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標下碳減排效應的提升路徑
——基于fsQCA 方法的組態效應研究

張建剛 馬原野

一、引言

工業革命推動了科技進步，提高了生產力水平，但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全球氣候變暖造成的氣候危機逐漸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關注的焦點。如何降碳減排、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各國近年來環境治理的關注焦點（王小翠，2018）。

為了發展低碳經濟，實現全球性碳減排的目標，2014 年，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九次峰會第二階段會議講話中指出“中方計劃2030 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20 年9月，在第75 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習近平主席向世界作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鄭重承諾，進一步表明了中國追求“凈零排放”、堅定不移地走低碳發展之路的決心。為了完成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雙重目標，我國開始探索碳減排的有效路徑，借鑒歐盟經驗建立碳市場是其中一項重要舉措。 2011 年，我國確定在北京等7 個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歷經多年的發展，建設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已經逐漸成為我國應對碳減排任務的重要政策工具。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陸續發布有關碳達峰、碳中和、節能減排的實施方案與意見，推動“雙碳”工作取得良好開局和積極成效。2020 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 年下降48.4%，超額完成第一階段國家自主貢獻承諾。

由此可見，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碳減排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那么，在新的發展階段，有哪些因素能夠發揮作用，進而提升碳減排效應呢？本文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發現較多學者關注單因素或雙因素對碳減排效應的影響，少有學者從整體出發，研究碳減排效應的提升路徑，主要難點在于研究方法的選擇。吳茵茵等（2021）運用DID 方法研究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碳交易市場自有的激勵機制，認為二者通過協同作用實現碳減排。楊莉莎等（2019）則通過分解分析框架探討影響碳排放量的相關因素，通過計算各因素的碳排放變動效應，得出技術提升將會有效促進碳減排的結論。

本文選擇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法，該方法的優勢在于其擅長處理復雜變量之間的多重關系，可以完整地解讀案例?；诖?，本文從組態視角出發，圍繞碳減排效應提升路徑這一議題，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從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人口密度、技術進步、能源強度、碳交易試點等六個維度對我國30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含港澳臺和西藏）進行組態分析，通過刻畫引起碳排放的組態路徑，揭示碳減排效應提升的內在機理。本文將擴展碳減排效應提升的研究邊界，為我國“雙碳”目標的實現提供有益借鑒。

二、文獻綜述

本文從碳減排效應的實現路徑和研究方法兩個角度對現有研究進行梳理。

在碳減排效應的實現路徑方面，多數學者從碳排放權交易、低碳城市試點出發，探究其作用機制。就碳排放權交易而言，Addis（2015）認為碳交易作為一種市場機制，通過交易“碳信用”的方式達到減排的效果，并且能夠帶來一定的經濟收益。劉傳明等（2019）認為碳排放權交易對碳排放權的出售方和購買方有著不同的作用，二者通過不同的效應機制共同實現碳減排。王勇和趙晗（2019）肯定了碳交易試點的作用，認為碳交易試點的建立讓我國各省市的碳排放效率差距逐漸增大。如何協同推進全國范圍內碳減排效率的提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Bridge 等（2020）對碳金融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強調了金融在碳減排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薛飛和周民良（2021）認為以碳市場規模為著力點，通過擴大碳交易市場的規模能有效減少試點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就低碳城市試點而言，禹湘等（2020）將低碳試點城市分為低碳成熟型、低碳成長型、低碳后發型三種，有針對性地分析了不同類型城市實現碳減排的最有效路徑，提出要精準施政。蘇濤永等（2022）認為低碳城市試點和創新型城市試點共同發揮作用，助力碳減排。Huo 等（2022）認為試點城市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低碳技術研發等方式實現減排，為政府進一步推進低碳城市建設政策提供了實例和數據支持。此外，Yang 等（2021）則考慮到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的復雜性和動態性，基于系統動力學建立多層次SD 模型，綜合分析能源相關碳排放與社會、經濟、能源和碳排放等因素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GDP、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對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有顯著影響，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而工業能源強度的影響則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采取模型構建或實證的方式來分析各因素提升碳減排效率的作用。Li 等（2020）使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碳排放交易對建設用地碳排放強度（CEICL）的影響，提出從發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調整碳配額和交易價格機制、優化區域產業結構、改善能源消費結構等角度推進區域碳減排發展。王超和楊寶臣（2021）基于Diebold-Yilmaz 模型，研究歐盟碳交易體系與湖北省碳交易體系的異同點，認為我國通過加快碳金融產品創新可以有效推動碳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充分發揮金融支持碳減排的作用。趙昕等（2018）則構建了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三方的博弈模型，研究影響碳金融市場發展的因素以及減排路徑。目前也有部分學者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究了我國碳減排實現路徑。李慧和涂家豪（2020）將分析框架與fsQCA方法結合，分析歸納了影響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的多元化因素組態。黃秀蓮（2022）運用fsQCA 方法分析了我國低碳發展的三條路徑，提出了中國式降碳“三步走”的策略。孫秀梅和閆肅（2023）基于TOE 理論框架，運用fsQCA 方法，為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資源型城市實現低碳轉型提供了政策建議。以上學者分別運用fsQCA 方法研究了因素組態，并認為應該分階段實施降碳減排策略。

綜上所述，現有關于碳減排效應的研究大多數集中在碳排放權交易對減排效應的提升方面，近年來鮮有文獻通過組態分析的方法探究碳減排效應的內在機理與提升路徑。相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如下：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當下國內碳減排快速發展的大背景，抓住碳減排效應這一重要指標，運用fsQCA 方法進行組態分析，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其提升路徑。指標選取上，本文選取碳交易試點作為條件變量納入組態分析，以虛擬變量的形式表示政策試點對于碳減排效應的影響。研究結論上，本文的定性分析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現有研究發現的一些相似之處，例如任意因素不能單獨驅動碳減排效應的提升，這體現出多方聯合、協同處理對于提升碳減排效應的重要性，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選取

本文選擇fsQCA 方法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要揭示碳減排效應的提升路徑，只單獨分析或者兩兩分析各影響因素的作用效果是遠遠不夠的。fsQCA 方法區別于傳統的單因素、多因素分析，認為各影響因素具有多重組合關系。因此，fsQCA 方法更適合從整體出發來探究諸多因素對碳減排效應的作用機制。二是各地方政府在進行碳減排時主要關注的條件以及作出的決策可能會有所不同。fsQCA 方法的優勢在于可以分析不同背景下的條件組態，并且結果互不沖突。因此，相較于傳統的分析方法，fsQCA 方法更適用于碳減排效應提升路徑問題的研究。

（二）指標選取

1.結果變量

參照吳茵茵等（2021）的做法，選取二氧化碳排放量（carbon）這一指標來衡量碳減排效應。根據全球實時碳數據（Carbon Monitor）的碳排放檢測方法，分析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占比情況，可以發現發電、工業生產占據了絕大部分的碳排放比重，而二者都離不開化石燃料的燃燒，由此可見化石燃料燃燒是最主要的碳源。因此本文根據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方法，參考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中Shan 等（2020）、Guan 等（2021）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模型設計，提出如下計算公式：

式（1）中，carbon代表二氧化碳排放量，i代表IPCC 規定的七種化石燃料，C代表碳排放系數，E代表燃料消耗量，N代表平均低位發熱量。

2.條件變量

（1）經濟發展水平。其對于二氧化碳排放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生產規模的擴大會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是技術水平的提高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本文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用rgdp表示。

（2）產業結構。工業生產、發電會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工業屬于第二產業，因此本文使用第二產業增加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用indu表示。

（3）人口密度。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人口的集聚程度提高，會在日常生活中間接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本文采用年末人口總數與省級行政區的陸地面積的比值來衡量，用popu表示。

（4）技術進步。先進的技術可以提高化石能源的燃燒效率，技術創新能夠幫助企業實現生產的減能耗和減排。本文參照劉傳明等（2019）的做法，用技術市場成交額來表示技術進步，用tech表示。

（5）能源強度。能源強度反映了完成一定的經濟增長需要消耗多少能源。本文參考王勇和趙晗（2019）的做法，用能源消費量和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能源強度，用ener表示。能源強度越低，能源效率越高，意味著碳減排效率越高。

（6）碳交易試點。本文參照曾詩鴻等（2022）的做法將設有碳交易試點的省份定為1，未設試點的省份定為0，用pilot表示。

（三）數據來源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省級行政區的陸地面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第二產業增加值、地區生產總值、年末人口總數、技術市場成交額、能源消費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通過EPS 數據庫手工整理得到。相較于其他數據庫，CEADs 中關于省級碳排放的數據更加符合我國國情，且經過多年的修訂，精確度顯著提高。該數據庫團隊于2021年在Earth's Future發布了最新核算的中國2014—2019 年省級能源與二氧化碳排放清單，考慮到我國碳減排日趨成熟，本文依據數據可得性的原則選取了距今最近的2019 年中國30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含港澳臺和西藏）的相關數據作為研究案例。

（四）數據校準

本文參考現有的運用fsQCA 方法的主流研究，結合所選案例的現實情況，選用直接校準法將各條件和結果數據按照校準規則轉換為模糊集隸屬分數。而現有的校準原則中，杜運周和賈良定（2017）提出的校準原則為廣大學者認可。因此本文參照他們的研究，遵循錨點選定的透明性和合理性原則，最終確定結果變量和條件變量的完全隸屬點、交叉隸屬點、完全不隸屬點的校準標準分別為0.95 分位點、0.5 分位點、0.05 分位點。在完成校準后，需要將所有顯示0.5 的值手動更改為0.501。結果變量和各條件變量的具體校準信息如表1 所示。

四、數據分析與實證結果

（一）必要性分析

fsQCA 方法要求在進行充分性分析之前，先完成必要性分析，即驗證單一條件能否構成碳減排效應發生的必要條件。根據Ragin 和Fiss（2008）的研究，當某一個條件變量總在結果變量存在時出現，那么此時該條件就成為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參考相關文獻，本文選用一致性分數作為檢測必要條件是否存在的標準：一致性分數大于0.75 時，認為存在因果關系；一致性分數大于0.9時，判定該條件是結果的必要條件。碳減排效應和非碳減排效應的必要性分析結果見表2。如表2 所示，所有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分數均小于0.9，可以認為不存在影響碳減排效應的必要條件。

（二）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的目的是揭示由多個不同條件組成的各類組態所產生結果的充分性。一致性水平是組態分析過程中重要的衡量指標，但與必要性分析不同的是，充分性分析的一致性判定標準并不統一。本文在對比各項標準之后，最終根據Schneider 和Wagemann（2013）的研究，確定充分性分析的一致性水平應該大于或等于0.75 的標準。

充分性分析中的另一個重要設定是案例閾值，其值應根據樣本的數量來確定。張明等（2019）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各項研究要結合案例數量及其在真值表中的分布來綜合確定案例閾值：如果所選案例數量較少，屬于中小樣本的范圍，案例閾值應設為1；對于大樣本，案例閾值應大于1。經過分析對比，本文確定的案例閾值為1，一致性閾值為0.80，涵蓋30 個案例。

表 1 條件和結果的校準

表 2 必要條件分析結果

經過完善真值表和標準分析，可以得到各個條件對碳減排效應的組態分析結果。參考Fiss（2011）的做法，將結果繪制為表3。通過觀察可知，6 種組態的單個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標準0.75，符合充分性分析中一致性水平的原則。除此之外，總體解的一致性水平為0.831，覆蓋度為0.723，均符合要求。

表 3 碳減排效應的組態分析結果

圖1—圖3 分別展示了使用Stata17 軟件、R語言繪制的部分組態散點圖。組態1 為技術推動路徑，表明技術進步作為唯一的核心條件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而碳交易試點規模的擴大則作為輔助條件存在，發揮了輔助作用。這意味著當技術進步存在時，其他條件對于碳減排效應的影響不大，技術進步能夠有效破除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大等客觀條件對地方政府提升碳減排效應的制約。組態1 呈現出的一致性水平為0.928，唯一覆蓋度為0.036，原始覆蓋度為0.338。該路徑能夠解釋約33.8%的碳減排案例。如圖1 所示，約3.6%的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

圖1 組態1 的解釋案例

組態2 為“產業驅動+人口拉動”路徑。在組態2 中，產業結構和人口密度條件的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碳交易試點規模的擴大發揮了邊緣作用。在工業化階段，第二產業在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主導作用，而大多數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之后又進行了產業結構升級，將國民經濟發展的著力點逐步轉向以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從各國歷年的碳排放數據來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將會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為此，我國頒布了《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并進行多次修改調整，目前已在產業結構調整領域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適度合理的人口密度也是促進碳減排的關鍵，我國人口密度呈現出東密西疏的特點，東部沿海地區又是發展的重點和先鋒，因此省際之間合理的人才引進政策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合理布局人才轉移，才能進一步實現多地區共同發展。綜合來看，產業結構升級和人口密度調整都是全局性的影響因素，需要整體規劃，協同發展。組態2 呈現出的一致性水平為0.883，唯一覆蓋度為0.048，原始覆蓋度為0.352，該路徑能夠解釋約35.2%的碳減排案例。如圖2 所示，約4.8%的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

圖2 組態2、組態5 的解釋案例

組態3 為產能驅動路徑。在組態3 中，產業結構和能源強度條件的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碳交易試點規模的擴大發揮了邊緣作用。能源的利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發展與環境規制之間的平衡，通過較少的能源消耗換取較大的經濟收益一直是我國努力的方向。能源效率的提高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新能源技術的發展，二是開發高效的化石能源燃燒技術。它們共同促進碳減排效應的提升。組態3 呈現出的一致性水平為0.846，唯一覆蓋度為0.098，原始覆蓋度為0.360，該路徑能夠解釋約36.0%的碳減排案例。如圖3 所示，約9.8%的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

圖3 組態3 的解釋案例

組態4①為“人口+技術+能源”驅動路徑。在組態4 中，人口密度、技術進步和能源強度條件的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碳交易試點規模的擴大發揮了邊緣作用。組態4 呈現出的一致性水平為0.901，唯一覆蓋度為0.006，原始覆蓋度為0.261，該路徑能夠解釋約26.1%的碳減排案例。

組態5 為“產業+人口”驅動路徑。在組態5 中，產業結構、人口密度條件的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經濟發展水平、技術進步和碳交易試點規模的擴大發揮了邊緣作用。組態5 呈現出的一致性水平為0.973，唯一覆蓋度為0.101，原始覆蓋度為0.443，該路徑能夠解釋約44.3%的碳減排案例。參照陶克濤等（2021）的做法，由于組態5的核心條件與組態2 一致，二者共用同一個散點圖。如圖2 所示，約10.1%的案例能被這條路徑所解釋。

組態6 為“產業+技術+能源”推動路徑。在組態6 中，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能源強度條件的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經濟發展水平和碳交易試點規模的擴大發揮了邊緣作用。組態6 呈現出的一致性水平為0.953，唯一覆蓋度為0.017，原始覆蓋度為0.264，該路徑能夠解釋約26.4%的碳減排案例。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通過調整一致性水平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將一致性水平由0.8 依次上升至0.81、0.82、0.83，發現包括組態數量、覆蓋度、一致性水平等指標在內的分析結果均無明顯變化，證明研究結論穩健。具體檢驗結果見表4、表5。

（四）碳減排效應提升路徑區域異質性研究

我國不同地區在地理環境、資源稟賦、人才引進政策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可能導致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人口密度、技術進步、能源強度、碳交易試點這六大因素對碳減排效應的提升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本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對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劃分②，將各地區碳減排效應的條件組態進行分組比較分析，進一步探索不同地區之間各影響因素作用于碳減排效應提升的異質性，具體情況見表6。

從表6 中可以看出，我國東部地區碳減排效應存在三種組態。組態A 表明，即使在人口密度較大、技術水平較低的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作為核心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和碳交易試點作為輔助條件也能驅動碳減排效應的提升。組態B 表明，即使能源效率較低，產業結構升級作為核心條件，人口密度、技術進步和碳交易試點作為輔助條件也能有效提升碳減排效應。組態C 表明，即使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產業結構升級作為核心條件，人口密度、技術進步和碳交易試點作為輔助條件也能有效提升碳減排效應。我國東部地區相對其他地區而言經濟更為發達，具有較好的基礎條件，更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轉型調整，而且在三種組態中，產業結構都是核心條件。由此可見，進一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是東部地區各大省份未來碳減排工作的重點。

表 4 中間解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 5 簡單解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 6 分地域碳減排效應組態分析結果

中部地區碳減排效應提升只有一條組態路徑，在組態D 中，產業結構和人口密度作為核心條件出現，能源強度和碳交易試點作為輔助條件出現。我國中部地區靠近東部發達省份，在地理位置上相對于西部地區有一定的優勢，有利于獲得東部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的紅利，從而能夠快速調整本地區的產業結構。此外，中部地區資源豐富，大規模城市較多，便于人才引進，但同時也需警惕大密度人口產生的生活碳排放。因此，中部地區各省份要在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注意發揮人口密度的優勢，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合理規劃人口密度，并著力減少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

西部地區碳減排效應提升存在三條組態路徑。組態E 表明，人口密度和技術進步作為核心條件，碳交易試點作為輔助條件會提升碳減排效應。組態F 表明，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核心條件出現，能源強度和碳交易試點作為輔助條件出現。組態G表明，人口密度和技術進步作為核心條件出現，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碳交易試點作為輔助條件出現。相較其他地區，西部地區發展受限較多，經濟基礎較為薄弱，其應該充分發揮后發優勢，通過優惠政策引進高素質人才，加快與中東部地區的技術轉移，并進一步加大生產技術方面的投入，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碳減排效應的提升。

東北地區碳減排效應提升有兩種組態。組態H中，能源強度作為核心也是唯一要素出現。組態I中，能源強度作為核心要素出現，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人口密度和技術進步作為輔助條件出現。東北地區作為我國的老工業基地，基礎實力雄厚，但近些年來我國處于產業結構轉型時期，傳統的重工業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較為嚴重，是東北地區在經濟發展和碳減排效應提升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東北地區要以降低能源強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為主要發力點，這樣才能更好地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為推進碳減排工作邁出更為堅實的一步。

經過對比分析，可發現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碳減排效應的提升路徑存在異質性。各地區需因地制宜，圍繞本地區的核心驅動因素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從而進一步推進碳減排工作。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運用fsQCA 方法對我國30 個省份的碳減排效應進行組態分析，探究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人口密度、技術進步、能源強度和碳交易試點六大因素對碳減排效應的作用機制以及驅動路徑，得出影響碳減排效應的核心條件及輔助條件。具體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經過必要性分析，本文發現各類影響因素都不能單獨作為碳減排效應的必要條件，說明某一個要素并不能構成限制碳減排效應提升的約束條件。

第二，經過充分性分析，本文發現了提升碳減排效應的六條驅動路徑，同時通過組態分析表，發現任一因素都不能單獨驅動碳減排效應的提升。其中，除組態1 只有技術進步一個核心條件外，其余組態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核心條件。此外，對案例解釋程度最好的是組態5，在該組態中產業結構、人口密度是核心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技術進步和碳交易試點是輔助條件。由此可見，碳減排效應提升是多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

第三，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建設、資源豐富程度都各不相同，在碳減排效應提升路徑上有著明顯的異質性。影響東部地區碳減排效應的核心條件是產業結構升級，影響中部地區碳減排效應的核心條件是產業結構和人口密度，影響西部地區碳減排效應的核心條件是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和技術進步，影響東北地區碳減排效應的核心條件是能源強度。

（二）政策建議

第一，各地方政府應注意加強各影響因素之間的協同配合，盡量避免單線作戰，要根據自身區域條件和資源稟賦，從整體出發，考慮多重條件的聯合發力，有針對性地制定提升碳減排效應的政策。

第二，參照只有一個核心條件的組態1 和對案例解釋程度最好的組態5，未來碳減排效應提升應以加快技術進步、調整產業結構、控制人口密度為重點，同時也要關注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和建設碳交易試點對碳減排效應的影響，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側重。

第三，各省市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明確自身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儲備等方面的優劣勢，選擇合適的路徑和更具針對性的措施，提高碳減排效應。東部地區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加快高碳排放行業轉型升級；中部地區要加快落實人才發展戰略，進一步優化人力資源結構，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使城市人口密度保持在合理區間；西部地區要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繼續引進先進技術，加強新能源技術創新工作；東北地區要合理調整能源結構，倡導企業利用高能效設備，推進重點行業和重要領域綠色化改造，實現能源低碳高效利用。因地制宜的差異化舉措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各地區碳減排能力均衡全面提升，進而推動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注釋：

① 組態4 和組態6 的核心條件有三個，應采用四維圖形，故沒有展示。

② 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