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地區經濟增長動力探析
——基于擴展的增長核算方法

何旭波

一、引 言

邊疆地區①根據2017 年國務院發布的《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本文研究的“邊疆地區”包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等9 個省區，并將全國剩余省區稱為“非邊疆地區”。具有促進民族團結、強邊固防、維護國家統一和增進睦鄰友好等基本功能，促進邊疆地區經濟發展不僅有助于邊疆地區上述基本功能的實現，也是貫徹和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②朱尖：《中國邊疆研究學術熱點、特征與邊疆內涵認知——以研究成果關鍵詞分析為中心》，《中國邊疆學》2020年第2期。。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邊疆地區經濟的工作重點是促進邊疆地區的內生增長動力，并作出了系列重要部署，將邊疆地區經濟發展整合至重大國家戰略之中。③王垚：《新時代經濟治理創新賦能邊疆發展——從“分散”到“整合”》，《云南社會科學》2021 年第4 期。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促進沿海內陸沿邊開放優勢互補”，并將“沿邊開放”作為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重點；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出臺《關于加快沿邊地區開發開放的若干意見》《沿邊地區開發開放規劃（2014—2020）》和《關于支持沿邊重點地區開發開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等文件，系統地對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行了戰略布局；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加快邊疆發展，確保邊疆鞏固、邊境安全”的重要論述；黨的二十大報告認為加強邊疆地區建設，推進興邊富民是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優化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的重大舉措。

但從實際的經濟增長表現來看，邊疆地區的內生增長動力仍未建立。下頁圖1 顯示了改革開放至今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從圖1-a 可知，改革開放至今的大多數年份，邊疆地區的實際人均GDP 增長率均低于非邊疆地區，特別是1992 年之后，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實際人均GDP 開始呈現顯著差異，2020 年邊疆地區的實際人均GDP 僅為非邊疆地區的70%左右。由圖1-b 可知，1992 年之后，全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開始顯現，非邊疆地區內部的經濟增長差異要高于全國和邊疆地區內部的經濟增長差異，盡管邊疆地區內部亦呈現出逐年遞增的經濟增長差異，但是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間的增長差異逐年擴大，且超過了邊疆地區和全國之間的經濟增長差異。2020 年，邊疆地區實際人均GDP 最高省市（內蒙古）是最低省市（云南）的2.66 倍，但是非邊疆地區實際人均GDP 最高省市（上海）是邊疆地區實際人均GDP 最低省市（云南）的6.32 倍。①由筆者根據圖1 中所使用的數據計算所得。如何增強邊疆地區的內生增長動力，進而緩解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是當下邊疆地區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

圖1 改革開放至今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

當前關于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邊疆地區相較于非邊疆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原因以及邊疆地區經濟發展的可行路徑。在經濟發展差異原因方面，吳印佳認為勞動力外流是制約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②吳印佳：《偏遠地區怎么留住高學歷人才——以新疆地區為例》，《科技通報》2020 年第3 期。；于明珠和盧婕認為，勞動力外流一方面加劇了邊疆地區的人口老齡化，另一方面加大了邊疆地區對轉移支付的依賴，兩者共同限制了邊疆地區增長動力③于明珠、盧婕：《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研究》，《合作經濟與科技》2020 年第8 期。；廖惠蘭和黃雪瑩認為，邊疆地區缺乏市場經濟觀念、市場參與能力低導致較低的資源利用效率④廖惠蘭、黃雪瑩：《貧困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來自廣西大化的實踐與探索》，《特區經濟》2020 年第4 期。。在經濟發展路徑方面，主要存在特色農業、特色旅游業和對外貿易三種路徑，如朱敏研究了云南咖啡產業的現狀及發展⑤朱敏：《臨滄市咖啡產業現狀及發展思考》，《熱帶農業科技》2020 年第2 期。；林釗宇研究了廣西糖產業的競爭力⑥林釗宇：《廣西蔗糖產業競爭力分析》，《山西農經》2020 年第7 期。；閆敏和孫慧研究了新疆旅游業的發展潛力⑦閆敏、孫慧：《新疆旅游業能否成為戰略性支柱產業？》，《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2 期。；胡偉和于暢研究了邊疆地區的通道效應，發現當前邊疆地區并未將區域優勢轉化為增長動力。⑧胡偉、于暢：《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背景下中國邊境經濟合作區發展研究》，《區域經濟評論》2020 年第2 期。

上述文獻的主要不足在于：一是缺少量化分析，多以調研和案例的形式開展研究，代表性不足；二是缺少規范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目前僅少量的文獻利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研究邊疆地區的經濟問題，如王垚⑨王垚：《經濟學理論在中國邊疆研究中的應用》，《中國邊疆學》2020 年第2 期。和楊明洪⑩楊明洪：《影響邊疆經濟運行的四維因素論析》，《云南社會科學》2022 年第4 期。。楊明洪認為一切影響經濟的因素均可以解釋邊疆經濟的運行和發展。若是回到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在影響區域增長的因素方面亦會存在差異，這為本文利用增長核算研判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增長差異及影響因素提供了基本的理論邏輯。經濟學研究中常用Solow 開創的增長核算研判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①Solow,R.M.(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65-94.。當前的相關文獻基于研究需要構建生產函數，利用增長核算計算各生產要素和索羅余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Solow 之后，較近期的文獻在Cobb-Douglass 生產函數假設下加入新的生產要素，擴展增長核算的適用范圍，如Brock 和Taylor②William Brock & M.Taylor,(2010).The Green Solow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5(2),127-153.，鄧楚雄等③鄧楚雄、趙浩、謝炳庚、李忠武、李科：《土地資源錯配對中國城市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地理學報》2021 年第8 期。以及藺鵬和孟娜娜④藺鵬、孟娜娜：《有偏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扭曲與中國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技術一致性視角》，《上海經濟研究》2021 年第8 期。在生產函數中加入能源和土地等自然資源，研判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擬借鑒Brock 和Taylor 等理論模型，將土地引入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將增長核算擴展至包括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量化上述三要素對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并與非邊疆地區的情況進行比較。引入土地的主要理由如下：一是邊疆地區的自然資源比重遠高于人口比重⑤王垚：《新時代中國邊疆經濟治理的理論基礎與政策框架》，《云南社會科學》2022 年第5 期。，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是形塑邊疆地區未來增長動力的主要方式；二是產業需要附著在土地上才能發揮增長效應，土地對增長的貢獻可以視為產業對增長貢獻的近似。

本文余下章節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三要素Cobb-Douglas 生產函數下的增長核算方法；第三部分則將三要素Cobb-Douglas 生產函數下的增長核算方法運用于邊疆地區，并將核算結果在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之間、邊疆地區內部進行比較；第四部分基于不同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進一步討論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之間、邊疆地區內部的增長核算結果。

二、三要素Cobb-Douglas 生產函數下的增長核算

（一）三要素Cobb-Douglas 生產函數下增長核算的基本方法

考慮下述三要素Cobb-Douglas 生產函數：

其中，上式省略了時間下標，式中的Y、K、L、N和A分別表示總產出、資本存量、土地供給數量、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α和β分別表示資本和土地的邊際彈性。

將式（1）轉換為增長率，如下：

不同于傳統的增長核算，本文除了引入土地要素，更進一步考慮土地要素在經濟處于穩態和非穩態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根據式（3），可求得土地供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由于資本邊際產出彈性α的理論取值一般在0 和1 之間，可知當經濟處于穩態時，土地供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正相關。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的差異，可視作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距離穩態的差距——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距離穩態越近，則相應的土地供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大。甚至可以用穩態和非穩態下土地對經濟增長貢獻之間的差異判斷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非穩態經濟邁向穩態時，土地供給變化可能帶來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即

PL越大，說明土地供給變化對經濟的貢獻潛力越大。

（二）增長核算的計量模型設定及數據預處理

1.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式（3），構建下述基準計量模型：

其中，上式中的gy,it、gK,it、gL,it和gN,it分別表示t 時期第i 個省市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資本存量變化率、土地供給變化率和勞動力供給變化率；β0和εit分別表示截距項和擾動項，兩者共同決定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相較于式（3），式（5）放松了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形式的假設，即β3=β1+β2，僅限制資本、土地和勞動的邊際產出彈性非負，即β1、β2和β3≥0。

2.數據來源及預處理

2008 年之前的GDP 和勞動力數據來自《新中國60 年統計資料匯編》，2009—2020 年的GDP 和勞動力數據主要來自于各省市歷年的統計年鑒。其中，2011—2018 年的勞動力數據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進行平滑修正；對于成為直轄市之前的重慶數據、缺失的省市數據利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足；資本存量的計算借鑒張軍等①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經濟研究》2004 年第10 期。；土地供給的數據借鑒鄧楚雄等②鄧楚雄、趙浩、謝炳庚、李忠武、李科：《土地資源錯配對中國城市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以及藺鵬和孟娜娜③藺鵬、孟娜娜：《有偏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扭曲與中國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技術一致性視角》。，以各省市的城市建設用地面積進行度量，并在實證研究部分利用建成區面積作為替代指標以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和建成區面積的數據均來自于歷年《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

在將數據投入式（5）之前，須進一步對上述數據進行如下預處理：（1）利用CPI 將GDP 調整至1980 年的不變價GDP；（2）利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將資本存量調整為1980 年的不變價，對于部分缺失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的省市，利用相應年度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作為替代；（3）將實際GDP、資本存量、勞動力和土地供給數據變為增長率形式。另，考慮到土地供給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將實證樣本的范圍限定為2002—2020 年。表1 顯示了預處理后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預處理后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增長核算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模型的回歸結果

根據Durlauf 等，本文擬使用混合數據模型估計式（5）。④Durlauf,Steven N,Paul Johnson & Temple,Jonathan,(2005).Growth Econometric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607-745。此外，由于省市之間可能因關聯而導致異方差，在估計時分別采用穩健標準誤和省級聚類穩健標準誤控制異方差性。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分別利用城市建設用地和建成區面積度量土地供給，分別對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進行三要素增長核算，結果見表2。

表2 顯示，在分別控制穩健標準誤和省級聚類穩健標準誤后，各要素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幾無變化。（1）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資本邊際產出彈性更低，不論是以城市建設用地還是以建成區面積作為土地供給的度量指標，邊疆地區的資本邊際產出彈性均為0.088，大概僅為非邊疆地區資本邊際產出彈性的一半左右；（2）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勞動邊際產出彈性更高，不論是以城市建設用地還是以建成區面積作為土地供給的度量指標，邊疆地區的勞動邊際產出彈性均為0.335，比非邊疆地區的勞動邊際產出彈性高15%左右；（3）不論利用城市建設用地還是建成區面積作為土地供應的度量指標，邊疆地區的土地邊際產出彈性均不顯著。

表2 邊疆和非邊疆地區的增長回歸

邊疆地區更低的資本邊際產出彈性和更低的資本存量并存，顯示出中國邊疆地區存在盧卡斯悖論（Lucas's Paradox）①Lucas,R.E.(1990).Jr.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 and Proceedings,80(2),92-96.，即邊疆地區因為市場經濟發達程度有限，或者營商環境等制度因素限制，導致資本回報低和資本稀缺共存。另外，不顯著的土地邊際產出彈性說明土地在邊疆地區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有限，關于這一結論可能有如下解釋：一是邊疆地區的土地人口比遠高于東部地區②王垚：《新時代中國邊疆經濟治理的理論基礎與政策框架》。；二是邊疆地區資本邊際回報較低，而資本一般附著在土地之上，導致土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三是，邊疆地區作為后發地區，招商引資過程中存在的府際競爭，扭曲了土地資源的配置，進而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③藺鵬、孟娜娜：《有偏技術進步、要素配置扭曲與中國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技術一致性視角》。。

此外，表2 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在使用增長核算計算、比較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TFP 時需要務必小心，因為邊疆地區的資本、土地邊際產出彈性遠低于非邊疆地區，若使用增長核算中的索羅剩余度量TFP，會明顯高估邊疆地區的TFP，得出錯誤結論。因此，下文將集中于討論資本、勞動和土地等要素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異質性分析

1.時間異質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關于邊疆經濟的發展思路開始由“輸血”向“造血”轉變，并通過將過去能源開發、沿邊開放、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對口支援等分散的邊疆經濟政策整合到“ 沿邊開發開放”“區域協調發展”“高質量發展”等重大國家戰略之中，以重塑邊疆地區的內生增長動力①王垚：《新時代經濟治理創新賦能邊疆發展——從“分散”到“整合”》。。因此，本文首先按照中國關于邊疆經濟發展的思路變化，將原來的樣本分為2002—2011 年，以及2012—2020 年兩個子樣本，并利用式（5）重新進行增長核算，結果如表3 所示。

相較于表2，表3 提供了更多的信息。2012年之前，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資本的變化，2012 年之后，邊疆地區的增長動力變為了勞動力，土地在兩個時間區間均對邊疆地區的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2012 年之前，國家關于邊疆經濟發展的“輸血”思路可能導致了該時間區間內資本積累對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發展思路的變化也導致了資本積累對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開始變弱。同理，發展思路從“輸血”變為“造血”后，勞動力的作用得到了顯著提升，體現為勞動力對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增強。根據表3，2012—2020 年，邊疆地區勞動力供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高于非邊疆地區。

表3 時間異質性下邊疆和非邊疆地區的增長回歸

2.邊疆地區內的區域異質性

中國擁有2.28 萬公里陸地邊境線且與14 個國家接壤，邊疆地區9 個省市分布在中國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20.8%②李光輝、高丹：《新時代發展邊疆經濟的新思考》，《東北亞經濟研究》2020 年第4 期。。因此，邊疆地區內部存在較大的異質性。為研判邊疆地區內部異質性如何影響資本、勞動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經濟增長效應，本文將樣本分為西南邊疆、西北邊疆和東北邊疆，并利用式（5）重新進行增長核算，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不同邊疆地區的增長回歸

由表4 可知，盡管對于西南邊疆、西北邊疆和東北邊疆，勞動力的變化是解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是對于不同的邊疆地區，資本和土地存在不同的效應。資本積累的增長效應在東北邊疆最高，而在西北邊疆不顯著，資本積累增加1%對東北邊疆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西南邊疆的7 倍左右?？紤]到東北邊疆的人均資本存量、資本深化程度均高于其他邊疆地區，東北邊疆更高的資本邊際產出彈性和更高的資本存量并存，顯示出邊疆地區內部同樣存在盧卡斯悖論（Lucas's Paradox）。土地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僅在西南地區顯著，且不論用城市建設用地還是建成區面積度量土地供給結果均不變。

四、對邊疆地區增長核算結果的進一步討論

（一）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要素利用效率差異

前文關于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增長核算分析主要集中于資本、勞動和土地3 種生產要素積累的經濟增長效應，重點在于要素數量的變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但是忽略了不同要素利用效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此處借鑒效率和生產率有關文獻，以及Saul 誘發性技術創新的基本概念①Saul,S.(1979).Induced Innovation: Technology,Innovation,Institutions,and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9(9),852-853.，以單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測度對應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即：

其中，式（6）—式（8）中的g表示增長率算子，即分別以資本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的變化作為對應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

首先，可通過分別計算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單要素生產率，計算樣本期內邊疆地區相對于非邊疆地區不同單要素生產率的比值，結果見圖2。由圖2 可知，樣本期內邊疆地區相對于非邊疆地區的勞動和土地生產率的比值均小于1，說明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樣本期內邊疆地區資本生產率除2012—2015 年外均高于非邊疆地區，2012年之前邊疆地區較高的資本生產率可能跟國家關于邊疆經濟發展的“輸血”思路有關外，2015 年之后邊疆地區資本生產率呈現小幅增加可能跟勞動力外流有關②于明珠、盧婕：《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研究》，《合作經濟與科技》2020 年第8 期。。

圖2 邊疆地區相對于非邊疆地區不同要素生產率的比值

其次，可根據式（6）—式（8）進一步計算樣本期內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不同要素的利用效率（見下頁表5）。

根據Saul，若樣本期內要素利用效率為負，表示存在要素使用性技術進步，要素利用效率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若樣本期內要素利用效率為正，表示存在要素節約性技術進步，要素效率呈現逐漸改善的趨勢。③Saul,S.(1979).Induced Innovation: Technology,Innovation,Institutions,and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9(3),852-853.資本、勞動和土地節約型技術進步，即資本、勞動和土地這3 種生產要素在樣本期內的利用效率呈現逐步改善的趨勢。表5 顯示了樣本期內邊疆地區、非邊疆地區和邊疆內部各地區的平均要素利用效率。（1）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資本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但從邊疆地區內部的相同指標可知，西南邊疆地區的資本利用效率呈現逐漸改善趨勢，但是西北邊疆和東北邊疆的資本利用效率呈現惡化趨勢，東北地區資本利用效率的惡化是邊疆地區資本利用效率惡化的主要原因；（2）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勞動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呈現逐漸改善的趨勢，但是改善速度沒有非邊疆地區快，從邊疆地區內部的相同指標可知，盡管西南邊疆、西北邊疆和東北邊疆的勞動力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均呈現改善趨勢，但西南邊疆勞動利用效率改善的速度更快；（3）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土地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呈現逐漸改善的趨勢，但是改善速度沒有非邊疆地區快，從邊疆地區內部的相同指標可知，盡管西南邊疆、西北邊疆和東北邊疆的土地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均呈現改善趨勢，但西南邊疆土地利用效率改善的速度更快。

表5 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的資本、勞動和土地利用效率

（二）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

根據式（4），可計算邊疆地區內部各省市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其中，各省市的資本、土地邊際產出彈性由省市所在邊疆地區內部特定地區的相應彈性系數估計值作為替代；土地供給用城市建設用地作為度量指標，經濟增長率用實際GDP 增長率作為度量指標，利用樣本期內土地供給變化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邊疆9 省區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見圖3。

由圖3 可知，樣本期內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最大的是西北邊疆中的甘肅，最小的是東北邊疆中的黑龍江。其中，西北邊疆平均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為0.003，東北邊疆平均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為0.002，西南邊疆平均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為0.0004；甘肅邊疆平均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為是黑龍江的36.99 倍，是廣西的31.85 倍。

結合表5 和圖3 可知，較大的平均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一方面說明樣本期內對應的邊疆省區存在較為嚴重的土地資源利用效率問題，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亟待改善。另一方面也為對應省區未來經濟增長動力的實現提供了不同的解決思路：西南邊疆地區應進一步改善其土地資源利用效率，東北邊疆應進一步改善其資本利用效率，西北邊疆應進一步改善其勞動力利用效率。

圖3 邊疆9 省區土地供給的經濟增長貢獻潛力

五、研究結論

本文嘗試在經濟增長理論和相應的量化分析工具——增長核算下，探討邊疆地區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問題。通過引入土地資源要素，擴展了傳統的增長核算方法，并從要素積累和利用效率改善兩個維度出發研判增長動力來源，主要研究結論包括：

第一，通過在同一個可量化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土地資源要素，比較研判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內部各省區不同生產要素的增長效應發現：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資本邊際產出彈性更低，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之間存在盧卡斯悖論；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勞動邊際產出彈性更高，邊疆地區的土地邊際產出彈性均不顯著；考慮時間異質性和邊疆地區內部的區域異質性后發現，資本積累的增長效應在東北邊疆最高，而在西北邊疆不顯著，邊疆地區內部同樣存在盧卡斯悖論；土地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僅在西南地區顯著。

第二，由于增長核算方法存在高估邊疆地區TFP 的可能，本文基于誘發性技術創新，定義、測度和比較邊疆地區和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內部各省區不同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發現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資本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整體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但西南邊疆地區的資本利用效率逐漸改善，東北地區資本利用效率的惡化是邊疆地區資本利用效率惡化的主要原因；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勞動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呈現逐漸改善的趨勢，但是改善速度沒有非邊疆地區快；相較于非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土地利用效率在樣本期內呈現逐漸改善的趨勢，但是改善速度沒有非邊疆地區快。邊疆地區在建立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時，西南地區應進一步改善其土地資源利用效率；東北邊疆應進一步改善其資本利用效率；西北邊疆應進一步改善其勞動力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