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效能的五維向度論析

耿百峰

（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行政學院、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2021年6月2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指出：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中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但是，當前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效能的發揮與其理論上的應然狀態之間還有一定差距。優化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效能，對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彰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重大意義。

一、營造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良好政治生態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實踐“弱位”現象制約其效能發揮，一些不重視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現象仍然存在。有的民主黨派成員民主監督主體意識淡薄，怕得罪人、怕越位、怕惹事，因此，批評少，贊揚和希望多，在這里，我們把這些消極的態度或行為概括為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時的實踐“弱位”現象，這種現象無疑削弱了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效能。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效能發揮取決于執政黨營造良好民主氛圍。鄧小平同志指出，黨要領導得好，“就要接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盵2]270“蘇聯模式”的一個嚴重弊端就是執政黨長期缺乏有效異體監督[3]，黨的權力集中到少數人乃至個人手中，黨的干部貪污腐敗嚴重，這成為蘇共垮臺的重要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中國共產黨應以此為鏡鑒，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堅持黨內監督和外部監督相結合，不僅要尊重民主黨派的自主地位和合法權益，還要增進對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社會認同，在全社會大力培育監督文化，消除民主黨派的各種顧慮，把接受民主監督擺上議事日程，真心誠意歡迎民主監督，聞過則喜，從善如流，為民主黨派履行民主監督基本職能創造必要條件和政策支撐。民主黨派也應該在黨派內創造良好的民主監督氛圍，只有一起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推動形成重視、支持民主黨派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的政治生態。

執政黨權力運作的開放程度影響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深度。作為執政黨，處于核心政治生態位置，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更加需要來自民主黨派的監督。早在20世紀50年代，鄧小平就提出，“所謂監督來自三個方面：……第三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2]270-271。民主黨派是履行政黨監督的行為主體，其他監督形式與這種政黨監督不能相提并論。執政黨應站在提高黨的長期執政能力、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戰略高度，重視發揮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作用，提升其政治高度和嚴肅性，大力拓展和豐富民主監督的內容，把民主黨派的廣泛性民主監督和專項民主監督結合起來，全方位激發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活力，使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過程真正成為發揚民主的過程。

“在場”是防范實踐“弱位”現象的重要舉措?！皡⒄h民主監督同樣是在場監督才能更具實效?！盵4]中國共產黨應自覺將民主黨派成員納入干部管理隊伍中，讓民主黨派成員以個人身份介入到國家政權之內。只有進入權力運行的關鍵環節，民主黨派成員才能更好地實現知情和參與，才能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切實有效發揮對執政黨的監督?；诖?，執政黨應該優化干部選拔培養機制，讓更多的優秀民主黨派干部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確保他們有職有權，有位有為。同時，鼓勵他們勇擔中國共產黨和國家賦予的神圣職責，敢于為中國共產黨“建言獻策”，充分發揮“異體監督”的功能作用。

二、正確認識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屬性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是我國政黨監督的重要內容。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能夠體現民主黨派的政黨價值，作為黨際監督，它是現代政黨政治運行機制在我國的突出體現。與西方爾虞我詐的政黨監督相比較，不難發現，西方政黨制度中的黨際監督在強化權力制衡的同時，暴露出諸多弊端，民主黨派民主監督不具有政治競爭意義上的對抗性，而是一種非權力監督，是以摯友和諍友的身份對執政黨進行的合作性監督和建設性監督，其監督方式主要是協商討論、批評和建議，這種黨際監督是根本目標上具有一致性的民主監督，有力避免了“一黨制”缺乏監督的局面，與西方謾罵攻訐的競爭性政黨監督存在著根本性區別。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具有高層次性和廣泛性。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既是非權力監督，又不同于社會監督，充分彰顯了統一戰線鮮明的政治性特色和協商民主廣泛的協商性特色，能夠凝聚最大政治共識，代表和表達統一戰線各領域各方面的意見與建議，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無疑有助于預防和懲治腐敗。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曾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盵5]“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遏制權力腐敗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對權力實行制約。實踐表明，全面從嚴治黨離不開來自黨外的異體監督，民主黨派民主監督作為一種高質量的異體監督，有著較高的組織化程度和透明度高、視角獨特等優勢，對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領導具有重要意義。

無論是執政黨還是民主黨派都必須摒棄對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屬性的認識“錯位”。就執政黨而言，只有充分認識和把握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政治權利屬性和正當性，才能進一步樹立和增強被監督的意識。就民主黨派而言，應進一步增強政治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提高民主監督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把敢于監督和善于監督結合起來，把糾偏和防錯功能發揮出來。讓接受監督和履行監督成為政治自覺，共同一體推進、協同共進，使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效果最大化。

三、加強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制度化建設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制度化建設與頂層設計理想初衷的匹配差距制約其效能發揮。實踐中，民主黨派民主監督頂層設計主要著眼于民主監督的性質、地位、作用等的原則性規范，有關文件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等雖然對民主黨派民主監督作出了規定，但還過于宏觀。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僅有一般原則性的規定顯然是不夠的，缺乏具體詳細的監督內容、形式和程序的規范性指導，導致實踐層面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沒有達到其頂層設計的初衷，出現了按照頂層設計和安排的民主監督與實踐中民主監督制度化建設不足，民主監督成效不一等困境。

程序化建設是制度化建設的基礎內容。程序本身就是制度化的體現，遵守程序，才能使民主監督落地落實。德國學者哈貝馬斯把民主比喻成旋轉的陀螺，在旋轉的過程中程序的作用至關重要。[6]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注重形式的運行方式，還不能充分滿足民主監督的需要。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院教授谷口安平說：一旦同意了程序，無論結果如何，人們必須接受。[7]因此，優化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效能，必須著力從知情、溝通、反饋、保障等諸多環節入手，進一步加強民主監督的程序化建設。

知情是程序化建設的前提。知情才能監督，不知情無從監督，知情有限則無法監督到位。美國學者喬治·艾米克曾指出，通常政府是在暗中關起門來，放下窗簾運行，細菌自然就滋生了，陽光是消毒劑，要讓陽光照亮體制。[8]確實如此。腐敗經常是一種黑暗中的勾當。知情愈細、愈廣，則愈有助于最大程度減少腐敗。因此，要使知情權得到落實和保障，就必須通過制定相應的制度，進一步強化信息公開的“剛性約束”，使民主黨派獲取信息更及時、更合理、更全面、更有價值。

溝通是通向監督的橋梁和紐帶。在民主監督的主客體之間建立起良好的溝通機制尤為重要。溝通意味著雙向的互動，可以在民主監督主客體之間實現上通下達。但是，民主監督主客體的良性溝通行為離不開科學的制度機制的規范，從而有效避免民主監督流于“空循環”的狀況，而且能夠保證民主黨派的意見、建議在傳遞中不受阻、不失真，到達有關各方，真正實現監督的目的。

反饋是民主監督取得成效的關鍵環節。制定相應的制度，明確反饋部門、渠道和時限等，能夠對相關部門和人員的反饋行為形成有效制約，提高反饋質量和監督成果轉化率，保持民主監督生機，增強其自主性。對于質量高、反饋情況好、落實效果顯著的單位和人員應予以大力表彰，反之則應通過建立相關的制度，進行批評和追究責任，避免讓傲慢權力做空民主權利。

保障制度有助于強化制度的執行力。民主黨派有顧慮，與監督權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不無關系。對民主監督應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條件成熟時，可參照我國人大代表發言免責權設定，確保行使民主監督權利時免受不應有的干擾，這不僅有助于解決機制性梗阻，還能使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有效進行，做到監在“點子上”、督到“關鍵處”，使民主監督真正做到無后顧之憂。

四、形成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與其他監督的良性互動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尚未與其他監督形成合力，制約了其監督效能的發揮。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既有自身優勢，也不可避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我國多元監督體系下，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要提升實效性，就必須加強與其他監督形式的配合協調，優勢互補，形成監督合力，避免出現監督空白。但是，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目前基本上還是“單兵作戰”，不僅影響了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功能效果，而且不免會出現“整體功能小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狀況。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具有區別于其他監督形式的獨特優勢。與黨內監督、人大監督等其他監督形式一樣，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與它們同在監督體系之內，目標指向是同一的。與其他監督形式相比，民主黨派民主監督作為一種非權力性與非對抗性相統一的柔性監督，本身雖然缺乏剛性的約束力，但是也具備其他監督形式所無法替代的功能價值，彰顯了鮮明的政治性特色、合作性特色、協商性特色，這種監督為人民民主提供了具體的現實性和恰當的表達形式。要想形成全方位、立體式的監督網絡，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就必須與其他監督形式實現合力造勢，這不僅能為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賦能，增強其威懾力和硬效力，有效避免監督不到位的現象，同時提升了其他監督形式的有效性，形成1+1>2的效應，在防止權力濫用、消除腐敗上發揮制約作用，保障我國政治生活健康發展。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與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監督相輔相成。很顯然，民主黨派民主監督是一種來自異體的監督，對于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來講，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因此，更具靈活性與回旋優勢，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是一種有益補充，能夠產生互補效應。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人才薈萃，所處位置又相對超脫，能夠有效減少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中可能出現的“盲點”。實踐表明，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態勢下，由于民主黨派具有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的角色定位，其監督形式又兼具針對性與實效性、客觀性與公正性，能夠實現堅持黨的領導和加強對黨的監督的統一，對促進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水平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與其他監督形式互為條件。在我國比較完備的社會主義監督體系中，任何一種監督形式都不可能獨自承擔起全部監督任務，每一種監督形式都會或多或少遇到疑難問題，這就需要統一認識和行動，增強協同和互助意識，加強不同監督形式之間的溝通協同。同群眾監督相結合，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可以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大大增強監督的廣泛性；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同法律監督相結合，可以實現“剛柔”相濟；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同輿論監督相結合，可以為民主監督提供有效平臺，大大增強監督的實效性，擴大社會影響力。目前，有些地區已經開通了“民主黨派人士”網絡監督直通車。各級紀委監委、統戰部和民主黨派組織應進一步加強協調，合力推動我國監督的體系化建設。

五、提高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能力與水平

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能力與水平事關其監督效能的發揮。民主監督效能是指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能力、水平以及實現的程度等。浙江省社會主義學院針對民主黨派各種能力評價的調查問卷顯示，“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的能力”是最差的。雖然民主黨派成員以專家學者為主，但隨著現代政務活動日益專門化和技術化，對民主監督技術的掌握程度和跨行監督的弱權威性等，導致有的民主黨派成員出現了不善于開展監督，甚至“不會監督、監督不了”的狀況。

民主黨派提升民主監督能力與水平離不開理論支撐。目前對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本質內涵、運行機制和科學規律等內容的理論研究還不夠深入全面，還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相關理論宣傳還不夠到位，因此，加大民主監督理論研究力度勢在必行。但是，這種理論研究應該在統戰部門、民主黨派、高校、科研機構等范圍內有組織地進行，堅決避免借口理論研究，鼓吹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執政的傾向。通過對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本質內涵、性質、定位、邊界等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著力構建不同于西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理論，才能夯實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理論基礎。

思想政治素質奠定民主黨派成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重要基礎。民主黨派成員能否發現、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考驗著民主黨派成員的思想素質和政治素養。思想決定行動，指引行動方向。提升思想政治修養，首先要加強學習，完善常態化的教育培訓制度。民主黨派領導干部以及機關干部隊伍要率先垂范，加強對多黨合作史、本黨派史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同時，要引導廣大黨派成員認真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和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增進政治認同，自覺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切實把提高民主監督的能力與水平當成自己的生命線。

優秀人才是提升民主黨派民主監督能力和水平的保障。根據2021年6月發布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目前全國八個民主黨派成員人數達131.89余萬人。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關鍵就是要大力加強隊伍建設。2018年以來，中共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民主黨派隊伍建設的文件，統戰部門應積極貫徹落實文件要求，切實發揮主導性作用，注重民主黨派優秀人才的發現和培養，為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工作不斷儲備和輸送人才。民主黨派自身應善于發現人才，讓更多有能力的優秀年輕人才加入到民主黨派隊伍中來。但也要把好民主黨派新成員入口關，提升民主監督隊伍的整體質量。人才只有真正“用起來”，才能切實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各民主黨派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正確把握推薦原則，遴選參政能力強、監督經驗豐富并為群眾所認可的黨派成員擔任負責人，特別是應高度關注人才的后續使用問題。

總之，民主黨派民主監督具有獨特的性質定位、優勢和價值，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光輝亮點，也是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機制。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向縱深發展的背景下，大力激活民主黨派的參政黨特性，優化其監督效能，既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課題，也是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對于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