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時代價值

楊 娟

（遵義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 遵義 563006）

習近平總書記2021 年在貴州考察調研時強調，“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盵1]新時代新征程，深刻認識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對于我們深刻把握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的決定性意義，對于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獨立自主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正確解讀這段歷史，正是我們今天紀念遵義會議，從中獲取智慧和力量的目的所在。

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和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第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一指導思想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遵義會議前，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不顧中國革命實際，空談教條，盲目指揮，結局是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初期湘江戰役付出慘重代價。遵義會議后，四渡赤水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遵義會議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必須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馬克思主義才能始終保持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只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真理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和確立。長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在漫漫征途中，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600 余次戰役戰斗，其中中央紅軍沿途就進行了300 多次戰斗，平均每行進300 米左右就有一名紅軍獻出生命；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 余座高山險峰，穿越了茫茫草地，這是一條由血與火鑄就的行軍之路。長征路上的苦難、曲折、死亡，檢驗了中國共產黨人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向世人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只有立足中國革命具體實際，并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相結合，才能把握正確的前進方向；只有立足實際、獨立自主開辟前進道路，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勝利。長征的勝利，實現了遵義會議在追求真理、堅持真理基礎上全黨的空前團結、紅軍的空前團結。

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涌現出一批批為追求真理、堅持真理而矢志不渝的英雄群像。遵義會議結束后，在緊急的戰爭環境下，保持領導層的穩定十分重要。1935 年2 月初，在紅軍向云南扎西進軍途中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小村莊，周恩來同博古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周恩來說道，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口號很切合農民的心愿，對鞏固根據地，擴充紅軍，籌集糧草，打游擊戰、運動戰都總結出一套成熟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我深信，以毛澤東同志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支持我，拋棄和毛澤東同志的前嫌。周恩來的一席談話，感人肺腑，使博古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解開了十多天以來的思想疙瘩，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權”。

二、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遵義會議的召開順應歷史潮流，通過正確的黨內批評和組織程序，在軍事上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主張。歷史表明，長征取得勝利，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核心；黨的正確領導，離不開毛澤東同志這個核心人物。這是我們黨的高級干部的多數，從成功與失敗的比較中提高了覺悟的結果，充分顯示出中國共產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氣。在遵義會議精神的指引下，中國革命實現了從挫折到勝利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這段歷史所有親歷者的共識。張聞天在整風筆記里寫道：“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盵2]陳云同志把遵義會議總結為“這次西征成功的第二個保證”，“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后黨的正確領導樹立起來了，真有本領來領導像這樣光榮西征的大事業?！盵3]而且他第一時間（幾乎是在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的同時）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西征取得的第四個勝利，就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了過去的領導人?！七x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盵4]這是遵義會議后新的黨中央委派的代表，首次向共產國際領導人報告遵義會議的情況，使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初步認可了遵義會議的成果，開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征有了全面的正確認識。

三、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

遵義會議是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結合當時中國革命具體實際、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這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重大決定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這些成果是我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取得的。從此，我們黨開啟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長征途中，由于敵強我弱，形勢變化莫測，戰略方向的選擇只能是粗略的意向，具體執行中存在諸多變數。紅軍一直在尋找立足之地，從1934 年10月10 日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到12 月18 日黎平會議召開前，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是紅軍突圍轉移的戰略方針，準備到湖南中部創立新的蘇區，后轉變為西進貴州，準備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由于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截，企圖將中央紅軍壓迫在川黔邊境地區聚而殲之，黨根據變化了的敵情，決定改為在川西或川西北、川西南創建根據地，放棄黎平會議原來確定的創建根據地計劃。1935 年6 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后，國內時局發生重大變化，日本帝國主義于1935 年5 月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蠶食華北”，國民黨蔣介石對此實行不抵抗主義，對紅軍卻不遺余力進行“圍剿”，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抗日救國成為當時的主要矛盾。由此，中共中央對長征的戰略方針再次作出調整，集中主力向北進軍，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紅軍只剩下不足8000 人堅持北上，在原來定下的川陜甘大范圍落腳已經不可能了。1935 年9 月12 日俄界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與蘇聯接近的陜甘廣大地區創建根據地，到了9 月20 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等進駐哈達鋪，在這里搜集到許多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發行的舊報紙，其中有關于陜甘兩省有可觀的紅軍和可觀的革命根據地，并且根據地正處于蓬勃發展之勢的消息，這一消息促使9月27 日榜羅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選擇陜北作為長征的最后落腳點。10 月22 日，榜羅鎮會議的戰略決策在吳起鎮政治局會議上得到了批準，中央紅軍長征正式宣告結束。長征途中，戰略方針和落腳地的選擇不斷變更，最終的落腳點選擇陜甘根據地作為北上抗日的戰略基地，由于其接近華北抗日前線，具有相對穩定的環境，終成了紅軍三大主力部隊立足的依托，又成了北上抗日的戰略基地、全國革命的大本營，為實現從戰略被動態勢向戰略主動態勢的根本轉變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和長征勝利，鍛造了一個成熟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一支千錘百煉、堅韌不拔的革命軍隊，“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

經過遵義會議前后血與火的洗禮，中國共產黨已經日益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組成的領導核心是其成熟的主要標志。如果沒有這個成熟的領導核心，在遵義會議上就不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否定錯誤的軍事路線，并剝奪其領導權，開始獨立自主確立自己的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使長征出現了根本轉機；如果沒有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及正確領導，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危機就不可能被戰勝，當然也就不會有各路紅軍會師西北的局面；如果沒有我們黨獨立自主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就不可能擺脫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就不可能實現從戰略被動向戰略主動的轉變，就不可能最終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善于傾聽時代的呼喚，在繼續推進實踐的基礎上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把握好、堅持好、運用好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讓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展現出更加強大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成熟的、有權威的中央領導集體，確保了黨的團結統一，使我們的革命事業不斷打開新局面。新時代只要我們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堅持發揚斗爭精神，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風險挑戰，用新的偉大奮斗創造新的偉業。遵義會議使我們黨終于認識到，中國的事情應該由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國情獨立自主地來辦。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要求我們既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更要基于自己國情，準確把握時代大勢，作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發展的總體目標、擘畫的美好圖景，獨立自主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