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
——基于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實證檢驗

王亦飛 張學清 賴榮亮 喬小燕

一、引言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全球很多國家勞動收入份額呈下降趨勢。有關中國的統計數據也顯示，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我國勞動收入份額持續走低，且未來很有可能進一步持續下降（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文雁兵和陸雪琴，2018；陳宇峰等，2013）。勞動收入份額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生產要素是否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分配均衡，關系著人民是否能夠充分享受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成果。有研究表明，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與收入差距過大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保持較高的相關性，勞動收入份額較低是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原因（Alvaredo 等，2017）。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另外，“十四五”規劃也明確指出，要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此，有必要探究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背后的誘因，積極解決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

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人口大規模遷移導致人口集聚，人口老齡化導致有效參與勞動的人數減少，產業結構變遷導致分配結構發生變化，技術進步使得勞動力相對價格變低，等等。其中，數字經濟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是一個重要因素。近年來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掀起了社會的重大變革。它所帶來的數字技術推動了新一輪的技術進步，對要素收入分配產生了巨大影響（鈔小靜和周文慧，2021）。已有研究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具有替代效應。數字經濟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也抑制了勞動收入份額增長。這是因為經濟結構在變化的同時，勞動力分配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其中國有經濟占比的減小也是勞動收入份額減少的一個重要因素。數字經濟發展是適應時代需求的必然結果，那么數字經濟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內在邏輯是什么？數字經濟能否通過中間變量間接作用于勞動收入份額？在不同的勞動收入份額水平下，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是否發生變化？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利于我國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進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解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實現共同富裕。

二、文獻綜述

目前，單純從數字經濟角度解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研究并不多，現有文獻更多是從其相關因素著手來進行探討。本文將分別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來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

就宏觀層面而言，現有研究討論了多種效應的綜合作用。Acemoglu 和Restrepo（2019）指出，數字化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取決于積極的生產率提升效應、就業效應和消極的替代效應之間的平衡，同時也認為數字技術在各個領域的智能化應用偏向于對勞動力形成替代，從而使勞動收入份額下降（Acemoglu 和Restrepo，2018）。丘雅琪和易小麗（2021）從理論上闡釋了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替代效應和驅動效應。Akaev 等（2021）在預測我國未來數字經濟發展時發現，數字壟斷將使未來30 年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5%—16%。關于其他因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柏培文和吳紅（2017）發現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升級能夠促進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但是技術進步對勞動收入份額起抑制作用。陳宇峰等（2013）認為技術偏向型進步是勞動收入份額出現長短期波動的重要因素。

就微觀層面而言，現有研究聚焦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Autor 等（2017）利用美國微觀面板數據實證檢驗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催生出超級明星企業，使市場集中度提升，而市場集中度上升幅度最大的行業，其勞動收入占比下降幅度最大。葉胥等（2021）認為數字技術對技術型勞動力的偏好顯著改變了企業的勞動力需求結構。此外，對于不同所有制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可能產生異質性影響。余泳澤等（2019）分析指出，國有企業承擔了保障國家整體穩定、促進就業等職責，當政府提出鼓勵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時，國有企業會有更強烈的動機推行數字化轉型，且政府會給國有企業提供轉型補貼。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相較于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更容易導致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王希元等，2023）。

結合以上文獻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幾點創新：首先，已有文獻往往簡單地研究技術偏向等因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而這些因素本質上是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結果，本文將從數字經濟本身出發，探討其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其次，以往研究大多以全國31 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為研究對象，但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稟賦不同，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也存在差異，故本文從城市層面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本文之所以選擇長江中游地區52 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是因為它們地處我國極具活力的城市集群，具有參考價值。最后，現有研究往往忽略了數字經濟對不同產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差異，本文對其做了很好的補充。

三、理論機制分析

（一）數字經濟抑制勞動收入份額的理論分析

本文引入了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論、誘導性技術進步理論和產業結構變遷模型等，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及相關文獻對數字經濟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機制展開了較為系統的理論分析。數字經濟的本質是應用數字技術改變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通過推動生產過程的數字化和自動化重塑產業形態，引發就業調整。在數字時代，勞動力市場經歷了多重變革，勞動力需求、就業結構以及就業模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改變了要素投入結構，其既會對勞動產生替代效應，也會形成互補效應，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改變了勞動收入份額的大小。

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存在兩種機制：一種是以產業數字化為主的替代效應，另一種是以數字產業化為主的互補效應。在產業數字化過程中，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任務可以被自動化完成，這使得生產過程更為高效，直接表現為資本對勞動要素的替代作用（Karabarbounis 和Neiman，2014）。在數字產業化的過程中，隨著數字技術的成熟，企業能夠實現生產和運營的高度自動化，降低成本，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從而推動市場需求的增加。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的成熟催生新興產業，對相關技能專業人才的需求將增加，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然而，技術型勞動力的培養需要花費一定時間，互補效應在短期內并不明顯，而且數字技術對勞動力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反，數字技術的發展速度相對較快，企業更容易采納新技術并實施自動化，進而加強了替代效應。這導致一些傳統產業中低技能工作者的就業機會減少，降低勞動收入份額，拉大社會中的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H1。

H1：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抑制勞動收入份額的增長。

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在不同產業可能會出現異質性。就第一產業而言，由于數字經濟在初期更傾向于資本密集型行業，且數字技術的引入需要較高的資本投入，而在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領域，這種投入并未直接轉化為對勞動力的替代，因此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相對較弱。肖紅葉和郝楓（2009）使用因素分解方法對此展開了研究，他們認為產業內勞動收入份額很高的農業在GDP 總增加值中占比下降是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隨后，李榮坦（2015）改變了農業勞動收入的估算方式，剔除農業勞動報酬中的資本收入，結果顯示非農業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幾年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主要因素。關于數字經濟對第二、第三產業勞動收入份額作用強度的比較，有研究表明，數字技術對第二、第三產業的促進作用存在顯著差異，對第三產業的影響要明顯高于對第二產業的影響，而三大產業的GDP 比重將顯著影響勞動收入份額（Tastan 和G?nel，2020）。長期以來，數字技術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從而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重要影響，這一現象凸顯了數字經濟在塑造勞動市場中的關鍵機制。通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2。

H2：數字經濟對不同產業勞動收入份額存在異質性影響。

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也存在邊際效應差異。當勞動收入份額水平較低時，數字經濟的發展往往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市場的效率，從而抵消一部分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抑制作用；相反，當勞動收入份額處于較高水平時，數字經濟的發展往往伴隨著技術偏向性變革，導致一些傳統行業和就業崗位的消失，從而出現勞動收入份額急劇下降的現象。由此提出假設H3。

H3：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存在邊際效應差異。

（二）數字經濟抑制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機制

數字經濟具有滲透力強、影響面廣等特點，它能夠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影響就業結構，進而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影響。一方面，傳統產業數字化發展提高了生產要素的產出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另一方面，數字經濟伴隨著技術的變革和創新，帶動了新產業的發展，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轉移（王冬梅等，2023）。在第二產業中，工業機器的大規模應用會取代一部分重復性勞動，數字經濟將會進一步釋放第一、第二產業勞動力潛力，促進第三產業勞動力的增長（Mann 和Püttmann，2023）。王開科等（2020）通過建立五部門的投入產出模型，定義了衡量數字經濟對經濟效率影響程度的數字經濟效率系數，得到數字資源普及度的上升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這一結論。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生產效率提高的情況下，假設工資不變，那么勞動收入所得即勞動收入份額將會大大降低，相應的資本所得就會提高?；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4。

H4：生產效率在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中具有調節作用。

四、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長江中游地區經濟活力強，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集聚了關鍵城市和產業，產業豐富多元，地理分布相對均衡，數字經濟對各產業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可能較為明顯。同時，長江中游地區龐大的人口規模進一步提升了該地區樣本的代表性，為研究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提供了更全面的視角。因此，本文以長江中游地區52 個地級市為研究樣本，分析該地區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本文大部分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小部分數據來源于各個省份的統計年鑒。本文對數據做如下處理：對于缺失數據運用插值法進行補充；對于絕對數據進行取對數處理和標準化處理，目的是減小誤差、排除量綱的影響。為了排除價格因素的影響，特別對各個地區的GDP 數據進行平減處理。

（二）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抑制作用，本文構建相應的面板基準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具體模型見式（1）。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時間，α0為截距項。lsit表示第i個城市第t年的勞動收入份額，digit為第i個城市第t年的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xij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

為探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勞動收入份額的邊際效應差異，本文構建分位數回歸模型。具體模型見式（2）。

模型（2）中增加了下標符號|τ表示分位數，用于對不同的樣本進行分割。本文主要考慮勞動收入份額在0.25、0.5 和0.75 分位數水平下的影響效應，設定τ∈{0.25，0.5，0.75}。其他與模型（1）一致。

為了進一步檢驗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機制，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機制變量——生產效率，以及其和解釋變量的交互項，建立機制檢驗模型。具體模型見式（3）。

在式（3）中，lpit代表生產效率。如果估計結果β2顯著為負，那么機制檢驗的假設成立。

（三）變量選擇

1.勞動收入份額

勞動收入份額的核算方式是用在崗職工工資總額，即勞動所得，除以調整后的生產總值。本文繼續借鑒已有經驗，采用每個城市在崗職工工資總額/城市地區GDP 的方法衡量總體勞動收入份額大小。此外，由于數字經濟對不同產業的影響效應不同，本文對各產業勞動收入份額進行計算，三大產業勞動收入份額的計算方式見式（4）。

其中，lsk代表第k產業勞動收入份額，wk代表第k產業職工平均工資額，nk代表第k產業單位就業人員數，GDP為地區生產總值。

2.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

目前仍然沒有統一的數字經濟測算標準，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熵值法得到每個城市的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具體指標體系和指標權重見表1。

3.生產效率

本文采用各城市生產總值除以該地區單位從業人員數量的方法衡量生產效率。

表 1 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4.控制變量

本文主要選取金融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教育水平、產業結構和稅負水平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其中，金融發展水平采用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采用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教育水平用各高校在校生人數來表示；產業結構選用產業高級化指標，即第三產業GDP 與第二產業GDP 的比值來衡量；稅負水平采用稅收收入與當地GDP 的比值來確定。具體變量說明見表2。

五、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3 展示了模型（1）的基準回歸結果。本文通過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方式進行檢驗，探究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

表 2 變量定義與說明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表 4 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3 中列（1）為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證明在樣本范圍內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對勞動收入份額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列（2）—（5）展示了逐步加入金融發展水平（fin）、對外開放程度（ope）、教育水平（edu）、產業結構（ind）和稅負水平（bur）的回歸結果，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的回歸系數始終為負，并通過了至少5%的顯著性檢驗，進一步證明了假設H1。就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而言，金融發展水平對勞動收入份額表現出促進作用，這是因為金融行業的發展擴大了企業規模，使其對勞動力的需求有所增加，從而提高勞動收入占GDP 的比重；對外開放程度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抑制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對外開放促進了資本的流通，導致勞動者生產要素的投入進一步降低；產業結構趨于合理化和高級化時勞動收入份額將會出現下降趨勢，這是因為產業結構會顯著影響勞動力結構，具體體現為技術人才的增加人數無法抵消較低水平勞動者的縮減人數，從而使得勞動所得占GDP 的比重大幅減小。

（二）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上述基準回歸結果的準確性，本文分別通過替換解釋變量、改變模型估計方法、選取工具變量法來做進一步穩健性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4。

首先，本文替換解釋變量，在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中加入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重新計算數字經濟綜合評價得分，然后將測算得出的新的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dig1）代入基準回歸模型做進一步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4 列（1）所示，可以看出，替換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其次，本文改變模型估計方法，分別采用隨機效應—極大似然估計和隨機效應—可行廣義最小二乘估計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分別如表4 列（2）、（3）所示，可以看到，無論采用何種模型估計方法進行回歸，核心解釋變量的檢驗結果均未發生改變，證明了結論的穩健性。

最后，為了消除反向因果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選取滯后一期的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和滯后一期的移動電話用戶數作為工具變量，這兩個工具變量能夠很好地代表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同時不受當期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符合工具變量選取要求。工具變量法的檢驗結果如表4 列（4）所示，解釋變量的系數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排除掉內生性因素影響，數字經濟依然能夠顯著影響勞動收入份額。

綜合三種穩健性檢驗結果可以認為，基準回歸結果可信，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抑制勞動收入份額的增長，假設H1 依然成立。

（三）產業異質性分析

本文針對不同產業的勞動收入份額進行異質性分析，具體結果如表5 所示。從列（1）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第一產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抑制作用不顯著，可以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將不會對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造成影響。列（2）所示為數字經濟對第二產業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結果，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的估計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第二產業以加工制造為主，包括采礦業、制造業等，數字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明顯，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顯著抑制勞動收入份額的增長。列（3）顯示了數字經濟對第三產業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結果，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第三產業勞動收入份額有顯著的抑制效應，且這一抑制效應較第二產業更大。數字技術的引入通常使得生產和服務過程更為高效，降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在第三產業中，例如金融、咨詢、零售等領域，數字化的工具和智能系統能夠替代一部分人工勞動，導致該領域的勞動收入份額相對受到抑制。與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更易受到數字經濟的沖擊，這是因為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更多地依賴專業知識和技能，較低水平勞動者更易被淘汰，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現象。

表5 分產業異質性分析結果

為進一步驗證以上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對以上3 組子樣本兩兩組合來進行Chow 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6 所示。列（1）—（3）分別檢驗了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組間回歸系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檢驗結果顯示，p=0.000，小于0.05，均拒絕原假設，可以認為3 組子樣本的回歸系數存在顯著差異，證明了數字經濟對不同產業勞動收入份額影響的異質性。

表6 Chow 檢驗結果

（四）邊際效應分析

根據理論分析，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可能存在邊際效應差異，因此本文構建分位數回歸模型對其進行檢驗，具體結果如表7 所示。列（1）—（3）依次代表勞動收入份額在0.25、0.50 和0.75分位點的回歸結果。數字經濟綜合評價指數對勞動收入份額在所有分位點上都表現為抑制作用，并且呈現邊際遞增的影響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隨著勞動人口的增加和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勞動生產要素過于飽和，一旦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將快速替代一部分勞動力，降低勞動收入份額。當勞動收入份額處在一個較低水平時，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較弱，勞動收入份額不會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做出快速、明顯的變動。

表7 分位數檢驗結果

表 8 機制檢驗結果

（五）作用機制檢驗

關于作用機制的檢驗方法，現有文獻大多采用中介效應模型來進行實證檢驗，這種方法存在一定缺陷，結果往往難以使人信服。因此，本文借鑒王桂軍和張輝（2020）的機制檢驗方法，將機制變量生產效率（lp）以及其與核心解釋變量的交互項（dig×lp）加入基準回歸模型，通過觀察dig×lp的估計系數來檢驗作用機制是否成立。具體檢驗結果見表8。

由表8 可知，交互項dig×lp的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生產效率在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中起到了負向調節作用，即生產效率越高，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抑制作用越強。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理論機制分析的基礎上，選取長江中游地區52 個城市2011—2021 年城市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具體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長江中游地區勞動收入份額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這一結果通過了穩健性檢驗。第二，產業異質性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三大產業的影響效應存在較大差異。數字經濟對第一產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不顯著，對第二和第三產業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第三產業的抑制效應要高于第二產業。第三，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邊際效應呈遞增趨勢，即當勞動收入份額越高時，數字經濟對其的抑制作用越明顯。第四，生產效率在數字經濟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中起到了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生產效率越高，負向調節作用越大。

針對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從政府角度來說，一是制定靈活就業政策，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和勞動力需求，同時加快配套法律法規的制定，增加就業支持，對勞動者權益予以明確和保障。二是推動數字教育計劃。一方面，改革學校課程，引入數字技能培訓，確保學生在校期間獲得實用的數字化知識，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同時強調跨學科培訓，使人才具備多方面的技能，能夠適應數字經濟中不同領域的需求。另一方面，為社會公眾提供在線學習資源，包括免費課程和培訓，并加強宣傳，降低勞動者學習數字技能的門檻。三是針對不同產業制定特色發展型戰略。對于第一產業，鑒于其勞動收入份額較高，應在推動數字化農業技術、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保障農業從業者的利益。政府可提供財政支持，鼓勵農民參與農產品加工業，將原始農產品加工成有附加值的成品，拓寬農業收入渠道。對于第二、第三產業，在提供從業者技能培訓之外，還可以通過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創新項目，幫助第二、第三產業企業擴大業務范圍，增加就業機會，進而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從企業角度來說，一是做好員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員工與崗位的適配度，并根據企業自身特征和需求靈活調整人力資源配置，緩解因技能不匹配而導致的大批量失業問題，并推動企業人力資本升級，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內生動能。二是與高校合作，建立創新型人才培訓計劃，針對性培養具備創新能力和專業技術的人才，滿足企業未來發展需求。三是簽訂靈活的勞動合同，打造彈性的數字經濟領域雇傭關系，以適應行業的快速變化。

從勞動者本身來說，勞動者應努力適應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變化，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一方面，應積極進行數字知識和技能學習，包括但不限于數據分析、編程、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知識，使自己更具競爭力，并在數字化的工作場景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要認清當前各行各業發展現狀，避免從眾心理，通過了解各領域就業機會，緊跟新興行業發展趨勢，從而根據自身情況做出明智的職業決策，以更好地應對未來職業發展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