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贅/反入贅：民間敘事與湯顯祖劇作的互文考察

●王小巖

中國古代戲曲的文人化過程是在多方面展開的。誠如郭英德所言：“因襲與創新的互動，便成為明清傳奇戲曲敘事結構不斷演化的強大動力?！雹俟⒌拢骸睹髑鍌髌鎽蚯捏w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第349頁。當然，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文人戲曲如何因襲或挪用民間戲曲情節，特別是那些已成窠臼、俗套的戲曲情節？如何解讀文人劇作所挪用的情節？諸如此類很多問題，只能回到具體作品里，回到具體俗套情節結構的分析上，才能做出更深入的探索。呂特·阿莫西、安娜·埃爾舍博格·皮埃羅指出，那些看似象征平庸的俗套“人們則越來越傾向于研究它們的建設功能和文本生成作用”②呂特·阿莫西、安娜·埃爾舍博格·皮埃羅：《俗套與套語——語言、語用及社會的理論研究》，丁小會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3頁。。本文研究的“入贅”便是南戲中的一個情節俗套，以文人科舉功名為題材的作品中，男主人公狀元及第，入贅丞相府，與相門小姐結婚。但是，這類俗套情節并非固定不變，在文人改編、創作中，首要任務就是延長入贅的過程，男主人公往往因為故鄉已有的婚姻關系或借助其他理由，拒絕入贅或延遲入贅，本文將這一行為稱為“反入贅”，當然就最終結局而言，“反入贅”僅僅是“入贅”的前在的戲劇性插曲，實際上它又生成了一個更大的俗套。如何通過關聯去解釋這些俗套及在情節展開中的作用？蒂費納·薩莫瓦約在《互文性研究》中說：“一個虛構世界的諸多層面可以借助于互文標志得到擴展。重要的是找出這些標志，從而進行準確的衡量?！雹俚儋M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90頁。本文即嘗試通過建立“入贅/反入贅”的文本鏈，通過對湯顯祖《紫釵記》等劇作的細讀，探索這一情節的展開結構及其在不同作品中的變化，探索不同文本之間構成的互文關系，尋找更恰當的評價民間敘事與文人書寫（本文用文人書寫指文人對早期敘事作品的重寫和同類型作品的創作）之間的差異、承續關系。

一、徘徊在“入贅”與“反入贅”之間

錢南揚《戲文概論》提出，“知識分子一朝發跡，便丟棄了貧賤時的妻子，贅入豪門”，“婚變現象因而較為普遍”②錢南揚：《戲文概論》，中華書局，2009，第113頁。。但是，回到南戲產生的時代，可能觀眾對“入贅”故事的興趣，并不一定因為普遍的婚變現象。五代以前，“入贅”并非婚姻的常態，贅婿常常被視為社會上的賤民，如《劉知遠白兔記》中的劉知遠，《荊釵記》中的王十朋。有學者指出，宋代開始，民間入贅婚開始盛行，官方也不再視贅婿為賤民，對入贅婚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但文人或士大夫入贅豪門，仍然是比較特殊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鄙視。③李云根：《宋代入贅婚略論》，《江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從這一角度看，早期南戲中“入贅”故事之普遍，更可能的理由是因為“入贅”有異于婚姻常態，才引發觀眾的興趣。

（一）早期南戲“入贅”情節的結構模式

將《張協狀元》與《琵琶記》有關“入贅”的出目放在一起比較，不難發現一些模式化或有可能演化成俗套的情節：

④《張協狀元》收錄在《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排在《小孫屠》之后，全劇沒有分折。錢南揚整理本《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將此劇移至卷首，區分了出目，便于研究使用，本文引用均采用錢南揚整理本。參見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2版。⑤陸貽典藏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記》是最接近古本的《琵琶記》，為了方便討論，本文采用錢南揚整理本《元本琵琶記校注》。

由下表可見，在錢南揚整理本《張協狀元》分成的五十二出中，《張協拒接絲鞭》在第二十七出，即張協“反入贅”構成了整個故事的后半段。這或許說明，“反入贅”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故事的生長，延續了這個故事。而延續出來的故事，避免了貧女的悲劇，更避免了可能隨之而來的張協的悲劇——這可能意味著《張協狀元》參照、挪用了《趙貞女蔡二郎》的某些情節，并進行了反《趙貞女蔡二郎》結局的處理。而《琵琶記》有關“入贅”的情節局限在上本最后八出之中，去除一出《五娘請糧被搶》，“入贅”情節共七出，占全劇四十二出的六分之一，故事容量大大壓縮了，但情節集中，非常連貫。其間，無論蔡伯喈還是牛小姐，都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即便表現了蔡伯喈、牛小姐反入贅的抗爭行為或抗爭情緒，仍無濟于事，以牛丞相為代表的權勢一貫而下，促成“入贅”的發生，整個故事因此繼續發展。由上表可概括出入贅/反入贅的情節結構：宰相奉旨招贅→狀元拒婚→小姐傷感→宰相發怒→狀元履任→狀元允婚→狀元入贅→棄婦尋夫。

從故事的整體性上看，在這個結構模式之中，“棄婦尋夫”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情節。但“棄婦尋夫”在這個結構模式里的位置可以變動，《琵琶記》中是在整部劇作的最后，《張協狀元》是在張協中狀元之后。需要指出的是，“尋夫”是基于女主人公只剩下孤身一人的情況，在《琵琶記》中是趙五娘公婆相繼去世之后，而《張協狀元》中的貧女本來就是孤女。

這個結構模式具有整體的穩定性，適合一些變體故事，比如徹底“反入贅”的《荊釵記》，結局大不同，但套用結構仍然有跡可循?！肚G釵記》①本文所據《荊釵記》，以《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收錄的《古本荊釵記》為主，兼用其他版本參照。中，王十朋考中狀元，拒絕入贅萬俟丞相府，改派偏遠地方任職。其妻子錢玉蓮拒絕改嫁，投江自殺，被福建巡撫錢載和搭救，成為錢載和養女。王十朋與錢玉蓮相遇、團圓，某種程度可視為王十朋入贅錢府。

當然，從情節的穩定結構模式看，所見自然是相似的創作模式，若切入到作品里，不僅人物形象的設計、人物的言說、人物的命運有著很大的差異，而且隱藏著從民間戲曲故事向文人重寫轉變過程中的創作觀念的差異。

（二）主導“入贅”的宰相：權力體系的文本維度

《張協狀元》中的宰相是王德用，《琵琶記》中的宰相是牛丞相，《荊釵記》中的宰相是萬俟，這三個人物以牛丞相形象最為豐滿。王德用只能親自出判梓州，再設計謀害張協，表現出來的權威不夠大。牛丞相則充分展示了宰輔的權勢和威力，這當然有助于表現蔡伯喈辭官辭婚都不能的困境。當媒婆帶回蔡伯喈拒婚的消息，牛丞相就怒了，“漢朝中惟我獨貴”；當得知蔡伯喈要在早朝上表文辭官辭婚，牛丞相又笑了，“敢和我廝挺相持”。①錢南揚：《元本琵琶記校注》，中華書局，2009，第84頁。一怒一笑，非常細致地刻畫了牛丞相恃權自傲的態度，他完全掌控著“入贅”這件事。

牛丞相唱詞“我有女，偏無貴戚豪家匹配”，意即并不缺少貴戚豪家匹配他的女兒，強調了他要招狀元為婿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很值得分析。隋代開設科舉考試，激勵了寒門庶族進身之努力。宋代重任文官，科舉考試在選官任能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反而是權相之家無法長期保有顯赫的地位。國家選官任能只從科舉一途，客觀上激勵了宰相與新科狀元聯姻。那么，既想攀附宰相門楣，又不想被指指點點的士人，固然要在這勢與位的轉換中做出一定的掙扎。元代科舉幾近停開，由科第而來的“入贅婚”想象實際也暫時退出歷史舞臺，高明在這一背景下改寫《琵琶記》，把蔡伯喈“背親棄婦”的悲劇性根源轉移為牛丞相恃權自傲，為“入贅”開脫，無疑是文本維度的權力想象。進而，皇帝賜婚便成為入贅模式不可或缺的權力依托。不可否認，《琵琶記》的作者努力扭轉民間對入贅婚是寒門攀附宰相的偏見，“入贅”是不可抵擋的權威所致，是宰相權力體系不斷向外姓延伸的一條長線，牛丞相如此，以后蔡伯喈也會如此。這一現象在《荊釵記》有更為深刻的揭示與諷刺。

在《荊釵記·參相》中，萬俟丞相一見到王十朋，開門見山提親。王十朋拒絕后，萬俟便說：“你是讀書之人，何故見疑？自古道：富易交，貴易妻。此乃人情也?！雹凇豆疟厩G釵記》卷上，第42頁。在萬俟看來，地位改變之后，婚姻關系也會相應發生變化，他把“入贅婚”視作知識分子地位變化后的常態，是對世風變化的一種諷刺——當然這不能視為真正的常態，如果是真正的常態，這樣的諷刺就很難見容于入贅的文人、士大夫。

（三）曖昧的狀元：捆綁權力的“入贅”

《張協狀元》這個劇本的民間色彩濃厚，比如穿插的諸宮調、插科打諢、過場戲比較多，多少影響了人物形象的清晰呈現，但也恰好說明張協在入贅的態度上，有著更強烈的民間色彩。最初張協遭遇搶劫，不得不依靠貧女時，他無疑是在利用貧女，他考中狀元后嚴防貧女尋他，乃至打算殺死貧女，足見他的居心。張協嚴防貧女進京尋他，也可以說是對同類型劇作的戲仿和顛覆——《王魁》里的桂英、《琵琶記》中的趙五娘都有尋夫情節——從情節設計上看，《張協狀元》的編劇確實可能戲擬了當時流行的劇作，與同期其他劇作存在互文關系。張協決心拋棄乃至準備謀殺貧女，自應選擇入贅，但他又不然。張協沒有認為入贅丞相府這門姻緣不好，他拒絕入贅的理由是，婚姻大事必須報知父母。他明確提出他“無妻”，又足以證明他與貧女結婚只是權宜之計，他根本沒有承認與貧女的婚姻關系。因此，張協在入贅宰相府這件事上，態度是非常曖昧的，他心里固然認同這是絕好的姻緣，但又不得不顧及世俗的眼光。戲劇結尾，張協擔心受害，同意迎娶宰相女兒——當時張協尚不知是貧女——仍然沒有“報知父母”，足見這一借口沒有約束力。

高明重寫后的《琵琶記》中，蔡伯喈的態度在“入贅”類型中有較強的典型性。當媒婆來提親，蔡伯喈以拒婚為中心，態度卻很曖昧，如說：“滿京都，豪家無數，豈必卑末？”“門楣相府須要選，奈扊扅佳人，實難存活?！雹馘X南揚：《元本琵琶記校注》，中華書局，2009，第81頁。言外之意，在豪門無數的京城，蔡伯喈以才學博取相府青睞，若不是考慮到故鄉妻室，自然要攀附相府門楣的。這與張協狀元并沒兩樣。也正因此，在辭官辭婚的表文里，蔡伯喈唯談回鄉養親，并沒有向皇帝說明家里已有妻室。實則辭官的背后隱藏著求官的動機——因此，皇帝同時賜官賜婚之后，也就是說蔡伯喈有了具體官職之后，他并沒有再辭官，反而心安理得接受，當然反映的是皇帝的權威不可侵犯，同樣也是主人公功名、姻緣大豐收后的心滿意足。

在“入贅”的情節設計中，官職與“入贅”已經捆綁在一起，假設放棄了官職，相當于放棄了“入贅”，實則放棄“入贅”，也不可能做官了，反之，若“入贅”，自然可以官運亨通。無疑，王十朋的形象也是這種權力與婚姻捆綁結構下的產物。王十朋不惜宦途險惡而頂撞、拒絕萬俟，并且在得知錢玉蓮投江之后，選擇不續娶以示對錢玉蓮的悼念。王十朋的異類形象，可能不止在于他在婚姻的忠誠上，更可能在于他對萬俟的權勢走向的預判。五年之后，萬俟罷相，勢力消退，王十朋從潮陽調往富裕的吉安府任職。王十朋與任職清廉有為的錢載和結交、聯姻，像正義聯盟一樣，指向了“入贅婚”與權力重組過程中所應具有的正義、道德等品質。

（四）逐漸佳人化的相府小姐

“入贅”故事清晰地展示了權力關系，婚姻制度與權力結構交織在一起，很難剔除婚姻而有權力，也很難剔除權力而落實婚姻——佳人同樣是這一權力關系的產物。當然，張協與貧女的團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編劇及當時觀眾樂見貧女這樣樂善助人的人得到良好的祝愿，不希望她被毆打、拋棄之后窮愁而終，當然也可能不希望張協被詛咒。貧女并非佳人，是勝花的替代品，只有她成為王德用的女兒，化身佳人，她才具備匹配狀元的資格，她有了如勝花一樣的容貌和超過勝花的人格品質才能得到公正的對待。

牛小姐與勝花比，顯然更富有人格魅力，即便她仍然無法與后來諸多作品中的兼具美貌與才華的佳人比，但已經有了更進一步的塑造，她溫柔、賢達、善良，同時又有吃苦耐勞的本領——與趙五娘比，牛小姐只是缺少展示個人迎戰悲劇命運的機遇?？陀^地說，對待“入贅”一事，牛小姐的態度反而較蔡伯喈更為通達。當她得知蔡伯喈已經拒婚，而牛丞相仍要強力扭合這門親事，表達了極為開通的見解：“他既不從我，做夫妻到底也不和順?！雹馘X南揚：《元本琵琶記校注》，中華書局，2009，第87頁。只是在禮教制約下，牛小姐沒有辦法向牛丞相進言，極為苦悶。因此，牛小姐的故事即便沒有波瀾壯闊的事件的烘托，她的形象仍然比較清晰。這就更進一步解釋了“入贅”的合理性。

在《荊釵記》中，萬俟多嬌的形象缺失，代之而起的是錢玉蓮的形象更加豐滿，但錢玉蓮也有過一次佳人化過程。孫汝權套書之后，“反入贅”立刻翻回“入贅”模式：“我娶了萬俟丞相女，可使前妻別嫁夫。寄家書，免嗟吁?！睂O汝權套改書信的懷疑，同時凸顯了錢玉蓮對王十朋的“知音”式的信任，這使得錢玉蓮向佳人的方向轉變加深，不再像貧女只經過地位、身份的換位，更不像牛小姐與趙五娘一分為二，錢玉蓮的形象意味著個人品質與個人才學漸趨融合與統一，“入贅”情節也期待著新的結構重組。

因此，在《張協狀元》的人物、故事設計之中，不難看出作者費心地平衡由“入贅”帶來的社會與權力問題，如何既實現新科狀元的“入贅”之夢，同時又不遭到詛咒，解救陷入悲劇中的人物。同樣，高明將《趙貞女蔡二郎》改成《琵琶記》，突出的是牛丞相與新科狀元的矛盾，也是在化解詛咒，化解“入贅”衍生出來的社會與權力問題。而在《荊釵記》中，佳人化的過程得到了加強，這實際是與才子佳人模式遙相呼應的。

二、才子佳人模式與“入贅”情節的合流

《西廂記》是才子佳人模式的典范，其中采用了兩次“入贅”情節。一次是正用，即張生“入贅”崔相國府。老夫人得知鶯鶯、張君瑞事后，拷問紅娘，紅娘替老夫人想出計策，以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為由，逼迫張生進京博取功名，到張生考中探花，回來迎娶鶯鶯。其中，崔相國已經辭世，相府不招白衣女婿云云，已缺少權力依托，可視作“反入贅”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入贅”結構的痕跡。

一次是反用，在戲劇結尾由鄭恒帶來張生“入贅”衛尚書府的謠言，但此謠言顯然已經模式化。②王實甫原著，金圣嘆批點，張建一校注：《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三民書局，1999，第384頁。金圣嘆評價這段話：“一片犬吠之聲?！辈贿^，鄭恒講述得非常完整，包含了“入贅”敘事類型的主體結構，情節脈絡清晰，顯得合情合理：尚書奉旨招贅（小姐拋繡球）→張生拒婚→尚書發怒→張生入贅→張生任翰林學士。

《西廂記》的情節是經由元稹《鶯鶯傳》《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等作品不斷累積而成型的?！耳L鶯傳》不涉及“入贅”，《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已有鄭恒在老夫人面前誣蔑張君瑞娶衛吏部女兒之情節①《古本董解元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10頁。，從諸宮調到雜劇，《西廂記》的故事演變說明，富有原創精神的才子佳人故事與民間故事類型合流，“入贅”是其中借助的最有價值的民間故事類型之一，只是這個合流還不夠完美。

“入贅”與才子佳人故事從此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它們之間的融合在逐步加強，典范之作當屬南戲《拜月亭》?！栋菰峦ぁ芬悦晒排c金的戰爭為背景，以蔣世隆與王瑞蘭為主人公，前半部分突出的是家國情懷，后半部分集中寫兒女之情?！栋菰峦ぁ份^之前文討論的各種作品，顯然更富有創造性，它不單單寫了一個有趣的才子佳人故事，同時它還寫了國家的安危、忠奸的斗爭，在闊大的背景上展示書生武士的報國壯懷和兒女情長，歷史維度的填入無疑突破了一般民間故事的類型。而以“入贅”形式結局全劇，近乎回到民間敘事之場，但這些回歸都沒有違背故事的整體性，“入贅”是故事整體的一個部分，它甚至不能切割?！栋菰峦ぁ返墓适抡w性顯然比《西廂記》鄭恒帶來“入贅”謠言的突兀的波瀾更臻完美。

當然，《拜月亭》中的“入贅”結構，仍然是完整的?！栋菰峦ぁ犯靼姹韭杂胁町?，此處以較接近古本的世德堂本《重訂拜月亭記》（收在《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為例：

在《拜月亭》“入贅”結構中，唯獨“棄婦尋夫”看起來沒有相應的折目相對，實則這一出目是先寫出來的。當王尚書從招商店帶走王瑞蘭時，蔣世隆正在生病，此時蔣世隆被遺棄，恰似《張協狀元》中貧女被打遭棄的境遇，再往前推，蔣世隆與王瑞蘭在兵荒馬亂中偶遇，恰似“尋夫尋婦”的變體。有趣的是，被遺棄的對象從女性轉變成了男性，到招贅之時，蔣世隆由拒絕轉為勉強接受，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視作弱勢一方被收養，而拒絕入贅/反入贅的主體就成了王瑞蘭，在面對父親的權威和發怒時仍然無所畏懼。明人李贄評價《西廂記》《拜月亭》，“化工也”，“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①李贄著，陳仁仁校釋：《焚書、續焚書校釋》，岳麓書社，2011，第169頁。如此巧妙的置換，使王瑞蘭成為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人物形象。

從相府小姐一系看，王瑞蘭顯然比勝花、牛小姐、多嬌形象豐滿；從棄婦一系看，王瑞蘭也非貧女、趙五娘、錢玉蓮所能比。王瑞蘭這個“可喜之人”，她不認為他們的婚姻沒有父母之命即不合法，他們的婚姻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她在患難之際與蔣世隆相遇相知相愛的產物，因此她不懼父親所代表的禮教和權威。她的主見在拒絕招贅狀元時，表現得更為突出。王瑞蘭在一定意義上完善了佳人形象，她富有女性的德與才，是美貌與智慧的結合體，是男主人公的知音，是封建禮教權威的叛逆者。從《西廂記》看，王瑞蘭是鶯鶯與紅娘的合體，是才子佳人和“入贅”兩個題材的匯合后文人創作的新人物。

《拜月亭》創造的男性被棄情節和女性“反入贅”情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人能夠在既定的民間敘事類型里找到創作點，能夠翻新情節，使出各種花樣，《拜月亭》因此也成為才子佳人與“入贅”合流后“化工”一般的理想范式，它與《西廂記》在晚明受到以李贄為首的一群批評家的追捧，在一定意義上會促成同類型作品的大量涌現，其中，能夠達到“化工”藝術境界的當屬湯顯祖。

三、已臻化境的湯顯祖“入贅/反入贅”創作

上文粗略地描述了宋元到明初從民間故事類型的“入贅”到文人書寫的才子佳人與“入贅”合流情形，按照常理，這一創作活力應該隨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遺憾的是，隨著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重開科舉，大批文人、士子將精力投入到科舉考試之中，戲曲文學的創作尤其是戲文的創作整體滑坡，戲曲文學重歸民間敘事之場，鮮有人創作才子佳人和“入贅”合流的故事類型，重張這面大旗的是湯顯祖，并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湯顯祖據唐人蔣防《霍小玉傳》先后創作了《紫簫記》《紫釵記》兩部傳奇，就入贅婚而言，《霍小玉傳》《紫簫記》均無此情節②《紫簫記》屬于倉促完成的劇作，可能湯顯祖未能及時撰寫入贅情節。，《紫釵記》加入“反入贅”情節是湯顯祖的創舉。從故事類型上看，《霍小玉傳》是一個始亂終棄的負心型故事，《紫簫記》是一個才子佳人的團圓型故事，《紫釵記》雖然可以歸類到才子佳人故事之中，但是是一部更富“現代性”的作品，作品雖然以“團圓”結局，但很難確認這一團圓不是一場夢，同理，作品雖然是“反入贅”，也很難確認不是真“入贅”。

《紫釵記》第十五出《權夸選士》，盧太尉自夸權重，他的哥哥是盧杞丞相，弟弟是盧中貴公公，一門掌握朝綱。盧太尉護駕到洛陽，開科選士便在洛陽舉行，他要求來考試的舉子都要先參拜他，以便為其女兒招贅夫婿。第二十二出《權嗔計貶》，盧太尉因考中狀元的李益并未參拜他，將其貶到邊塞，充任軍職。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折里盧太尉并沒有提及其女兒的婚姻之事。三年后，李益在邊塞立功，即第三十二出《計局收才》，盧太尉又奏請派李益參孟門軍事，“招他為婿”。此處很值得分析，盧太尉與前述各宰相在狀元及第時就要招贅狀元完全不同，他是在李益立功之后，又招至自己的軍中，還要試探李益的態度，才能決定是否招贅——招贅的進程被推延了三年。

第三十七出《移參孟門》，盧太尉在孟門等李益來上任：“洛陽才子赴招贅，鼓吹軍中宴?！北憩F了盧太尉招贅之自信。但當他問李益“可有夫人在家”，李益答說：“秀才時已贅霍王府中?！北R太尉立刻說：“原來如此。古人貴易妻，參軍如此人才，何不再結豪門？可為進身之路?！雹贉@祖：《湯顯祖集全編》，徐朔方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2534頁。這段問答，與《荊釵記》略相似，但差別很大?！肚G釵記》中的萬俟丞相，似乎只為招贅一事而現身，因此不免極力“丑化”，帶有民間趣味。盧太尉作為主掌國家軍事的大員，并非魯莽之輩，他的探詢、建言，無不帶著懇切的態度，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僅建議李益再結豪門，沒有直言要招贅李益——此處不能不佩服湯顯祖探悉人情、心理的寫實筆法。在這一折結尾，盧太尉指派曾為李益帶家信的哨兵去霍小玉家，帶去假信息，“說他咱府招贅，好歹氣死他前妻”。這與《荊釵記》孫汝權套書情節也非常接近，然而也更切近于寫實，顯然，曾經傳過家信的哨兵帶去的消息更真實可信。

一年之后，盧太尉班師還朝，把李益關在別宅里，不許李益自由活動，同時請李益的朋友韋夏卿前去說媒，即第四十一出《延媒勸贅》、第四十二出《婉拒強婚》。從套路上看，李益自然要拒婚/反入贅，但湯顯祖在題目上下一“婉”字，就別具意義。實際上，李益不是要拒贅，而是不知道怎么與霍小玉斷。他說：“撥不斷的紅絲怎纏？這紅鸞且求他寬限?！彼膽B度是非常清楚了，因此曾受到霍小玉恩惠的韋夏卿吊場時感嘆：“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睖@祖在《紫釵記》中插入“反入贅”情節，正是借此批評權力關系之中沒有至情，至情只能發生在權力結構之外的女性身上，此后他在《牡丹亭》中以杜麗娘為中心寫至情，也是同樣的道理。反之，湯顯祖借助“反入贅”結構，寫了才子在權力結構中的蛻變與淪落。當然，湯顯祖戲劇作品的高妙之處，已經不同于早期南戲黑白分明地寫人性的善與惡，他寫人性的復雜，情感的復雜。當盧太尉為籌備婚禮四處搜羅珍寶首飾之時，鮑三娘代霍小玉來賣紫玉釵，李益見釵而泣而悶倒，足見人面對舊情時并非簡單的冷漠與死心。

《紫釵記》中的“反入贅”情節戛然而止。在第四十六出《哭收釵燕》的結尾處，盧太尉顯然已經布置完畢，他的目的就是讓霍小玉在這場婚變之中亡去（這是唐傳奇《霍小玉傳》的結局），讓李益順利入贅。因此接下來第四十七出《怨撒金錢》，已經明確寫出霍小玉與李益的感情無法縫合。湯顯祖在霍小玉故事中加入“入贅”情節，導致《紫釵記》具有了兩個結尾：一個是李益入贅的現實版結尾，一個是霍小玉與李益團圓的夢幻版結尾?，F實版結尾的《紫釵記》至第四十六出《哭收釵燕》已以“入贅”而告終，夢幻版結尾的《紫釵記》則至第五十三出《節鎮宣恩》結束，前者是民間故事、世風世俗、權力結構的勝利，后者是才子佳人的不可能的、夢一樣的勝利。因此，《紫釵記》解構了才子佳人團圓結局模式。湯顯祖有意識地將《紫釵記》與宋元“入贅”戲曲構成互文關系，以其結局為結局，而更置一夢幻結局于其后，如此錯置現實與夢境的寫法，置于現代派大師之中，亦絕不遜色。

湯顯祖其他三夢同樣采用了“入贅”情節?！赌档ねぁ穼懚披惸锱c柳夢梅的生死姻緣，杜麗娘回生之后，柳夢梅受杜麗娘之托，赴淮揚去見岳丈杜寶，被杜寶認為是盜墓賊，狀元被宰相扣押、吊打，入贅之前波瀾起伏。最后在朝堂之上，經由陳最良確認杜麗娘是人非鬼，杜寶與杜夫人、麗娘、春香相認，但仍不認可狀元柳夢梅。柳夢梅也不認可杜寶，甚至參杜寶一本，陳最良勸他“認了丈人翁罷”，他答說：“則認的十地閻羅君為岳丈?！边@就構成了宰相和狀元均“反入贅”的結構，只是柳夢梅“反入贅”而不反與杜麗娘的愛情與婚姻而已。這又是以離奇的“入贅”故事情節為參照，批評已有的“入贅”故事，換言之，批評民間敘事的俗套。

湯顯祖的《南柯記》《邯鄲記》分別取材于唐傳奇《南柯太守傳》和《枕中記》?！赌峡掠洝分?，淳于棼“尚主”，即入贅大槐安國為駙馬，本于唐傳奇。唐傳奇《枕中記》中，盧生入夢之后，“娶清河崔氏女”①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7頁。，說“娶”而非“入贅”甚明。但湯顯祖《邯鄲記》中，寫盧生入夢，進入一個大宅子，被宅院主仆抓到，主人即清河縣崔氏之女，對盧生處理的辦法是“不許他家去”“成其夫妻”，即要求盧生入贅，這一情節實際仍是湯顯祖手筆所成。盧生情愿入贅之后，崔氏之女看不上他的“寒酸煞”，先是讓他更衣，隨后讓他參加科考，通過鉆刺皇帝而考中狀元，而與權臣宇文融結下矛盾。這里先入贅后狀元及第，與前述及第之后招贅的模式大異，與權臣宇文融的矛盾，仍可視為與招贅宰相的矛盾?！赌峡掠洝贰逗愑洝穼憽叭胭槨?，與上面所討論的結構都不相同，自然與受到原作的限制有關，但仍可見出湯顯祖對“入贅”情節的偏愛，以至創作起來都是出神入化，情節各異。

湯顯祖劇作在晚明影響至深，無疑是因為他寫出的“至情”感人至深。但本文認為，湯顯祖將才子佳人故事與“入贅”情節綰合起來，既遙遙地繼承了南戲敘事傳統，又以一支出神入化的文人之筆翻出不同故事與情節，既迎合了場上所“樂”見，又運思獨特于筆端，是“臨川四夢”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這一成功無疑對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題材起到了激勵作用。陳大康統計“才子佳人小說情節要素”，在23 部作品中，才子家境為世家的只有5部，而佳人家境中，沒有貧寒之家，小康之家只有6 部，其余均為世家。①陳大康：《悲劇、喜劇，再回歸到悲劇——〈鶯鶯傳〉、〈紅樓夢〉及其間的經典轉化》，載王璦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284頁。也就是說，從作品數量上看，佳人家境總體上好于才子家境，這無疑與“入贅”結構中寒門士子與宰相聯姻相近。陳大康固然只統計了小說一種文體，但對戲曲中才子佳人故事亦有參照價值。在既有的結構模式上翻新，既取悅觀眾，又注入新的活力以區別以往作品，成為文人敘事的重要特征。如馮夢龍評價李玉《永團圓》：“《投江遇救》近《荊釵》，《都府挜婚》近《琵琶》，而能脫落皮毛，掀翻窠臼，令觀者耳目一新，舞蹈不已?！雹隈T夢龍：《馮夢龍全集·墨憨齋定本傳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674頁。再如評價他改袁于令《西樓記》而成的《楚江清》：“此記模情布局，種種化腐為新，《訓子》嚴于《繡襦》，《錯夢》幻于《草橋》，即考試最平淡，亦借以翻無窮情案，令人可笑可泣?！雹鄱担骸肚？偰刻嵋?，黃山書社，2009，第345頁。這些都足以說明，文人敘事并不排斥民間敘事類型，而是側重于類型之上的創造。顯然，研究這類文人敘事作品，必須基于已有的民間敘事作品的研究之上。

結語

由以上文本細讀和分析可見，“入贅”故事在早期戲文之中以其不同于常見的婚姻形態而備受關注，也反映了早期戲曲演出中的民間趣味。從片言只語的有關早期戲文作品的記載看，如《趙貞女蔡二郎》《王魁》等結局表明，“入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民間觀眾的詛咒的，元代以后，經過文人對早期戲文的重寫或再創作，轉向團圓結局，同時，它也漸趨與才子佳人故事合流，成為才子佳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情節。在這一過程中，文人書寫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拜月亭》是合流之后產生的典范之作，而湯顯祖借助“入贅”這一看似俗套的情節，豐富了以《霍小玉傳》為代表的敘事作品的情節結構，加入了豐富的思想內涵和文化內涵，擴大了文本的詮釋空間。而湯顯祖的成功也促成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題材的敘事文學的大量涌現，這些作品之間構成了交錯的互文關系。

一方面，“入贅”情節的廣泛運用，乃至文人書寫也不得不借助它來推動敘事，說明民間敘事類型具有經典范式的價值，文人書寫的主體不能過于遠離民間敘事場域，另一方面，即便看似俗套的民間故事類型，在富有創造力的文人筆下仍能極富變化。借助“入贅”情節的分析，我們能更清晰地認識到民間敘事與文人敘事的生成結構、民間敘事的限度與文人書寫的擴容能力，肯定文人重寫或再創作在戲曲文人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入贅”情節的分析，有助于我們認識到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的模式化過程與反模式過程是同時進行的，文本之間構成一種互文關系，文人借助既有故事情境講述嶄新的故事，而對這些文人作品予以詮釋，必須參照前在文本，甚至一些俗套故事。換言之，恰當解讀明清文人敘事作品要依靠這些作品與前在敘事作品的互文關系，類型化的、俗套的民間故事，是明清文人作家的重要文學資源，只有理解了俗套故事隱含的、心照不宣的寓意，才能更準確地詮釋文人敘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