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的生命氣象與現代啟示*

劉 文 焦 敬

以修養、科學、寂寞、自由為核心概念的德國古典大學觀是德國近現代大學運行發展的重要精神指引，曾一度推動德國高等教育走向繁榮，并助推德國成為18-19 世紀世界學術中心。修養作為德國古典大學觀的統領性觀念，蘊含古典大學觀的整體特點及內在邏輯，是德國古典大學發展的基本信條。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連同修養觀在內的德國高等教育理念體系遭到一定程度的質疑，但修養觀所包納的人文精神與教育理念不因德國退出世界政治經濟中心舞臺而被忽視，反而作為大學思想時常被追溯提及。當前正是中國大學以內涵式發展推動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關鍵時期，重新審視修養觀的精神內涵，對高質量推進“雙一流”大學建設和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具有深刻的啟示。

一、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的生成過程

（一）作為人文思想的修養觀之形成

德語“修養（Bildung）”一詞由動詞“bilden（塑造）”加名詞性詞尾“-ung”組合而來，而bilden（塑造）的詞根又源于名詞“圖像（Bild）”。因此在德語中，修養的詞義根源于“圖像”。在德國文明發展歷程中，“圖像”大致經歷了四次語義演變，首先在很長時間里作為“形狀或形態”的代名詞，然后發展成為“物的塑造”之含義，第三次演變增加了“心靈的塑造”，最后演變成為“塑造成型或建構”的意思。[1]文藝復興運動前，“圖像”無不打上宗教的烙印，被理解為“事物神性的顯現”。盡管文藝復興運動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宗教思想對人的鉗制，但并不能快速影響“圖像”的語義變遷，直到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圖像”的涵義才獲得人文意味的轉換，即被賦予“人的塑造”“發展”及“教育”的含義。修養也漸漸演變成兼具宗教思維和新人文思想的綜合式人文概念，并逐漸“祛魅”化。

啟蒙知識分子認為人的規定性來自人自身，即人可以通過修養（Bildung）或教育對自身作出新的規定。在此思潮下，德國歷史哲學家赫爾德（Herder）對修養的含義進行了推廣，用其表示社會和人的有機發展進程。在他看來，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是彼此關聯的，只有從整體出發掌握各種知識，才能充分認識世界和人的發展，才能有效地培養整全的人。故而他認為人的修養即人性的養成和個體的發展，是人實現人的發展目標之所在，也是人類在歷史進程中至為重要的目標。[2]52這種深邃抽象的修養觀兼有“精神”“文化”“人道”等人文內涵，預示著個體通過修養可養成個性并達到“成己成人”目的。此種關于修養的釋義構成修養觀的基本內容，并逐漸被德國學者所認同。

在啟蒙運動和新人文主義思潮的推動下，人們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加狂熱，人不再因先賦性因素被劃分到固定等級中，而可以通過教育改變所處地位。此時，修養所蘊含的人的主體性與發展性意涵十分符合德意志民族的理性追求，因而逐漸成為德國社會廣為接受的人文思想，并作為德國獨有的人文元素對外傳播。

（二）從人文思想到大學理念

修養作為人文思想，關乎人的塑造和社會塑造的理念追求。然而人的發展與塑造離不開學校教育系統性專門化的培育，當修養走進學校教育系統，其逐漸被當作人文主義教育理念用以指導學校教育改革。大學歷來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場所，即使中世紀大學，也并未拋棄根源于古希臘的“七藝（文法、修辭、邏輯、幾何、天文、算術、音樂）”學科。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盡管歐洲老牌大學因飽受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統領與規訓而展現出文化保守的稟性，但新文化運動后來者德國所創辦的新興大學，卻沒有這樣的精神束縛，它們很好地傳遞了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潮掀起的新文化火種，主動擔當起新文化運動生力軍角色，進而推動古典人文在歐洲全面復興。[3]23這些新興大學包括以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埃爾朗根大學為代表的創建于17-18世紀的大學，也包括19 世紀初洪堡（Humboldt）創辦的柏林大學。

18 世紀與19 世紀之交，德國在文化領域的發展幾乎步入巔峰，哲學大師級人物康德（Kant）建立了龐大的哲學體系，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創造了德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在這些偉大思想人物的推動下，德國興起了一場倡導利用古希臘人文經典激活人的創造潛能的“新人文主義思想運動”。洪堡就是新人文主義者的典型代表，他早期求學時在兒童文學家卡姆佩的影響下獲得了人文主義思想啟蒙。洪堡極其推崇人的理智，認為人的理智是源于心靈深處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引導人去發現真理和道德精神以及創造美，并強調這種力量唯有在心靈自由的環境下方能釋放效能。秉持新人文主義精神的洪堡，自然而然地吸納了于18 世紀獲得人文轉換的修養觀，其在1792 年發表的《試論國家職能的界限》中抒發了關于人的修養問題的重要見解。[2]28當他出任普魯士文化教育司司長后，其新人文主義思想在德國大學改革中得以嚴密地付諸實踐，他把人的修養視為教育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并認為大學兼有探究純科學和服務人個性與道德修養的雙重任務，即“由科學而達致修養”。[2]30“由科學而達致修養”是洪堡大學觀的主要內涵，它強調大學通過純科學探究活動，使學生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并實現人文積淀與道德修養。在此種大學觀的引領下，洪堡創辦了以教學自由、學習自由及研究自由著稱的柏林大學，自此修養觀正式演變為一種關乎人才培養和大學成員生活目標的大學觀念，培養“有修養的通才”也逐漸成為19 世紀德國大學的基本信條。

二、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的思想精髓

雖然德國古典大學觀包括修養、科學、寂寞、自由，但培養“有修養的通才”幾乎成為德國大學培養人才的普遍規范，正因為此修養觀在德國古典大學觀念體系中享有首要地位。當修養作為大學觀念時，有必要超越修養詞源追溯與釋義視角，結合大學組織及其功能分析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的思想精髓。

（一）注重學術追求與道德涵養

洪堡認為修養是培養理智和養成道德的重要手段，是一種被喚醒的有意識的自我塑造與自我教化，以達到人性的自我訓育和自我生成。[4]換言之，修養的目的在于把人的潛能由內而外激發出來，然后通過這種內在動力逐漸升華自身，以實現整全的發展和養成崇高道德。雖然修養是在啟蒙主義運動時期才獲得豐富的人文內涵，但它與啟蒙主義所推崇的功利主義觀念相對立，它排斥與政治經濟利益相關的實際事務，排斥大學外部事務對教學、學習及研究的干擾，主張通過專注于學術研究激發學生潛能并整合其特性?；诖?，學生的學術追求與道德養成在德國古典大學中備受重視，大學甚至嘗試利用“術”與“德”之間的邏輯關系來創造適宜學生修養的和諧環境，即學生能夠在這種環境中潛心于純粹的科學探究，并在探究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滋養品格。例如，哲學家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在柏林大學推行習明納（seminar）制度，認為這樣的教學所喚醒的科學精神可深入到問題的本質，進而完善學生的認知與品格。[5]

此外，19 世紀的德國大學不同于當時歐洲的其他大學，哲學甚至超越文、法、神、醫學而被賦予高位，柏林洪堡大學甚至將哲學視為一門專門學科。由于道德哲學是哲學體系中不可回避的內容，因此在德國古典大學中，不僅大學教師普遍具有較高的道德水平，而且隨教師交往互動逐漸營造了和諧向善的學習環境。例如，柏林大學首任校長費希特（Fichte）曾指出“大學教師應該是道德最高尚的人”，其本人更是以身作則，即使妻子身患重病也堅持履行教師職責。[6]德國古典大學教師的道德精神無不為學生探究學術和養成崇高品格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圍，而這些都與大學秉持的修養觀息息相關。

（二）注重人文精神與通識素養培育

在人類對自然界、社會、自我的了解還相對貧乏的時代，歷史就選擇了大學，使大學以人文教育為主培養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精英?；厮菸鞣酱髮W思想的運行脈絡，大學人文精神根源于古希臘文化傳統，自大學誕生起就得以展現，在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時期備受推崇，又在19 世紀歐洲古典大學尤其德國大學中得到充分發展。[3]23當時德國大學中新人文主義者把古希臘哲學家視為人文修煉的最高典范，認為他們揭示了人如何成為人的行動準則，只有研習古典文化，才能真正理解各種知識，養成特定的人文態度，實現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

這恰好與修養觀所強調的“人性養成”“成己成人”相契合，因而古希臘時期自由教育“七藝”科目在德國古典大學中備受推崇，以此作為豐富學生通識素養與涵養人文精神的重要路徑。例如在柏林大學創辦前，德國大學普遍將哲學院視為學生升入神、法、醫三個學院的初級學院，柏林大學創辦后，其將“七藝”科目視為培養“有修養的通才”的重要路徑，并將哲學院視為大學的中心。[7]必須指出的是，19 世紀德國大學所培養出的“有修養的通才”并非大多數，但從研究德國大學價值觀念的視角看，培養“有修養的通才”確實是19 世紀德國大學奉行的標準，多科類的純粹知識學習與人文修養成為當時大學生培養的基本要求，也是修養觀所展現出的核心思想。

三、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的生命力量

修養起源于基督教關于“上帝塑造人類”“事物神性顯現”的蒙昧主義觀念，在啟蒙運動時期拓展出“人的個性發展”與“成己成人”的人文內涵，隨后在19 世紀初德國大學改革運動中，被上升為一種大學理念并影響德國大學乃至歐洲大學改革發展。當修養作為大學理念時，其獲得了大學精神甚至高等教育哲學的形而上地位，因此其必然因時代需求而傳播，又因作為理論遺產而被追溯與品鑒，故而有著強大的生命力量。

（一）推動德國高等教育繁榮發展

作為德國大學改革運動起點的柏林大學，在創立伊始就旨在追求純科學學習和研究自由。在當時的柏林大學，學生可根據自身想法自主開展學術探究，教師則在過程中給予適當指導，這種嶄新的大學風貌彌補了當時社會風氣撕裂與人文精神缺失的不足，使德國社會形成了人文修養與學術研究蔚然成風的新氣象。[8]此外，洪堡十分強調“文化國家”觀念，主張以修養為理念的大學符合國家利益，大學實現組織目標即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國家目標。[9]這一關于修養的功用取向觀，凸顯出近代大學世俗化傾向，也為德國高等教育走向繁榮奠定了思想基礎。此后，德國大學在國家財政的支持下普遍崇尚學術探索，并最大限度地保留研究自由，并在以修養觀為統領的大學理念的引領下，德國大學在哲學、理學、文學、科學等領域做出了驚人的成績。據統計，僅20 世紀頭14 年，德國就斬獲了18 個諾貝爾獎，涵蓋醫學、生理學、物理學、文學等學科。[10]19 世紀中期至20 世紀初，德國還涌現出一大批享譽世界的大師學者，如洪堡、費希特、費爾巴哈（Feuerbach）、叔本華（Schopenhauer）、海涅（Heine）、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等，他們的思想已經超越國界，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征程。顯然自柏林大學改革以來，德國高等教育逐步走向繁榮，并以獨到的注重學術研究和人文修養的辦學理念在國際高等教育體系中獨樹一幟，一度成為19 世紀公認的世界學術中心。

（二）影響中國近代大學理念建構

德國大學以其豐碩的學術成果譽滿世界之際，中國近代大學尚處于初創期。在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掀起的學習西方熱潮中，北洋公學與南洋公學先后創辦，這兩所學校奠定了中國近代大學雛形。[11]1898 年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的京師大學堂得以創建，標志著中國近代國立高等教育正式開端。辛亥革命后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自此北京大學成為中國近代大學的標桿與垂范，北京大學辦學思想的轉型無疑影響中國近代大學理念建構。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學后，將其在萊比錫大學留學期間所汲取的德國大學觀進行適切改造，并應用于北京大學改革。他先繼承并發展了“由科學而達致修養”的德國古典大學觀，十分推崇純粹的學術活動，認為對大學的改革就是使其成為探討純粹科學的學術機構。[12]隨后，他汲取修養觀所強調的人文精神和通識素養培育，主張大學應當盡力塑造學生的完全人格，認為學生最好的學習狀態就是通過“自學”發現求學的門徑和興趣點。[13]最后，如同德國古典大學十分重視學生道德精神培育，蔡元培結合近代中國國情倡導“教育救國”的道德精神教育。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革不僅是大學辦學實踐的變革，更是一場大學理念的變革。它開啟了“學”與“術”、“理性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分離歷程，為中國近代大學理念筑構了藍本。1918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重申“大學為共同研究學問之機關”“大學循思想自由原則”“大學行兼容并收主義”，此可謂其大學理念的三個支柱。[14]這些理念成為中國近代大學主流精神寫照，追溯其思想根源，無不與德國大學修養觀休戚相關。

（三）成為現代大學建設的精神指引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革奠定了中國近代大學的精神基礎，這種精神基因并未因20 世紀的文化沖突與革命動亂而中斷承續，反而被大批留德或留美歸來的學者所推崇，他們立足于本土實際，不斷對西方大學觀念進行解讀與引介。例如，俞可教授認為德國大學觀由“重語言人文熏陶”“重修身”“重學術研究”三個緊密相關的部分組成，語言是修身的核心介質，修身是成人的必要前提，而探究學術則是大學培養人才的根本路徑。[15]這些關于西方大學理念的論述不僅為中國現代大學建設發展提供了理論參鑒，也激起了人們對于現代大學的反思。關于“回歸大學之道”“大學不是市場的風向標”“我們時代的大學精神”等相關批判性的論述越來越多，盡管學者們的話語表述不盡相同，但基本認同現代大學的核心理念是為學生的個性化和社會化發展創設條件，以培養通專融合、品德高尚的人才。[16]這種理念認同無疑可追溯至20 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大學精神以及19 世紀下半葉的德國大學精神，尤其與德國大學修養觀所強調的“個性養成和個體發展”相通相融。顯然，修養作為人文主義思想下孕育轉化的觀念，其價值功用可超越時空邊界，對我國現代大學辦學理念塑造依然具有指引作用。

四、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對中國“雙一流”大學建設的啟示

相較于古典大學，現代大學日益成為民族國家提高綜合國力的重要引擎，成為搶占全球科技競爭制高點的重要機構。隨著我國成為全球經濟強國和高等教育大國，穩定經濟增長和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便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此背景下，國家通過行政規劃和資源聚焦的方式推進中國大學梯隊式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行列，以助力加快建成高等教育強國。然而，隨著大學卷入現代化建設的程度日益堅深，其人才培養理念也漸漸與古典大學相偏離，一些大學甚至完全被短期經濟利益所吸引，以工業或商業生產邏輯審視人才培養，不斷程式化教育過程，把教育目標化約為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及幫助學生更好就業。高水平大學也存在日益強化社會服務功能的傾向，逐漸偏離“實現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之理想。[17]這些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陷阱無疑制約中國大學走向真正卓越，而非排名上的一流。因此，在我國大力推進“雙一流”大學建設背景下，有必要重溫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從中尋獲思想啟發，以更好地推進“雙一流”建設。

（一）以道德修養助推一流德育體系建設

大學是立德樹人的主陣地，良好的德育體系既可有效增強學生的愛國愛校之心，又可提升教師的教學責任感，增強他們的組織歸屬感。然而，今天的大學已經深深卷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服務職能越來越突出。加之受量化評估的影響，大學日益追逐指標達成，并對外部資源的依賴越來越強，導致教育功利化思想不可避免地滲入辦學者、求學者、教育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體系中。[18]這些因素對大學立德樹人環境營造具有消極影響，不僅制約德育成效，而且聯動影響大學整體育人生態。

“雙一流”大學建設成效雖然體現在組織單位層面，但其根本著力點在于人才培養過程，即學生培養質量是決定學科乃至大學是否一流的關鍵。而道德與價值觀教育是引導學生至善至美的首要途徑，也是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因此，“雙一流”大學建設必然無法回避一流德育體系建設。在加快推進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背景下，重讀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并以道德修養為宗旨，以師德修養與學生心靈塑造為平行路徑，以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為原則，以回歸生活世界為育人方式，構建“成人與成才相統一”“良知與良行相統一”的一流德育體系，有助于高質量推動“雙一流”建設。

（二）以學術修養優化科研隊伍建設

大學作為民族國家科研創新的重要搖籃，歷來被視為國之重器。目前我國正處于加快構建創新型國家的攻堅時期，國家對大學的要求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轉向“引領科技前沿”。因此，提高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便成為“雙一流”大學建設的重中之重。然而，大學科研能力提升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資源配備齊全即可實現。相較于物質資源的完備性，它更依賴于人才資源優勢組合及制度資源的彈性適切，即大學科研能力提升有賴于高水平科研隊伍建設。建設高水平科研隊伍并非易事，當前高?？蒲嘘犖榭傮w上存在研究目的不明確、研究勁頭不足、學術創新能力不足、團隊官僚化等短板問題[19]，這些問題不僅制約科研投入的產出水平，而且影響國家總體科研水平。

基于此，可重審德國古典大學“由科學達至修養”的大學觀，將其轉化運用于助推高?？蒲嘘犖榻ㄔO。首先，中國大學要普遍樹立學術至上、質量至上的觀念，促使各大學形成濃厚的科學研究氛圍。其次，強化通過學術研究達至專業修養和學術道德修養的專業發展路徑，形成學術研究高于生存之道的學術人角色認知，提高教師的精神境界，激發其科研活力與創新精神。最后建立科研成員交流合作的長效機制，交流、合作、共享既是個體社會化與個性化發展的必備要求，也是學術研究的必要品質，還是科研成員共同推動組織目標實現的影響因素。[20]總之，堅持學術修養是優化大學科研隊伍建設的重要路徑，有助于推動形成一流科研隊伍建構模式，進而間接助推“雙一流”建設。

（三）以人文修養匡正組織文化建設

大學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圣地，在文化繁榮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從中獲得可長足發展的精神力量。當前囿于大學自身的邏輯矛盾和生態環境的種種影響，大學文化逐漸呈現出教學精神遮蔽化、學術取向功利化、管理體制行政化的扭曲失衡現象。[21]當市場經濟體制與大學資源依賴本性融合互構時，大學越來越成為社會的風向標，與市場互動日益密切，甚至大學評估文化日漸趨同于公司組織的績效文化。在此背景下，構建大學成員物質文化建設與精神文化建設協調共進的文化生態，成為推動大學走向卓越的重要文化支點。因為大學發展離不開精神文化建設所提供的價值指引，削弱對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應然價值的反思與堅守，將會使利己實用的功利主義思想滲入大學組織思維與成員思維中，進而嚴重制約大學卓越發展。

因此，在大力推進“雙一流”建設背景下，有必要重溫德國古典大學以人文主義著稱的修養觀，以中西方優秀人文元素為載體，以重塑大學文化生態為抓手，構建以學生為本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大學發展觀，向內升華大學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思想精神，向外展露大學獨特的人文氣質與開放進取風貌，進而為更好地推進“雙一流”建設提供理念準則與精神動力。

（四）以通識修養推動學科生態建設

19 世紀初的歐洲大學率先提出通識教育，隨后德國大學進一步發展了通識教育理念，提出培養“有修養的通才”。大學無論培養通才還是專才，均以人的發展水平與需求為前提。獲得“自由而全面”發展是人的發展的最高水平或最高要求，因此現代大學盡管以專業為單位培養人才，但仍須注重本科生培養的整全性，即要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可支撐本科生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學科結構。

完備的學科結構建設與大學學科建設戰略與規劃有關，“雙一流”建設以來部分大學秉持“消枝強干”的原則爭創一流，導致許多弱勢學科或專業紛紛被撤并。顯然這并不符合學科發展邏輯，破壞了學科應有的生態結構。事實上，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四所公認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均向學生提供了豐富的跨學科項目，盡管支撐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相關學科并非皆是一流，但學科結構均較為豐富。[22]因此，有必要回首德國古典大學關于培養“有修養的通才”之觀念，通過打造通識課程體系和增設跨學科專業課程提高學生通識修養[23]，以加強學生通識修養為理路打破資源堆砌與重點扶植的短視功利化學科建設邏輯，形成學科共生共享的良好生態，進而高效賦能“雙一流”建設。

五、結語

修養根植于基督教關于“上帝塑造人類”“事物神性顯現”的蒙昧主義觀念，在啟蒙運動時期拓展出“人的個性發展”與“成己成人”的人文內涵，隨后在19 世紀初德國大學改革運動中，被上升為一種大學理念并直接影響德國大學乃至歐洲大學改革發展。當修養作為大學辦學理念時，其便具象化為教育的內在屬性以尋求大學成員“本我”的完善，并逐漸獲得以人的學術追求、道德涵養、人文精神及通識素養培育為思想精髓的高等教育哲學地位。修養因時代需求而演變與傳播，又因作為大學理念遺產而被追溯與品鑒，呈現出蓬勃的生命氣象。

在推進“雙一流”大學建設和高等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中國大學有必要適切汲取德國古典大學修養觀的思想精髓，以道德修養助推一流德育體系建設，以學術修養優化科研隊伍建設，以人文修養匡正組織文化建設，以通識修養推動學科生態建設，進而通過提升大學教師與學生的滿意度賦能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設?？傊?，修養觀是從德國土壤中結出的碩果，其人文貢獻超越時空疆域，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從中探索真理并挖掘當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