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體簡化論到治體新論
——以錢穆政治史學為中心

張 舒

［內容提要］基于對政體簡化論的批判，錢穆的政治史學為超越專制說與非專制說的國史論爭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啟示。治道層面，儒家天命論蘊含了對于萬世一系式君政思維的否定。制度層面，傳統政治呈現出家產制與賢能制的互動，后者構成對專制君主的規約。治人層面，士人并非工具意義上的行政官僚，而是積極能動的政治主體。錢穆的政治史學不僅折射出中國古代政體變遷的復雜面相，而且重構了傳統的治體論域，揭示出由治道、治法與治人三者相維互動的復合結構，在大一統中生成了因革損益式變遷、禮法混合型治理模式。從政體簡化論回向治體傳統，歷史中國可為當代政治發展提供豐厚的政學資源。

中國古代政體是否為君主專制，這一論題百余年來論爭不斷，激發了諸多學術波瀾?！?〕近年來關于這一論題的討論，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論者，參見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 2008 年第4 期。反對質疑論者，參見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 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 2009 年第6 期；黃敏蘭《近年來學界關于民主、專制及傳統文化的討論——兼及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的探討》，《史學月刊》 2012 年第1 期；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 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年第6 期；閻步克《中國傳統政體問題續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2 期。其中，專制說雖能切中傳統政治之弊，但若將數千年中國古代政治均化約理解為君主專制，頗有簡化之嫌，亦會遮蔽歷史中國深厚的公共政治傳統與良政要素。非專制說對此有所糾正。然而，若全然否定中國傳統政治中存在君主專制，則似乎與歷史常識相悖，且在歷史中存在大量反例。為什么對中國古代政體類型的判定會引發經久不息的學術熱議？主要原因在于這一論題既關涉對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的總體認知，更關系對現代政治轉型的深層理解和判定。

在這一論爭中，錢穆先生的政治史學無疑居于重要而特殊的位置。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錢穆對中國古代專制說做出系統回應。由于與學術時風存在較大距離，他的政治史學招致各方批評，其中包括蕭公權、張君勱、徐復觀等學術重鎮，錢氏往往被視為非專制論的主要代表。然而，錢穆雖然對專制論予以持續批判，但若視為對專制論的全然否定，則又不盡然。與其說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論，毋寧說他反對的是其深層蘊含的政體簡化思維。值得深思的是，這一思維即使在非專制論者的史論中亦有所體現。錢穆政治史學的重要價值在于為超越政體簡化論提供啟示線索，進而為理解傳統政治的復雜機理開拓出綜合性理論視域。

一、復雜化政體論域的展開

中國古代專制論的深層思維邏輯是政體簡化論，將復雜悠久的政治經驗化約為某一種支配性政體的展開，更深層面則是將政體視為政治秩序的關鍵樞機。政體簡化論不純是嚴謹的學理論斷，這一思維的形成，與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歷史環境密切相關?！?〕關于對政體簡化論古史敘事在近代中國生成演進的梳理，參見張舒《近代中國思想中的政體簡化論與古史敘事》，《學?！?2017 年第3 期。錢穆有論：“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2〕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引論，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5 頁。十九世紀末，西方政體學說輸入中國，成為當時政治變革的理論依托。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均將變革對象指向清代政制。政體理論的廣泛傳播，對于推翻傳統帝制、推進共和革命、實現共和轉型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民國以后，政體簡化論逐漸沉積為學術思想界的理論命題。在古史敘事層面，如蕭公權所論：“由秦漢到明清二千年間專制政治雖然在效用上好壞不齊，然而本質上卻是始終一貫，并且就大勢上看，由淺趨深，逐漸地增加了程度”，其間雖有對君主的權力限制，然而，“它們的效力事實上并不久遠重大，不足以動搖專制政體的根本”?！?〕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載氏著《憲政與民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45 頁?？梢钥闯?，政體簡化論將中國古代政治認定為質地均勻且程度連續遞增的君主專制政體。而與這一論斷密切相關的是流行的“儒術便利專制說”〔4〕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東方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5 頁。，認為傳統儒家提倡君主專制，或者說為君主專制提供合法性證成。在這類思維作用下，傳統和現代轉型之間出現深刻的政學斷裂，中國政治傳統非但難為政治轉型提供支撐，反而淪為政治發展的歷史重負。

對中國專制政體論說的審慎思考，貫穿了錢穆學思歷程的始終。在《國史大綱》 開篇，錢穆即提出著名論斷，即中國政治傳統不能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之，并倡導對國史的溫情與敬意?！?〕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引論，第5-6 頁。該書可視作對中國古代專制論的系統反駁與回應。通觀錢穆的相關論著，其對政體簡化論的反思歷經前后階段變化，逐漸轉向細密深沉，總體上呈現出雙重交織互動的論證思路：其一，在政體理論層面，批判政體簡化論及其古史敘事；其二，超越政體敘事，復歸中國政學傳統的內在理路，進而達成對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繼承與更新。如晚年錢穆的概括，“理想、人物、制度，乃中國傳統政治最重視之三要項”〔1〕錢穆《晚學盲言》（上），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329 頁。。任鋒依據傳統政學資源，揭示出由治道、治人與治法三類要素構成的治體思維，〔2〕參見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46 頁；任鋒《治體論的思想傳統與現代啟示》，《政治學研究》 2019 年第5 期；任鋒《中國政學傳統中的治體論：基于歷史脈絡的考察》，《學?！?2017 年第5 期。錢穆提出的三要項恰恰對應這三者。

作為西方政治理論的主干，政體學說奠基于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對政體的界定為：“政體可以說是一個城邦的職能組織，由以確定最高統治機構和政權的安排，也由以訂立城邦及其全體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2009 年版，第181 頁。政體理論主要包含政體精神與政體結構兩個方面，前者涉及統治目的，后者則指向統治權力的來源及運行?；谡w精神的公私分野，亞里士多德將政體分為正常政體與變態政體兩大類型。其中，君主政體的變態是僭主政體。而作為君主政體的蛻化變形，君主專制在此約略等同于僭主政制。隨著西方政治模式的歷史演變，政治理論家對君主專制內涵的認知逐漸豐富深化。結合相關研究梳理，〔4〕鄭小威《關于“中國專制論” 的辯論》，鄧小南主編《宋史研究諸層面》，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65-214 頁。君主專制的內涵主要包括：君主權力的恣意、君臣之間的主奴關系、王權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等方面。中西政治傳統在治道理念、政制結構、社會結構與制度變遷等諸多層面存在顯著分野，因而若以專制來概括中國數千年傳統政治，政體概念顯得負擔過重，難以涵括中國傳統政治的多重復雜面相。同理，若將傳統政治全然認定為非專制型，其實僅為政體簡化思維下的逆向表達。

錢穆的政治史學為超越政體簡化思維提供了多重學理啟示。學界存在一種詮釋誤區，即論者往往將錢穆視為主張中國傳統非專制論的主要代表。然而，如若通覽錢穆的諸多學術著作，關于中國古代專制論，他其實并未做出全稱判斷，而更多秉持的是多半否定、部分肯定的學術立場。換言之，他并不否認秦漢以后中國傳統政治在某些朝代或某些時期蛻變為專制政體。這并非其觀點的搖擺或退卻，而是他一貫的學術立論。僅就政體層面而論，錢穆政治史學揭示出中國古代歷經劇烈而深刻的政制變遷，而如若深入探析傳統政體的復雜面相，總體上須廓清三個論題：甲、有別于秦漢以后帝制，先秦政治為王制政體，難以化約為君主專制；乙、秦漢以后政治變遷并非均勻遞增的君主專制，而是存在諸多非專制政治要素；丙、儒家傳統并非君主政體的附屬，在兩者之間存在深刻的張力與互動。

在政體形態上，先秦政制與秦漢以后的傳統政制存在巨大的差異，難以劃歸為君主專制。其中，作為先秦政治的成熟形態，周代政體有別于君主專制，呈現出封建時代有限君主制特征。按史家呂思勉的分析，天道信仰、禮樂典章、封建貴族與國人議政等均構成對周代君主的權力制約?！?〕呂思勉《中國政體制度小史》，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 年版，第26-33 頁。由于受西方政治理論的影響，近代中國的公私觀念出現巨變與重組，〔2〕參見陳來《中國近代以來重公德輕私德的偏向與流弊》，《文史哲》 2020 年第1 期。家及宗族共同體被全然劃入私人領域，而不再具有公共性，并延及對傳統儒學與傳統政治的重估。典型如現代新儒家牟宗三所論：“中國在以前于治道，已進至最高的自覺境界，而政道則始終無辦法?！薄?〕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 頁。質言之，自夏禹傳啟之后，傳統政治進入君主世襲時代。由于牟氏將家天下等同于君主以天下為私產的私家權力占有，因而傳統政治在政體層面便不再具有公共性。錢穆對類似觀點多有駁正，尤其對周代政體公共性多有甚為精微的闡發。如他對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的批評：“只把天下依著家庭的私關系隨宜分割，無當于周初建國之嚴重局勢……至周初君位，頗有立賢之跡象?！薄?〕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第40 頁。在他看來，王國維將周代宗法約同于私家倫理，并以此為框架分析周代政制，屬于一種脫離歷史語境的后視解讀。實際上，殷周之際，面對強敵環伺的政治局勢，周人以宗法禮樂為政治共同體的建構原則，對傳統中國大一統政治規模的維系與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聚合作用。由親親到尊尊，周禮蘊含著超越血緣親族規則的政治公共維度。

在封建禮樂政治的基礎上，周人在關乎政治原理的治道上發展出了對政治公共性獨到而深刻的理解，突出表現為天命與君德觀念的形成?！爸艹醯奶烀枷?，透過‘德’ 的觀念，已把王權與宗族血緣關系分開?！薄?〕張灝《超越意識與幽暗意識——儒家內圣外王思想之再認與反省》，載氏著《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新星出版社2010 年版，第47 頁。君權合法性的重心在德行，而不在家族血統。周初天命君德理念經過后世儒家的繼承與發揚，沉積為傳統政治的基軸性治道?！爸袊讼騺肀愫苌傩庞腥f世一統跡近神權的觀念?！薄?〕錢穆《國史新論》，九州出版社2018 年版，第90 頁。在西漢時期，儒家士人復歸殷周時期的天命理念，強調“天命靡?！保ā对娊洝ご笱拧の耐酢罚?，克除了秦代萬世一系式皇權思維。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對策，獨尊孔子六藝之學，折射出其對儒家天命理念的肯認。在漢儒看來，天道至公無我、沖寂無聞，通過命運這種強大而無常的力量影響著古代王朝的政權更迭。天命構成對君權的強力規約。如果君主施行暴政以至民不聊生，則天命發生轉移，民眾起義或禪位讓賢因而具有正當性。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天命論實質是儒家公天下理念的思維變體，體現著傳統政治的公共性。如漢儒谷永所論：“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保ā稘h書·谷永杜鄴傳》）在政權屬性方面，漢儒秉持天命理論，否認最高統治權的私有屬性。

基于儒家的天命君德論，我們能夠對傳統政論如民本主義等思想生發出更為深層的理解。既有研究多將民本主義等同于君主的政治統治術，認為其中雖然蘊含保民重民等政治價值，但僅將民眾作為統治對象而非權力主體。類似詮釋存在很大限制。實際上，民本主義蘊含更為深刻的政治公共理念。典型如唐太宗與重臣之間的政論對話：“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保ā敦懹^政要·政體第二》）由這一政治譬喻可以看出，在古人政治理念中，民眾并非消極的權力客體，更多是具有巨大能動力量的政治行動者。民本主義的觀念基礎是天下為公，后者構成天命君德的理論前提。天命雖然變化莫測，卻與民心相通?！疤炻斆?，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保ā渡袝じ尢罩儭罚┯捎诿癖局髁x對君主政體的形塑作用，近年就有學者以“保育式政體” 來界定中國傳統政治?！?〕閭小波《保育式政體——試論帝制中國的政體形態》，《文史哲》 2017 年第6 期。就此而論，民本主義規定著傳統政治的政體精神，對君主權力具有規約和范導作用。

二、支配結構與君臣關系再思

政體精神方面，儒家天命論深刻塑造著中國傳統君主政治。而在政體結構方面，錢穆認為亦難用君主專制簡化論之。與之相對，已有研究指出，專制說因恰切指向中國古代君主的高度集權程度，因而具備牢固的實證基礎?！?〕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 問題》。類似研究似構成對錢穆史學的強力駁論。其實，雖然君主專制與集權程度相關，但是二者并非同一關系。正如當代英國政治理論家吉登斯的分析：“只有現代國家在許多方面才成為最突出的權力集裝器?！薄?〕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14 頁。質言之，與傳統國家相比，現代國家的集權程度更強，但卻并不必然采用專制政體。

如若僅從集權或分權、專權或限權等權力形態層面來探討政體專制性問題，則難以切中古史實相，往往治絲益棼。因此需對政治權力這一概念做更進一步剖析。韋伯的政治學理論可為此提供參照：“支配乃是權力的一個特殊個案…… ‘支配者’ 所明示的意志乃是要用來影響他人的行動，而且實際上對被支配者的行動的確也產生了具有重要社會性意義的影響?！薄?〕馬克斯·韋伯《支配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3、8 頁。支配必然內含權力，而權力并不即是支配。政治意義上的支配是指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形成的強制性命令與服從關系。這一辨析至為關鍵。政體專制性這一論題，與其說關涉政治權力形態，毋寧說指向支配結構。依此而論，君主專制指向家產制支配結構，主要表現為君主根據家產思維構建政體，任用私人勢力占據官位，并由以維持其恣意專斷的政治權力。

韋伯深具洞見地指出，中國傳統帝制內含家產制支配結構?！?〕馬克斯·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第81 頁。而其理論復雜之處在于關注到君主制與中國古代文官制之間存在的內在張力?！肮倭偶词禄赡苄灾顝氐椎膶崿F，因此也是與典型的家產制官吏之最徹底的決裂?！薄?〕馬克斯·韋伯《支配社會學》，第161 頁。中國古代官僚制中存在超克君主家產制的傾向。正因如此，韋伯揭示出中國傳統官僚制內含政治現代性因素。由于史料局限與語言文化隔閡，韋伯的中國學研究難免誤差。他更多是將中國古代官僚制作為君主家產制的依附與工具。就此而論，錢穆政治史學構成對韋伯理論的補正與深化。

錢穆指出，秦漢時期政制變遷呈現出化家為國的過程。因而如何理解化家為國是解析秦漢政制的關鍵。受近代反傳統主義思潮影響，流行觀點往往將傳統國家視為君主家族的擴大，這類家國同構說略顯籠統與泛化。錢穆對此予以反駁，他在周秦之變這一長時段歷史視域中解析化家為國：“到了秦、漢統一，由封建轉為郡縣，古人稱‘化家為國’，一切貴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個家卻變成了國家……于是家務轉變成政務了?！薄?〕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 年版，第12 頁。在人類古代政治演變歷程中，家產制支配是重要的制度原端。古代政治變遷往往體現為家產制的定型化，其間貫穿著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政治博弈。如西歐中古時代，國王、教會和貴族等諸多政治勢力激烈互動，在此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家產制支配逐漸定型化為封建政體。

相比之下，在中國古代，周秦之變一方面意味著周代宗法封建制解體，另一方面體現為秦經由慘烈的兼并戰爭構建了壟斷式家產政體。秦因暴政而速亡。漢初政體的支配結構呈現為君主家產制、宗族封國制、軍功貴族制以及法吏官僚制的混合。在此，錢穆揭示出秦漢之變這一復雜而劇烈的政治變遷歷程。西漢中期，中國傳統政治逐漸由軍功權貴政治轉化為士人政治?！叭徽畡t本由民眾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來自田間，既非王室宗親，亦非特殊之貴族或軍人階級?！薄?〕錢穆《政學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6 頁。士權固然來自君主的權力讓予，然而士人群體出自社會民間，依憑賢能與經術出仕。另外，文官選任逐漸形成一定的客觀標準，如兩漢察舉制，內含選賢與能的公共精神，而君權運作要符合法度規范。

錢穆進而指出，與西方選舉代表相對，中國傳統政治存在賢能代表，即通過察舉、考試等方式選賢任能來聚合民意。賢能雖不全代表民意，但其選拔也并不全取決于君主獨斷。在秦漢變局中，隨著家產制支配定型化，尤其是士人賢能政治興起，君主專制很大程度上得到稀釋、消融與轉化。漢制主要是由君主家產原則、宗法封建原則與士人賢能原則交織互動形成的復合結構，成為后世傳統政治的制度范型。朝代更迭意味著支配者的變動與支配結構的分化重組。在錢穆看來，這一過程亦不能以君主專制的瓦解與重構來解析，即如遼、金、元等政權，其政體結構往往呈現出君主專制主義、封建主義和士人賢能政治的交織互動。

依家國關系而論，相較韋伯的家產官僚制分析框架，中國傳統政治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秩序機理?！?〕關于韋伯中國學研究的限度，已有研究從政治哲學角度予以辨析。參見陳赟《“家天下” 還是重審儒家秩序思想》，《探索與爭鳴》 2021 年第3 期。關于這一論題，中國古代專制論者往往持“家國同構”、家產官僚制或公私混淆等觀點，失之籠統，過于簡化。在秦漢以后的傳統政治中，“家國關系不是家國同構，而是聚家成國”〔2〕參見陳壁生《從家國結構論孝的公共性》，《船山學刊》 2021 年第2 期。。錢穆尤為注重中國傳統家庭文化對于政治共同體的建構、維系和涵化作用。在他看來，相比西方傳統強調個體主義與組織權力，中國傳統則更為注重人倫主義與關系生發?！?〕錢穆《晚學盲言》（上），第747-758 頁。在此基礎上，相關研究提煉出中國傳統政治秩序的重要特質在于公家秩序的層累性，包含人倫主義、治人主體和禮法體制諸維度?！?〕任鋒《論公家秩序：家國關系的歷史政治學闡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22 年第2 期。依此而論，中國傳統秩序難以完全化約為君主私家的權力延展，其中更存在社會之于政治的范導作用，表現為公家秩序的層累建構過程。君主權力受到來自天理、人倫與社會共同體的規約。

專制論古史敘事難以全然揭示歷史中國的政治實相。錢穆提示在注意時代意見的同時重視歷史意見?！皻v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薄?〕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 年版，前言，第2-3 頁。相比時代意見，歷史意見尤其是傳統儒家的政治論說更為切近傳統政治的實然狀態。美國學者史華慈的相關論斷頗能折射當代學人研治中國古史的時代意見。他曾指出：“為什么千百年來受苦于這個權力毫無限制的結構的儒生，不曾好好思考過要向這個舊結構挑戰？”〔6〕史華慈《中國政治思想的深層結構》，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新星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 頁。這一設問亦不免陷入政治簡化論域。其實，傳統儒者對于君主專制同樣有所敏感，卻不易陷入政體簡化思維。最為典型的當屬宋儒的君主論。他們一方面主張君主集權和權威鞏固，如孫復《春秋尊王發微》 所論；另一方面則反對君主專制，如呂祖謙對宋孝宗君權專斷的批評：“茍萬機獨運，大臣而下皆為人所易，則人主豈能獨尊重哉”〔1〕呂祖謙《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黃靈庚點?！秴巫嬷t全集》，第1 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 頁。，他勸諫孝宗紹述北宋時期的君臣共治模式。如何理解宋儒這類看似悖論式的歷史意見？可以看出，宋儒將專制與集權予以嚴格區分，恰恰映射出中國傳統政治中存在相當比重的非專制政治要素。譬如就有研究提出北宋中樞政治呈現宰輔專政的特點?！?〕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中華書局2010 年版，第13 頁。依此而論，宋代政治變遷表現出君權鞏固和君臣共治的交織互動態勢。

就政治統治理論而言，政體簡化論將中國傳統政治在“統” 的層面解析為君主專制，并認為這一結構完全限定和扭曲著權力在“治” 層面的良善運用。換言之，統與治的關系在此被簡化理解為單向度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實際上，已有研究指出，在秦漢以后傳統政治中，統與治的關系呈現復雜的交織互動關系?！?〕曹正漢《論郡縣制國家的統與治》，《學術界》 2021 年第8 期。錢穆則將這一論題置于更為宏闊的中西比較視域中加以論析：“中國政治是一個‘一統’ 的政治，西洋則是‘多統’ 的政治?！薄?〕錢穆《中國歷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第23 頁。相比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多統分立，歷史中國在先秦時期即已達成大一統立國規模與立國精神的初步奠基。任鋒指出，大一統立國本位論包含共同體大群生活聚合、中心性政治制度與普遍且有包容性的文教體系三個層面?！?〕任鋒《大一統與政治秩序的基源性問題：錢穆歷史思維的理論啟示》，《人文雜志》 2021 年第8 期。大一統在古今政治變遷歷史進程中體現出中心統合主義的通貫性?！?〕李歡、任鋒《民主集中制與大一統國家的現代建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21 年第4 期?？梢钥闯?，大一統政治蘊含多維度、多層次的復雜憲制機理，并不等同于普遍王權對政治共同體各個領域的專斷宰制?！?〕實際上，大一統政治的重要理論淵源，正是來自漢代儒家對秦代君主專制思維的批判與揚棄。參見張祥龍《拒秦興漢和應對佛教的儒家哲學：從董仲舒到陸象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41 頁。就此而論，中國古代專制論雖能切中傳統政治在法度層面存在的弊病，但在政體簡化思維作用下，卻將大一統化約為君主專制以及文化專制；同時亦往往將專制政體處理為一個通盤的秩序否定型概念，在理論層面易導致古今之間的政學斷裂。關于歷史中國大一統的秩序機理與古今變遷，如若僅以政體論對之予以解析，則政體概念負荷過重，因而須引入復雜的憲制秩序思維方能展現其中深層意蘊。

三、政學關系與士人政治

由于士人政治蘊含超越家產支配的制度因素，君主與士人的政治關系呈現復雜的互動形態。關于這一論題，既有研究認為，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重要表現在于，“全體臣民對單一君主的人格依附與單一君主對全體臣民的人身支配”〔1〕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 問題》。。錢穆的相關論斷適對類似觀點構成回應。中國古代君臣關系難以完全化約成為主奴式人格依附關系。錢穆指出，中國傳統政治的顯著特質在于政治與學術緊密聯系，兩者的規范關系是：“ ‘學治’ 之精義，在能以學術指導政治，運用政治，以達學術之所蘄向……故中國傳統政制，一面雖注重政學之密切相融洽，而另一面則尤注重于政學之各盡厥職?！薄?〕錢穆《政學私言》，第81 頁。君主代表治統，士人則承載道統，道統高于且規約治統，這是中國傳統政治非專制性的突出表現。秦漢以后的中國古代政體并非一元化君主制，而主要表現為治統與道統之間的二元相維互動。

君臣主從關系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君主專制。傳統儒家對規范君臣關系自有高標：“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出而仕于君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薄?〕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吳光點?！饵S宗羲全集》，第1 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5 頁。黃宗羲將君臣關系理解為基于權力分工的伙伴關系，在治理天下方面，儒臣可為君主的師友。另外，傳統政治注重通過制度機制涵養君德，如經筵制度、諫諍制度等。錢穆指出，君德基本要義在于君主具備端拱無為的為政風格和尊賢容眾的政治風度?！熬荚谡?，各為一倫，亦當雙方對等，各盡自己一方之義務……至于犯顏直諫、守正不阿之臣，散見史冊，更難歷數。此等皆在君臣一倫中，發揮制衡作用?！薄?〕錢穆《晚學盲言》（上），第462、470 頁。歷代政治不乏較高政治風度的君主，他們能夠尊賢容眾，與儒臣共成事功，如漢文帝、唐太宗、宋神宗等；同時亦不乏直言勸諫的名臣，如魏徵、司馬光等。在政學二元格局中，君臣之間并非主奴式人格依附關系，而是儒臣尊君與君主禮臣的相維關系。

錢穆進而論及君主與士人的權力分工：“中國傳統政治理論，是在官位上認定其職分與責任?；实刍驀?，僅是政治最高的一個官位?！薄?〕錢穆《國史新論》，第82 頁。在中國傳統政治中，包括君主在內的所有政治層級均有對應的權責與法度，體現在諸多方面。其一，君主與宰相的職權分工。相權定型于秦漢時期，歷經中古時期的曲折演進，至唐代發展成熟。君權受到相權規約，如依照唐制，君主詔令須宰相副署方為正當，而未經副署的詔令則被稱為“斜封墨敕”?！?〕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46 頁。其二，行政權與監察權的分立?！坝繁臼谴婊实酆驮紫鄟碡撠煴O察政府下面官員之稱職勝任與否，而諫官則是負責來監察皇帝的?！薄?〕錢穆《國史新論》，第97-98 頁。作為調節機制，臺諫維系著士人政府的平衡運轉，同時規約君權的運用。其三，行政權內部的職能分工。如隋唐以來定型的六部制度，各部掌相應的職權，“職權既定，分層負責，下級官各有獨立地位。幾乎政府中許多重要職權都分配在下級，而由上級官綜其成?！薄?〕錢穆《國史新論》，第103 頁。各部及部門之內各個層級之間均有相當程度職權獨立。如吏部執掌銓敘事宜，主持官員的考課，其職權獨立不受其他部門侵擾。士人政府并非君主意志的執行機構，而是在權力分工基礎上，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與能動性。就權力運行而論，中國傳統政治亦不能化約為君主專制。

既有研究認為，官僚體系的自主性難以形成對君權的制約，反而易成為君主專制的權力工具?！?〕閻步克《中國傳統政體問題續談》。與之相應，錢穆則指出，儒家士人既不同于行政官僚，亦有別于文人學者，主要是以通經致用為理念的政治主體。參政議政是歷代儒家士人的通見共識。如東漢太學清議，儒生激濁揚清，參議時政，致力扭轉東漢后期政治頹勢。再如北宋慶歷士人群體，復興儒學，主持慶歷新政，推進政治變革。儒者經世兼顧政治與社會，或參議政治改進時政，或從事教化敦厚風俗。而涉及政策執行層面，則主要由法吏操持。因此，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解讀，官僚理論更適宜用來分析法家吏治，而關于儒家文治，這一分析框架有其限度?！?〕關于官僚制理論之于中國古代士人政治的適用限度，參見姚中秋《領導性治理者：對士大夫的歷史政治學研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21 年第2 期。官僚制偏重于指向事務官及執行權，然而士人群體卻并非僅政務執行者，而是具有政治創議權的政務官。美國學者列文森基于韋伯的官僚理論解析中國傳統政治，最終發現儒家士人階層的諸多非官僚特質?！?〕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34-37 頁。事實上，由于道統的獨立性，儒士并非消極的行政官僚，而主要是能動的政治主體。他們通學致用、以道事君，經綸政治社會秩序。

既有研究往往將錢穆認定為中國古代非專制論的代表人物。事實上，錢穆對傳統政治中的專制主義有著獨到而深切的批評。相比政體簡化論者，他的這些論斷往往更為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如他對漢武帝時期政治的批評：“而漢武帝當時所以斡旋朝政，獨轉乾綱者，則在其以文學為侍中。削外朝之權而歸之內廷?！薄?〕錢穆《秦漢史》，第90 頁。再如他對明清君主專制的系統批判：“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 于‘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薄?〕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第27 頁。明太祖廢除宰相導致中國傳統政治惡化，君主專制酷烈?！扒宕?，制度的意義少，而法術的意義多?！薄?〕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142 頁。清代政治中法術比重大折射出君權的專橫性與任意性。錢穆指出，清代君主專制體現在諸多層面，主要表現在政學關系顛轉、相權衰微、士人政府功能蛻化與君臣關系扭曲變異等諸多方面。他亦指出，近代以來學術思想界彌漫的政體簡化論古史敘事，其實是將對明清君主專制認知投射到整個中國傳統政治上得出的以偏概全之論。錢穆并非是古非今的復古論者，他亦認識到君主政治存在的弊端，因而認為，“辛亥革命，將二千年遞嬗之王室，一旦掃除，洵為快事”〔6〕錢穆《政學私言》，第12 頁。。作為積極的共和建設論者，錢穆指出，現代政治建設應自本根生，因而須超越政體簡化論，探究本國優良政治傳統，建設自適本國歷史與國情的現代民主政治。

由此可以看出，錢穆并未拒斥中國古代專制論。在他看來，即便在政體層面，中國傳統政治亦深具變化，非僅用專制政治可以涵括。因而錢穆政治史學的重要理論啟示在于有限度地接收政體論，一方面是肯認政體論的解釋與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則認識到其理論限度。前者相較政體簡化論更強調傳統政制的復雜性，推動展開更為復雜的政體研究，后者則為重新激活治體論傳統提供契機。錢穆兼顧政體論與治體論，構建出理解中國政治變遷的綜合性理論視域。在古史敘事之外，錢穆的現代轉型論亦能體現出這一綜合論域。他得出關于近代中國政治轉型的獨到理解，克服模仿式現代立國路徑，倡導建設自適國情的民主政治，提出強化現代憲制的禮治精神、注重民主的公忠原則、賢能政治等主張?！?〕錢穆《政學私言》，第13-16 頁。在大一統立國憲制視域下，錢穆的歷史政治學以治體論拓展政體論，形成了古今相維的現代政治建設思考?！?〕任鋒《國有與立：錢穆的歷史政治思維》，《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21 年第1 期。

四、秩序構建視野中的政治憲制機理

在古史敘事方面，政體簡化論存在雙重簡化。其一，將中國古代政體整全地認定為君主專制，認為數千年中國古代政治變遷的主線即為專制政治產生、發展、頂峰與解體的連續性歷史進程。其二，將復雜的傳統政治秩序簡化到政體這一維度，進而化約成一種政體決定論，認定這一專制政體結構決定著傳統經濟、社會、文化乃至哲學等方方面面。有鑒于此，錢穆通過反駁中國古代專制論，提示出傳統秩序機理的復雜面相，再現了中國傳統政治變遷的內在視域。錢穆并未拒斥西方政體學說，而是將之安頓在中國政治思維中，兼顧政體與治體雙重視野，開拓出綜合性的政治理論視域。

治體論蘊含了治道、治法與治人等三類要素互動的復合結構。相較政體論的權力政治思維，治體論更關注憲制秩序的建構與維系，揭示出歷史中國政治秩序的復雜機理，因而構成對政體論的視域拓深。在治體視域中，我們需對傳統君主政體重新估定。其實，在代議民主制、復合共和制等現代政制出現之前，政體形式的選擇深受共同體政治規模的限定。如法國思想家盧梭認為：“一般，民主政府就適宜于小國，貴族政府就適宜于中等國家，而君王政府則適宜于大國?！薄?〕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83 頁。在此，民主制主要指古典時代的直接民主政體。錢穆對此亦有類似觀察?！?〕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8-9 頁。依此而論，君主政制在傳統時代體現出深刻二重性：既存在權力運作的專制傾向，亦具有秩序建構功能。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即已形成廣土眾民的超大規模政治共同體。對于大一統政治秩序的生成與維系，君主政制發揮了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已有研究從廣義憲制論視域考察了皇帝制度之于秦漢以后大一統政治秩序的聚合作用，參見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39 頁；另見蘇鵬輝《王何以尊：共同體構建中的君道與政制》，《學?！?2021 年第6 期。

相比政體思維聚焦權力分配與政制設計，治體思維更為注重制度的通貫性與系統性。周公創發的禮樂政治在治體傳統中具有奠基作用。錢穆概括性地指出：“故禮必成體，即兼融并合此政治、倫理與經濟之三方面而成為一治體也?！薄?〕錢穆《周公與中國文化》，載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4 頁。中國政治傳統從根源上出于禮樂文明，治體思維即生發其間。周公并非純然理論家，而是歷經政務乃至戰爭磨礪的政治家。周公制禮作樂，寄寓理論于實踐之中，既體現著他對大一統封建秩序的宏遠籌劃，亦透射出其對治體原理的深邃思考。周代禮樂成為后世儒家傳統的淵源與奠基。比較而論，西方政體理論則主要生發于古希臘政治哲人的理論思辨。相比起來，治體論鐫刻著深厚的實踐品格，體現出中國古代先賢秉持的政學相維式治道理念。周公創制并非憑空地進行制度設計，而是筑基于歷史經驗，尤其是紹述文王之道，在對先王法度加以因革的基礎上有所創發，實現了先秦大一統秩序的升華與飛躍。

此外，周人將封建、宗法與井田等加以調配，注重制度之間的搭配整合，進而創制出相維互動的體制系統，這對后世治體論的典章制度思維產生了深遠影響?！?〕關于治體論典章制度思維的研究，參見沈蜜、任鋒《制度為什么是通的？——作為政書范例的〈通典〉 與國家治理傳統》，《學?！?2021 年第6 期。誠如錢穆所論：“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無可憑空特起……同時必與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為某一時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薄?〕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二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版，第165 頁。中國古代制度呈現為相通相因的有機體系。因而在古代先賢看來，政治制度并非孤立成立，而須與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事實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治體論雖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但未陷入制度主義的迷思，亦與政體論催生的法治與人治二元思維有所差異，而是強調制度與人事、道理的有機銜接、良性互動。在治人層面，治體論尤為注重領導者的政治德行與治理者的能動性，典型如儒家主張在君臣相與基礎上，形成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相維格局。傳統君道觀、職分論與君主專制論抑或是開明專制論存在分野，很難將之化約為君主專制的權宜之術。

在制度變遷方面，治體論傳統形成了獨到而深刻的理解。政體論主張優良制度的普適性和進化論，其簡化思維易陷入制度模仿或移植的變革迷思。而治體論傳統更為注重制度的自主建設和損益更新，主張立國政治的古今相維，積累形成了豐富而獨特的制度變革思路。治體論注重對立國形態規模的尊重承接，在此基礎上生成了保守穩健型變革思路?！?〕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第87 頁。有別于政體簡化思維訴諸通盤性制度變革，治體變革論更為關注通過制度之外各項要素的轉換與調試，以期收獲穩健而經久的變革效果，蘊含豐富的政治變革智慧，如文質、損益、寬猛、剛柔和更化等。錢穆論及西漢初年的政治變遷：“故漢初之規模法度，雖全襲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緩急，則適若處于相反之兩極焉?！薄?〕錢穆《秦漢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版，第50 頁。在黃老道家影響下，漢初推行恭儉無為之政，逐步革除嚴酷繁苛的秦政積弊。又如北宋初年，趙宋統治集團通過兼顧“立紀綱”與“召和氣”，革除唐末五代慘刻之政，奠定宋代文治立國形態?！?〕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版，第9-14 頁。再如明代后期，內閣首輔張居正主張治體用剛、紹述明初“祖制”，憑借權威鞏固以推進政治變革?！?〕參見高壽仙《治體用剛：張居正政治思想論析》，《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3 年第1 期。再如晚清時期的經世學派提倡法意式政治革新思路?！?〕參見孫明《從“法立弊生” 到“回歸法意” ——制度哲學視野下的嘉道“積弊” 論說再認識》，《中國哲學史》 2020 年第3 期。國史中豐富的變革實踐案例體現出傳統政治中深刻的變革經驗。

若從治理角度而論，治體論傳統將中心議題泊定于政治共同體的秩序整合、長治久安和文明更新，因而可為當代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提供歷史借鑒和理論資源。錢穆尤其注重對禮樂治理傳統的揭示：“中國人觀念，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其生，而民生之本則在有積世相傳、道一風同之共同標準，即所謂 ‘禮樂教化’?！薄?〕錢穆《晚學盲言》（上），第315 頁。一方面，禮樂依人情而作，因而不同于強制性政令，強調對社會自治力量的涵養與尊重；另一方面，禮樂內含教化維度，因而亦有別于相對化的地方風俗，注重振起社會文教以實現人文化成。禮治型治體傳統超越政體論的權力分配及對抗思維，蘊含豐富而深刻的通達善治之道?！?〕任鋒《大國禮治何以重要？——政制崇拜、治體論與儒學社會科學芻議》，《孔子研究》 2021 年第6 期。在此亦可看出，禮治傳統的精義在于為政治權力設定社會邊界，同時興起文教范導民眾成為積極的治理主體，因而就政治與社會關系而論，中國傳統政治與君權全面控制社會的專制政體存在極大分野。結合當代治理理論來看，治體論的禮法相維兼顧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治，因而可為當代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提供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

綜上而論，錢穆并未完全否定中國古代專制說，而是反對將中國古代政治整全地理解為均質且連續遞進的君主專制政體，他進而批判類似論斷之中蘊含的政體簡化思維。錢穆政治史學揭示出中國傳統政治的諸多非專制向度，主要表現為：政體精神方面，公天下、天命觀與君德論構成對君主政治的規導；政治關系方面，在君主治統與士人學統相維互動基礎上，儒者尊君與君主禮臣典制深刻規范著傳統時代的君臣關系；政治結構方面，士人并非消極的行政官僚，而是積極能動的政治主體，士人政府構成對君主權力的強力規約；整體秩序方面，由于儒家傳統的深刻影響，中國傳統秩序并非政治權力全面統制社會，而是形成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相異相維，即兩者既相互差異又相維相制。值得注意的是，錢穆的政治史學亦蘊含深刻的政治批判精神，集中體現為其對明清君主專制政治的深刻批判。

基于對政體簡化論的反思和超越，錢穆致力于還原中國傳統政治的復雜圖景。他并未拒斥西方政體學說，而是將之安頓在中國政治理論傳統之中。理想、人物與制度等治體要素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重組影響著特定階段的政體形態。專制這一概念雖能為認知古史提供學術便利，然而若用以涵攝中國數千年的政治變遷，難免陷入政體簡化思維。因此，除橫向比較中西政體之外，亦有必要對中國歷代政治加以縱向比較，建構更為復雜的政體類型學。而治體論傳統的復歸與更新，使得錢穆政治史學充分激活了中國大一統憲制的秩序機理。在古今相維的歷史政治學研究視域下，探究中國傳統政制變遷，汲取古代先賢政治技藝，將之轉化為當代政治發展的源頭活水，是為錢穆政治史學的深遠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