此對返貧風險的規模性解釋力有限；政府視角注意到政府主導的外部干預的關鍵作用，但也一定程度忽略了農戶主體性，對農村家庭自身可能引致返貧的結構性因素關注不足。正因如此，立足鄉村振興時代節點，針對規模性返貧風險的預測性與結構性，構建系統的規模性返貧風險阻斷機制的研究還較為缺乏。這就需要基于對規模性返貧風險內涵特質的深刻把握，闡明歷經精準扶貧實現全面脫貧的農村家庭在鄉村振興階段為何可能重返貧困，解釋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結構性特質從何而來，為針對性構建規模性返貧風險阻斷機制奠定理論基礎。

二、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的風險點與誘因分析

要有效阻斷規模性返貧風險，首先需聚焦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表象與發生源，精準識別鄉村振興中可能引致規模性返貧的風險點及誘因。

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的風險點是鄉村振興階段可能導致農村居民發生結構性返貧的關鍵事件。農戶的生產生活是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包含了資本與收入相互轉化以及收入向福利轉化這兩個互相銜接的過程[19]。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存在著可能導致農戶福利水平落入貧困線之下的風險點?？傮w來看，鄉村振興中主要的規模性返貧風險點可分為如下幾類：

其一是自然災害頻發。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旱災害、氣象災害、地質災害以及森林火災和重大生物災害等。[20]自然災害一方面可能直接造成農村家庭資本損失，另一方面則會通過影響作物生產率，使農村家庭收入環節受損。自然災害在我國并不罕見，由于其通常具有極強地域性，波及面較為廣泛，極有可能使某一區域同時出現較大數量返貧人口。

其二是生命健康隱患。作為有目的的行動主體，農村居民在生產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意外傷殘、大病重疾、生命周期等隱患卻可能使農村居民因失去維持生計的基本能力而陷入貧困，加之農村群體往往從事高強度、高風險的工作，無疑增加了風險暴露。具體而言，無論是因傷、因病或年邁引致人力資本受損，影響家庭收入，還是為緩沖傷殘疾病危害而被迫將各類資本轉化為當期收入沖抵高額醫療支出，使家庭正常再生產難以維持，都是導致農村家庭返貧的重要原因。

其三是市場風險增多。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不斷提速，農村家庭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市場經濟大潮，面臨越來越多的市場風險，加大了農戶資本向福利水平轉化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市場波動、經濟危機等風險沖擊容易造成進城務工群體就業不穩，可能導致“半工半耕”生計模式破壞的農村家庭收入銳減。另一方面，政府實施的一系列鄉村振興產業項目也易因缺少對市場需求研判、一味追求“短、平、快”缺乏長期規劃[21]而給農村居民留下返貧隱患。

其四是政策執行偏差。盡管現階段惠農政策為農村家庭積累家庭資本、增加家庭收入、提升福利水平提供了全方位扶持，但廣大偏遠農村地區的基層政府往往治理能力薄弱，國家的幫扶政策與本地資源難以有效互動，極易導致政策執行偏差：幫扶資源或因無法準確識別規模性返貧風險群體難以精準輸送；或在政策執行中遭遇多重俘獲難以落到實處；或因當地缺乏承接條件、基層政府缺乏承接能力流于形式，這都極易導致脫貧脆弱性群體規模性返貧。

風險源是導致風險結果的根本原因，在分析風險點的基礎上，還需進一步分析風險源。西方學者按照風險誘因不同以“傳統—現代”二元視角對風險進行劃分[22]：由自然規律誘致的傳統風險與自反性現代化引發的現代風險是當今社會風險產生的根源。有別于西方國家隨著工業化進程循序漸進的現代化，我國的現代化發展更多表現為政府主導的社會變革，這樣的發展模式實際上是把西方社會內源性現代化中次第展開的諸多矛盾高度壓縮，[23]因而具有傳統與現代并存的特點，導致現階段我國風險環境更加復雜多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黨和國家為徹底解決“三農”問題作出的重大部署，其目標是將現代性價值理念、發展模式、社會心理等融入鄉土社會，解決傳統農業生產要素利用率低下、農村發展內生動力欠缺、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弊病，從而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有著濃厚的現代性意蘊[24]。但與此同時，傳統的持續影響、現代性自反性也孕育著諸多矛盾與不確定，成為規模性返貧風險的誘因。

首先，傳統的持續影響是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產生的重要根源。在鄉村振興階段，頻發的自然災害、生命健康隱患等源于自然規律的風險點，其生成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傳統小農生產方式的延續：傳統農業生產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環境，同時也需勞動力大量投入，一旦遭遇突發性自然災害，或是生產主體因老因病無法持續供給勞動力，農村家庭賴以為生的農業活動的穩定性便會遭到破壞[25]，從而大大增加農戶陷貧概率?，F階段，廣大農村地區依舊保留著大量前現代特征。盡管外出務工已成為相當一部分農村家庭的增收渠道，但在家務農仍是農戶滿足避險需求的重要保障[26]，尤其在封閉的深度貧困地區，傳統要素根深蒂固，居民多保持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27]，這就意味著自然規律依舊會對以傳統農業生產為主導的家庭產生持續威脅，使其具備發生規模性返貧的潛在可能。

其次，現代性自反性同樣使得鄉村振興中引致規模性返貧的風險劇增?，F代性自反性是現代性的自我消解。伴隨著科技進步和制度變革，各種危險產生于人類知識體系所引起的自然和社會變化之中[28]。在鄉村振興中，現代性自反性孕育出更具不確定性、隱蔽性、知識依賴性等特點的現代風險[29]，使規模性返貧風險點愈加多樣化：其一，雖然知識與技術的廣泛運用促進了農業現代化轉型，但農藥等化工產品的濫用也給農村居民埋下健康隱患。其二，無論是“脫域機制”[30]下全球化浪潮引致農產品價格波動[31]，還是日益松弛的結構性條件加速農民由“生存理性”轉向“社會理性”[32]，解除農村居民進城務工限制的同時也將其卷入城市勞動力市場，都使得市場信息愈發難以被農戶捕捉，市場風險由此成為不可忽視的風險點。此外，雖然現代理性官僚制度的確立讓國家主導的扶持政策得以實施，但官僚制自反性也生產出政策執行偏差等新的制度性風險點。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持續推進，現代性自反性可能帶來更多難以預料的風險點，給鄉村振興階段規模性返貧風險防范工作帶來挑戰。

三、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發生機理

(一) 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關鍵要素

貧困往往是風險與風險抵御機制共同作用的產物[33]，由風險源引致的風險事件會損害農村家庭的福利水平,而為規避貧困結果產生，農戶、政府等行為主體亦會采取相應行動分散風險。同時，這樣的互動過程也受到宏觀制度環境的影響和約束。有鑒于此，需將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生成看作是多要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

英國國際發展署提出的可持續生計框架是貧困分析的經典框架[34]，該框架較為全面地解釋了結構與制度變遷條件下，風險環境如何影響農戶家庭資本，進而限制其生計策略選擇，最終導致相應的生計結果。該框架注重宏觀制度背景對風險環境以及農戶生計資本的結構性影響，為分析鄉村振興背景下規模性返貧風險的發生機理提供了理論資源。本文將可持續生計框架與“風險—抵御機制—返貧結果”的分析邏輯相結合，認為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關鍵要素如下(見圖1)：

圖1 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關鍵要素

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關鍵要素包括四部分：一是鄉村振興階段結構與制度的變遷。該要素作為客觀環境為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提供了制度性場域。二是風險環境，決定著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源的性質特征，直接影響著風險類型、作用對象、風險損害等等。該要素是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邏輯起點。三是風險抵御機制，包括農戶具有的金融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農村家庭具備的行為理性及其采取的風險應對行動等。該要素是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對抗因素，阻礙風險環境孕育的風險源演化為風險結果。四是規模性返貧，該要素是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結果，同時也影響著風險抵御機制的再生產。

(二)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演化過程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傳統的持續影響、現代性自反性塑造了傳統風險與現代風險交織的風險環境，而自然規律的運轉及技術制度進步所孕育的不確定性作為風險源要形成規模性返貧的風險結果，還需經歷一系列演化過程。

一方面，就一般性致貧而言，由風險源引發的風險不斷積聚，到達某一臨界值時則外化為可能導致貧困結果的風險點。而在該風險點上，風險同樣會持續積累，繼而經由一連串作為風險點的關鍵事件，最終引致貧困。當然，單個風險源或風險點可能同時催生多個致貧關鍵事件。例如技術進步這一風險源推動了農藥的應用，而一旦農戶在生產中濫用農藥，風險便會積聚，直至引發家庭成員患病，繼而可能同時引致家庭收入下降、當期消費激增等風險點。此外，特定風險點也可能是諸多風險鏈條演化的結果。因此，不同風險源產生的演化鏈條往往互相關聯，共同指向貧困的結果。

另一方面，農戶所具有的風險抵御機制則能分散風險，使致貧風險演化鏈條在某一節點終止，脫離貧困的農村家庭也因此能積累家庭資本，逐漸發展選擇正確生計策略的理性，實現風險抵御機制再生產。反之，若農村家庭風險抵御機制不足以阻斷致貧風險生成，風險便會不斷積聚最終引致貧困，造成家庭資本不足、生計行動趨于非理性等，這樣的家庭也更難形成有效的風險抵御機制。

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啟動背景下，經過精準扶貧的大力扶持，加之“脫貧不脫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我國農村家庭已在一定程度具備了分散風險的抵御機制。然而，鄉村振興階段結構與制度的變遷不僅塑造著傳統風險與現代風險并存的風險環境，同時，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現代化進程不斷加速，傳統要素與現代要素的激烈碰撞也削弱了我國農村家庭的風險抵御機制。因此，要理解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結構性特質，需從鄉村振興階段結構與制度變遷脈絡中進一步剖析農村家庭風險抵御機制的形成與失效。

(三)鄉村振興中風險抵御機制的失效

如前所述，風險抵御機制是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生成的對抗因素，可分為農戶自發形成的內生抵御機制和國家供給的外生抵御機制。但在鄉村振興階段，這兩種機制均有失效風險。

1.鄉村振興中內生風險抵御機制的弱化

從歷史脈絡來看，我國農村家庭內生風險抵御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的傳統小農生產過程。該機制首先是基于血緣，來自家庭內部。我國“家戶小農”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35]，并以“自主責任機制”賦予農村家庭應對風險的韌性[36]：一是通過內部監督與責任內化，給予個體擺脫貧困、增收致富的使命感。二是將農村家庭凝聚為命運共同體，使家庭成員命運相連、責任共擔，從而為彼此提供穩定的心理預期與風險分擔機制。此外，家庭組織形式本身也能降低成員合作成本，有助于農業社會中賴以維生的經驗能力在家庭內、代際間傳承，使風險環境中個體與家庭采取合理的規避風險行動。其次，該機制也基于地緣，來自“熟人社會”。由于“家戶制”[37]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傳統農業生產也需要大量勞動力密集式長期勞作，加之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始終存在，小農戶往往表現出平均貧窮，這都使得相對獨立的家戶彼此需要、相互依存，鄰里之間在頻繁交流、守望相助中強化情感聯系，而互幫互助、共享共擔也逐漸成為共享價值觀，構筑起“協同互助機制”?？傮w而言，內生風險抵御機制由地方性規范與情感維系，是一種運行成本較低、反應較為靈敏的非正式制度。

然而，這一風險抵御機制存在的根基在鄉村振興引領的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過程中逐漸弱化：

其一是現代化進程對內生風險抵御機制價值基礎的破壞。在傳統社會，農村家庭能否維持生計幾乎完全取決于家庭成員是否勤勞，這為“自主責任機制”的價值形成奠定了基礎。然而，在現代性價值主導下，國家在鄉村振興階段推動“脫貧人口持續增收”的政策舉措可能滋生農戶“等靠要”思想。此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協同互助機制”的維系建立在傳統小農合作生產關系形成的共享價值觀之上。但一方面，隨著農村家庭生計策略選擇愈發多樣化，農村家庭被卷入工商業社會生產關系之中，而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更將引發農村社會深刻的生產關系調整，在此背景下，傳統到現代生產關系的制度性變革使鄉土社會原有的共享價值觀失去存在基礎。另一方面，鄉村振興現代性的發展取向與傳統鄉土社會的生存取向之間存在張力[38]，由此產生的價值沖突更是將農戶關系由“生產的協助伙伴”轉為“福利的競爭對手”，造成農村社會價值錯亂，精準扶貧中出現的“爭當貧困戶”等種種亂象便是突出表現。

其二是現代化進程瓦解了內生抵御機制存在的主體基礎。傳統抵御機制以血緣、地緣形成的社會網絡為基礎，親戚、同鄉構成了社會網絡的主體。而這一社會網絡的維系依賴于相同時空下共同在場的行為主體頻繁交流互動萌生的信任關系和情感羈絆。但現階段我國原本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趨于融合，制度變革使“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成為大部分農村家庭的家計模式[39]。鄉村也因此愈發空心化，主體的缺場使血緣、地緣構筑的傳統社會網絡逐漸淡化。

其三是現代化進程侵蝕了內生抵御機制的能力和經驗基礎。農戶的風險抵御機制受其能力約束，表現為農戶調動各類資本，選擇合理行動策略，通過家庭資本的轉換與再生產分散風險，進而脫離貧困。但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家庭內部傳承而來的生產生活和風險管理能力已不足以應對鄉村振興對發展主體的現代性要求。尤其是剛脫貧的邊緣群體恰恰能力較差，不僅難以把握鄉村振興的政策紅利，復雜的風險環境還會加劇他們返貧的可能。此外，農村家庭的行動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形成于傳統經驗的“農民理性”[40]支配，但“農民理性”同樣也難以在現代風險環境中幫助農戶采取正確行動，甚至可能成為農戶致貧的誘因。例如，偏向保守的傳統理性可能會讓農村家庭錯失積累家庭資本的機會；農村居民為維系社會網絡的傳統理性外化而成的隨禮等習俗，也使得因禮返貧屢見不鮮。

綜上來看，我國農村家庭內生風險抵御機制源于漫長農耕歷史形成的價值規范、生活習慣，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飛速演進，部分農村居民在能力、理性、價值觀念等方面卻難以與之同步。盡管作為能動主體，在改革開放40余年的現代化浪潮中，處于區位條件優越、政策資源豐富地區的居民更早接觸與適應了現代性環境，并通過持續“經驗式學習”[41]逐漸利用日益松弛的結構性條件，累積家庭資本，重塑社會網絡，形成新的風險抵御機制，但在資源稟賦匱乏、偏遠閉塞的農村地區，長期處于傳統小農生產關系的居民保持著更加濃厚的鄉土性，在現代性沖擊下既有內生風險抵御機制的基礎開始消解，新的機制卻難以短時間形成，這部分群體抵御風險的能力極為缺乏。

2.鄉村振興中外生風險抵御機制的失靈

我國農村家庭外生風險抵御機制源于國家。隨著現代國家的確立，對貧困的救助成為合法社會基本且必要的特征[42]。我國在政府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以滿足家庭基本生存需求為目標構建起社會保障體系；另一方面則通過精準扶貧等發展導向的政策措施，保障農村居民基本發展權利。而在鄉村振興階段，我國更是以“共同富?！睘閮r值遵循，推動農村家庭內源式發展，逐步推進人的現代化?，F階段的外生風險抵御機制主要以國家構筑的制度體系為框架，以國家的基礎性權力為基礎，其運轉與維系則主要通過行政力量推動。但作為現代性制度，其本身也面臨自反性危機。

其一是鄉村振興中高度不確定的風險環境與制度主義追求的穩定和規范存在矛盾?，F階段，國家圍繞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建立起完備的制度體系，試圖將風險管控納入制度的普遍性規范之中，但傳統與現代交織的風險環境意味著時刻都會有大量新問題涌現，任何制度框架都不足以容納這些新的問題[43]，一旦爆發難以預測的返貧風險，以制度構建的外生抵御機制便難免失靈。

其二是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隱蔽性與國家基礎性權力的有限性存在矛盾。外生風險抵御機制運轉的有效性依賴于國家權力對社會的監控能力，然而，在鄉鎮一級，基層政府大多治理資源有限，難以有效整合鄉村社會。在鄉村振興中，風險環境的隱蔽性決定了：一是家庭出現返貧風險時，未必能被盡早發現、迅速診斷、及時救助；二是在風險發生之前，也難以精準了解農戶弱勢短板與發展需求，提供精準扶持。此外，現代性科層官僚體制的建立雖然極大延展了國家基礎性權力，但也埋下了制度風險的隱患：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僚有限的監督能力與地方官僚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自利本性，可能引發“精英俘獲”，使資源更加難以及時精準輸送。

其三是外生風險抵御機制蘊含的發展導向價值訴求與以行政力量為主要動力的推動手段存在矛盾。推動現代性條件下農村家庭內生風險抵御機制的自發形成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目標，但在行政力量主導的鄉村振興中，一方面，為更好地應對風險隱蔽性，國家不得不以“行政吸納社會”的模式實現基礎性權力擴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鄉村社會內生風險抵御機制形成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居民的能力與理性很大程度上還保留著鄉土性，并不能很好地承接鄉村振興中的現代性幫扶資源。在以高位推動、層層控制、政績考核等為特征的“行政邏輯”支配下，為降低政策成本，完成指標任務，取得短期績效，基層政府不得不大包大攬，這也弱化了農村家庭的主體性，無助于農戶現代性素養的培植。

不可忽視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黨和國家始終秉持對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不斷反思糾偏，以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為引領，在幫助農戶脫貧增收、推動“三農”現代化上取得了一系列實效。但制度的生長有賴于其與本土資源的耦合程度[44]，當國家主導的外生風險抵御機制難以與偏遠農村地區的資源稟賦、地方性規范等有效互動時，其運轉失靈的可能性便會大大增加。

四、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阻斷機制構建

隨著鄉村振興的全面啟動，農村居民面臨的風險環境日趨復雜，要進一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高質量脫貧，需要我們靶向瞄準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發生機理的關鍵要素與環節，從實現源頭識別、轉向合作治理、推進主體性重塑三方面構建規模性返貧風險的阻斷機制。

(一)實現源頭識別：做好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預警

實現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的有效阻斷，需根據風險演化規律，推動防范關口前移，打破層級、屬地、部門間合作壁壘，從國家、省市到社區構建上下貫通、立體交叉的規模性返貧風險預警機制，通過對風險源、風險點、農戶風險抵御能力的識別和研判，根據規模性返貧人群分布、區位特征等及時預警與響應。

其一，風險源是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產生的根源，如果能盡早發現、及時撲滅，便能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可借助現代技術手段與知識對風險源進行識別，強化風險分析研判，加強自然災害發生機制研究，在加快建成分類型、分區域的國家自然災害綜合風險基礎數據庫、編制自然災害綜合風險圖和防治區劃圖的基礎上，根據各地災害特點，構建自然災害動態研判預警機制。另一方面，做好對新技術、新制度的風險評估，暢通反饋渠道。通過風險源的提前識別，或從源頭上對風險積聚進行干預，或根據風險類型、風險損害、風險作用區域和對象等預估信息，提前做好宣傳警示、避難疏散、物資分發等應對措施的規劃和實施。

其二，由于風險源具有極強的隱蔽性且較難直接干預，這就需要細致梳理各類風險演化鏈條，提煉可能引致規模性返貧的共性風險點，遵照國家統籌、各地按需調整的原則建立規模性返貧風險監測指標體系與幫扶標準；依托信息化技術手段，搭建返貧監測平臺，在原有建檔立卡貧困戶的基礎上，將“返貧致貧風險和突發嚴重困難的農戶”[45]納入規模性返貧風險戶數據庫監測范圍，同時完善線下常態化定期排查制度與農戶自主申報制度，對識別出的返貧風險戶按照幫扶標準及時給予資金、物資、醫療等方面的額外臨時性救助與特殊扶持。

其三，提升脫貧脆弱戶風險抵御能力。依托規模性返貧風險戶數據庫的住戶信息，及時識別、科學研判脫貧脆弱戶發展性需求，通過針對性專項幫扶措施補齊脫貧脆弱戶發展短板，助其擺脫貧困陷阱。

(二)轉向合作治理：完善農村家庭規模性返貧外生風險抵御機制

充分發揮黨建引領作用，進一步厘清政府職能，推動完善服務型政府，打破制度主義思路，在合作治理中推進政策目標實現，是構建鄉村振興中更加有效的外生風險抵御機制的重要途徑。

首先，應轉變治理目標，引導形成規模性返貧風險治理合力。在鄉村振興復雜多變的風險環境中，政府需更加突出服務職能，為規模性返貧風險防范中有效聚合各方力量奠定基礎。譬如，在傳統熟人社會人格信任模式逐漸消亡之際[46]如何重建現代性“脫域機制”下普遍信任的基礎，推動規模性返貧風險治理多方合作便應是鄉村振興階段政府關注的重要目標。這就需要以國家的公信力為后盾，創新體制機制，發揮好政府服務職能，確?，F代風險環境中信任機制有效供給，通過“政府+企業+農戶”等多種模式，為農村居民與多元參與主體溝通合作暢通渠道，促進相互信任。

其次，應轉換治理邏輯，借道黨建實現國家基礎性權力強化。外生風險抵御機制的有效性有賴于強有力的基礎性權力，鄉村振興階段的規模性返貧風險治理更需以黨建引領的“超行政治理”[47]推進組織整合、價值整合與社會整合，通過黨建強化國家基礎性權力，以“黨建+網格”為依托，探索更多黨建嵌入規模性返貧風險治理的機制，推動現代性條件下更加有效的風險抵御機制的形成和維系。

最后，應擺脫制度主義窠臼，實現制度功能重塑。這就需要我們沿著激勵、引導思路，進一步推動行動主體平等溝通協商，促成能夠代表多元主體重疊共識的、更具延展性的制度形成，為鄉村振興中規模性返貧風險治理多元主體因時因地因人的合作行動留下自由裁量空間。

(三)推進主體性重塑：提升農村家庭規模性返貧內生風險抵御機制的有效性

在鄉村振興階段，需通過基礎性條件營造，重塑現代化發展中農村家庭的主體性，推動形成現代性條件下運轉有效的農村家庭內生風險抵御機制。

一是推進價值基礎營造。首先要實現自主責任機制的價值基礎再造。在現代性推動下，農戶的發展性需求不斷擴張，成為自主責任來源。這就需以“共同富?！睘閮r值遵循，通過根本性制度變革，打破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財富與貧困兩極積累的必然規律，以按勞分配為核心推進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分配模式的建立和完善，為農村居民通過自身努力實現美好生活暢通渠道。其次要推進社會責任機制的價值基礎塑造?，F代性條件下社會責任機制的構建有賴于多元主體公共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萌發。為此，借由“衣錦還鄉”“老鄉互助”等傳統鄉村價值觀的持續影響，以推進黨建引領下的鄉村自治為抓手，通過“村規民約”等因地制宜的制度建設，重建農村社會規范；通過構建“百姓議事會”“村民代表大會”等民主形式，促進農村居民互通有無，共商公共事務，化解矛盾糾紛，增進鄰里感情；通過“百姓服務團”等自治載體建設，挖掘整合鄉村社會力量，為困難家庭排憂解難，構建互幫互助的共治格局；通過政策引導與情感激勵，鼓勵鄉村能人返鄉創業就業，帶動家鄉共同致富，徹底脫離規模性返貧風險。

二是推進主體基礎營造。推進人的現代化，實現主體性重塑是鄉村振興中農村家庭內生風險抵御機制再造的核心內容。這就需要通過現代性教育促進能力與理性現代化，使農村居民具備適應現代風險環境的發展能力，充分參與規模性返貧風險合作治理；讓農村居民具備現代性條件下相應的發展性理性，樹立主體意識、責任意識、參與意識、合作意識與監督意識。為此，需因人施策，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基礎，提升鄉村地區基礎教育資源，以優質基礎教育供給推進農村學齡兒童的現代性知識普及，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以多元參與、合作共治為基礎，充分動員職業院校、龍頭企業、科研院所等各界力量，以優質職業教育供給推進鄉村適工群體的現代性能力培植，滿足其發展性需求；以黨建引領、多方合作為基礎，充分調動村級黨委、“三官一師”等各支隊伍，推進政策、法律、道德、環保等知識的普及，促成鄉村居民現代性理性的逐漸萌發。

三是推進環境基礎營造。推進環境現代化，是鄉村振興中內生風險抵御機制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在鄉村振興階段，需進一步推進硬件環境現代化，在確保鄉村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道路通達、飲用水安全等的基礎上，拓寬融資渠道，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社會資本積極參與鄉村基建，著重推進鄉村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鄉村地區文化、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也需關注生態環境治理，遵循生態系統良性運轉的自然規律，打造宜產宜居美麗鄉村，實現“生態宜居”基礎上的“生活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