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構成要素、問題分析與政策建議

王鵬

(華中農業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0)

一、 問題的提出

自“威斯康星思想”提出大學的第三職能——為社會提供直接的服務,社會服務便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并列成為現代高等學校的三大核心職能。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不斷發展,高校社會服務職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現。2015年11月,《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提出,“提高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水平?！?022年1月,《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提出,要更加突出“雙一流”建設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導向,引導建設高校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2022年2月,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公布,標志著新一輪“雙一流”建設正式啟動,也意味著“雙一流”建設從此前的“統籌推進”階段邁入“深入推進”新階段?！胺諊壹毙琛北弧半p一流”建設進一步強調,對社會服務貢獻的考察力度在“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得到進一步加大,這從政策和制度層面有力促進了高校社會服務能力的提升,而高校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效也相應成為考察“雙一流”建設成效的重要標準。

鄉村振興屬于國家重大需求。2018年,《高等學校鄉村振興科技創新行動計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提出要推動高校深度服務鄉村振興。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支持高校為鄉村振興提供智力服務”。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幼⒅胤鲋痉鲋恰?。在中央政策有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高校主動探索本區域鄉村振興的時代需求,積極發揮自身資源獲取、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主動將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工作納入全校事業發展中,尋求兩者之間的連接點、共振區,著力實現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和促進自身高質量發展的有機融合。然而,高校在智力服務鄉村振興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難題,其中,高校深入基層、潛心田地的內生動力不足,相關政策對農業項目、農村人才的外部推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服務鄉村振興的主動性、積極性、持續度,也限制了高校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現實功能。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不足問題,也映射在該領域學術研究之中,成為學者們從不同層面探討的話題。自鄉村振興提出以來,學界圍繞高校服務鄉村振興開展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問題分析。包括宏觀上缺乏明確的制度設計[1]、對鄉村振興政策的解讀不深入、服務鄉村振興沒有形成合力[2];中觀上缺乏明晰的組織架構、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源不足;微觀上高校服務鄉村振興存在觀念落后、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3]、內容和形式單一等問題。二是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對策研究。主要探討方向為服務鄉村產業創新方面,包括鄉村特色產業的體系構建、鄉村雙創園區的集群發展、鄉村龍頭企業的科技創新、農村新型經營主體的創收等[4];服務人才創新方面,要著力培育改革動能、推進制度創新、培養教師隊伍、建立高校改革試驗區、構建政產學研合作模式等[5];服務組織創新方面,要加強“新農人”培養、創新服農新模式、構建服農綜合網等[6]。此外,也有少數學者關注到高校服務鄉村教育、科技振興中動力不足問題,并嘗試提出解決對策。如,通過“建立生成聚合機制,打造利益相關共同體”“構建合理共治機制,促使實現共同治理”“建立平衡調節機制,實現公平公正競爭”等增強高校產教融合發展動力以服務鄉村振興[7];鄉村振興戰略下農村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發展動力源于市場驅動力、國家推動力、企業行業支撐力、社會拉動力、院校內動力[8];高校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動力分為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兩方面,前者主要指農業科技企業、涉農高校與科研機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業科技服務組織和政府等的協同創新意愿;后者主要指市場驅動、政府驅動和協同創新平臺驅動等[9]。

既有研究主要從問題與對策兩方面對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實踐情況予以探討,其中,少量成果涉及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問題,為探析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有效性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視野與思路。但是,總體上看,對于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尚缺乏理論探討,難以深入闡釋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可持續開展的邏輯與機理。本文對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構成要素、存在的問題等展開分析,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以期為“雙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提供決策參考。

二、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構成要素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并非宏觀口號,而是體現在鄉村振興的具體舉措和重點領域之中。高校通過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服務鄉村產業發展,夯實鄉村產業基礎;高校加強人才投身鄉村振興的政治引領,通過學科專業建設,改善人才供給的結構性矛盾,大力培訓鄉土人才和培育高素質“新農人”,夯實鄉村人才基礎;高校主動對接地方并積極履行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在先進思想文化宣傳教育、鄉土文化傳承與創新、文化人才培養以及鄉村文化活動開展等方面為鄉村提供全面支持與指導,營造鄉村文化新風貌;高校創新理念、準確理解,圍繞鄉村振興踐行生態文明理念,促進綠色農業生成與優美生態環境有機融合,實現“農旅”“生旅”深度融合,助力美麗鄉村建設;高校面向鄉村輸送駐村干部人才,開展校村黨組織結對共建,以黨建引領賦能鄉村組織振興,強化鄉村組織保障。據不完全統計,5年來超1.8萬項農業科技成果經由高校轉移轉化,累計創造超710億元的經濟效益。高校自身也從智力服務鄉村振興中受益,自《行動計劃》實施以來,其在“三農”領域獲國家自然科學獎8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0項、國家科技進步獎46項[10]。

鑒此,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是指高校充分發揮教育、科技、人才等智力優勢,堅持立德樹人、創新引領、服務導向、開放協同等基本原則,全方位服務鄉村五大振興并作出應有貢獻。

作為高校社會服務的新方式,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是“順應了中國現實社會結構與治理環境變化的需要”[11],是政府、高校、社會、鄉村等力量協同推進的結果。從推進過程來看,雖然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呈現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的發展邏輯,但是,高校并非單純接受者,而是具備較高反應能力和自主選擇能力的主體。因此,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也是高校對辦學目標的理性選擇和適切性發展自覺,需要高?；诮M織內外的各種因素構成動力機制,主動獲得持續有效的多元驅動力。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是指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來源和作用方式。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源自高校組織的內外部。要更好地選擇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需要明確其動力構成要素。在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外部層面的政策驅動和評價驅動為其注入了推動力,內部層面的心理驅動和利益驅動為其注入了內生力,在兩種動力系統各自協調運行的基礎上,不同動力之間彼此配合與互動,實現了內外部動力之間的關系依存和互助,重新組合高校功能,形成具有自組織結構的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據此,本文構建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構成要素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動力的動力機制構成要素分析框架圖

(一) 利益驅動

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源都能歸結為利益追求。利益驅動人的行為,激發人的潛能,并使其滿足自身需求與發展?！霸诂F代社會,個體利益驅動是比公共精神更為有效的協商參與動力?！盵12]利益驅動是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其實也是一種涉及高校場域中不同人的利益調整的組織變革過程。這種利益調整,只有將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公共利益的追求與高校內部不同單位利益、學科利益、個體利益的訴求進行有效整合,特別是對廣大教師合理利益訴求予以保障,才能避免相關主體的沖突與背離,形成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內在協同驅動力,才能保障開展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持續性。這需要在高校內部建立利益平衡機制,明確智力服務鄉村振興過程中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進行合理利益分配和有效利益協調,以此保證其利益觀念和利益關系的協調一致。教師是最直接從事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行動主體,要注重從工資薪金、職稱晉升、榮譽表彰等方面,對其進行有效約束與激勵,使之能夠更好地智力服務鄉村振興。

(二) 心理驅動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同時也是高校場域中的不同行動主體(領導、部門、學院、學科、教師等)基于自身的認知、思維和意識等心理要素在鄉村振興場域進行合作行動的過程。行動主體對成就感、個人價值和家國情懷的追求,激發其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持續動力。從行為心理來看,不同行動主體在智力服務鄉村振興過程中有其不同的心理動機,其中,高校行政主體的首要目的是培育自由,即創造一種不同主體能夠卓有成效地相互合作的心理環境,并據此不斷推動學校在鄉村振興中承擔更大社會責任、做出更多貢獻,從而實現“雙一流”的現實價值;教師則通過服務鄉村振興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價值,并收獲心理上的滿足和個人社會價值的實現。高校治理需要通過制度體系建設和文化建設,促進制度與文化有機融合,注重大學精神的涵育傳承,實現不同主體在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中由“經濟人”假設向“公共人”假設的角色轉變,并為其不同行動主體帶來合作化取向。

(三) 評價驅動

合理、科學、準確的外部評價,能夠對高校智力主動服務鄉村振興發揮重要的引導、調整和激勵的作用。評價作為環境側的政策工具之一,應以一種工作程序的形式貫穿于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為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發揮“指揮棒”作用。在“雙一流”背景下,高校如何真正解決鄉村振興面臨的重大問題,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將評價作為一種倒逼式驅動力量,開展對其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活動的成本核算和效益考核,以發揮對不同行動主體的正向牽引作用。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受到高校自身內部評價與以政府為主導的外部評價的共同驅動,評價的有效實施不能只依靠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內外政策數量上的增長與內容的細化,更應注重多元化政策目標的協同、顯性目標與隱性目標之間的協調。一方面,應開展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性評價;另一方面,也應開展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形成性評價,即更加側重評價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產生的效益。

(四) 政策驅動

由于高校智力資源和服務能力的有限性,使其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必然受到外部政策的調節,其中主要是政府的調控作用。高校為契合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要求,一方面,需要爭取外部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將外部政策有效利用、吸納、轉化為良好的內部治理,這樣才能使政策的外部驅動力內化為高校內部的內源驅動力?！盎仡櫸覈呓谈母餁v程,國家是改革發展不可替代的核心主體,政策是促進改革的推手?！盵13]指令、引導、能力建構、制度變革、輿論動員是我國高等教育實踐中的常用政策工具。指令主要指立法、規定等;引導指吸引公眾關注政策目標,并輔之以額外補貼;能力建構指政策采納需要通過培訓等途徑建立起對其支持的制度能力和體制;制度變革指改革結構來支持特定的政策;輿論動員指政府為改變參與改革者看待制度的方式所做的努力,以及通過非強制性外部壓力對實踐進行的干預[14]。我國高等教育偏好將“指令”“引導”“輿論動員”作為政策工具,是由于其具備資金、權力,相對容易更快實現政策目標;而“能力建構”“制度變革”實際應用相對較少,是由于其對改革對象的主動性依靠程度較高。為此,除政府政策驅動外,高校還需通過治理變革,實現外部政策的內化,以使政策能夠更好執行。

從發生學原理出發,上述“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構成要素分析框架”遵循了“目標訴求—訴求回應—動力激發”基本邏輯。從協同治理理論來看,這一框架中的各種動力機制涉及多元化主體和客體的要素合力與協同作用。在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動力過程中,高校組織及其教師、學科、學院、部門和科研機構構成了服務主體,鄉村振興領域的基層政府、鄉鎮干部和利益相關農民群眾成為服務客體。作為客體的基層政府、鄉鎮干部和利益相關農民群眾基于五大振興方面提出目標訴求,凝結集聚轉化成為具體現實需求并輸入社會系統之中,進而進入國家政策議程、形成社會輿論環境,并影響到“雙一流”建設評價要求以及高校組織及成員的思想認知。在此情勢下,作為服務主體的高校教師、學科、學院、部門和科研機構在國家政策感召、“雙一流”建設評價要求、組織及個人發展利益及驅動下,主動運用自身的知識、信息、科技、人才、管理的豐富資源和顯著優勢,積極通過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從而回應和滿足各種社會主體對鄉村振興的多元訴求,如此也就生成了一個相對閉合性的驅動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

三、 “雙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動力機制存在的問題

當前,不少高校把服務鄉村振興作為“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不過,也不難發現,一些高校依然缺少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內外動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雙一流”建設的成效,也影響了其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實際效益。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主要存在四個問題。

(一) 利益調節不夠到位導致利益驅動不足

利益是高校內部各主體智力服務鄉村振興追求的目標,也是其合作的動力。在智力服務鄉村振興過程中,高校內部各主體既圍繞鄉村振興目標而結成“行動共同體”,又基于合理的自身利益期待而結成“利益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的高校而言,其重視的是宏觀社會效益,即高校能否服務并滿足國家重大需求;對于高校內部各主體而言,其更注重的是自身利益是否滿足,即通過鄉村振興,學院、系所、部門、教師是否能獲取更多資源、提升核心競爭力、強化自身影響力。正如迪特里?！じ隊柕率┟滋?Dietrich Goldschmidt)所說,“大學中的各個學院、學院中的講座和研究所——大多數都追求它們自己的目標?！盵15]要讓高校內部不同主體達成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集體行動,就需要通過利益調節來實現,并且通過利益調節來實現互利共贏。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每個利益相關者與組織間都為契約關系。因此,各方均有平等談判的權力,每個利益相關者都應該被照顧到”[16]。當前,不少高校制定的與服務鄉村振興相關的管理制度,在強調對學院、系所、部門、教師等的責任要求的同時,卻忽視對其自主權力的賦予和資源支持,也欠缺相應考核。高校管理層較難從根本上突破體制機制壁壘,真正從利益層面調動學院、系所、部門、教師等服務鄉村振興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同時,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過程必然涉及服務收益分配,作為掌握分配權力的高校管理層,如弗里曼(John H. Freeman)和漢南(Michael T. Hannan)所言,“管理者具有這樣的權力,即在預算和人事選擇上為自己服務而不是為他人服務”[17],也會根據自身的利害關系做出有偏見的選擇[18]。領導品質、契約控制、協調和監管機制、外部協同機制等的缺失,使得高校管理層往往不易走出“個人或內部利益最大化”“以自我為中心”的困境,難以建立明確的利益分配標準或分配模式,存在簡單化操作,或平均分配,或按投入情況分配,或按排序分配,或主要向負責領導分配,不能充分考慮參與主體的實際創造性貢獻、投入產出和風險收益。這種利益分配制與投入鄉村振興的努力及所創造的績效相差較大,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各主體的積極性,造成高校內部各主體之間不能全面有效合作,致使高校內部各主體服務鄉村振興原發性內在動力的不足。

(二) 精神文化建設不夠到位導致心理驅動不足

“一所大學所具有的文化個性、文化風格、文化品位,……是一所大學不可或缺的靈魂,……是大學凝聚力和自信的源泉”[19]。師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受到高校精神文化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精神文化建設是加強心理驅動的有效手段。當下高校對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認知還不系統和成熟,更未上升到校園精神文化建設的高度,這導致高校智力服務主體在行為規范、心理定勢和價值觀念等心理層面的內在需求容易被忽略,出現服務鄉村振興的主體意識不強、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一是沒有將智力服務鄉村振興上升為高校的發展戰略,仍沿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管理模式辦學,缺乏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遠見和理念,對自身所肩負的服務使命和服務能力認識相對不足。二是對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內涵沒有真正理解,在自覺意識、精神風貌、需求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簡單地將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等同于一般性質的社會服務,對推動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缺乏勇于創新和積極擔當的精神,只是出于工作慣性開展服務工作。這些導致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主觀能動性不夠強,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落實。

(三) 服務評價不夠到位導致評價驅動不足

“雙一流”建設為高校在鄉村振興這一舞臺上履行社會使命提供了歷史機遇,《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對“破五唯”所作出的新部署,從根本上為激發高校更好地服務地方、造福鄉村的內在驅動力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環境。但受傳統“五唯”評價制度慣性的影響,當前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仍存在一些缺憾與偏差,并由此帶來評價驅動不足。一是評價關注度和評價指標維度有待進一步增強和拓展。各外部評價主體對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成效的關注度并未隨著高校社會服務價值的凸顯而相應提升,同時,其對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標維度也比較單一。二是智力服務分類評價未得到明確體現。智力服務評價的基本邏輯前提是其評價方法要與高校特征相適應。目前,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缺乏科學的分類標準和體現不同類型高校的差異化指標,各高校類型的區分度不夠清晰,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分類評價的實踐效果。在實踐中仍然存在重點高校優于普通本科高校、研究型高校優于應用型高校的思維慣習,致使我國高校因“身份歧視”與“學科邏輯”崇拜而陷入低位高攀的趨同化困局[20]。三是評價理念與方法的局限性。目前對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評價,大多采用定量方法,體現出管理思維的“簡單化”,注重考察高校的顯性物質性貢獻,對難以精確計量的隱性精神性貢獻則采取了回避態度,難以充分評價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成效,容易助長高校智力服務的功利化傾向。

(四) 治理變革不夠到位導致政策驅動不足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是人力、物力、財力的持續注入,是信息、資源、能量的系統集成,需要完善的政策文件以及配套體系形成有機制度鏈。高校服務鄉村振興,除了受“雙一流”的政策驅動外,還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有關鄉村振興政策的驅動。史密斯(T. B. SMITH)創建的政策執行模型顯示,政策執行機構的結構和體制的完善程度直接關系到政策執行的效力甚至成敗[21]。實踐中,不少高校出臺的服務鄉村振興的激勵政策和制度體系,并未真正成為強化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推力”和“拉力”,也并未充分內化于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主體的自覺行動,并由此導致政策驅動力不足的問題。究其原因,在于高校作為這些外部政策的執行機構,并未完全適應鄉村振興的新形勢新特點新要求,從而推動治理結構變革。

作為政策過程的重要一環,大多數政策都不能自我實施,有效的政策執行有賴于選擇適當的治理結構[22];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執行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有效執行都取決于這一治理結構的完整性——是否能夠把政策各個相關方最大限度地納入一個運行有序的機制體系之內[23]。不得不承認的是,高校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社會服務等方面的治理結構與鄉村振興的政策需求尚有較大差距,制約了其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政策驅動動力。一是人才培養支撐鄉村振興成效不夠。鄉村振興人才供求關系已發生較大變化,高?，F有專業課程設置、人才培養模式、教育教學方法、師資隊伍類型等,已不能完全滿足鄉村振興對“接地氣”人才的迫切需求。二是科技創新引領鄉村振興質量不高。高校為鄉村振興中的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提供的科技服務質量不高,突出地表現為原創性高水平成果不夠多、科技成果針對性不夠強的特點,反映出高校在相應的內部科研治理改革、科研組織模式創新、科研評價體系完善等方面相對緩慢。三是社會服務助推鄉村振興能力不足。高校在鄉村振興需求響應、學科結構調整優化、產教融合等方面,尚存在制度安排、組織結構、激勵與約束機制等方面的缺陷。

四、 “雙一流”背景下完善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動力機制的政策建議

“雙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需從優化資源投入和權益激勵、注重文化建設、建立開放動態性績效評價機制、促進內部治理變革等方面入手,進一步加強利益驅動、心理驅動、評價驅動和政策驅動,以更好提升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整體效能。

(一) 優化資源配置和權益激勵以強化利益驅動

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不是單向資源輸出,而是建立在“鄉村振興共同體”基礎之上的多個參與方合理利益的協調發展、同頻共振。在“雙一流”背景下,高校無疑能獲得相對雄厚的教育資源、人才資源和科技資源,應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優化資源配置和權益激勵,以加強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利益驅動力。一是強化“有組織”的資源配置。推進智力服務鄉村振興主體的組織化,克服分散化、盲目化的消極趨向,優先將優勢資源集中向智力服務主體配置,保障其對人、財、物等的需求并擴大其行動自主權;以資源牽引加強對智力服務主體的培育建設,擴大其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其與高校外部的實質性合作,破解高校與外部合作“兩張皮”的難題。二是完善利益分配機制。高校應注重激發智力服務主體的正當且可持續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動機,給予智力服務主體與其貢獻度相匹配的權益激勵,保障智力服務主體實現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效用最大化。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24]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激勵標準,厘清“激勵什么”“誰來激勵”“如何激勵”三大基礎性指標,同時,基于不同院所、不同部門、不同學科領域的特色,在全校統一的基本激勵指標下,倡導下屬部門制定適合自身的特色激勵指標,避免同質化傾向,在服務鄉村振興過程中不斷完善利益分配機制。同時,高校還要凝聚服務鄉村振興的各種外部力量,積極爭取、吸納、結合黨政部門、農工商企業、科研院所、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建立更加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實現利益互促互融、統籌協調共進。

(二) 注重精神文化建設以強化心理驅動

Martins 等認為,組織文化對于任何組織的成功都是關鍵要素[25]。通過精神文化建設,能夠喚醒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主體意識,增強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心理驅動。一是堅持以人為本,用精神文化凝聚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合力。在以人為本的文化中,要以實現個人目標與大學目標的有機統一為旨歸,通過有效激勵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激發人的潛能,從而實現以人為中心的管理。在智力服務鄉村振興過程中,高校既要重視廣大教師的個人“自我實現”的心理需求,調動其參與鄉村振興的內生強動力,更要重視調動廣大教師將“自我實現”與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事業發展目標與集體需求相統一,凝聚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組織文化和團隊意識。二是創新精神文化理念,以文化增強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動力。大學精神文化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使大學適應社會和環境的變化,與時俱進,促進大學辦學目標的實現。在智力服務鄉村振興過程中,高校應注重精神理念體系的完善和升華,將智力服務鄉村振興融入大學價值觀,突破“以我為主”或者“以區域為主”的單線服務思維,促使大學精神文化反哺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發展,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地方服務中,尋找“三農”與高校結合的“契合點”。要強化高校精神文化與鄉村文明建設的融合度,通過知識傳授、文化熏陶、思想傳承來傳遞鄉村人文價值,確保高校符合鄉村振興需求的理念和思想在鄉村落地生根[26]。三是推進精神文化管理,用精神文化提升智力服務鄉村振興思想境界。大學倡導的工作理念、價值觀必須通過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經營策略等制度安排的載體體現出來,才能使廣大教師深刻理解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目標、戰略和模式,形成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共識與集體行動,促使其思想與行動成為體現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責任擔當的有機統一整體。

(三) 開展差異性動態績效評價以強化評價驅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要求“實行鄉村振興戰略目標責任制和考核評價制度”[27]。增強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同樣離不開績效評價這一有效工具。開展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差異性動態績效評價,是“雙一流”背景下建立“破五唯”的高校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全面、實時反映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水平與能力、創新質量與貢獻等情況,及時發現問題并予以解決,從而加強評價驅動。一是建立健全分類評價體系。教育主管部門可以針對不同類型高校制定差異化的分類管理和評價機制,減少綜合性、排名性評價,充分考慮不同類型高校的特殊性,針對其服務鄉村振興的不同維度,構建差異化評價模式,不斷拓展每一所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獨特的知識空間、創新空間和共識空間。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基礎學科發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方面的貢獻應成為“雙一流”高校的重要評價指標;在學生專業能力和實踐應用能力培養、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成效等方面的貢獻,應成為地方高校的重要評價指標。二是探索構建動態評價體系。堅持回顧性評價與前瞻性評價相結合,注重對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質量、實際貢獻以及長期社會影響的考量,充分體現評價體系的“質量”和“貢獻”導向的有機統一。對于長期投身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事業的干部和專家,高校在職稱評聘、職務晉升、績效考核等方面,應給予適當政策和資源傾斜,以激發、維護、增強廣大教職員工服務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四) 促進內部治理變革以強化政策驅動

高校應推進基于供給側改革的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內部治理變革,以促進“雙一流”建設、鄉村振興等外部政策的內化,從而加強政策驅動。一是厘清辦學目標。辦學目標應聚焦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瞄準鄉村振興對人才、智力、科技、文化等多元化需求,從而有所作為。二是明確辦學定位。高校應根據服務地域和自身實際情況明確辦學理念和服務面向,主動對接鄉村振興發展需求,合理設計發展定位,持續培育自身特色。三是優化學科設置。高校應根據鄉村振興實際需求,適時調整學科專業設置,建立以行業、產業需求為導向的專業動態調整機制;積極調整課程與教學結構,大力推進耕讀教育,建構有利于培養學生專業技術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的課程體系;改善師資結構,遴選出專業水平高、技術能力強的涉農科技團隊,建設一支“雙師雙能型”教師隊伍。四是優化科技供給。高校應找準科技創新支撐鄉村全面振興的重點方向,加強農業科技基礎前沿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圍繞鄉村振興的關鍵共性技術,開展關鍵共性技術攻關和產業融合技術創新,推動鄉村振興加快實現綠色興農、質量興農和品牌興農的目標。五是創新制度安排。高校應基于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需要創新職稱評定、獎勵激勵、教學評估、科研評價、人才培養、組織結構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形成學校領導者、管理者、教師等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與合力,保障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各主體的利益滿足最大化,促使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

五、 結語

2022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鄉村振興責任制實施辦法》指出,“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應當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支持鄉村振興?！盵28]在“雙一流”建設的新階段,高校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革新發展思路與發展方式,將一流高校、一流學科建設與學校優勢特色相結合、與國家和區域鄉村振興重大需求相結合,開放共享、協同創新,自覺構建起與鄉村振興相融共促的發展格局?！半p一流”背景下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效率與效力有賴于強有力的動力機制。本研究認為,構成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包括高校外部和內部兩大層面,前者包括政策驅動、評價驅動;后者包括利益驅動、心理驅動。針對當前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呈現出動力不足的狀況,本研究認為應優化資源配置和權益激勵以強化利益驅動,注重精神文化建設以強化心理驅動,開展差異性動態績效評價以強化評價驅動,促進內部治理變革以強化政策驅動,以進一步完善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當然,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尚處于探索階段,本研究視域、關注重心和政策建議是基于目前的階段性分析。隨著更多高校融入鄉村振興戰略,以及“雙一流”建設的不斷深入,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構成要素必然會呈現更豐富、更新興的樣態,這客觀上要求研究者基于多學科視角,以更多元、更動態的角度探析高校智力服務鄉村振興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服務模式的動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