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精神及其時代傳承研究

金棪 段穎惠

【摘要】延安精神體現在延安時期黨的各項工作中，新聞宣傳領域也不例外。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宣傳事業上所體現的延安精神主要包括：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精神；堅守黨性原則，服務革命實踐的擔當精神；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敬業精神；牢記宣傳使命，艱苦奮斗的拼搏精神；貼近宣傳對象，善于開拓的創新精神等。這些都成為黨在新聞宣傳領域的優良傳統和寶貴財富，對新時代黨的新聞宣傳事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鍵詞】延安時期|新聞宣傳|延安精神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事業從理論到實踐的成熟期。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宣傳在總體規模、結構、內容、業務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發展，為此后黨的新聞宣傳事業的深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黨在新聞宣傳領域的工作風格和理論原則，這些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財富。延安時期新聞宣傳工作雖有其特殊的時代語境，但繼承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精神，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宣傳事業助力，發揚延安精神加強新時代黨的新聞宣傳領域的建設，對黨領導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的傳承意義。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宣傳的延安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精神

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本身就是普及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重要宣傳手段和組織手段。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表現在新聞宣傳領域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聞宣傳思想。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就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創辦黨報、黨刊的實踐產生了直接影響。中國共產黨“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照錄了共產國際關于無產階級報刊黨性原則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報刊其首要任務是宣傳和組織群眾等，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孕育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和黨報理論，這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延安時期毛澤東黨報思想的創新和貢獻，不僅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對黨報性質與使命的認識，而且成功將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逐步中國化。

延安時期在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堅持延安精神的新聞真實性原則。以毛澤東同志《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為例，在《晉綏日報》中，當時報社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剛剛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以及報刊業務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懂得報刊業務和群眾工作的有機結合[1]。針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情況，報社一方面組織他們在辦報實踐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學習新聞理論和報紙業務，學習各種文化科學知識以提高他們的理論水平、文化素質與業務能力；另一方面組織他們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參加生產勞動、支援前線、整黨等各項實際工作，讓他們在群眾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改造立場觀點，轉變思想感情，增長知識才干。造就了一支精干的具有革命信仰、政治水平及業務能力的新聞工作隊伍。

二、堅持黨性原則，服務于革命實踐，明確辦報宗旨的擔當精神

延安時期的新聞宣傳工作，鮮明地體現了講政治、講黨性的原則。從思想層面上看，在延安這段時間里，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黨報的思想與體制逐步走向成熟。中共中央對每一位報紙工作者都提出了這樣的要求：要堅守黨性，要聽從黨的指揮，要有很強的政治意識，要有良好的政治素養，要有一份為人民、為中國革命的實際工作的報紙[2]。

延安時期的新聞宣傳工作，就是在黨的領導之下為中國革命事業服務的。這種領導既包括政治上、思想上的領導，也包括組織上、業務上的領導。黨領導下的新聞宣傳機關制定的宣傳計劃和報道要點，撰寫的重要社論和新聞稿件，都及時向相關領導和宣傳部送審。宣傳中涉及的一些重要政策問題也及時匯報請示。報社派駐各地的記者和臨時外出采訪的人員，也注意與當地黨組織加強聯系，接受當地黨組織的領導。報社的各級通訊組織直接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報紙的交通發行人員要直接向所在的黨政機關負責。這些必要的組織原則和紀律制度，有效地保證了黨對整個新聞宣傳工作的具體領導和監督，使宣傳工作的各個方面沿著黨所指引的正確道路健康發展，服務于黨的革命事業大局。

三、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敬業精神

延安時期新聞宣傳工作中密切聯系群眾的具體表現是群眾辦報工作的開展。延安時期依靠群眾辦報拓展了黨的新聞宣傳的路徑，它不僅是全黨辦報的補充性體系，更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新聞宣傳領域的表現。延安時期，報社不僅在記者工作、編輯工作中充分走群眾路線，而且把群眾的支持和監督當作辦好報紙的強大動力。

延安人民報刊的發展，經歷過從為人民辦刊到人民自主辦報階段，既要讓報紙工作人員深入到人民中，挖掘新聞宣傳的消息來源，又要讓人民自己親身參與到辦報的實踐中，最終形成群眾辦報理論。全黨辦報和群眾辦報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這駕馬車上的兩個車輪，它們相得益彰，相互依存，顧此失彼，厚此薄彼，都是有害的”[2]。 群眾辦報讓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更進一步，體現了延安時期黨走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為馬克思主義深入群眾思想創造了具有實踐意義的方式，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所進行的重要創舉，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開展群眾工作的產物。

四、牢記黨的任務使命，矢志不移、艱苦奮斗的拼搏精神

延安時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為了完成新聞宣傳的中心任務，全黨同志發揚了艱苦奮斗、拼搏向上的精神。中共中央在1939年發表《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自中央局起，直至各省委、各地區黨委，直至各地區的相對獨立的地委、縣政府，都要發行當地的報刊。黨委和宣傳部都要把地方報紙的編輯出版發行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中央局，分局，地區黨委；而我們的省委，則利用一切手段，在各地發行自己的報刊，印制中央的報刊和圖書”[3]。在當時艱難的環境下，創建了報紙、雜志等媒介，并利用這些媒介來宣傳黨的理論思想、擴大社會影響面、密切聯系群眾等，全黨發揚了艱苦奮斗的拼搏精神，即使沒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為自己的工作創造條件，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務。隨后的1941年根據《關于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總體表達“延安群眾必須聽電臺”[4]。為了中心任務，黨中央對報刊工作進行了部署并提出了要求，第一個反應就是新聞事業的改革?！吨泄仓醒胄麄鞑繛楦脑禳h報的通知》在1942年發布主要說：“報紙是我們黨進行宣傳和動員工作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它每日接觸和影響著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所以我們黨的一項工作，就是要搞好它”[5]。延安時期的新聞工作者，在報刊的創辦、編輯、排版、校對、印刷、發行等工作中，無不是與艱苦的條件作斗爭，在極度困苦之中創造條件，以頑強的意志、堅定的信念，發揚拼搏向上的精神，不怕吃苦，為了黨的中心任務而努力奮斗。

五、開拓新聞宣傳方式，有效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創新精神

延安時期，在根據地物資匱乏，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共產黨通過創辦出版社，建立印刷廠，籌辦新華書店等方式，大力發展了無產階級的出版事業；拓展發行渠道，逐步形成了編輯、印刷、發行三方齊頭并進的良好局面[6]。

延安時期，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各個根據地的報刊媒體大量涌現，為了有效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各級新聞工作者不斷開拓創新，拓展新聞宣傳方式和路徑。為了把黨的精神和指示更好地傳達給群眾，在《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里，就提出要把宣傳工作搞得通俗化、大眾化和民族化，使各類宣傳資料盡可能地鮮活起來，尤其要重視戲曲演唱等方面的工作[7]。

在當時，專業新聞從業者是極其缺乏的，所以工農通訊員事業便被各類報刊作為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在黨的早期，工農新聞工作者從分散和秘密的小股新聞工作者，發展到現在聲勢浩大的新聞工作者隊伍。如從抗戰勝利的3萬名通訊員到三年后僅華中解放區就有4.6萬多通訊員，而且每月平均3萬余篇投稿[8-9]。依靠廣大的基層通訊員隊伍的創造性建設，黨在延安時期的艱苦環境中有效地聯系了廣大群眾，推進了新聞宣傳事業發展。

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精神的主要內涵——實事求是，新聞真實性的科學精神；堅守黨性原則，服務革命實踐的擔當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敬業精神；牢記使命，艱苦奮斗的拼搏精神；貼近宣傳對象，善于開拓的創新精神，是延安時期新聞宣傳事業成功的重要精神力量。

這種寶貴的思想資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宣傳思想的傳承，它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聞工作相融合，并在新聞宣傳工作中煥發出了生機。從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精神中汲取與時俱進的思想精髓，對加強新時代黨的新聞宣傳事業建設有所裨益?！斑@是一件關乎國運和國運的大事，也關乎我們黨的執政地位的大事。在新的情況下，如何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既是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又是檢驗我們黨的領導和執政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驗”[10]。

在黨內的各種新聞工作會議上，人們多次提出了對該工作的期望。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月19日，參加了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發表了關于：“最關鍵的是要對宣傳工作進行提升，要把握好時、度、效，增強其魅力和感染力，讓人民群眾喜歡聽、喜歡看、產生共鳴，要充分發揮正面宣傳鼓舞人、激勵人的效果”的講話精神[11]。這是新時期“以人為本”的職業精神的需要。習近平在2016年2月19日主持召開黨的新聞媒體工作座談會，對新聞媒體工作的責任和使命作出了明確指示：“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謬誤、明辨是非，連接中外、溝通世界”[12]。

由此可見，延安時期新聞宣傳領域形成的寶貴財富，在新時代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揚。其中，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履行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使命，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體，拓展對外傳播平臺，希望廣大新聞工作者保持人民情懷等內容，無不蘊含著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精神的光芒。中國軍轉民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235.

[2]朱清河.“群眾辦報”的邏輯起點與未來歸宿[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18（3）：21-27.

[3]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M].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0.

[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99.

[5]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M].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357.

[6]曹國輝.延安時期的出版工作概述[M].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306.

[7]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3.

[8]朱聯營.延安時期中共新聞傳播思想的創新實踐及當代啟示[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8）：41-42.

[9]熊忠輝.群眾辦報：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新聞實踐[J].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8（1）：66-75.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535.

[1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5.

[12]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32.

【基金項目：2020年度陜西省教育廳協同創新中心項目“延安時期青年運動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研究”（20JY068）】

（作者簡介：金棪，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段穎惠，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