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
——以《浮生六記》英譯本為例①

殷 鴦 陳科芳

林語堂是中西交流史上杰出的學者,也是最早向西方世界闡釋中國古典文化的先行者之一,其英文創作、翻譯研究和翻譯評論,多棲并行,建樹頗豐。與魯迅、郭沫若等同時代人相比,林語堂的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別具特色,但由于歷史原因,他提出的翻譯理論在當時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其翻譯作品在國內更是鮮為人知。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林語堂翻譯思想才逐漸被挖掘出來。1997年,陳榮東在《中國翻譯》雜志發表《一篇不該忽視的譯論——從〈論翻譯〉一文看林語堂的翻譯思想》。該文從翻譯美學視角,就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和審美評判標準3個層面,對林語堂翻譯思想展開具體分析,由此開啟學術界對林語堂翻譯思想的討論。有從文化融合的視角展開宏觀闡述的(王兆勝,1998;呂若涵,2002),也有從文本分析的視角探究具體策略和方法的(程寶燕,1999;葛校琴 等,2001;董暉,2002),另有研究從互文性視域(王少娣,2008;武建國 等,2019)、現代性視域(楊柳 等,2004)、語言哲學視域(馮智強,2009)、跨文化傳播學視域(張季紅,2016;梁滿玲 等,2017)等不同研究角度進行探討的。這些前期研究從語言學、文化學、傳播學、交際學等不同側面豐富和完善了對林語堂翻譯思想的研究。綜觀前期研究,研究者眾多,成果豐富,也不乏真知灼見,但由于切入點和側重點各不相同,顯得零散、細碎、雜多,缺乏體系性和關聯性,未能從整體上綜觀林語堂翻譯思想,亟待從視域融合的整體觀出發充分挖掘林語堂作為著名翻譯理論家和實踐者的獨特價值。

生態翻譯學作為一種從生態視角綜觀翻譯的研究范式,注重整體的關聯性、方法的辯證性和認識的多樣性,從整體觀出發綜合考察譯者思想中各種顯在和內隱關系,把個體思想放在特定譯境中,作為主客體復雜聯動的有機整體,在歷時和共時的動態發展過程中進行研究,為全面深度挖掘林語堂翻譯思想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視角。

1. 生態翻譯學概述

生態翻譯學是胡庚申于21世紀初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基礎上創立的本土翻譯理論。該理論以翻譯生態(譯境)、文本生態(譯本)和翻譯群落生態(譯者)為研究對象,以“譯境”“譯本”和“譯者”三者之間的關系為線索展開研究和論證闡述,是探討此三者關系的“關系學”(胡庚申,2013)94?！白g者”與“譯本”“譯境”是一種動態的共生關系(胡庚申,2021),以“譯者”為中心,譯者通過適應和選擇,關注“譯本”在移植前、移植中和移植后的“生命”狀態,并在此過程中受到“譯境”的制約、協調和規范,致力于保持整體翻譯生態的穩定、協調、平衡與和諧。從“譯本”“譯者”“譯境”三者的關系出發,產生了“翻譯即文本移植”“翻譯即適應選擇”“翻譯即生態平衡”三大核心理念,以及“多維整合”“和諧統一”和“譯者中心”等生態翻譯學原則(胡庚申,2021)。在具體翻譯實踐層面,表現為翻譯行為的“多維適應選擇”、翻譯過程的“汰弱留強”和譯者追求的“譯有所為”等。

2. 林語堂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

作為一位雙語作家和翻譯家,林語堂用精純嫻熟的英語創作和翻譯了一系列經典作品,其中很多英文創作,如TheWisdomofConfucius(《孔子的智慧》)、TheWisdomofLaotse(《老子的智慧》)等帶有翻譯的痕跡,是林語堂以《道德經》、四書五經等典籍為藍本,經過解構、改編和重構之后的作品(黃忠廉,2013),因此可謂中譯英的變譯作品。此外,其比較有代表性的中譯英全譯作品有《古文小品》《浮生六記》《東坡詩文選》《老殘游記》等。藍紅軍(2020)認為“翻譯思想既寄于翻譯實踐,也現于理論論述”,林語堂的翻譯思想既散見于各類變譯和全譯作品中,也集中體現在其諸多譯論中。其中,《論翻譯》一文被認為是林氏“最系統、最有分量的譯論”(陳榮東,1997)。鑒于此,本文在理論層面通過解讀《論翻譯》一文來整體概觀林語堂翻譯思想。

2.1 翻譯標準的“多維整合”:忠實、通順和美

生態翻譯學認為,評判譯文的標準,不只是忠實于原文,也不只是迎合讀者,而是要在保持文本生態的基礎上,為實現譯文能在新的語言、文化、交際生態中“生存”和“長存”所追求的譯文整合適應選擇度(胡庚申,2013)114。譯者通過“適應性選擇”和“選擇性適應”使文本在譯語生態環境中獲得新的生命,得以成長和發展,并最終達到整體翻譯生態環境的平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林語堂提出的翻譯標準“忠實、通順和美”正是其在內容、語言和風格層面多維適應和選擇的結果。

“忠實”有四義,概括起來即“非字譯”“須傳神”“非絕對”和“須通順”(張潔 等,2018)。第一義“非字譯”指譯者首先需充分理解原文,挖掘原文內涵,旨在“達意”,傳達的是譯者在“意”層面對原文的適應和選擇。第二義“須傳神”是在“達意”基礎上更高要求的忠實,譯者需將作者賦予原文的感情色彩如實傳達出來,表明了譯者在“情”層面對原文的適應和選擇。第三義“非絕對”,即譯文的“音、意、神、形、體”不可能同時百分百與原文對應,“譯者或顧其義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體”(林語堂,1984)506,所謂的忠實只能是“比較的忠實”,反映了譯者在“信”層面對譯文的適應和選擇。第四義“須通順”,體現的是譯者的讀者意識,是譯者對讀者負責的態度,反映了譯者在“達”層面對譯文的適應和選擇。概言之,在“忠實”標準中,林語堂構建了“原文文本—譯者—譯文文本”這一顯性關系鏈,反映的是譯者在內容層面通過“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達到“原文和譯文在‘傳神’和‘達意’上的平衡”(胡庚申,2013)198。

林語堂將“通順”單獨列為第二條標準,認為譯本中的詞匯和語法需區別對待。他指出“歐化之大部分工作在詞匯,若語法乃極不易歐化,而且不能句句皆歐化也”(林語堂,1984)509。這種論斷實質上是對“源語原創文本”和“譯入語原創文本”語言表達的適應和選擇。于譯本詞匯而言,應保留“源語原創文本”的語言特色,以體現詞匯的“新穎性”和知識的“異域性”;于譯本語法而言,則需適應和選擇“譯入語原創文本”的行文慣習,以避免譯文表達方式的“翻譯腔”。這對當今“歸化”和“異化”的靈活運用深有啟發?？梢哉f,在“通順”標準中,林語堂構建了“源語原創文本—譯者—譯語原創文本”這一隱性關系鏈,表明譯者在語言層面通過“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達到“原文和譯文在‘詞義’和‘句意’上的平衡”。

“美”是對翻譯風格的描述和規約。林語堂認為,就詩歌、散文、小說等藝術文而言,原文的內容和風格須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文中提出“文章之美,不在質而在體”(林語堂,1984)511。此處的“體”并非物理意義上的原文形式,而是指文章“內的體裁”,指文體、文風、氣韻等,現代通常說成“風格”。要完美再現作者風格,譯者“必先把其所譯作者之風度神韻預先認出,于譯時復極力發揮”(林語堂,1984)511,即譯者首先需把握原文美,方能在譯文中傳達和再現這種美。第一步,捕捉原文美,譯者既需對“源語文化”之審美有所感知和體悟,又需對作者在原本中所表現的思想、氣質精準把握和領會;第二步,再現原文美,譯者需對“譯語文化”之審美有深切體會,再結合自身的思想認識、氣質和語言習慣極力發揮,方能在譯文中展現原文美。因此,在“美”這條標準中,林語堂構建了“源語文化—譯者—譯語文化”之間的隱性關系鏈,傳達譯者在風格層面通過“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保持“原文和譯文在‘美學價值’和‘文風’上的平衡”。

2.2 翻譯生態的“和諧統一”:句譯為本,以句解字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個整合一體的、和諧統一的系統(胡庚申,2009)。其方法論是多元的、整合的、復雜的,超越了認識論上“非此即彼”的單一論,也擺脫了二元對立下“有序、分割、理性”的簡單性思維模式(胡庚申,2021)。林語堂針對“直譯”和“意譯”之流弊所提出的“字譯”和“句譯”之翻譯方法,體現的正是一種“和諧統一”的生態翻譯學理念。

林語堂認為,“直譯”和“意譯”這2個名詞不能由名現義,無法實指,而任憑主觀理解則容易引起誤會,走向極端,如直譯走向死譯,意譯走向胡譯等(林語堂,1984)500。由此,他提出能直接表明譯法程序的“字譯”和“句譯”。

從生態翻譯學視角來看,“直譯”和“意譯”是一種二元對立思維,非此即彼,容易走極端,而“字譯”和“句譯”則把“字”和“句”看成是翻譯生態環境中相互依存、和諧統一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于單個的字而言,句就是其生態環境,獨立于句外的逐字翻譯的方法不可取,“字譯”須從“句譯”出發,把字看作句中活的、有組織的單元,才能弄清上下文中字詞所蘊含的“感情色彩”和“暗示力”,方能有效傳達出原文的“字神句氣”和“言外之意”。對于句而言,字是其有機構成部件,“句譯”須以“字譯”為基礎,一句中的字義互相連貫、互相結合而構成句的總體意義。

2.3 翻譯主體的“譯者中心”:彰顯譯者個性和能力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心”的智力活動(胡庚申,2009)。譯者的中心地位主要體現在譯者的“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活動,表征為“譯者的主體性、積極性、能動性與創造性等特征”(胡庚申,2021)。這一翻譯觀表明,翻譯的質量和譯品在新譯境中的生存與譯者的個性和能力密切相關。林語堂在翻譯標準和翻譯風格的闡述中,處處彰顯了其作為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

上文已經詳細討論了林語堂 “忠實、通順、美” 的翻譯標準,以譯者為中心,就文本內容、語言和風格所做的適應性選擇和選擇性適應,此處不再贅述。下面主要就翻譯風格談談林語堂“譯者中心”的翻譯理念。

林語堂認為,“凡譯藝術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譯作者之風度神韻預先認出,于譯時復極力發揮,才是盡譯藝術文之義務”(林語堂,1984)511。他把風格表述為“風度神韻”,是藝術文“內的體裁”,與作者個性直接相關。原文風格是作者個人本性流露和長期熏陶的結果。文章風格因作者“才氣學情”這些主觀因素的不同而多姿多彩,各有千秋。因此,風格翻譯涉及2個關鍵點:一是“譯者須與作者心靈相通,方能道其意,出其味”;二是譯者需遵循一定的翻譯標準,運用恰當的策略方法進行再創作,充分發揮譯文優勢,在“不可譯”中尋求突破,將“原文美”轉化為“譯文美”。林語堂強調“譯者的個性”和“譯者的文字功力”在風格翻譯中的重要性,強調譯者的“才氣學情”對于原文的適應能力和譯者的“文字創作”對于譯文的選擇能力,這些無不體現林語堂“譯者中心”的翻譯思想。

3. 《浮生六記》英譯本的生態翻譯學解析

翻譯實踐能夠折射出翻譯理念(胡庚申,2013)624。譯者選擇什么樣的翻譯文本,采用什么樣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往往能反映其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和理解。從微觀層面進行文本分析,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窺探林語堂的翻譯思想。選擇《浮生六記》英譯本做個案研究,是因為該譯本被公認為林氏最見功力的譯品,在西方獲得極大成功,“頗有英國讀者徘徊不忍卒讀”(沈復,1999)330。借用生態翻譯學的術語來表述,即該文本在移植后,其生命狀態適應了新的翻譯生態環境。從移植后的“適者生存”反觀移植前的“文本選擇”與移植中的“策略選擇”和“方法選擇”,能更好地理解林語堂“多維整合”“和諧統一”和“譯者中心”的生態翻譯學理念。

3.1 文本選擇:“多維適應選擇”

《浮生六記》是清朝沈復撰寫的一部自傳體小說,題材豐富、文筆生動,講述的是乾隆年間一普通文人的家庭生活,兼談生活藝術和文藝作品。小說中沈復夫婦的性格氣質和處世態度,體現出濃厚的道家文化精神和儒家處世之道,這剛好契合了林語堂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林語堂具有多元哲學思想,既推崇閑適、性靈的道家哲學觀,也看重修身、尚禮的儒家倫理觀。正是這種精神上的契合,使他發愿要將其譯成英文。林語堂在譯者序中提到,“我相信淳樸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間最美麗的東西”,足見其對作品所描述生活的認同和向往。林譯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自身的思想、氣質與作者和作品所展現的風度、神韻相一致。傅雷認為:“選擇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與我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傅雷,1984)《浮生六記》于林語堂而言,就是這樣一位“一見如故”的好朋友。

除自身興趣愛好的主觀因素之外,影響林氏文本選擇的客觀因素還有很多,其中滿足西方社會的訴求和期待是其考慮的重要因素。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國家處于工業化高度發達時期,生活節奏加快,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人們對東方無為閑適、回歸自然的生活哲學充滿向往。從某種程度上說,林語堂選擇翻譯《浮生六記》并在西方社會獲取極大成功,逆向證明了其對當時西方社會環境和西方人精神訴求的適應。

林語堂對主客觀需求的適應和選擇,加上他自身雙語轉換能力和文化交流能力,使原作風采在譯作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順利完成了文本移植,使原文生命在譯文生態環境中得以延續并熠熠生輝。

3.2 文化策略:“汰弱留強”

《浮生六記》蘊含了中國優秀文化遺產的精華,字里行間滲透出中國文人生活中精細微妙的美,但也摻雜了不少封建社會的糟粕。林語堂作為中國本土譯者,其翻譯目的是向西方譯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因此在面對“文化精華”和“文化糟粕”的處理上,選取了不同翻譯策略。對“文化精華”適當加以增補、注釋,通過“強化策略”使目標語讀者獲得真切性感受;對“文化糟粕”則予以刪減、泛化處理,通過“弱化策略”盡量減少負面影響。這種“汰弱留強”的文化翻譯策略,是林氏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遵循“非絕對”“句譯法”的標準和方法所做出的適應和選擇,體現其翻譯思想中“和諧”“平衡”的生態理念。

3.2.1 文化強化策略

文化強化策略指對文化作具體化、形象化的描述,給予準確、到位和貼切解釋的策略。在翻譯方法上,具體表現為“直譯/音譯+文內闡釋/加注”“直譯/音譯+文外加注”的形式。例如:

(1)特色成語、典故的翻譯

例①

原文: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沈復,1999)20

林譯:His lines come naturallylike dropping petals and flowing waters, and so much lovelierfor their spontaneity.(沈復,1999)21

林語堂把“落花流水”首先直譯為“like dropping petals and flowing waters”,保留了原文動態形象美,再輔以文內闡釋“for their spontaneity”,體現具體意象背后的抽象意義,使譯文既通順易懂又兼具意境和韻律之美。

例②

原文:一手挽紅絲,一手攜杖懸姻緣簿。(沈復,1999)48

林譯:It was a picture of the Old Man holding, in one hand,a red silk thread[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 and, in the other, a walking-stick with the Book of Matrimony suspended from it. (沈復,1999)49

月老牽紅線的典故源自中國古代神話,月下老人是中國神話里掌管婚姻的神,以紅線相系男女,確定男女姻緣。林譯中用直譯“a red silk”翻譯“紅絲”,來保留原文形象,再通過文內加注來表明紅絲的象征意義,以方便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西方讀者理解這一典故的含義。

(2)文化專有名詞的翻譯

文化專有名詞往往含有特定文化內涵,是歷史文化發展的產物,與社會語境密切相關。例如,地名的意義可分為指稱意義和語源意義。在原文“賓香閣”的翻譯上,林語堂先譯出其指稱意義“Tower of My Guest’s Fragrance”,隨后闡釋其語源意義“with a reference to Yun’s name, and to the story of Liang Hung and Meng Kuang who, as husband and wife, were always courteous to each other ‘like guests’”,并對“蕓”的內涵意義作文外加注說明“‘Yun’ in Chinese means a fragrant weed”(沈復,1999)51。由此,西方讀者對“賓香閣”的取名由來,以及該地名與“蕓”名字之間的關系便一目了然。

稱謂語的翻譯也給譯者帶來不少困惑,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重名分,講人倫”,與西方社會“人為本,名為用”的價值觀念有明顯差異。如原文“三娘”和“三太太”的翻譯,看似簡單,實則大有講究?！叭笔桥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妻子在丈夫家族中的排行,以丈夫的排行為準?！澳铩币话阒改贻p已婚婦女,“太太”在清朝時為家庭主婦的稱呼,不過以婢仆呼女主人的居多。林語堂采取“音譯+文外加注”的處理方式,音譯為 “san niang”和 “san t’ait’ai”,保留原文稱呼方式,然后再文外加注,解釋“三”的意義以及“娘”和“太太”稱謂的區別:“‘San’ means ‘number three’. The meaning of ‘niang’ and ‘t’ait’ai’ varies with local usage, but generally ‘niang’ refers to a young married woman in a big household, while ‘t’ait’ai’ suggests the mistress of an independent home. ”(沈復,1999)125

林語堂用文內闡釋和文外加注2種方式來解釋文化專有名詞,既保護了專有名詞的特色文化現象,“讓西方讀者品味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國原文化,又能讓西方讀者順利跨越文化差異,使得中西文化間的對話順利地展開”(任東升 等,2014)。

3.2.2 文化弱化策略

文化弱化策略指對文化糟粕做籠統的概括或泛化處理,甚至直接刪除不譯的策略。弱化并非不忠實,而是譯者為適應譯入語生態環境所做的選擇。例如:

例①

原文:王怒余以目,擲花于地,以蓮鉤撥入池中。(沈復,1999)40

林譯:Wang looked at me in anger, threw the flowers to the ground andkicked them into the pond. (沈復,1999)41

“蓮鉤”指女子纏小腳的腳尖。女子纏腳是封建陋習,古代女子地位低下,為了取得男子歡心,不得不纏足。對于這種封建文化糟粕,林語堂直接予以刪除不譯,用“kicked them into the pond”來表明原文意思。類似纏足的例子在原文中還有多處,林譯均作刪除或弱化處理。

例②

原文:遂有一友作東道相邀,請余擇妓。(沈復,1999)256

林譯:One of my friends wanted to be the host and asked me to choose mygirl. (沈復,1999)257

該句中的“妓”,林語堂做了弱化處理,譯作“girl”。古代文人狎妓是封建惡習,且“妓”在古代一般指以歌舞為業的女子,與現代意義有別,故將其做泛化處理,符合原文意旨。

例③

原文:君有異見,一呼即入可也。(沈復,1999)178

林譯:If you should seeanything strange, just call for me. (沈復,1999)179

根據上下文,“異見”顯然指蕓的鬼魂,但林語堂有意照原文直譯為“anything strange”,不予明示,進行弱化處理。

3.3 語言表述:“譯有所為”

林語堂的譯文行云流水、曉暢自然,其“思精文簡而又空靈的異樣感覺,為西方文化注入了一股清風”(黃忠廉,2013)。林譯本清新自然的語言和簡潔靈動的文風,既得之于原文,也得之于其“譯有所為”的主觀動機。其客觀效果是引發了語言創新,讀之令人耳目一新,實現了“譯有所為”的文本客觀功能。

3.3.1 “為”在用詞革新:簡約清亮

林譯本用詞簡約,舉重若輕,往往簡單一個字或詞,即能生動體現原文之“字神”。他杜絕采用“晦澀難懂”的專業詞匯,代之以“清新淡雅”的小詞,來傳達原文之精髓,毫無學究氣,給西方讀者以親近感。 例如:

例①

原文:蕓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沈復,1999)6

林譯:Yun alone was clad in a dress ofquietcolor, and had on a new pair of shoes. (沈復,1999)7

“素淡”一詞,明指衣著色彩,暗含人物性格,其翻譯尤其考驗譯者功力。林譯僅用 “quiet”一詞便使蕓“樸素”的衣著打扮和“恬淡”的性格特征躍然紙上。

例②

原文:花以蘭為最,取其幽香韻致也。(沈復,1999)84

林譯:The orchid was prized most among all the flowers because of itssubdued fragrance and graceful charm. (沈復,1999)85

“幽香韻致”一詞可意會卻難言傳。林譯用 “subdued fragrance”來譯“幽香”,既體現香氣的若有若無、難以捕捉,又傳神譯出“幽”的內涵?！癱harm”本身就有“風度、風韻”之意,林譯用“graceful”來修飾“charm”,采用擬人化的手法把蘭花的風韻和情致譯活了,不愧為神來之筆。

例③

原文:杜詩錘煉精純,李詩瀟灑落拓。(沈復,1999)20

林譯:Tu’s poems are known for theirworkmanship and artistic refinement, while Li’s poems are known for theirfreedom and naturalness of expression. (沈復,1999)21

“錘煉精純”和“瀟灑落拓”是對杜詩和李詩特征的高度概括,翻譯起來有一定難度。譯文言簡意賅,深得原文精髓,用名詞性短語來對應原文的形容詞詞組,做到了句式對稱工整,保留了原文的形式與氣勢,方便了譯文讀者理解。

3.3.2 “為”在語體創新:清順自然

林語堂認為“文章之美不在質而在體”(林語堂,1984)551,不但需關注作者說什么而且需關注怎么說。在行文方面,林語堂創造了一種“娓語體”(樂黛云,2015),以輕松、閑適的筆調娓娓道來,看似信手拈來,卻不失原文之神韻。例如:

例①

原文:是夜,月色頗佳,俯視河中,波光如練。(沈復,1999)28

林譯:That night, the moon was shining beautifully and when I looked down at the creek, the ripples shone like silvery chains. (沈復,1999)29

林譯用了動態景象來描述月色和波光,把月光灑向河面、泛起點點銀光的美景譯活了,頗具畫面感。

例②

原文:余亦索然。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梳織于柳堤蓼渚間。(沈復,1999)28

林譯:On my part I felt disheartened also. As we looked across the creek, we saw will-o’-the-wisps flitting in crowds hither and thither like ten thousand candle-lights, thread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willows and smartweeds. (沈復,1999)29

原文簡潔明快、語言優美,具有詩一般的意境。譯文同樣用詞簡單、搭配自然、節奏緊湊,再現了原文意境美。

例③

原文:炊煙四起,晚霞燦然。(沈復,1999)34

林譯:Smoke arose from the cottag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louds of rainbow hues. (沈復,1999)35

原文描繪了鄉村傍晚夕陽西下時的美景,譯文舍棄了句式層面的對應,而是在深層語義和審美層面與原文保持高度一致,以細膩動人的文筆勾勒出一幅生動形象的鄉景圖,不僅傳達了原文的簡潔風格,更彰顯了中國鄉村的那份靜謐、安詳與悠閑。

4. 結語

在生態翻譯學視域下,林語堂翻譯思想遵循“多維整合”“和諧統一”和“譯者中心”的原則,并在實踐層面體現為“多維適應選擇”“汰弱留強”和“譯有所為”。對林語堂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可以囊括翻譯過程中的文本研究、譯者研究、譯境研究,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是對林語堂翻譯思想的整體性詮釋。林語堂對翻譯標準、翻譯方法和翻譯風格的獨特論斷,體現了其以譯者為中心,多維整合適應選擇度達至最佳翻譯,追求整體和諧平衡美的生態翻譯學理念。

結合其《浮生六記》英譯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文本選擇層面,林語堂所選翻譯文本既契合其自身精神氣質,又符合西方讀者的期待和訴求,是林語堂對“主觀環境”和“客觀環境”(方夢之,2020)進行“多維適應選擇”的結果;在文化策略層面,林語堂采取“強化”和“弱化”靈活轉換的“汰弱留強”策略,維護中國形象,傳播優秀傳統文化,是林語堂針對不同讀者、不同時空譯境所作的適應性選擇的結果;在語言表述層面,林語堂用詞簡約清亮、行文清順自然,在行云流水般的表述中再現原文意境美,使譯入語讀者獲得和原文讀者類似的閱讀感受,完美詮釋了“忠實”“通順”和“美”之間層層遞進的和諧統一關系,是“譯有所為”在語言層面的具體體現。

對林語堂翻譯思想從理論與實踐2個層面的生態翻譯學詮釋,能進一步拓寬和深化林語堂翻譯思想研究。然而,林語堂中西文化底蘊豐厚,其翻譯思想微言大義,散見于大量的中英文著作和翻譯作品中,非單一文本所能窮盡,后期研究可在生態翻譯學觀照下,對其各類全譯和變譯作品進行綜觀比較和解讀,全面了解林語堂翻譯思想,以期對中國文化外譯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