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家詩鈔》與曾國藩授詩活動關系考辨

馮 蒴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規模宏大，選錄阮、李、杜、韓、蘇、黃等十八位魏晉至金朝名家的六千五百九十九首詩。 所選之詩按體裁排序，包括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絕；體裁之下，又按詩人時代先后排序。 該詩鈔格調高遠，體例嚴密，受到時人和后世學人的廣泛推崇。 各出版社亦爭相注解、出版《十八家詩鈔》。 關于編選該詩鈔的目的，學界眾說紛紜。 一些學人認為曾氏編選該詩鈔的目的之一是“指導諸弟、子侄詩歌學習及創作”[1，2］，并從曾氏家書中檢索出了一些似乎能夠證明該觀點的語句，如同治元年正月家書《諭紀澤》云：“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3］2-3。 但是曾氏并沒有直接說明其編選該詩鈔的動機之一就是為了教授其子。 那么“授詩說”是否準確，又從何而起？ 該詩鈔對曾氏的授詩活動起了怎樣的作用？ 其他學人希望利用《十八家詩鈔》學習作詩，有怎樣的效果？ 本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討論，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十八家詩鈔》“授詩說”探源

曾國藩于咸豐元年（1851）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咸豐二年（1852）正月初二日以前，在京完成《十八家詩鈔》初稿（1）。 根據曾氏開始研習黃庭堅詩的時間推算，其著手編選《詩鈔》的時間不會早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4］（2）。 又因曾氏于咸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尚在思考黃庭堅七古是否入選[5］267，可知此時本書結構仍不完善，所以初稿的大部分內容可能是完稿前數月所編。也就是說，曾氏編纂《詩鈔》初稿的時間當在道光二十三年以后至咸豐元年臘月。從曾氏家書中我們得以窺見，恰恰是在這八年左右， 他以書信的形式指導了家鄉諸弟的詩文創作。 試看：

1.……志在作古文，則須?？匆患椅募?。作各體詩亦然，……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6］32

2.……（諸子百家）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 亦專字訣也。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6］49

3.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瓲栆獙W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為律詩，若在省，爾可就之求教。 ——《致溫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6］58-59

4.但一部未完， 不可換他部， 此萬萬不易之道。 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 ——《致溫弟沅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6］71

5.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后。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6］82

6.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腔調則以多讀詩為主， 熟則響矣?！吨鲁蔚軠氐茔涞芗镜堋返拦舛哪晔率巳誟6］91

7.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6］93

8.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汩沒性靈，至要至要。 吾于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為之可耳?！吨鲁蔚軠氐茔涞芗镜堋返拦舛迥耆鲁跷迦誟6］96

9.植弟詩才頗好， 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 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6］159

以上， 我們將曾國藩指導諸弟作詩的家書進行了窮盡式的羅列。 由此， 我們可以得到兩點認識：其一，從情理上看，彼時曾氏強調學詩之“?！?，在給諸弟的家書中反復提及“讀專集而不可讀總集”，至少每種體裁要專學一家。 《詩鈔》屬于“選集”而非“專集”，與曾氏對諸弟的建議相悖。 且曾氏對諸弟表明了自己的學詩門徑：“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門徑與《詩鈔》一致，卻并不要求諸弟完全照搬，諸弟僅需“隨人性之所近而為之”，說明曾氏起初編纂《詩鈔》更多考慮的不是“指導諸弟”，而是標榜自己的詩學門徑。 其二，從時間上看，曾氏指導諸弟作詩的家書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十八日，迄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初十日，比《詩鈔》的編成時間稍早，這說明曾氏在指導諸弟作詩期間沒有機會用到《詩鈔》。從道光二十九年以后，曾國藩致諸弟的家書中便基本不再談及作詩。 所以從曾氏《詩鈔》編纂的初始動機來看，似乎不是為了向諸弟“授詩”。 否則，《詩鈔》初稿編成后，曾氏應該將其從京師寄回湘鄉， 并對諸弟作詩有更多、更細致的指導，而不是戛然而止。

那么，曾國藩編選這部《詩鈔》的初始目的是否可能為了教授其子？以曾紀澤為例（3），若將曾氏開始編選《詩鈔》估算為道光二十三年，曾紀澤只有五歲左右；咸豐元年臘月初稿完稿時，曾紀澤也不過十三歲。 《詩鈔》初稿編選期間曾紀澤年幼且基本未學作詩， 僅于十一歲時偶然作一首四言詩《舜征有苗篇》[6］159，所以曾氏編選《詩鈔》時應該沒有考慮教授其子作詩。咸豐二年以后，《詩鈔》初稿已經編成， 但曾氏依然沒有向曾紀澤傳授作詩之法，對他的學業指導基本以背誦《詩經》《書經》《左傳》、講授《資治通鑒》為主（4）。 咸豐八年，曾氏在書信中向曾紀澤推薦《詩鈔》，并附加說明：“余所未抄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盵6］372亦沒有要求他完全遵循《詩鈔》的門徑，故曾氏編選《詩鈔》的初始目的不是教授其子。

咸豐十年（1860）年底，曾國藩方開始對《詩鈔》初稿進行改進，其改進《詩鈔》的目的仍不是教授其子。紀澤與其父見少離多，他于咸豐十年六月二十日到達其父的軍營[7］62，九月初一日離開其父，去往安慶[7］81。紀澤離開三個月后，曾國藩著手改進《詩鈔》。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二日日記云：“擬以蘇詩七絕倩人抄出，蓋余往年在京所抄詩，未抄絕句也”[7］105；又咸豐十一年（1861）正月初一日日記云：“余在京時，曾將放翁七律選抄一編，七絕則選而未抄。 今因抄七絕，又將七律再選一編，恐與在京時所選多不符矣?！盵7］120前文提及曾氏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四日《諭紀澤》中命紀澤將《詩鈔》“交來丁帶至營中”，正是為了自己在軍營繼續完善《詩鈔》之便。因紀澤在家而不去曾氏軍營，故“將《詩鈔》交給來丁，讓來丁帶到身在軍營的曾國藩手中”。 所以這條記載并不能證明曾氏編選《詩鈔》是為了教授紀澤。且曾氏僅在自己的日記中對《詩鈔》的修改過程有所記錄，在現存的家書中，我們并沒有看到曾氏告知紀澤《詩鈔》的改進情況。綜上，我們可以猜測，曾氏編選和改進《詩鈔》的動機均不是“授詩”。

那么“授詩說”由何而來？ 筆者以為，原因有二。其一，曾國藩在編選《詩鈔》時雖然無心利用其進行授詩，但《詩鈔》初稿編成后曾氏的確向曾紀澤推薦此書，且紀澤學習效果顯著，受《詩鈔》影響尤為深遠（詳見后文論述）。 故從客觀結果來說，《詩鈔》確實起了“授詩”的作用。 其二，后人編寫《詩鈔》的宣傳語對輿論產生了很大影響。 《詩鈔》得以出版后就迅速傳播開來，廣為世人閱讀學習。各大書店爭相邀請博學之士注解、復選。 一時間，各種版本層出不窮。如劉鐵冷、陳存悔、劉堪、胡懷琛合注，崇新書局出版《詳注十八家詩鈔》[8］；葉昀標點，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足本大字曾文正公十八家詩鈔》[9］；國學整理社版《十八家詩鈔》[10］；商務印書館甚至出版了吳遁生選注 《十八家詩鈔》（選其425 首）作為中學“學生國學叢書”之一[11］。每個版本的《詩鈔》出版后，書局便會利用報刊和出版序言大力宣傳，宣傳語中不乏以“曾氏編《詩鈔》是為了授詩”的含混表達作為該書賣點：

“（《詳注十八家詩鈔》） 這書是曾文正教人學詩的門徑……真是學詩的第一號讀本”[12］；

“其所選《十八家詩鈔》……分體編排，為學者指示正法”[13］。

或許是商人看到了曾國藩其人和其《詩鈔》的深遠影響和巨大商機， 他們在未對曾氏編選《詩鈔》的真正目的進行深入考察的情況下，就有意無意地將本書局出版《詩鈔》的廣告語中羼入“曾文正教人學詩”、“為學者指示正法”的含混敘述，“授詩”逐漸由《詩鈔》的客觀作用訛變為曾氏編選《詩鈔》的初始動機。 由此，“授詩說”廣泛流傳開來。

不過必須要承認的是，《詩鈔》 確實得到了學人們的推崇。 除曾紀澤直接受益外，又如：

自來選本，以王漁洋《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姚惜抱《今詩選》，曾文正《十八家詩鈔》四者為最，皆不可不看。 而文正詩鈔，鄙意尤所服膺?！獜堅ａ揫14］3

竊謂此書固專門研究之資，然初學欲知門徑，亦不可不流覽。 ——吳汝綸[15］

張、吳的身份為“曾門弟子”，他們推崇《詩鈔》無疑會使人更加信服“曾氏編纂《詩鈔》以授詩”的說法。

二、《十八家詩鈔》與曾國藩的授詩方法

曾氏初編《詩鈔》時雖無心利用該書進行授詩活動，但《詩鈔》的編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授詩方法有所發展和轉變。

其一，《詩鈔》的編纂促使曾國藩在授詩活動中更加重視詩的聲律和誦讀。 曾氏在日記中曾經寫道：“（與湯海秋）論詩相合，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昧初階，切中余病。 ”[5］157乃知此時曾氏認為詩歌“藻采”和“聲調”是“初階”，而非“上乘證果”。 所以在教授諸弟的過程中，曾氏對詩的聲律不甚重視，偶有一次提及聲律問題（見前文所列曾國藩致諸弟家書第6則），但未加詳述。而編纂《詩鈔》的過程中，曾氏格外強調聲律的地位：“余所選鈔五古九家， 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6］372。 可見此時“聲律”成為曾氏心目中作詩的重要原則。 在此以后，曾氏授詩的思路也轉變為以“聲”為主。所以在教授紀澤時，曾氏非常重視聲律。咸豐八年教導紀澤：“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6］372。

欲體會詩之聲律，無疑需要通過誦讀來實現。為此，曾氏總結出了一套誦詩的方法。將此法教授于紀澤，以期紀澤能夠將其運用到創作實踐之中：

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 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瑯瑯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6］372。

曾氏總結的誦詩法分兩步，第一步須“高聲朗誦”，這樣就能“得其雄偉之概”，領會詩的氣勢；朗誦之后便須“密詠恬吟”，這樣就能“探其深遠之韻”[6］362，思考詩的深意。 以此方法誦讀方能感知詩的聲韻和內涵，并將其內化于心，形成一套對聲律的審美習慣，進一步將其轉化為創作規范，以此指導、評價自己的詩歌創作。 也就是說，“誦讀”要貫穿詩歌“學習——創作——評價”的全過程中。在曾氏看來，詩不僅要誦讀，更要選擇詩人的代表作反復誦讀：

澤兒于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復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托之遙深，則知此公于圣賢豪杰皆已升堂入室[3］371。

曾氏認為，通過反復誦讀名家名作，學詩者便可領悟詩人的胸襟和寄托。

其二，對誦讀和音律的強調，又促使曾氏的對學詩門徑的態度更為寬容。在教授諸弟時，曾國藩認為諸弟可以根據自己的性情喜好而自由選擇模范對象，但須“專讀一家”，不可“東翻西閱”。 曾氏對自己的要求亦復如是。 如其日記云：“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 雖細加咀嚼， 而究有為人的意思”[5］158；“（杜詩韓文）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5］156。 可知杜詩備受曾氏推崇， 所以曾氏本人學五、 七律也專門師杜，而不“東翻西閱”：

吾之嗜好，于五古則喜讀《文選》，于七古則喜讀昌黎集， 于五律則喜讀杜集， 七律亦最喜讀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6］58

曾氏因學杜不成， 乃兼讀元遺山以補其不足（元氏大力鼓吹杜詩，著有《杜詩學》，已佚），更可說明其學杜之用心。所以此時曾氏的授詩、學詩活動，均以“家”為主，同時也要求諸弟“專學一家”。

而在教授曾紀澤時，曾氏摒棄了“專讀一家”的思想，認為凡學詩，不僅要以與學詩者詩風相近的詩人作為師法對象，還要學習舉世公認的名家。曾氏優先向紀澤推薦了與之性質相近的“曹、阮、陶、謝、鮑、謝六家”[3］3，同時曾氏還認為僅學這六家是遠遠不夠的。 學詩取法須寬， 要想開拓詩境，更需學習“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3］3等具有典范意義的大詩人， 與教授諸弟時“專讀一家”的觀念完全不同。 這種轉變的原因之一無疑是對聲律重視程度大幅提升。 所以曾氏不但鼓勵紀澤誦讀《詩鈔》已收之詩，而且認為即便是《詩鈔》未收之詩，只要其聲調佳絕，盡可以誦讀：

余所未抄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 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6］372。

由此可知，在《詩鈔》編纂過程中，曾氏深化了對詩歌聲律的認識。 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完成了從以“家”為綱到以“聲律”為重的轉變，故而對于紀澤選擇師法對象的態度更為多元開放。

三、 曾門子弟對 《十八家詩鈔》 的學習情況——以曾紀澤為代表

從曾國藩的書信往來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曾紀澤的指點相對更多，曾紀澤受《詩鈔》的影響是最深、最直接的?！对娾n》出現在曾氏給紀澤開出的“十三經外所最宜熟讀者”書單之列[6］383，說明曾氏鼓勵紀澤以《詩鈔》積累學識。 雖然曾氏編纂《詩鈔》并不為了授詩，但在實際行動中，曾氏確實認為紀澤應該從《詩鈔》汲取養分。 且曾紀澤詩集《歸樸齋詩鈔（戊集）》（以下簡稱《歸樸齋》）的上卷附有曾國藩批語。 細玩這些詩作和批語可知，《詩鈔》是曾紀澤學詩過程中至關重要的范本，紀澤對《詩鈔》之軌范可謂亦步亦趨。 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聲律方面。 前文已述，曾國藩教授曾紀澤時重視詩歌聲律，主張通過“高聲朗誦”“密詠恬吟”來領會所選諸家聲律之妙，以達到“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6］372的效果，自己便能創作出聲律悠揚的詩句。 紀澤的一些詩作顯然達到了這個效果，并且得到了乃父的稱贊。 如《東坡生日二首》，曾氏批云“句調渾成，音節諧適”[16］。 “句調渾成”與《詩鈔》對詩歌聲律的審美相符。 曾氏向紀澤推薦過《詩鈔》，故紀澤“朗誦恬吟”的范本中自然包括《詩鈔》。曾氏對紀澤詩中聲韻美的肯定，正說明“朗誦恬吟”《詩鈔》對其詩歌聲韻的安排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 文氣方面。 曾國藩強調作詩作文之“氣”，“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 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于中”[7］205；“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 養氣工夫……惟其養氣， 故無纖薄之響”[5］156。 “氣”的“昌”，也須通過朗誦優秀詩作才能達到，這些詩作當然包括《詩鈔》所選作品。曾紀澤亦得到了乃父的肯定。如紀澤作《次韻郭伯琛丈由粵東假歸述懷留別詩四首》，曾氏批云“四首格老而氣昌”[16］。 《新居二首》，曾氏批云“胸襟灑落，一氣卷舒”[16］。 《大人尋閱蘇滬紀澤未得隨侍作雙聲詩贈曹鏡初比部》，曾氏批云“氣機流動，不為雙聲所縛，故可喜”[16］，尤其此詩最見功力，試看：

公孤經國固基扃，鞬笴櫜弓鞏故京。

戟閣綸巾觀罫劫，錦閨緱劍競歌賡。

既教江界蠲戈甲，更見郊居急稼耕。

古桂句朻佳菊皎，羹雞膾鱖舉金觥[16］。

此詩境界闊大。起首兩句之“孤”、“鞏故京”足以見得作者胸中奇氣。頷聯寫細處，但細處絲毫不顯纖巧，一“戟”一“劍”浩氣全出。 頸聯寫大處，如眼界在空中。尾聯一筆宕開，豪中有雅，忙中有閑。八句對仗極工，句間流轉自如，章法疏而不亂。 又每字都為“見”母，作成尚且不易，達到“氣機流動”更屬難得。 由此觀之，曾紀澤詩不僅“氣昌”，而且達到了運用自如的地步，足見其對《詩鈔》的體會之深。

其三，師法對象方面。 前文已述，曾國藩不僅為曾紀澤推薦與之性質相近的魏晉詩人作為師法對象，還鼓勵紀澤多讀《詩鈔》中所選唐宋元諸家之作。 紀澤也確實模仿了《詩鈔》中唐宋諸家的詩風。 《詩鈔》中選七律七家：杜甫、李商隱、杜牧、蘇軾、黃庭堅、陸游、元好問?！稓w樸齋》的主要作品為七律，故其于七律模仿《詩鈔》諸家最為明顯。 如《灰》，曾氏批云“似義山”[16］，《懷人三首》，曾氏批云“二首風格似黃山谷，有票姚飛動之氣，故可喜”[16］。 《侍霞仙丈池上夜話》“宵影”一聯，曾氏批云“佳句，似放翁”[16］。 《九日偕栗誠登鶴鳴山時余方病濕瘡而弟下第》，曾氏批云“意興色澤俱近東坡”[16］。 可知，曾紀澤切實深入地踐行了乃父的指導，不局限于與自己性質接近的魏晉詩風，而是博采眾長，對《詩鈔》中所選唐宋諸家的詩風都有較深的領悟和刻意地學習。

其四，《詩鈔》 對曾紀澤的影響還表現在其對《詩鈔》所選詩人及其作品的態度上。 曾國藩家書《諭紀澤》中將《詩鈔》所選“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詩作為“《六經》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3］3，曾紀澤在《次韻黃少崑重陽展重陽二首》小序中，幾乎表達了相同的觀點：“韓文杜詩其美者，乃與六經同工，何可忽也。東坡山谷放翁，諸公偉才逸趣，亦自不可磨廢。 ”[16］紀澤也將韓、杜諸家提高到了與“六經”同等的地位。 由此觀之，《詩鈔》不僅塑造了紀澤的詩法，也影響了他對前代詩人的評價。

其五，《詩鈔》 對詩體裁的選擇也深入影響了曾紀澤的創作。據曾紀鴻《歸樸齋》序言，紀澤創作的古體詩體裁有四言、五言、七言[16］。 除“四言”對應其常讀的《詩經》外，五七言可以對應《詩鈔》中的“五古”與“七古”；近體詩中，《歸樸齋》有七律、七絕、五律，可對應《詩鈔》所選七律、七絕、五律；《詩鈔》沒有五絕，《歸樸齋》同樣沒有五絕。 即便是詩之體裁，紀澤都對《詩鈔》亦步亦趨，足見《詩鈔》對其影響之深遠。

還需指出的是，根據曾紀鴻《歸樸齋》序言，曾紀澤“嘗為詠史四言詩數十百首、紀游擬古友朋詶唱為五言古詩三百余首”[16］， 均隨身攜帶，“藏之篋衍，閟不示人”[16］，為《歸樸齋》之甲乙丙丁集，后來這些古體詩在去往金陵的途中毀于副舟失火，紀澤“遂不甚作古詩”[16］。 因此我們能看到的“戊集”僅錄近體詩。曾紀鴻序言中亦載，紀澤嘗謂“古質而今妍，妍則易成，質者難好。 吾為其易者，聊以頤性自娛而已。再毀棄之亦所不惜?！盵16］對自己的近體詩作，紀澤不甚在意。 從他對古體、近體詩的態度中我們可知，他不甚重視近體詩，作近體詩所用之功亦遠不及古體。 紀澤近體詩受《詩鈔》影響尚且很深，遑論古體。 其古體詩曾得到其父高度評價：“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6］372。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相較于近體詩，《詩鈔》對紀澤學習古體詩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從其他曾門子弟的主張中我們亦可以發現對《詩鈔》的踐行。 如吳汝綸認為中學學堂的詩歌學習應該“以王阮亭氏古詩以及姚氏《今體詩選》為主……五古讀曹、阮、陶，七古讀李、杜、韓、蘇，五律讀王孟，七律讀杜詩，為中學一大宗。李、杜、蘇、黃諸作，乃古今之至文，不得以考試不用而廢棄之也”[17］。 吳氏標舉的今體詩范本雖然不是《詩鈔》，但古體詩全宗《詩鈔》。

四、余論

曾紀澤為代表的曾門子弟學習《詩鈔》成效顯著，但此成效并不能代表彼時社會上的全體學人?！对娾n》出版后，學人或出于對的曾國藩敬慕，或受到書商宣傳的影響， 紛紛試圖通過該書學習寫詩之法。但由于該書門徑較高，絕大多數學人在實際學習中， 往往因為基礎薄弱、 缺乏指導或其他原因，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徐珂《清稗類鈔》將《詩鈔》與《唐詩三百首》進行比較，認為《三百首》之所以被奉為圭臬是因為其 “取徑不高， 便于俗學”[18］，從側面說明《詩鈔》取徑高而不便俗學。 吳汝綸給嚴復的書信中亦云“但此諸書（筆者按：包括《詩鈔》），必高才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涂轍”[19］。 葉玉麟為《足本大字曾文正公十八家詩鈔》 作序云“夫古人精詣，至微眇難知，類非庸偎淺識所得窺測也”[9］1。以上所舉均是當時的文化界名流， 不論他們是否學詩、 是否有詩歌創作經驗， 至少他們都認為用《詩鈔》學習作詩不很容易，遑論一般學人。

總之，曾國藩編選《詩鈔》的初心并是不為了“授詩”，而《詩鈔》的編纂確實使得曾氏授詩的方法有所改變。曾紀澤為代表的曾門弟子受益于《詩鈔》，但絕大多數學人用《詩鈔》學習作詩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注釋：

（1）曾國藩咸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記云：“申初圈出韓七古，交抄書人。又讀山谷七古，是否入抄，細審之?！笨芍藭r《十八家詩鈔》尚未編成；又咸豐二年正月初二日日記云“是日， 思詩既選十八家矣……”， 可知此時《十八家詩鈔》已經編成。為方便敘述，除特定出版物和引文外，后文“《十八家詩鈔》”均簡稱“《詩鈔》”。

（2）據謝海林先生考證，曾國藩在何紹基的影響下，于道光二十二年年底開始研習黃詩。

（3）曾紀澤年齡相對較長、曾國藩對曾紀澤指導更多，而曾紀鴻較幼且志不在文，故曾紀澤更有代表性。

（4）曾國藩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家書《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云：“紀澤兒讀書尚熟，《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 古詩讀至左太沖 《詠史》，《綱鑒》 講至高祖末年。 ”又曾國藩咸豐元年日記多有曾紀澤“聽講《鑒》”、“背《經》”，曾國藩“聽兒講《鑒》”、“聽兒背《經》”等語。均沒有提及作詩。 乃知曾紀澤此時的主要精力在于學習《資治通鑒》、《詩經》等典籍，而不在學習作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