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進展及現狀綜述
——基于CNKI文獻計量學及可視化分析

孫 萌，許靜華

(1.同濟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092；2.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廣東 廣州 510545)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出現正在對社會和技術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大數據轉變了傳統學科的研究范式，帶來新的研究范式——數據范式。[1]日語教育的源遠流長與現如今的蓬勃發展為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數據，這些數據記錄著不同時代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研究特征以及研究軌跡等內容，為大數據時代進行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綜述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如何利用這些研究數據，從中自動挖掘并建立可執行的過程模型，實現對現有研究的持續改進，正是過程挖掘技術要解決的問題。

本文順應大數據時代國際前沿的變化趨勢，對我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進行了整體上的總結與展望。在宏觀層面上，不僅可以促進情報學與日本近現代文學進行有效交叉、使得看似“小眾”的人文學科更具有現代科學層面上的學科互鑒性，向科學化與規范化發展并進一步完善方法論體系，推動該領域的不斷成熟與發展；在微觀層面上，也有利于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資源管理活動與情報工作從文獻計量分析過渡到文獻中知識的測度與分析，為更有效率的信息汲取、更廣泛的信息融合、更深層的數據挖掘等研發提供方法論依據，滿足數字化時代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者對把握研究現狀與展望未來研究趨勢的需求，也為文獻計量學闡釋研究現狀，預測未來研究方向提供一個更客觀、有力的技術支撐。

一、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1.數據來源。本文所選取的數據源為CNKI(中國知網)數據庫，本文從刊登在知網上的第一篇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成果開始，對至今公開發表在知網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的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成果進行分析，以劉利國《日本文學史》[2]中的“近現代文學”中整理的作家、流派脈絡為挖掘對象，根據文獻計量學方法將對年載文量、著者、內容、文獻來源、文獻被引頻次等方面進行統計分析。由于學術期刊范圍較廣，并出于對研究主題和代表性因素的考慮，本文以CNKI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上所刊載的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文章為樣本，對日本近代文學發端以來的作家、主題、篇名、關鍵詞進行全文字段檢索，檢索結果共計7 895篇；隨后，為進一步提高文獻數據的準確性，對初步檢索結果進行篩選，剔除掉采訪報道、書刊評述、部分一稿多發的論文等與本研究主題無關條目以及重復條目，最終整理得到有效文獻篇數為5 898篇。

2.研究方法。本研究綜合應用VOSviewer以及網絡爬蟲技術，通過合作網絡分析、共詞分析、聚類分析和突現詞檢測，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剖析國內過程挖掘研究的前沿熱點和演化趨勢。本研究還以傳統的文獻計量方法作為補充，統計了過程挖掘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分布情況，以期系統、全面地展示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發展全貌。

3.研究問題。(1)從1958年至今，我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研究動態是怎樣的；(2)國內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關鍵詞是哪些；(3)如何以史為鑒，更新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研究主題、內容、范式，進而構建新時期中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新篇章。

二、文獻計量結果與可視化分析

1.研究動態分析

(1)文獻發文數量及年度分布。在研究國內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發展歷程時，對發文量進行年度統計分析能夠很好地展現我國該領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體趨勢。通過對CNKI中檢索得到的5 898篇有效文獻進行年代分布分析，統計得到圖1。

文獻數量的年度分布能夠側面反映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水平和發展程度，由圖1可得知，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開始于1959年，文潔若在《談談宮本百合子的〈兩個院子〉》[3]中指出無產階級作家宮本百合子的《兩個院子》集中表現了同時代日本社會的階級關系，反映出作者對社會犀利且深刻的認識。但由于此時中國日語教育正處在發展雛形期，缺乏一定程度上的相關理論指導，因此發文量較低。

圖1 發文量與年度分布

隨著研究的深入，日語教育在我國的快速發展，進入該領域進行研究的學者逐漸增多，發文量增長較快。如圖1所示，進入2000年以后，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成果呈現爆發式增長，反映出該領域研究者數量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日語教育在我國蓬勃向上的生長力量；與此同時，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也逐漸呈現出多視角、多維度的繁榮景象，并在2010年左右達到了一個小高峰。隨后呈現出短時間內下滑景象，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2012年，日本方面無視大量歷史事實引發中日釣魚島爭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影響了中國國內日本教育從事者與日本研究者對于日本的研究激情與研究興趣，以至于出現研究成果斷崖式地下跌。直到2014年11月，我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與來訪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舉行會談，雙方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四點原則共識，中日兩國邦交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在此影響下，我國的日語教育界以及從事日本文學文化的研究者亦重振旗鼓，本著四點原則共識中的“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繼續為文學研究不斷增磚添瓦。2014年之后，發文量略有上升，并在短時期內形成了又一個小高峰，之后發文量雖呈現出連續性下降態勢，但也從另一個側面釋放出研究者的關注點更加多元化的積極信號。

(2)高被引文章分析。高被引文章體現了文章的影響力，以及研究者們對于該文章的認可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研究領域的聚焦點。表1中列舉了我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排名靠前的高被引文章。排名靠前的高被引文章基本集中于1990年至2000年，一方面說明了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歷史悠久，且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眾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尚待改善之處：即從2010年至2020年，近十年的研究成果被引率較低，仍需新生代研究者進一步努力。

表1 高被引文章列表

從表1中高被引文章題目反映出的高頻詞來看，村上春樹、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是眾多研究者高度關注的研究對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研究者對于上述三位日本作家作品研究的完熟度。發文量和被引次數是評價機構科學影響力的重要指標，[4]其中，被引頻次最高的文章是原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現任職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王向遠，他在1994年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的“日本后現代主義文學與村上春樹”，共被引用126次。王向遠在文章中將村上春樹的作品作為都市文學乃至日本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典型文本加以解剖，點出村上春樹文本體現出的“后現代人的綜合感覺”，并指出“日本的后現代主義事實上已經成為日本文壇上不可忽視的創作潮流”，[5]具有極大的前瞻性與啟發性，為后來研究者以“后現代主義”視角進行村上作品分析開創了先河，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見一斑。

另外，以著名翻譯家林少華為代表的研究者均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研究基礎。對于村上作品的研究成果雖然在近幾年層出不窮，但我們必須承認，正是有優秀的前輩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作指引，我國的日本文學研究界才得以壯大直至現如今的枝繁葉茂。遍歷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名家們走過的歷程、取得的成就，不僅是研究恢弘時期東亞文化復雜交融的縮影，也為現如今的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探索空間。

(3)高被引期刊分析。通過對數據挖掘所得出的信息進行整理，根據發文量，列出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排行前10位的高被引期刊來源(見表2)。

表2 來源期刊分布表格

排名前十的期刊中，大多數是外語類重量級核心期刊。發文量排名第一的《日語學習與研究》是中國日語界的重要推動者，為研究界注入源源不斷的力量。但從另一個側面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在非外語類的核心期刊上發文數量相對較少，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置身于多元文化語境下的當代研究者還需以更為多元的理論作支撐、以更為宏大的視野作指導，為研究成果注入普適性的意義，以期最大程度上提高自身再研究界中的影響力。

(4)高產作者和研究機構。通過對高被引期刊所得出的信息進行整理，根據發文作者以及發文機構，列出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排行前15位的發文機構(左側統計對象為全部期刊，右側統計對象僅限于南大核心與北大核心期刊)，結果見表3。

表3 發文機構數量統計

如表3所示，包含所有期刊類型在內，發文量最高的高校機構為東北師范大學、吉林大學、遼寧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若將期刊的范圍縮至南大核心與北大核心，可發現核心期刊中發文量最高的高校機構為東北師范大學、吉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等，由此可見，北方日本文學研究的研究氛圍較之南方來說更為濃厚。

孫成志、柳瑞松認為日語語言研究與地緣間存在相互連接的關系：“以北京和上海高校為代表，研究機構間的合作呈現明顯的地緣趨勢，同一區域內的高校間更易形成合作關系”，并指出“日語語言研究絕不是孤立的，研究機構可以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進行合作研究，諸如外語類院校與師范類大學進行學術合作，可以推動國內日語教育事業的發展，更易于共同促進學術交流的進步?！盵6]同理，當代全球化語境之下，高校之間合作與聯結成為主要的存在方式，在文學研究層面，各高校亦應拓寬視野，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2．研究熱點分析

通過VOSviewer的數據分析方法，提取關鍵詞，篩選出所有有效文獻中出現的高頻術語，得到關鍵詞疊加可視化圖譜(圖2)，展現出1959年至今的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熱點，尤其在2000年以后熱點呈現出更為聚集的狀態。

圖2 關鍵詞可視化圖譜

軟件分析結果顯示同種顏色代表一個聚類，代表著在相同的時代研究者關注的熱門主題。在圖2由深至淺的顏色變換中可發現六十年間研究者關注主題的流變態勢：首先，最右側(即顏色最深)顯示出2000年前后研究者關注的主題集中在無產階級文學作家(如小林多喜二、中野重治)及其作品(《為黨生活的人》等)上，亦有相當研究者將目光聚焦于對日本近現代文學流派的分析上。隨著研究視角的擴展，2005年前后，研究主題大多集中于展現作家內面的私小說以及代表作家(如島崎藤村等)上，2010年前后，關注的主題在呈現更為豐富內涵的同時，亦有回歸經典作家(如川端康成、森鷗外、大江健三郎等)分析與回歸經典作品分析(如《雪國》)的傾向。

隨著時代的發展，研究方法更為多元化、理論更為豐富化。結合前文所述，同時代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界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比較文學研究方法逐漸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研究范式。在比較文學理論指導下，研究者對于日本經典作品的闡釋展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更為宏大的視角。在研究內容方面，“身份”“記憶”“空間”等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要關鍵詞。在后現代主義歷史語境中，研究者們對全球化潮流的反思，對中心與邊緣區域攜手共進、共同發展的關切，以及以文學為棱鏡、勾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嘗試，體現出我國日本近現代研究在現如今多元話語之下的意義所在，不僅具有人文關懷層面的實踐意義，也從理論上拓寬了文學研究的探索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戰爭”是貫穿于1950年代至今的重要線索，從20世紀被日本學研究奠基者們關注的梅崎春生、石川達三、野間宏等知名作家，到21世紀當代日本研究者關注的“戰爭”“南京大屠殺”“創傷”等主題，均顯示出了作為不同時代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者們的共同信念以及一脈相承的堅定立場。研究者們將日本近現代文學中體現的創傷歷史與民族境遇上升為整個東亞的命運，始終心系中華民族的命運與未來，關注人的存在與發展，以責任感和使命感叩問侵華戰爭何以影響個人、乃至國家命運，在日本極端民族主義頻頻抬頭的今天，亦具有深刻的、恒久的、充滿力量的警醒意義。

三、結論

本文通過對知網上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結合可視化分析，識別出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界發文情況以及研究狀況，回顧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研究者在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艱辛努力，揭示了在日語學科發展中，文學研究發展的內驅力——一種出自責任感、使命感的書寫動力。同時，發現國內日本文學研究仍存在待改善之處：

1．在發文量層面，顯示出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發文不均衡的狀況。國內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已有六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國知網上所有期刊論文數量有8 000篇左右，除去不正當論文刊發(如一稿多發等)，有效論文數量為5 898篇，與我國外國文學研究整體數量相比，研究數量明顯低于英美文學研究。另外，北大核心與南大核心上刊發的論文數量占較小比例，雖起步早，但發展速度較慢。

2．在刊文關注度層面，顯示出了我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研究意義缺乏一定程度上的互鑒性。相比起《日語學習與研究》，綜合性外語類刊物對日本近現代文學的關注度較小，且呈現逐年下滑趨勢。因此，日本文學研究者應主動增加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與互涉，不斷地為自身的研究成果添附互鑒性意義，以盡快走出困局。

3．在研究理論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研究熱點也較趨同。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對研究鄰國歷史與文化、乃至為整個東亞地區做出理論導向起著重要的作用。但至今沒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理論體系，國內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大多囿于“外來”的理論成果，而未充分考慮將日本近現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性的學科領域發揮其獨特性，亦鮮有學者站在學科高度來進行理論構建，從而指導研究實踐與教學實踐。

本文區別于既往每年的研究綜述范式，繪制出近六十余年來國內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科學知識圖譜，在把握了整體發展趨勢后，厘清了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研究熱點，并進一步探測和闡釋學科整體存在著的不足與優勢。我國近現代日本文學研究界應發揮自身的優勢，克服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差異，在努力促成一個完整體的同時，結合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熱點以及前沿理論，使小眾的文學研究成果成為大文科交融互鑒的載體，以交叉研究帶動研究創新，以期實現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