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末易代文人的焦慮心態及文學書寫
——以楊凝式、馮道、和凝為考察中心

侯琳琳，和 談

（新疆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烏魯木齊 830046）

易代之際，政權鼎革，無論邦有道或無道，士子文人尤其是為官之士人，都要在忠于舊朝抑或歸順新朝之間做一選擇，當然，亦可選擇絕塵棄世，歸隱山林?！妒酚洝ぬ飭瘟袀鳌吩疲骸爸页疾皇露?，貞女不更二夫?！保?］古人常用夫妻關系比喻君臣關系，視忠君如女子貞操，而后人也往往把是否投奔新朝作為判定士人人格高卑的重要依據。士子文人飽讀詩書，必定十分在乎臣節及聲名，易代之際也必然有十分復雜的心態，亦會通過文學作品表現出來。因而，這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話題。

唐末藩鎮割據，政權更迭頻繁，楊凝式、馮道、和凝等一批文人歷仕多朝，幾易其主，非但未受改朝換代之禍，其仕途反而扶搖直上，享盡榮華。①楊凝式，歷仕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官至太子太保。和凝，唐天成中，歷翰林學士，知貢舉。后晉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后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終于后周。馮道，初為劉守光參軍。后歷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事四姓十君。卒謚文懿，追封瀛王。對此，歐陽修不禁感慨：“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保?］376身處改朝換代、政局動蕩的亂世中，飽讀詩書、深明禮義的士人為什么要做出這樣的人生選擇？他們的心態如何？他們的處世態度和人生取向是怎樣的？他們的心態如何影響到他們的文學創作？關于易代之際文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成果，但關于唐末之際文人心態的研究尚不多見，故本文擬對此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期有助于推進易代文人心態及文學的研究。

相較于“宋元”“元明”“明清”這樣的單一嬗代，唐末五代之易代可謂頻繁，各個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從唐代滅亡至宋朝建立，五十三年中歷經五個朝代、八個姓氏、十四位君王，政權如走馬燈般更迭。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各種宮廷政變頻繁上演，昨日的天下不同于前日之天下，今日的天下又非昨日的天下。但對于多數朝臣來說，表面上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因為后一朝的君主幾乎全盤接受前朝的原班人馬，唯一改變的是，新皇帝出于穩定人心的目的而給這些“聽話”的舊臣們加官進爵。既然皇帝更換并不對多數舊臣造成實質性的傷害，故而朝政依然保持穩定。同時，契丹人、沙陀人、漢人等相互交流交往交融，民族之間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儒家的“君臣之義”與“華夷之辨”的道德與文化約束力也逐漸松弛。

在這樣的背景下，唐末五代易代之際貳臣①清乾隆編修國史時首設《貳臣傳》記載降清諸臣的事跡，寓褒貶之義。唐末五代易代之際本無“貳臣”之說。本文使用“貳臣”是為了行文方便，用其指稱唐末五代之際頻繁易代之文人，通過詩文揣度其心態，不寓褒貶之意。文人沒有強烈的黍離之悲、故國之思、失節之痛和悔悟之感。但是，他們深知這只是表面現象，平靜的表象之下暗藏兇險，稍有不慎可能惹禍上身。故而他們在詩文中多表達禍從口出、謹言慎行、如履薄冰的感慨。馮道《舌》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保?］455②此詩載于《全唐詩補編》，詩后注：“見宋胡穉《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卷四《寄新息家叔》注引?！度簳ㄒ肪硪灰皟删??！队魇烂餮浴肪砣艘嗽?，不云作者?！本娪谀纤沃蟮挠涊d，無法判斷其真偽，但此詩頗為符合馮道的處境和口吻。見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55頁。這首詩直言身處亂世要謹言慎行，才能安身保命。唐末貳臣對此都深有體會，青年時期馮道以利害直言勸諫劉守光，劉守光大怒，直接將其投入獄中，馮道為此險些喪命。此后，后晉石敬瑭問馮道用兵之事，馮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保?］1927馮道一方面表明自己才疏學淺，不懂軍事戰略，另一方面意在言明此事并非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并聲稱自己在前朝任職時也從未參與過此事，謹言慎行，收束權力，表現了馮道對亂世中君王朝令夕改、喜怒無常的清楚認識。

后梁篡唐，楊凝式之父楊涉在新朝任宰相，負責交送傳國璽，他與家人相對而泣，對其子說：“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保?］377楊凝式方冠，勸諫其父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后云云何？其宜辭免之?！保?］1958時朱溫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嚴密監視帝王和大臣的言論動向，暗中使人探訪群議，防止他們在私下聯合抵制，縉紳之士，禍及甚眾。楊涉聞楊凝式此言大驚，唯恐事情泄漏，牽連族人，惶恐數日。此事之后，楊凝式為避殺身之禍，裝瘋賣傻以求自保。

楊凝式一生歷仕五朝，其職務變更頻繁，下頁表1就史傳及相關研究成果所及，臚列以示之。

表1 楊凝式歷仕情況表①根據薛居正《舊五代史·楊凝式傳》、蕭風《欲縻好爵終遁塵外——楊凝式在清泰年間的人生境遇》整理。

僅在后唐清泰元年（934）至清泰二年（935）一年之間，楊凝式就歷經四次職務變更。這種頻繁的職位變動背后，一方面有政局建立之初制度遭到破壞、人員匱乏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存在當權者對前朝舊臣身居要職的深深隱憂。楊凝式三次以心疾罷去③“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官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部二侍郎，以舊恙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喧嘩于軍砦，末帝以其才名，憂容之，詔遣歸洛?！眳⒁娧诱杜f五代史》，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958頁。，一次是后唐開國初任比部郎中、知制誥，一次是任中書舍人?！爸普a”與“中書舍人”均負責草擬國家公文，要“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5］144，可能會涉及新朝建立的合法性問題和評價舊朝君王的尷尬問題，稍有不慎就會刺痛帝王的神經，讓新主心生芥蒂。因此，楊凝式在危機之時就裝瘋賣傻，以心疾罷去，其明哲保身之意不言而喻。

五代武人當政，輕視文人，史弘肇公然說：“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4］1636。后漢隱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顦I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2］192。宰相之職已位極人臣，仍以“書生”輕薄視之，可見其內心對文人的鄙視。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云：“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环偨晕浞?，侍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禮戕害?！保?］475－476人微言輕的文人到底該如何在“五代為國，興亡以兵”［2］337的格局中立身，這是擺在士人面前的一個嶄新課題。后晉末，“（白）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家，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7］5397。白再榮恃勢勒索李崧和和凝，他們也只能委曲求全，破財消災。

工部侍郎任贊以《兔園策》譏諷馮道為政言事僅靠取法于童蒙讀物，沒有才學。張承業舉薦馮道為晉王李存勖的掌書記，盧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保?］346言語之間對馮道頗多諷刺，而盧程自己口多是非，無甚才能，卻以“清流”自居，蔑視他人。

突如其來的政變更是使身處政治權力中心的權臣無可脫身。后唐長興四年（933），明宗李嗣源次子李從榮謀反，李嗣源在驚嚇中病死。三子李從厚即位，號唐閔帝。后唐應順元年（934）初，養子李從珂在鳳翔起兵造反。閔帝李從厚棄城而逃。新主入朝，舊主出奔，若不盡快迎接新主，俯首稱臣，作為前朝舊臣，朝廷百官皆有被殺的風險；若迎接新主，新主若假言不想稱帝，以君臣大義指責群臣，群臣又將面臨滅頂之災；若舊主卷土重來，新主被俘，群臣又逃脫不了變節背叛被殺的命運。在這樣的環境下，李愚和盧導認為“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8］9112。主張由太后來決定，馮道則認為“事當務實”［8］9112，直接上表請李從珂稱帝。后末帝李從珂進入洛陽，“宰臣馮道等百官班于宮門待罪，帝出于庭曰：‘相公諸人何罪，請復位?！保?］724李從珂沒有追究，馮道等人才僥幸逃過一劫。在以子弒父、兄弟相殘的王權易代中，馮道善用權謀，從而保全了自己。

身處政局動蕩的易代之際，避亂求生，乃人之常情。文人、百姓都可以逃跑，官員可以棄官不做，但身處政治中心的高官、將領卻難以脫身。他們被裹挾于政治旋渦中，難以掌控自己的命運。身處易代之際，留給他們的選擇并不多，要么投奔新朝、俯首稱臣，要么以身殉國、慷慨赴死。孑然一身，尚可以身許國，可是禍及骨肉至親時未必還能如此灑脫。對生的本能欲望和自我保全的心態讓他們全身遠害，在生與死、利與義之間不得不做出權衡，最終他們選擇了茍且偷生。他們畏禍順受，艱難委身，背棄舊朝，成為貳臣，實屬無奈之舉。

同為貳臣的李愚作《述懷》，曰：“奉職常如履薄冰，屢看斜日下觚稜。鹽梅且讓當朝杰，粥飯甘為退院僧。虛負紫宸思寵渥，自傷白發病侵凌。明年便向燕南去，竹塢云菴獨枕肱?！保?］1333自言在朝廷中奉行職事常常如履薄冰，身處廟堂之高屢屢看到夕陽西下，心中頗多感慨，亂世之中“且讓朝杰當鹽梅，自己甘為粥飯僧”。史載：“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保?］622李愚想要恢復前代禮樂典章制度，卻被認為迂闊無能而不被采用?？梢?，其雖貴為宰相，亦不能有所作為。在高壓政治下，唐末貳臣難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如楊凝式之裝瘋賣傻，李愚之飽食終日，只能如履薄冰，謹言慎行，茍活于世。

二、游心釋老中的心靈慰藉：聲名焦慮與靈魂救贖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保?］古人始終有一種強烈的聲名意識，這種聲名意識來源于生命之短暫與宇宙之無窮的錯位，人雖在浩渺宇宙間不過滄海之一粟，但也希望能有所作為，留名青史?！斑@樣一種對個人在后世名聲的重視，經過代復一代的談說和積淀，遂成為歷代文人文學創作意識中不可忽視的一大要因，也作為一種對聲名湮沒的隱憂，內化到他們的心理結構中去，并在隱顯明暗的交叉中發揮作用?！保?0］唐末五代易代之際，戰爭殺戮造成了大量死亡，短暫的生命讓人們的聲名意識變得更為強烈。盡管唐末五代時期的人們對違背忠信節義和“華夷之大防”的士人并沒有太多批評，但幾易其主、茍活于世的行為還是給飽讀詩書、深明禮義的文人心靈上留下了沉重的愧疚感，德行有虧更是讓他們對自己后世“蓋棺定論”頗感恐慌。

馮道去世前曾作《長樂老自敘》，對自己一生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評價?！熬眠兜撐?，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保?］1930“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保?］1932其書寫背后似乎隱含著害怕別人不能準確“公允”地評價自己、擔心后世對自己德行有虧口誅筆伐的復雜心態。其言：“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保?］1932他回避自己改弦更張、幾易其主、投降契丹之事，轉而將論述重點放在了神靈庇佑之事上。同時，對自己的不足，隔靴搔癢、避重就輕?！胺钌砑从杏嘁?，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4］1933天下一統豈是馮道一己之力能夠實現，如此避實就虛、大而化之的做法本身就是為自己辯白，以期心安理得。馮道希望通過文飾紓解自己內心的焦慮，但直至臨終前這種焦慮仍未排解。

易代之時，楊凝式問其父將天子印綬交付他人以保富貴的行為，“其如千載之后云云何？”［4］1958可見聲名意識于其心中的重要地位。而其后楊凝式自己也于亂世中幾易其主，成為貳臣，他終其一生也無法回答“其如千載之后云云何”的靈魂拷問，其內心的痛苦也難以消解。

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11］的精神已無法緩解他們內心的痛苦，而宗教思想成為撫慰他們心靈的一劑良藥?！墩摻曛畬W術界》云：“自漢以后……儒家唯以抱殘守缺為事……佛教之東適，值吾國思想凋蔽之后，當此之時，學者見之，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保?2］唐代文人與佛道中人多有交往，唐末亦然?！队位录o聞》載楊凝式：“天福七年（942）壬寅，是年有奠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_運二年（945）乙巳，是年五月，于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_運四年（947）丁未，是年二月并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保?3］雖然這些詩已散佚，但足見楊凝式與佛教僧人交往頗深。

作為貳臣，楊凝式于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中艱難立身。他的內在理想人格是儒家士大夫的濟世澤民，而現實社會易代的壓力，前朝舊臣和新朝權貴的雙重身份，又使其儒家理想在現實中無法實現。他的外在身份與內在理想形成了巨大沖突，使他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造成了其人格的分裂。他在仕途中進退失據，幾次佯狂避世，避禍遠害，又幾次重返官場，力圖匡時救世，故其內心始終在煎熬、矛盾、痛苦中。楊凝式熟參大乘佛教《維摩詰經》義理，其《題壁》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保?4］8217只有通過佛教的禪悟，放下一切，才能獲得內心的平靜。

后唐清泰三年（936），63歲的楊凝式為張宗奭①張宗奭和楊凝式私交甚密?！杜f五代史·楊凝式傳》載：“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張全義）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眳⒁娧诱杜f五代史》，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957頁。張季澄是張全義嫡孫。后晉天福三年（939），楊凝式撰《洛陽風景四絕句》，其中多次贊美張全義修葺洛陽之功。因此，楊凝式給張全義嫡孫張季澄撰寫墓志兼有公私情誼。之孫張季澄撰寫墓志：“明宗睠注彌深，嘉稱每切，公堅辭貴位，唯事燕仵齒屢思于延賞，欲縻好爵，終避優恩。于是，靜處臨泉，忘機軒冕，或討論經史，或賞玩琴樽，訪玄域以怡神，散廩儲而布惠。而又歸心釋氏，抗跡人寰，彩繪蓮宮，崇修貝葉，孰偕趣尚，咸服清高?！保?5］274時后唐莊宗李存勖和明宗李嗣源交惡，李存勖曾派人監視暗殺李嗣源。張季澄初為莊宗李存勖宿衛，明宗登基之初又成為李嗣源的大臣。明宗雖賜予張季澄“進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15］274，卻心存芥蒂，任由張季澄守喪，實則是默認免官。在這樣的情勢下，楊凝式肯定張季澄歸隱釋氏、全身遠害的行為，不僅是贊賞張季澄對時局的清楚判斷，亦是自己在經歷了幾次改朝換代后，向往“侶魚蝦而友麋鹿”［16］歸隱生活的真情流露。

青年時期和凝在戴思遠幕，做官閑暇之時常常在寺院中游玩。他作《醴泉院》云：“珍重支公每相勉，我于儒行也修行?！保?4］8400佛教僧侶以佛法大義勉勵和凝，和凝也表示自己愿意兼修儒家道德，也愿意在佛教中修行?！杜d勢觀》云：“只向五千文字內，愿成金骨住仙鄉?！保?4］8400其也表現出一種對歸隱生活的向往。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保?4］8405馮道家住佛教重地幽州，思想也深受佛教思想浸染。佛教“因果報應”“業報輪回”的思想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佛教認為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前世種下了什么因，后世就會承擔什么樣的果，這種“生死輪回”的思想給馮道帶來了極大痛苦，前世變節求生、幾易其主、圓滑世故、投機鉆營，卻未能以死殉節，于來生自己的子孫后世有什么樣的報應，這種擔憂始終在他心頭。

如何能夠救贖自己，緩解自己的聲名焦慮，佛教積德行善的思想和儒家“立德”思想恰有融合之處?！蹲髠鳌吩疲骸疤嫌辛⒌?，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保?］380想要聲名不朽，首先要“立德”。他們通過作善事的方式彌補自己“大節有虧”的恥辱，求得心安理得和精神慰藉。后唐明宗延英召對馮道，以訪外事。馮道勸諫君王要居安思危，以聶夷中詩勸諫君王要約己愛民，這種行為在易代之際帶有雙重色彩，一方面是儒家士人仁愛之心的堅守，另一方面是通過積德行善的方式彌補自己的過錯。

對于文人來說，實現聲名不朽的另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著書立說。曹丕《典論·論文》曰：“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且怨胖髡?，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保?7］唯有文章可以不朽?！杜f五代史》中記載了大量貳臣著書修經的例子。

（和凝）平生為文章，長于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4］1945－1946

時以諸經舛繆，（馮道）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為印版，流布天下，后進賴之。［4］1926

（馮道）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4］1932

凝式長于歌詩，善于筆札，洛川寺觀藍墻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4］1958

從“自篆于板”到官修雕版、流布天下，從著書到修經，從編寫家集到寺院題壁，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這一時期刊印活動的繁榮，除了雕版印刷技術在唐末五代的逐漸興起和佛教傳播的影響，更深層原因可能是唐末五代易代之際貳臣在德行有虧下的聲名焦慮。這種聲名焦慮背后是他們對朝秦暮楚、圓滑世故的愧疚，而著書修經屬于積德行善救贖心靈的一部分。后唐長興三年（932）“諸經舛繆”［4］1926，馮道、李愚奏請依石經文字雕刻九經，皇帝下詔書曰：“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后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并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保?8］這一浩大工程歷時二十余載才得以完成?！秲愿敗份d：“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保?］7018可見，第一部雕版印刷的“九經”對后世文教的深遠影響。馮道申請主持這一浩大工程時大概也想到了修經“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意義。

和凝將自己的詩文集“自篆于板”，“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4］1946。希望后世對自己的創作有所了解，加以傳承。其所刻詩文集是哪一部現已不得而知了①《舊五代史》注引《宋朝類苑》載：“凝生平著述，分為《演輪》《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為《游藝集》序云：‘子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于世?！谡茏h論，諱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背爽F存的《疑獄集》是和凝及其子和編寫的法學著作，《香奩集》為詩文集，其他書籍性質不明。此外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載：“劉毓盤輯得二十九首為《紅葉稿》一卷（北京大學排印本）。跋尾云：‘余髫齔時，侍先大夫謁秀水杜方伯筱舫（文瀾）丈蘇州寓廬。丈所藏有宋大字本和凝《紅葉稿》一卷，凡百余首?！└剿稳税显唬骸敼鄷x高，悔其少作，悉索而毀之，其存者曰紅葉稿，故曰唐人也?！浜笕瞬豢陕?，《紅葉稿》更無知之者。此‘曲子相公’之艷詞，湮沒者殆不復重見矣?！薄都t葉稿》為詞集。參見薛居正《舊五代史》，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946頁。。和凝現存詩歌《宮詞百首》主要記載了后唐明宗年間的政治昌明，多溢美之詞。其詞多寫男女情愛，中國古人視詞為“小道”“艷科”，身為儒家士人，和凝大量創作詞，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寧可違背士大夫的不恥，將其“自篆于板”，分給眾人。無論是對帝王的溢美之詞，還是自己于歌樓酒館中的倚紅偎翠、互訴衷腸，抑或是在仕途中萌生的歸隱徘徊之意，都反映了亂世中和凝的不朽之念。只是當他保全性命，封侯拜相時，他又害怕那些年少輕浮之“艷詞”會影響自己的聲譽，故“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19］。

三、救世濟民、隨運任化的處世態度與人生取向

唐末五代易代之際雖為戰亂時期，但在某些區域，平和安定的日子也比較多。在相對平靜的生活中，貳臣文人也不會天天想著朝不保夕，生活還要繼續。當焦慮得以緩解，心態歸于平靜，他們又重新開始尋找生命的意義和自身的價值，確立自己的處事態度和人生取向。

馮道《偶作》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保?4］8405就馮道而言，其一生歷仕四朝十帝，曾位極人臣，權重一時，也曾身陷囹圄，生死系于一線。在政權鼎革之際，功名利祿都如水中月、鏡中花。一朝得之，一朝失之，往往是“是非成敗轉頭空”［20］，今日笑傲于朝堂之上，明日又敗退于淵澤之中，世事無常，朝不預夕，這樣的人生起伏在其一生中多次上演，這種痛楚也使其思想更為深刻。于亂世中唯有保持濟世澤民的品格，心存善念，才能在虎狼之地從容立身，這既是馮道的自我告誡，也是對世人的勸詞。他的另一首詩《天道》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保?4］8405這首詩表達的情感和上一首頗為相似：身處亂世之中，但行好事，多做善事，莫問前程。

在緊張的政局中，唐末貳臣文人對個體生命的認識不斷深化，形成了一種隨運任化、順應自然的生命觀。他們把生死、榮枯、窮達都看作是自然運化的一部分，順應自然；同時以天下國家為重，于亂世之中，竭盡全力，匡世濟民，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們于易代之際確實竭盡全力，救民于倒懸。契丹入汴時，遼太宗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4］1928馮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保?］1928這番對契丹主的表白似乎毫無羞恥之心，頗有諂媚之情，但這確也是實情，佛救不得，只有皇帝能救得，是救千萬百姓的生命于水火之中?！缎挛宕贰吩u價曰：“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2］614。他為臣盡心竭力輔佐君王，如后唐明宗時期，屢遇豐年，唐明宗延英召對馮道以訪外事，馮道以馬履險地，小心謹慎而不至顛覆，反而到了平地因疏忽大意而跌倒的例子，勸諫君王要居安思危，并以聶夷中《傷田家詩》勸諫君王要約己愛民。

對于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馮道更是將生死置之度外。天福三年（939）九月，后晉以宰相北使，因契丹與中原風俗迥異，北地苦寒，且人多暴虐，諸位宰相皆談之色變，不愿前去，唯馮道取紙一幅，曰“道去?！保?］1927亦載晉祖曰：“此行非卿不可?！保?］1927馮道面無難色。晉高祖又曰：“卿官崇德高，不可深入沙漠?！保?］1927馮道則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保?］1927他北使還京后作詩，曰：“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保?4］8405該詩表達了自己為國家不顧生死的思想情懷。

和凝為政期間，積極汲引后進之士。搜集歷代訴訟斷獄的經典案例，撰寫《疑獄集》，為五代斷案提供了參考。后唐清泰二年（935），和凝作為翰林學士，上言后唐末帝請廣開醫學，重校方書，設立醫學博士，以濟貧民和戍邊將士。其辭曰：“方今暄熇在近，疫癘是虞，言念軍民，宜加軫閔，其邊遠戍卒及貧下農人，既難息於苦辛，宜偶縈於疾患。地僻既無藥物，家貧難召醫師。遂致疾深，多罹物故?！保?1］言語中對戍邊將士和貧苦百姓多有憐憫。楊凝式晚年家庭并不寬裕，但他對自己的貧困毫不在意，以平常心處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其家雖號寒啼饑，而凝式不屑屑也?！保?］1961

他們將個體生命與自然融為一體，隨運任化，坦然地接受社會人生變化的規律，以此來化解死亡的焦慮。同時，他們以匡世濟民為理想，來應對生存的焦慮。他們不以一朝、一國、一君、一民為限，從而呈現出一種超然放曠的狀態。

余 論

馮道、和凝、楊凝式最讓人訝異的是他們能于亂世中扶搖直上。馮道、和凝官至宰相，歷任翰林學士、端明大學士等清要之職。他們歷任高官的第一個原因，與亂世的機遇密不可分?！皝y世之時，朝廷正值用人之際，往往求賢若渴，凡有一技之長者，不問其家世，不計其瑕疵，經世治國之才與雞鳴狗盜之徒，皆得進而用之?！保?2］不少士人紛紛于政治播遷時奔赴行在，目的之一就是想于亂世的機遇中求得一官半職，最終也多能如愿以償。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自身的優勢。作為前朝舊臣，新朝優待任用他們，一方面有穩定政局的作用，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知故事”，即對前朝的典章制度非常了解，這對維持歷經戰亂、風雨飄搖的國家正常運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個方面的原因是他們頗富吏能，和凝“年十七舉明經”［4］1944“十九登進士第”［4］1944，不僅如此，他精通騎馬射箭，可謂文武雙全。他能精準判斷安從進想要叛變，建議石敬瑭先發制人。馮道歷相唐晉，雕版刻印“九經”，都表現出了突出的實干才能。同時，他們深諳亂世中的生存策略，能夠察言觀色，左右逢源，于危機中表現出強大的心理素質。

第三個方面的原因是他們有一些可貴品質。如和凝在危急時刻對主帥賀瑰不離不棄，救其于亂軍之中，可謂忠義；楊凝式自己雖窮困仍能接濟貧苦百姓，可謂仁愛；馮道能夠于亂世中解民倒懸，直言勸諫，可謂仁德忠直。他們積極汲引有才華的文人，馮道“凡孤寒士人，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4］1924；和凝“好延后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4］1945，使一批有才之士脫穎而出，不至淪落底層。同時，他們悲天憫人，濟世澤民，能為天下計，故能屢得信賴和倚重。

對于他們，歷來評價不一，以馮道為例，如后唐明宗云：“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蒿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歸鄉里，自耕樵采，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保?］1925－1926范質贊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保?］9511時人認為馮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保?］1935同處易代之際的薛居正感慨：“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謂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為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保?］1935薛居正能理解馮道的處境，認為馮道幾易其主雖不可謂忠，但也實在是無可回避的不幸。但后世人卻對他批判甚重，如司馬光斥馮道為“奸臣之尤”［8］9512。這一評價是宋代儒家綱常建立之后的判斷，是以政治昌平之際的道德來評價動蕩中的文人。

后人與前人，親歷者與旁觀者，自然有不同的感受和視角。唐末五代易代之際，時勢使然，貳臣文人亦無可奈何，雖有虧缺，但未必像后人評價的那般無恥。唐末五代易代之際，“士之生于是時者，縶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6］476，故以理解之同情，悲易代之際之士人，觀照他們在易代之際心態的多面性、復雜性，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其詩文作品，深化易代之際的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