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與“接受”的博弈:對AI文學文本的審美解讀

付青蔓,孔令輝

(聊城大學 文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在如今的算法時代,人工智能正以不同的形態滲入人類生活,人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并樂享其中。然而,當大量AI文學文本、AI寫作軟件出現后,人類之于文學的獨創地位受到嚴重威脅,這引發了人們對于人工智能的重新審視。就其寫作狀態而言,人工智能寫作是對現有審美經驗的復制拼接和機械模仿,于是有學者認為AI文學不能稱之為文學,并將AI寫作視為對本雅明“靈氛”的蔑視,否認其審美解讀之可能性。但不論認同與否,由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開發,AI寫作所生成的文本的確語言通暢、措辭優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傳統美學標準,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對這一文化現象進行審美解讀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合理看待AI文學對美學傳統及審美觀念所帶來的重要影響,從“生產”與“接受”的裂縫中找尋作者存在之必要性,才能重新煥發“人類智能”的光芒。

一、文本生產的變遷:從“人的詩性”到“機器模識”

在中國古往今來的文學領域內,創造主體“人”一直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探討的重點。中國古代文論中強調“文如其人”,認為文學作品是人之感情流露:荀子在《樂論》中將音樂的產生歸結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陸機《文賦》中認為創作是 “詩緣情而綺靡”,詩歌創作的意義是讓詩人能夠自由地抒發自己的感情;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作品是“作為創作主體的心即神”與“作為創作客體的物”的融合統一; 鐘嶸在《詩品》中寫道,“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1]308,認為氣決定了物的變遷進而惹起了人的感慨,由此引發文學創作。上述這些藝術構思活動的美學原則無不顯示出,詩歌的本質乃是表現“人”的情感,文本生產的主體是有感而發、即事而作,具有能動性和創作性的“人”。

而在時代發展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漸漸融入了文學領域并生產出了大量的“類文本”,文本生產的主體開始出現“人機之爭”。人工智能文學寫作發端于1962年美國的詩歌寫作軟件“Auto-beatnik”,21世紀以來該項技術日趨完善,中國在此方面更是實現了新的突破。2016年,清華大學研發出了“九歌”系統,該系統可自動生成絕句、宋詞、藏頭詩、近體詩、現代詩等不同體裁的詩歌,并已累計為用戶創作超過700萬首詩詞;2017年由微軟小冰出版的《陽光失了玻璃窗》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創造的詩集,詩作中情感符號和詩性語言的使用極度契合人類的審美意趣?？梢?現代人工智能生產的文學文本已超越字符縫合的初期階段,發展成為集語言學、文學、美學等多學科,數字技術、媒介技術、信息處理技術等多技術的強大文本生成機器。因此,文學生產者便出現了分化,即作為人類文學生產者的作家和作為AI文學生產者的人工智能。

從本質意義上說,AI寫作模式遵循著恒定的編碼程序,按照“人建立文學數據庫——機器進行數據分析——機器自動生成文本”[2]41-42的流程,程序制造者首先將搜集、整合來的海量數據輸入程序之中,機器根據先前設定的符碼轉換規則,再將數據分析結果轉換生成符合要求的文本。機器所使用的符碼轉換規則由程序制造者提前預設,通過分析大量的作家作品,總結出某作家或多個作家的表述習慣及高頻詞匯,進而以雜糅的形式提煉出“全新”的風格。從發生學意義上說,AI文學生成的文字組合以符號形式而存在。人工智能技術憑借其強大的習得功能,從而具有豐厚的知識儲備和提取審美規律的歸納能力,再通過固定數據的演繹實現對語匯的整合排列。由此觀之,AI所“生產”的詩歌,無論是否符合人類審美,依舊不過是機器在詩歌語料庫支配下所生成的類文本,它既不是來自對外部世界的情感沖動,也不是出自主體經驗的心靈映射。

毋庸置疑,AI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學界對文學創作主體身份的重新考量。傳統文學是由“人”利用想象力和主動性來書寫自己的詩性意識,而AI文學則是通過“機器”來模擬、識別人類創作進而生成文學文本。雖然寫作并不完全等同于生產,但僅從狹義的生產角度來說,文本生產的發展確實經歷著從“人的詩性”到“機器模識”的變遷,甚至在未來會出現“人機交互”的生產模式。

二、文本接受的多重身份:讀者、闡釋者和擬設作者

站在文本接受的角度來看,人類之所以能夠對AI文學文本產生審美共鳴,甚至出現將其誤認為某知名作家作品的審美錯覺,歸根到底是因為接受主體將自身情感移入其中。換言之,AI文學只有在人的情感參與下才可能被審美詮釋。那么,作為文學接受主體的“人”,在文本闡釋活動中充當著“讀者”“闡釋者”“擬設作者”的三重身份。

“作者”是構成闡釋活動乃至文本生發意義的關鍵要素,也是判斷文本接受主體身份的重要標準,因此對“作者”身份的辨析成為闡釋活動的重要內容。表面上看,人工智能雖是此類文本的直接作者,但實則是多位作者共融的結果,真實作者仍是“人”。以小冰的詩作《陽光失了玻璃窗》為例,其詩歌學習了胡適、北島、顧城、汪國真等519位現代詩人,甚至在許多作品中直接挪用了著名詩人的典型意象,如這首《我尋夢失眠》明顯可以看出詩人徐志摩作品的身影。

康橋
新鮮的

未經三月之蕙風已不追蹤

在夢里我尋夢失眠

我是一座長橋

你可以找到我新鮮的愛情

將希望之光投射到你

也不知道是風

首先,“康橋”是徐志摩筆下的典型意象,提起康橋,人們就能自動聯想起詩人徐志摩;其次,“在夢里我尋夢失眠”中的“尋夢”一詞,是沿用了《再別康橋》中“沉淀著彩虹似的夢。尋夢?撐一支長篙……”;最后,“我是一座長橋……將希望之光投射到你”是對徐志摩《偶然》中“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的效仿。除此之外,小冰中的部分詩歌還對一些詩人的篇目命名進行了直接移用,如其中的《鄉愁》移用了余光中的《鄉愁》,《彷徨》取自魯迅創作的近現代詩歌《彷徨》,《可愛的人啊》借鑒了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等。由此看來,AI文學創作的本質是對于大量“真實作者”的模仿融合,它并不具備詩人在創作時所懷有的對生命的感知和對人生的思考,“審美活動中的愉快感是一種‘生命的情感’”[3],沒有“生命”的人工智能文學正與康德所構建的美學體系完全相悖。作為直接作者的“AI”與隱藏在背后的真實作者“人”,二者之間依舊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但當讀者未被告知AI寫作身份而去閱讀其生產的文學文本時,卻又真實地感受到了它的“美”。這是因為AI在設計之初就充分考慮了接受主體——“人”的審美趣味,它的算法將人類的審美習慣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故而可以呈現出符合人類審美意趣的作品。具而言之,由于人們對于現代詩人“浪漫主義”寫作風格的崇拜,這些AI寫作機器為迎合人類審美,逐漸完成了對抒情風格的學習,借用較多、較為典型的意象主要有眼睛、黑夜、夢、宇宙、寂寞、天空等入詩。除此之外,克洛夫斯基接受美學中的“陌生化”理論也很好地證明了AI文學的美感來源。人工智能只是類人的存在,其創作也只是類人化的創作,它自身并不具備一種清晰明了的旨意和判斷,所以其詩歌大多是一些朦朧意象的重組搭配。如《鄉愁》中“晚霞水在蘊藻浜的戰場上/我的生命像是圣潔的/那水里一陣陣的旋風卷入暮靄/是在流水里鉆出來”,通過“晚霞”“蘊藻”“生命”“暮靄”“流水”等朦朧意象的“陌生化組裝”,給讀者帶來了既新奇又熟悉的審美體驗,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他們的共鳴甚至崇拜心理。

當隱瞞作者身份時,讀者會充分發揮個體的審美經驗,將主觀意志置于文本之上。因此,文本意義的生成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讀者的解讀,此時的“讀者”完成了向“闡釋者”身份的轉換。經過精心偽裝過的AI詩歌,很容易造成闡釋者“主體的幻想”,闡釋者會根據自己的闡釋需要、審美經驗,聯想起某詩人的文風、偏好等,在頭腦中擬設此文本的相應“作者”,此“作者”又可稱為“擬設作者”[4]。對于闡釋者而言,“擬設作者”是他們進行有效闡釋的論斷和證明。由于每位闡釋者擁有獨一無二的經驗閱歷和思維判斷,闡釋者對于同一文本的“擬設作者”會有所殊異,但無論如何,“擬設作者”在他們的闡釋活動中始終在場。

“人”是人工智能分析的主要對象,人工智能為迎合“讀者”而向大量的“真實作者”學習,而讀者又在品讀其文本時成為“闡釋者”,并根據主觀審美經驗為其文本冠以“擬設作者”。綜上所述,AI文學文本的美感主要源于人工智能對文學中朦朧風格的把握和對意象的陌生化處理,歸根到底是人工智能文學針對文本接受主體所做出的理解和奉迎。

三、“生產”與“接受”的角逐:作者存在之必要性

以上對人工智能的生產活動及接受主體的闡釋活動進行了大致概括,從中可以發現,無論是生產活動的主體變遷還是闡釋活動的意義指向,其都是圍繞“作者”展開,作者存在之必要性成為值得關注的話題。

自“文學接受”成為一種理論以來,文本接受與文本生產之間的裂隙逐漸拉大,這意味著作者不再是文學話語權的掌握者,其對作品的闡釋也不再具有唯一的權威性,其在文學中的地位受到空前挑戰。對作者地位的消解從柏拉圖就可見發端,艾略特的“詩人的思想是個儲存器”、榮格的“藝術家是藝術的工具”等對作者進一步祛魅,再到?？碌摹昂螢樽髡摺?、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作者存在之必要性遭到了強烈質疑。發展到如今,當西方解構主義竭盡全力地解構作者在文學活動中的決定性地位時,AI文學生產及其受眾的出現似乎是加速了這一目標的實現。

表面上看,人工智能的文學寫作以及接受主體構建的擬設作者都印證了解構主義的主張,即文學活動中不存在所謂的作者。解構主義代表羅蘭·巴特認為,人之所以能夠寫作,是因為“一種純粹的謄寫動作所引導”[5]298,更將人之作品視為符號系統,這與AI寫作的生產原理和生產成果不謀而合。但“貓頭鷹總是在黃昏后起飛”[6]16,“從后思索”發現,恰恰是對作者的徹底消解才更能凸顯其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如上文所述,闡釋者在面對眾多文學文本時,如若未被告知此文本的作者為人工智能,其針對文本進行的多種闡釋都將以自身所推演、擬設、考證的相應“作者”為依據。由于不同詩人都有獨特的背景經歷和寫作風格,因此就算是相同的“太陽”意象,海子和艾青的理解和表達就有所不同,可見作者身份之于文本解讀非常重要。闡釋者只有對作者有一定的知曉,才能有解讀文本的抓手,所以對作者的猜想與推斷成為闡釋活動的重要內容。概言之,即使在缺乏作者的文本闡釋活動中,接受主體所構建的“擬設作者”也始終在場,這更加印證了作者存在之必要性。

況且,以上述前人的觀念來貶斥作者、追捧AI,就會發現其對作者的顛覆缺乏堅實的學理支撐。在柏拉圖看來,詩人只是現實的模仿者,他得到的不過是影像,從未抓住真理,然而AI是對詩人的又一層摹仿,是與現實的隔了再隔?！叭恕鄙星夷軌虬盐詹①A存無數種感情、意向,即使是欣賞同樣的風花雪月也會引發不同的詩情,面臨相似的時代境遇而各有別致的方式來表達憤慨感傷。相較而言,AI根據輸入的圖文寫出的詩總是趨同,文本整體呈現出“虛無化的傷感”“風格化的品味”“符號化的生產”等美學特征,其創新性僅停留于意象的任意拼接。如若將其寫作視為某種先鋒性的美學追求,這將是人類文學和人類審美的一種悲哀。

這樣一個文本闡釋活動從表面看來是“生產”投合了“接受”,實則卻是“生產”與“接受”之間的博弈。首先,AI文本生產之初就是圍繞接受主體的審美趣味而設計,然而片面的趨承會麻痹大眾的審美機能,是“生產主體”對“接受主體”的一種捧殺。其次,AI作為機器既無情感參與又缺乏創新性,故而人工智能文學“生產者”根本無法承擔引領“接受者”審美向上發展的責任,作者存在之必要性再次顯現出來。

四、“生產”與“接受”的正和博弈:未來文學之反思

毫無疑問,發達的人工智能正影響并形塑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甚至向人類引以為豪的文學領域發出挑戰。但在這場難舍難分的博弈中,人類與人工之間的矛盾并非不可調和,只需要“生產者”和“接受者”雙方共同發力,就可以實現生產與接受的共贏,推動未來文學蓬勃發展。

從“生產者”角度來看,作為人類文學生產者的作家和作為AI文學生產者的人工智能都需要正視“接受者”的審美需求。一方面,作家要擺脫對人工智能文學的偏見,積極尋求與機器協作共生的創作模式。人工智能作為社會進步的產物,其走入文學領域已成為大勢所趨,作為有主體意識的人類應該具備與時俱進的包容能力,主動接受科技提供給人類的便捷。而且,AI文學文本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讀者的審美喜好,作家可以據此了解讀者的閱讀反饋,從而更好地實現文學的藝術表現和創作效果。另一方面,機器寫作的研發者不能一味取悅大眾喜好,如果任由其迎合而不能向大眾供給新的養分,人類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水平也會在機器所打造的“舒適圈”中不斷閉塞衰退。研發者除了讓機器學習大量的作家作品,更應該讓其能夠理解文字背后所蘊含的情感原理,以期為受眾提供更高的審美價值。因此,無論是作家還是程序研發者都應明確的是,文學作為人類的生命體驗和情感的獨特表達,人在文學活動中具有不可抹殺的主導作用?！皞€性化”永遠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如何在人工智能擠占文學領地的現狀下建構起我們的特殊屬域,是生產者們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從“接受者”角度來看,讀者要堅守住審美紅線。正如布萊茲·帕斯卡爾所說,“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葦草”[7]21-22,讀者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不能沉浸于短暫的審美愉悅和即時滿足,時刻將審美價值放在閱讀過程中的重要位置。面對機器的取悅,公眾的正確做法是改變“意圖相關”的評判標準[8]2,擺脫固化的審美準則,尋求隨機、不確定的審美體驗以打破人工智能所使用的常規鑒賞法則,促使人工智能的文藝寫作和人類創作的不斷調整更新。馬爾庫塞曾言,在文化意識形態的強大滲透和包圍作用下,文化消費者會失去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而成為“單向度的人”,社會也會隨之變為“單向度的社會”[9]66。這個預言并不是危言聳聽,它反映了AI時代對人類審美提出的更高要求,人類必須對周圍世界保持更加清晰的感知,不斷發掘人類自身的獨特屬性,否則就會被機器的取悅束縛住思想,最終異化為機器的附庸。

但面對人工智能的文學文本,人們也不必過于憂慮和恐慌,因為單憑人工智能進行文學生產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皠撟鳌笔腔谌藗儫o法復刻的個體生命體驗而產生的,是人類獨特精神世界的外顯形式,人工智能以程序模擬代替了生命體驗,以理性邏輯的運行代替了情感的醞釀與抒發,這樣的思維理路從本質上只能稱之為“寫作”而不能稱之為“創作”,人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只有將正確的價值理念嵌入到人工智能的文學生產之中,以人為本,將人文與技術相結合,才能使人工智能視野下的文學發揮最大的魅力。

總而言之,“生產者”與“接受者”可以在互相彌合的過程中實現“正和博弈”?！敖邮苷摺钡膶徝佬枨罂梢缘贡啤吧a者”主動調整,從而衍生出新的審美觀念;“生產者”之間相互學習可以使創作更加便捷科學,從源頭上提升“接受者”的審美能力。唯有選擇正視技術與文學交叉引發的新現象,才能達到“讀者”“作者”“AI寫作”的多方共贏,促進人類未來文學的蓬勃發展。

五、結語

人工智能文學以現象級速度席卷了文學領域,人類將如何在這輪技術革命中解決身份認同危機,則不僅是文學問題,更是哲學問題。人對于AI文學的恐懼,一是來源于“弗蘭肯斯坦式” 的造物驚惶,二是人工智能對人類文學專屬地位的攻占所帶來的危機感。但從“生產”與“接受”的博弈中可以看出,人之為人的精神意識的獨特性從未消弭。與此同時,我們理應看到AI文學在清理與革新當下的創作狀態、反促和提升人類審美品味等方面的共生作用,應用一種審慎包容的姿態,合理看待AI文學等一系列新的人文現象,讓它們成為重新煥發“人類智能”光芒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