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業超齡農民工養老模式的選擇、實踐意義與困境
——兼論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

任亮亮

(武漢大學 社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勤奮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權益”,超齡農民工的就業權益保護問題正式進入了全社會的視野?！?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總規模達到28560萬人。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第一代農民工成為政策意義上的超齡農民工。超齡農民工的養老問題要區分養老生活的階段性,并不是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就進入了養老階段,而是一個漸進的變化過程。即,低齡老人可以實現自我養老,身體機能退化之后方成為被供養對象,這時候才真正進入養老階段[1]。超齡農民工雖然達到退休年齡,但有能力、有意愿繼續務工,成為特殊的勞動者, 通過務工來自我養老,為以后的養老生活做物質儲蓄。

目前,對于超齡農民工養老的討論集中在養老方式的變化,即從他養到自養。他養的不可實現主要是因為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表現在經濟上供養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匱乏等方面[2]。家庭養老是指以血緣關系為基石,由子女、配偶或其他直系親屬為老年人提供經濟贍養、生活照顧和精神慰藉,保障其基本生活水準的傳統養老方式。家庭養老可實現的邏輯是父子兩代家庭之間在生養倫理上形成的延時性代際互惠模式,子代具有履行贍養責任的義務,這不僅是經濟行為,還是一種道德行為,是一種交換型養老,呈現為“撫育-贍養”反饋模式[3]。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原因是家庭倫理的異變,反哺的“孝文化”異變為“不給子女添麻煩”[4]。這種異變從家庭結構上可以解釋為家庭發展面向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和“溫情脈脈”的代際剝削[5],家庭資源的配置呈現向下聚集從而擠壓了本應回饋老年人的贍養資源。

整體來講,超齡農民工主要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6]退回農村養老。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使得村社養老成為一種新的取向,如通過志愿服務、低償服務、時間銀行來推行的互助養老[7],其實現需要村莊文化建設和公共空間的建立,并且需要政府和村級組織的積極主導[8]。也有一部分老年人自發組織建立老年人協會,通過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等形式來實現村莊內部資源的整合與動員,以制度輸入、資源供給、老年精英引導為機制,達成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雙重養老需求的低成本解決[9]。一部分老人嘗試搭伴養老,不過這一群體局限于留守獨居老人[10]。發達地區的農民工由于城市的就業機會充足,能夠在自養階段實現“以工養老”[11],但是受制于城郊經濟的發展。

關于超齡農民工繼續務工,學界關注較多的是超齡農民工的工傷認定[12]、工傷權益保障[13]、參加養老保險的法律責任[14]、灰色地帶就業的法律反思和規制[15]等。針對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部分學者指出這是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制度排斥[16]。超齡農民工繼續務工是在為養老積蓄資源,社會要盡可能將各種城鄉就業機會向農民工開放,讓農民工依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理性選擇[17]。雖然討論認識到了繼續務工對農民工養老的重要意義,但還不是很充分。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目前對超齡農民工自我養老的討論總體基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展開。一種是欠發達地區的互助養老、搭伴養老、以地養老;另一種是發達地區的務工養老。問題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工一部分在戶籍所在省會城市務工,一部分流入到東部發達地區,他們的家庭、生活已經深深地嵌入到城市體系。在清退政策出現以前,絕大多數建筑行業的農民工在進入養老狀態之前仍在工地做工,一定意義上具有可進可退的選擇。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出現之后,這一群體由于“年輕”不想回鄉村,又因為“年老”不能留在工地,引發了社會的關注與討論。

基于此,本文以對3支包工隊的實地調研為基礎,考察超齡農民工自主養老的實踐安排,分析繼續務工對于超齡農民工的重要意義,對比清退超齡農民工政策出現前后這一群體的工作狀況和生活情況,指出清退超齡農民工政策不能一刀切,要根據工種和工地作業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措施,重視務工機會對超齡農民工自主養老的重要意義。

本文的田野資料主要來源于湖北省武漢市的3支包工隊,其中一支雨棚工隊和兩支泥瓦工隊。每個包工隊大約四五十人,近幾年都在承接本市舊城改造的項目。他們來自X縣的幾個鄉鎮,具有典型的同鄉同業性質。3支包工隊內絕大多數人的年齡分布在50～68歲,其中60歲以上的有60多人,作為小工在工地打工。泥瓦工和雨棚工一般的工作模式都是1個小工配合2個大工。根據筆者的訪談,工地的工人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屬于第一代農民工。在2022年9月到11月期間,作者對這3支工隊進行了田野調查,與這一群體中的30多人進行了深度訪談交流。在訪談中結識了包工頭郭某,跟隨他調查了另外2個工地,根據觀察以及他的介紹,了解到目前建筑行業的小工從業者絕大多數仍然是超齡農民工。

小工群體中的大部分人來自本省的山區農村,文化程度不高,20世紀80年代初就出來打工,老家的地轉包給親戚朋友種植。據他們介紹,農村老家的老人現在也基本上不種地了,農田水利工程不完善,種地不方便,拋荒比較嚴重,老年生活以打牌等休閑活動為主,生活比較無聊。大多數人打算務工到了一定年齡,干不了或者干不動了就回村或者在城市子女身邊養老,但基本上是不可能再種地的。筆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他們的家庭絕大多數屬于全家務工、舉家進城的模式。

二、“以工養老”模式的含義與形成

(一)“以工養老”的含義

《調查報告》顯示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占比為18.3%。這一群體主要從事體力或半體力的、低技術含量的工作,收入不高,近80%的人年收入在2萬～10萬元之間。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競爭優勢,主要是缺乏學歷、工作技能等人力資本。成為超齡農民工之后在用工市場的競爭力更弱,只能繼續從事建筑行業的工作。建筑行業有輔助性崗位,但是因為工作不體面、工作環境較差,沒有年輕人愿意干。超齡農民工群體習慣了建筑工地的工作,有繼續工作的意愿,同時他們很少有渠道獲取服務行業的工作機會。所以,整體來看,超齡農民工從事建筑行業的比較多。本文討論的“以工養老”主要是圍繞建筑行業超齡農民工的務工和養老實踐展開。

我國的退休年齡一般是男性60周歲、女干部55周歲、 女工人50周歲。因此,超齡農民工特指離開戶籍所在地到城市務工且男60周歲以上、女55周歲以上的農民工。所謂“以工養老”,是指農民工在老年階段的初期仍然工作,進行自我資源積累、自主安排生活的養老模式?！耙怨ゐB老”的社會基礎是二、三產業發達,能夠為低齡老人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耙怨ゐB老”是城鄉融合背景下,深度嵌入市場經濟的超齡農民工的現實選擇。

(二)“以工養老”模式的形成

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生計模式。一種是農民作為“能動的主體”嵌入中國式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這是轉型期農民家庭再生產的一般方式[18]。 這種模式下,農民工家庭為了應對城鎮化的壓力,一般會安排父母在鄉村耕種,一來是實現父母自養,二來是可以輸出部分資源補貼子代,實現家庭勞動力利益最大化的配置。還有一種是農民工以完整的家庭為單元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他們的職業和收入來源已經完全非農化,并適應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但是戶籍上他們仍然是農民[19]。舉家進城模式下,農民工家庭的勞動力脫離土地,全家在城市務工。區別于長期留守農村的老人,建筑業超齡農民工即使到了退休年齡,還會在城市建筑工地繼續務工。

1.留城: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建筑工地的就業機會

對于即將進入養老階段的超齡農民工來說,優質的公共服務尤其是醫療服務是他們留在城市繼續務工的重要原因。用一位農民工的話來說:“工地干了一輩子,60歲以后身體上的毛病就都出來了,在大城市能及時就醫,回到村里的話看病都不方便了?！贝送?對于他們來說,繼續務工能夠讓他們繼續進行經濟資源積累,生活得到保障。

2.返鄉:穩固的土地制度和熟人社會的精神支持

超齡農民工務工結束退回農村以后,即便是自己不再種地,但“有地就有根,心中就不慌”的心理使得他們能夠相對安心地在農村養老。我國政策對農民土地的保護能夠緩沖他們進城務工失敗的風險,他們退回農村以后仍然有種地的權利,從而實現低成本的養老。同時,“以工養老”并不是要脫離農村,而是在有能力務工的情況下繼續在城市打拼,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后返回農村養老。農村是熟人社會,超齡農民工更熟悉農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對家鄉有著濃厚的思念之情以及歸屬感[20]。

(三)超齡農民工的自我養老模式

對于深度融入城鎮的超齡農民工來說,在低齡老年階段回鄉養老并不是最佳的選擇。他們普遍形成了“以工養老”的意識,并且也在以這樣的方式實踐。但是,農民工群體購買城鎮養老保險的比例并不高,原因在于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大多有農村生活經歷,熟悉農村的生活,落葉歸根的思想比較重[21],購買城鎮養老保險的意愿不強[22]。在沒有較高養老金的情況下,在不能繼續從事建筑行業工作之后,返回農村獨立居住、維持基本生活成為這一群體的普遍選擇。

案例一:周叔今年63歲,小學三年級都沒有讀完,17歲的時候拜了本村的泥瓦匠做師傅,當了3年學徒后,自己在老家附近尋找做工機會。1987年跟著家鄉的包工隊到武漢建筑工地做工。后來,為了自己包工做,就把妻子帶出來,妻子做小工,兩人從包工頭那里包下作業區,掙了不少錢。2007年武漢的房價不貴,家里買了一套房,目前已經還完貸款。這套房子現在是周叔夫妻倆和兒子兒媳以及一個小孫子一起住。周叔的兒子、兒媳在一家物流公司做管理工作,每個月兩人穩定到手工資收入在8000元左右。周叔夫妻倆還在工地做工,每個月活多活少不一樣,但總體算下來一年可以收入8萬多。

按照周叔的設想,他的妻子60歲左右開始回歸家庭帶孫子,他因為身體原因不能在工地再干時,也差不多到了66歲左右,然后在城市享受幾年休閑生活之后,就和妻子兩人退回農村養老。對于早早出來務工的群體,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都集中在城市,過早返回農村反而會讓他們不適應農村生活,覺得自己處于一種“社會性死亡”的狀態。

也就是說,建筑工地的超齡農民工沒有別的就業機會,選擇“以工養老”模式主要遵循在60歲以后“工地務工—閑養在城”或者“工地務工—回村養老”兩條路徑?？傮w來講,工地務工使他們能夠積累足夠的經濟資源用來應對日常生活開支。他們成為被贍養者后選擇在城市還是回農村養老,則重新基于家庭生計進行考量。在當前農二代的生活陷入消費主義陷阱[23]、家庭養老功能弱化[24]、代際生活差異成為家庭矛盾來源[25]的背景下,“工地務工—回村養老”這一路徑是大多數超齡農民工的選擇,即在老人回村養老之后形成了半城半鄉的離散型家庭格局[26]。

三、務工對于超齡農民工的意義

(一)物質層面:經濟資源的繼續積累

超齡農民工即農民工群體中的低齡老人務工的主要目的是實現經濟資源的自我積累。包工隊的絕大多數農民工在50多歲剛剛完成幫助自己下一代結婚“買房子甚至買車子”的人生任務,不少人在60歲左右可能才還完曾經欠下的貸款,正處于要積累經濟資源用于自己養老以及繼續補貼子代的階段。

案例二:張師傅今年59歲,一直在建筑工地做泥瓦工,給兩個兒子結婚花了50多萬,在村里給他們每人蓋了一套兩層的樓房,也花了40多萬,這輩子工地掙的錢全部花出去了。去年剛把欠款還掉。張師傅說:“我今年才給自己攢養老錢,兒子們肯定是靠不住的,現在工地不讓做了,我們吃什么喝什么都成了問題。很多人都是這樣,55歲左右完成人生任務,用兩三年還完債,才開始攢養老錢?，F在大工地去不了,小工地很多人想來,沒關系的也來不了,確實是個問題?！?/p>

在工地做小工的張師傅說:“我和妻子兩個人在工地上做工,老伴平時還要幫忙帶孩子,一個月掙萬把塊錢,辛苦是確實辛苦。但是兒子和兒媳兩個人一個月才掙七八千塊錢,光是還房貸就要4000多元,孫子和孫女在上小學,一個月生活費加起來就要3000多元,沒有我倆還房貸和補貼的話,兒子兒媳婦只能喝西北風了?！?/p>

由此可見,超齡農民工務工不僅僅是自我資源的積累,更是在為家庭的發展積累資源,并且是家庭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社會層面:家庭地位的持續鞏固

全工模式下超齡農民工家庭中父代和子代都在城市打拼,父輩仍然是資源的支配者和主導者,子代依賴父輩的資源和情感支持,父代也需要子代的情感回饋。父輩與子輩都在城市打工主要有兩種生活模式。其一,同居共財,即父代與子代生活在一套房子里,父代對家庭生活仍然有極強的輸入能力,不僅有照顧自己的能力,還具有照顧和照養下兩代的能力,子代對父代有依賴,家庭權力沒有發生下移。其二,不同居不共財,即完成人生任務(給子代結婚、買房)之后,父代和子代不住在一起,子代家庭和父代家庭成為獨立的兩個資源組織和單位。兩個家庭是獨立的,但又是聯系的,雙方之間的情感互動很多。出于對未來關鍵時刻以代際合力方式應對風險的打算,父代在完成人生任務前掌握的資源組織和分配的權力也沒有發生轉移。

城市建筑工地的就業機會,使得超齡農民工延遲進入養老狀態。他們出于對自我養老的預期,無論是否回農村,都會存下一筆資金供自己使用,力求自己不會成為子女的負擔,關鍵時候還可以支持子代,實現資源的向下輸出,從而獲得子代和孫代的情感反哺。在這個過程中,父代的家庭地位持續得到鞏固。

(三)精神層面:勞動成為價值體驗和時間消遣方式

勞動過程本身具有本體性意義,它以創造的形式獲得社會性價值,表現為勞動過程中的社會交往,或者以勞動成果為中介的社會交往[27]。農民工群體中的低齡老人繼續務工不僅僅是經濟資源積累,而且是精神文化層面的享受。一位農民工說:“出來打工幾十年了,半輩子都在和水泥、沙子打交道,我們看見工程完成就和在地里種出莊稼來一樣,都是會有一個享受的狀態的。對我們來說,退回農村種地,反而沒有這些感覺了,而且打工要更加掙錢?！边@是農民工在建設工程完成后產生的價值感。

除此之外,農民工在建筑工地務工都是和包工隊的工友一起工作、生活。大家在一個工隊內白天一起工作,晚上吃飯時喝點啤酒、打打牌、吹吹牛,這種集體生活的氛圍感也是他們樂在其中的一個原因。有個工人師傅說:“一般一個工隊的工友,在一起工作生活有幾十年了,相互之間相處融洽,也都比較了解彼此,離開工地后,不管是跟著兒子在城市里生活,還是返回農村生活,都肯定會有一種孤獨感的。因為兒子和自己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差異大,村里的人和自己相處時間少,融入還要一個過程,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p>

另外,對于超齡農民工而言,務工也是一種時間消遣。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喜歡每天打麻將、打撲克這樣的生活方式,對于尚有勞動能力的超齡農民工來說,打工反而更有意義,一方面是消遣時間,另一方面也能賺點錢,體現自己的價值。很多人并不是干滿一年,夏天高溫、冬天低溫時一部分人會選擇回家里小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務工就是閑不住的超齡農民工最好的休閑方式。

四、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對“以工養老”的沖擊

(一)超齡農民工清退概況

2022年初,全國多地發布建筑業超齡農民工“清退令”,出臺了建筑業農民工年齡的規定。規定認為超齡農民工的體力、精力、反應能力都在下降,不再適合從事建筑工地的工作?！?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251億人,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7.3%,農民工平均年齡為41.7歲。建筑業工人平均年齡遠超農民工年齡平均值,也就是說,有大量的超齡農民工作為建筑行業的主要力量在工作?！俺g農民工清退”考慮到了安全事故的降低,但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工地和工人都陷入困境,前者找不到工人,后者找不到工作。

1.工地找工人難

建筑行業規范化管理之后,專業細分、工種細分,不同的工種對于工人作業的要求不同。而工地需要大量輔助性工種,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小工。小工一般從事的是雜活,工作強度不大、技術要求不高、工資待遇也不高。過去行業的慣例是招相對年輕的老人來干活,或者工地的工人不再適合從事危險工作之后轉為工地小工。在一定程度上,超齡農民工彌補了底層工作崗位的用工不足。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出臺,再加上日益現代化的嚴密的監管手段,使得用工荒更加嚴重,尤其是建筑工地小工“一工難求”現象相當普遍。

我們這個工隊以前小工都是60歲以上的,一天收入180元到200元,年輕人看不上這點錢,是不會來干的。以前找人很好找,現在的話,我們還是在用一部分60歲以上的老人,但心里總是感覺不踏實。因為這是違規的,一旦被查出來,是要罰款的,甚至影響我以后的包工。確實也是沒有辦法,工地得干下去,我們總得賺錢養家糊口啊,只能是用一些熟悉的人,偷摸著用。(20221004 GYT)

2.工人找工作難

中西部地區的大城市經濟發達,但總體來講,留給低齡老年農民工的就業空間比較小,就業機會也比較少。對于建筑行業的超齡農民工而言,其打工生涯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相對封閉的工地從事生產,在工人宿舍生活,他們的社交網絡主要在其所在的包工隊內。再加上包工隊同鄉同業的特征,超齡農民工從工地被清退以后,尋找工作的難度就加大了。

不要看現在保安、環衛工人年齡都大,但是我們去做就很難,為什么呢?因為他們一般都是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進入所在的崗位了,很多人在60歲以后繼續干,這跟我們工地是一樣的。因為熟悉了,留下來繼續干。但是現在我們被清退以后,去別的工種,比如環衛、保安,我們又不熟,干了半輩子工地,朋友大部分都是工友,而且一下子從工地清理出來的工人也不少,都在找工作?，F在年輕人就業都難,我們這些人哪有競爭力可言呢?(20221003 GYH)

(二)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對“以工養老”的沖擊

1.工作保障不足

在建筑行業逐漸規范、國家大力整治欠薪問題的背景下,超齡農民工清退令出來之前,無論年齡大小,在建筑工地務工都享受公司購買的工傷保險,用銀行卡領取工資,避免了包工頭轉挪資金而欠薪的問題。老年農民工靠自己的勞動掙錢,工資和工傷保險都有保障。

大規模的超齡農民工被清退之后,還有一小部分超齡農民工通過熟人關系繼續留在工地打工。為了規避政府監管,這些人的工作信息不會被編造在冊,工資則通過為工友多加工時來發放。在接到監管部門檢查通知時,超齡農民工就待在工人生活區的宿舍內,不出現在工地。正如一位超齡農民工所言:“年輕的時候,為了躲避計劃生育檢查,我們搞起了超生游擊隊;如今年老了,為了應對超齡農民工清退檢查,我們打起了黑工?！边€有一部分超齡農民工被清退出正規的建筑工地后,就轉向了小型建筑工地。在這些小的建筑工地,一般工程的甲方以及包工頭都是個體戶,雙方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不穩定,干完活之后包工頭跑路、拖欠工資的現象頻發。超齡農民工受了工傷,索賠推諉扯皮的情況比比皆是。

全國各地出臺建筑業“清退令”是出于安全考量,為了減少安全事故,更是為了從制度層面來保障農民工個人的權益。但是,在多地調研發現,建筑工地不同工種對工人的要求不同。一位包工頭介紹說:“油漆工、架子工等高空危險作業的工種,確實對身體耐力、靈活性有要求。但是像泥瓦工、木工等工種,屬于低空作業,并且這兩個工種還需要大工和小工之間的配合。一般情況下,小工的工作強度不大,工資不高,從業的多數是農民工群體中的年輕老人?！?/p>

清退令出來之后,無論是在正規工地上“打黑工”,還是在小工地上做零工,農民工工資的準時發放、工傷意外事故的處理,都依賴于工頭個人的信譽。相關的監管性措施無法監管到位,農民工個人維權的難度也加大。個人勞動事實的確認、工傷意外的認定取證都依賴于農民工個人去爭取,整個過程十分艱難。

2.自我勞動剝削

一位超齡農民工說:“清退令出來之前,我們打工和公司都是簽訂合同的。辭退需要走流程,也需要講依據和事實。所以,我們一般也是在工作中量力而行,畢竟拿了多少錢就干多少活?，F在不一樣了,因為大家都是打黑工,又沒有簽合同,被任意辭退的情況就很多。因此,工人之間也陷入了大家說的那種內卷,不敢磨洋工了,歇口氣、抽根煙的休息時間也變少了?！币簿褪钦f,在清退令出來之前,工人和工頭或者單位一旦確立雇傭關系,雙方之間的權利是平等的[28]。但是清退令出來之后,沒有了合同的保障,超齡農民工的工作機會就依賴于工頭或者公司的給予。這種情況下,“被迫義務加班”“給工頭說好話”等現象就出現了。雖然工隊確實需要小工,也找不到年輕的小工,但是找誰不找誰,用到什么時候,都是公司和工頭說了算,為了這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超齡農民工會進行自我勞動剝削,為了保住工作不惜以高度勞累損傷身體為代價。

3.生活水平下降

從工地了解到,一些人被清退后,就在大學食堂、飯店等地方做鐘點工。他們往往是以小時工的形式被雇傭的。

案例三:王阿姨,56歲,24歲結婚后在老家種了幾年地,后來就跟著丈夫到武漢的工地做工,她主要是做小工,一個月可以掙5000元左右。去年,從工地被清退,就到大學食堂做鐘點工,一般在食堂早中晚就餐時間各工作2小時,每個小時15元,每天6個小時掙90元,一個月干滿30天才掙2700元。

據她介紹,時間被分割后,基本很難再找別的鐘點工工作來增加經濟收入了。在清退令出來之前,一些婦女在工地做小工,一個月可以掙5000多元,夫妻倆都是小工的話可以收入1萬多元。如果丈夫是大工并且可以包工做的話,夫妻倆一個月可以掙將近15000元。她說:“現在小工市場上超齡女農民工基本被淘汰,超齡男農民工也必須轉為小工才有機會繼續干?！边@樣一來,超齡農民工夫妻倆的收入就減半甚至更少。有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就返回家鄉,在家鄉周邊繼續尋找務工機會,順便種點供自己吃的稻谷和蔬菜,節省開支,生活屬于一種節流的狀態。

案例四:姚大叔62歲,他的妻子56歲,以前夫妻倆一直在海南包工做,兩個人搭檔一天可以掙700多元。建筑行業清退政策出來以后,他妻子就沒法在建筑工地干了,他自己回到本地繼續做小工。妻子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就回老家種了點地,給一家飯店幫忙,收入不高。據姚大叔講,他的妻子過得很不快樂,因為結婚了之后一直跟著他在海南打工,人際關系都在那邊,村里不是很熟,住不習慣,吃也舍不得吃。姚大叔勸了很多次,但是他妻子總是說掙不了錢,就不能再花錢。

總體來講,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出臺以后,這一群體的務工地點從正規勞動力市場流向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務工保障不完善、收入下降,一部分人被迫返回家鄉。以工養老的模式受到極大沖擊。正如賀雪峰所講,建筑業“清退令”名義上是要保障超齡農民工的利益,降低他們發生意外事故的可能,實際上卻讓他們喪失了選擇機會。超齡農民工成為建筑業“清退令”的直接“受害人”[17]。

五、結論與討論

在家庭功能逐漸弱化、代際關系情感化的轉型中,超齡農民工不可避免地采取自己積累、自我主導、自主分配的以工養老模式。本文在對建筑工地和包工隊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超齡農民工繼續在建筑工地務工的目的不僅僅是獲得經濟收入,更是為了養老做準備。務工機會的獲得使得他們可以進行經濟資源積累,保證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能夠體會到自己的價值和意義。

超齡農民工清退令極大地沖擊了“以工養老”的實踐模式,使得他們不能再體面地勞動,而是在沒有安全保障的地方“打黑工”,為了獲取勞動機會進行自我勞動剝削,一部分群體在收入下降的情況下被迫提前返回鄉村。超齡農民工群體規模龐大,其群體內部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不同類型超齡農民工具有不同的就業需求。因此,解決超齡農民工群體的就業困境,需要對超齡農民工群體進行精準分類,讓超齡農民工在城鄉之間可進可退,即“進有出路、轉有能力、退有保障”。首先,對于技術型超齡農民工,應該向他們開放在城市繼續就業的出路,保留他們繼續務工的選擇權。他們的工作年限長、經驗豐富、技術嫻熟、體力尚可,不應該因年齡而被限制在城市就業的機會。其次,對于體力下降、技術能力跟不上、不能勝任高風險崗位的超齡農民工,如果他們仍然有繼續務工的需求,應該為他們的就業轉型提供政策支持,通過職業技能培訓引導他們提升自身的適應能力,并提供相應的勞動保障,促使他們能夠順利“轉型”。最后,對于返鄉超齡農民工,要確保其能夠順利回到農村,限制資本下鄉擠占有限的農村就業空間,保障其農村承包地權益和農業生產條件,保留農民工返鄉退路。一是堅持宅基地、承包地政策不動搖,完善農村居民“有地種、有糧吃、有房住”的兜底體系,利用好農村“以地養老”這一低成本“穩定器”的優勢,同時逐步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二是要扭轉觀念,超齡農民工不是負擔而是資源,長期以來的打工經歷讓他們見多識廣,思想觀念相對開放,不少超齡農民工返鄉后成為鄉村治理的積極分子和中堅力量,基層組織可以動員他們積極參與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從而為自己的家鄉建設發揮余熱。

中國現階段不可能讓農民工普遍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拔锤幌壤稀钡膰橐彩沟棉r村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并軌不具備基本條件[29]。也就是說,廣大超齡農民工現階段很難依靠退休金實現養老。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國家有了建立統一社會保障的財政能力,超齡農民工養老可能就不再是問題?！耙怨ゐB老”作為歷史的產物也就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總之,對待超齡農民工不能清退了事,要充分認識到繼續務工對于超齡農民工自己、家庭、社會的重要意義。國家應當指導企業不得以年齡為由“一刀切”清退超齡農民工,而是要為有就業需求的超齡農民工提供公共就業服務,從工傷保險、安全培訓、欠薪治理方面入手,為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就業環境,維護好社會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