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正義視角下的老舊社區公共空間績效評價與設計應對——以廣州老城區為例

朱穎，周璠，潘澤強*

社區公共空間是提供社區級公共服務的重要載體。近年來，特大城市在空間規劃層面明確社區公共空間面積和可達性的量化指標要求，以引導社區生活圈中公共空間布局和提升。如廣州市國土空間規劃（2018-2035年）以口袋公園作為社區級公共空間，要求“每300m服務半徑布局一處口袋公園”。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提出公共開放空間（400m2以上的公園和廣場）的5分鐘步行可達覆蓋率達到90%等。但現狀量化指標體系在實踐中仍存在問題。如在城市宏觀層面，社區生活圈關注的是社區服務的廣義公平性，社區人群被視為無差別的抽象個體，未對服務人群需求特征進行精準分析。在社區更新實踐中缺乏整體評估和統籌規劃，常以社區居民訴求為主選取現狀空間進行提升，導致空間分布碎片化，改造要素與服務對象關聯度不高，弱勢群體的服務效能低，影響公共空間服務的整體包容性和公平性。

空間正義是社會正義理念在空間維度上的體現，是探索在重構空間的配置中實現平等和公正的途徑，以財政投入為主的社區更新應體現正義和效率的均衡。以費贊·貝勒·埃爾基普（Feyzan Beler Erkip）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空間公平應從設施和使用者特征兩個角度出發[1]，分配決策應該靈活反映不同公民群體特征，即公共服務的公平問題應考慮使用者的特征。艾米麗·塔倫（Emily Talen）綜合大量學者觀點[2]，總結得出公共服務設施的公平應基于公眾不同需求考慮設施布局的合理性程度，其根本在于減小因階層分異所導致的設施供給的不平等程度，使公共設施供給最大限度地考慮低收入和弱勢人群的需要，讓不同階層的居民能平等地享受各種服務?？臻g配置效率層面，帕累托最優理論提出以有限的公共空間資源服務最多的人數，即以“單位用地面積的潛在服務人數最多”為優原則。國內城市規劃學科對空間正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觀尺度案例定性分析，如街區保護中更新范式的創新[3]，內城街道更新的多元主體協同策略[4]，舊城開發中社會空間中權力的不正義參與[5]等, 利用量化手段進行空間正義視角的研究較少。

公共空間的績效評價指通過績效指標對空間的量化及結構合理性的評價。袁銘等人認為功能、交通、空間和使用者是影響公共空間使用績效的主要因素[6]。呂斌等人從“設施建設情況”“空間使用與城市交通的關系” “城市活力的營造”和“后期運營”4個方面對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間進行的績效分析[7]。杜伊等人以地域公平、服務人口最大化為基礎，以“服務人口覆蓋率” “鄰近距離均值與空間可達效率”方法對上海中心區的社區公共空間進行了評價[8]。本文案例中廣州老城區老人、育齡婦女、幼兒三類人群占總人口的40.3% ，他們既有高度自由支配特性成為空間使用主體，同時因其活動能力的有限性成為空間分配的弱勢，是空間公平使用的關鍵性短板。因此，本文認為績效評價指標的構建需聚焦群體間差異化的活動特征和空間需求，以群體差異為基礎的精細化評價是公共空間實效的關鍵支撐，在空間布局和使用導向上提出差異的設計應對，以保障社區個體平等共享公共空間?；谝陨涎芯颗c研究案例的情況，本研究以廣州老城區實有人口空間數據庫和調研數據為基礎，研究公共空間的特定適應性及其作用機制，構建基于老人、育齡婦女、幼兒三類公共空間使用主體的空間績效評價和關聯體系，以“特征人群覆蓋率”和“特征人群可達性”為績效指標，“服務人口覆蓋率”和“可達時間均值”為評價因子，構建能反映空間要素之間及其與服務人群特征的聯系的基于生活圈的公共開放空間績效評價指標（表1），推進社區更新中公共空間公平、理性建設。

表1 基于生活圈的公共開放空間績效評價指標，朱穎繪制

1 廣州老城區老舊社區現狀公共空間績效評價

1.1 公共空間總體測度

廣州老城區約51km2，包含越秀、海珠和荔灣3個行政區，人口密度達到53,440人/km2，為市域人口密度的25倍，其中老舊社區212個，現狀有高品質公共空間的社區48個，5分鐘步行路徑400m的覆蓋率為88.5%（圖1），與90%的空間規劃覆蓋要求接近，其重復覆蓋率32.2% ，重復率低的社區主要分布在老城的中部及東部，老城區西部的重復率較高，未能完全發揮空間價值。

圖1 現狀48個社區公共空間覆蓋率及重復率評測

選取建設街道2個覆蓋率高、重復率高、功能趨同的公共空間進行18小時記錄實測（圖2–5），兩處場所活動人數分布不均勻。建設街社區廣場的人數集聚性較強，活動類型豐富，活動人群年齡段跨度大，活動時間長、頻次更高。建設四馬路街角公園活動人數較少，以老人為主，沒有出現活動峰值，活動類型以靜坐交談為主，且幼兒、育齡婦女使用人群偏低。因此，在可達性趨同的情況下，部分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較低，可以優化空間布局，構建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設計，激發消極空間的活力，提供更加精細化的公共服務。

圖2 建設街社區廣場

圖3 建設四馬路街角公園

圖4 分時段活動人數統計

圖5 活動類型及逗留時長統計

注：公共空間覆蓋各人群占社區人口比例，比例≥23.9%的公共空間為老人型、≥6.1%為幼兒型，≥10.2%為育齡婦女型，兩個以上指標超過的為綜合型

1.2 精細化空間績效評價與布局優化

以三類人群5分鐘空間覆蓋率進行測度，老人為21%，育齡婦女為12%，幼兒為30%（圖6–8），相較于整體88.5%的測度值差距較大，并且空間分布不均衡。從密度集聚度分析，可減少中部公共空間密度，增加歷史城區東、西側區域的空間供給。

圖6 老人5分鐘覆蓋分布（0.8m/s，240m）

圖7 育齡婦女5分鐘覆蓋分布（0.5m/s，150m）

圖8 幼兒5分鐘覆蓋分布（1m/s，300m）

通過對廣州老城梳理，以256個（含現狀48個）可改造的空間進行測度，老人、幼兒、育齡婦女三類人群的覆蓋率都在90%以上的有54個，其中重疊率在90%以上的有31個，對31個空間進行剔除―優化―復核往復計算，實現公共空間對老舊街區弱勢人群服務比例達到90%（老人93%，育齡婦女75%，幼兒97%），剔除18個低效空間，剔除率達7%（圖9、10）。

圖9 重復公共空間分布

圖10 公共空間優化布局圖

1.3 面向特征人群的公共空間分類

廣州老城區中老人占23.9%，育齡婦女占比10.29%，幼兒占比6.1% ，對公共空間服務人群特征進行量化分析，以三類人群測度值是否超出均值定性為公共空間，分別為適老型、適孕型、適幼型或綜合型。優化后的公共空間共有238個（現狀48個、規劃190個）對覆蓋基礎性人群關聯，其中綜合型84個，老人型100個，育齡婦女型20，幼兒型34個（圖11）。

圖11 公共空間分類

2 空間屬性與需求匹配分析

2.1 空間需求樣本分析

以人群公共空間的行為特征為研究對象，選取了老城區的26個老舊社區，發放問卷1895份，整理出其中關于老人問卷649份，育齡婦女272份，現場采集場地活動要素數據834條。通過數據整理，可以分析出老舊社區居民對公共綠地的關注度較高，高品質綠化為23.1%。運動健身設施32.3%、文化設施21.8%、娛樂設施38.7%、敬老設施21.3%，對幼兒活動提出安全和幼兒活動器材設施為主，占總比例的15.1%?，F場記錄少兒活動特征，少年活動者年齡低齡化特征，其中以幼兒、小學頻率最高，初高中頻率較低，社區空間主要滿足低齡幼兒的活動需求（圖12、13）。

圖12 調研對象特征統計

圖13 調研需求統計

2.2 要素的分類與匹配

社區公共空間的要素與空間活動相互匹配，揚·蓋爾在《交往與空間》中將公共空間活動分為必要性、自發性和社會性活動?，F場選取了大德中和青蘭里兩個社區公共空間在特定時間（8:00–22:00）進行特征人群觀察調研，重點對三類人群在自發性活動、社會性活動的時間、強度、使用喜好進行記錄（表2）。觀察調研發現，大德中社區廣場用地面積1620m2，老人、幼兒和育齡婦女各類人群混合，老人從事輕體力鍛煉，如乒乓球、器械鍛煉、散步等。幼兒的活動呈現陪伴性活動為主，參與性活動、玩耍類活動、器材類活動，使用頻率高，活動高峰在10:00–11:00和15:00–16:00。青蘭里社區公園用地面積1280m2，功能以休閑廣場、體育設施為主，公園中部設嶺南特色涼亭，北側有少量商業，融合性不高，活動的多樣性不足，對場地的活力的提升有一定限制。老人主要以靜坐、交談為主，幼兒由長者陪伴，在器械區活動較多。

表2 大德中社區、青蘭里社區公共活動調查類型，朱穎繪制

3 老舊社區公共空間的若干問題研判

前文通過公共空間總體測度和精細化空間績效評價，梳理了廣州老城的老舊社區的公共空間現狀, 提出廣州老城區優化后的公共空間共有238個（現狀48個、規劃190個），根據覆蓋基礎性人群關聯，分類廣州老城區綜合型公共空間84個，老人型公共空間100個，育齡婦女型公共空間20個，幼兒型34個。以廣州老城區的26個老舊社區的老人、育齡婦女和幼兒為研究對象，分析其空間需求與空間要素的匹配。研究基于空間正義視角總結出廣州老城區老舊公共空間的若干問題如下。

3.1 空間重復率高且空間分配不均衡

以廣州老城區中的212個老舊社區的48個公共空間覆蓋率及重復率評測發現，重復率低的社區主要分布在老城的中部及東部，老城區西部的重復率較高，未能完全發揮空間價值。選取其中典型的覆蓋率高、重復率高、功能趨同的兩個公共空間作為樣本進行18小時人群及活動記錄，發現重復覆蓋較高的公共空間存在活力、效率差異較大，幼兒、育齡婦女使用人群占比偏低等問題。這與費贊·貝勒·埃爾基普（Feyzan Beler Erkip）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空間公平應該靈活反映不同公民群體特征的理念不符[1]，因此亟待空間重復率優化以提升空間服務效率，形成更加精明的公共服務。

3.2 空間精細化程度不足

對老人、育齡婦女、幼兒三類使用主體的空間覆蓋測度發現，相較于總體，這三類人群的空間覆蓋率較低且空間分布不均衡，這與空間正義學界的觀點——“公共服務設施的公平應基于公眾不同需求考慮設施布局的合理性程度，即公共設施供給最大限度地考慮低收入和弱勢人群的需要，讓不同階層的居民能平等地享受各種服務”不符[9]。同時，現狀存在中部公共空間密度較高，歷史城區東、西側區域的空間供給較少等問題。

3.3 要素與空間匹配不足

通過對大德中和青蘭里兩個社區公共空間中的老人、育齡婦女、幼兒三類使用主體的活動情況調研分析發現，社區公共空間人群與空間融合性不高，空間活動的多樣性不足，場地的活力亟待提升。因此，在空間配置效率層面不符合帕累托最優理論提出以有限的公共空間資源服務最多的人數的原則[10]。

4 老舊社區公共空間設計應對

三類人群的社區活動主要以自發性和社會性活動為主，其中老人和育齡婦女自發性活動開展對私密性、安全性、豐富性的需求較高，場地功能彈性更能引導幼兒多樣的自發性活動。社會性活動以空間聚類和適當混合相作用，通過空間布局的開放程度、功能分區與混合、邊界等要素的提升，有利于老人、育齡婦女、幼兒三類人群分類活動時長、頻次和活動多樣性有較強的關聯，在空間設計須有應對措施（表3）。

表3 空間績效評價與設計策略應對，潘澤強繪制

4.1 開放的空間布局模式

社區空間的公共性對于居民行為引導有著重要作用，較開放的公共空間，為面或塊狀具有相當尺度（≥200m2）的空間，通過功能分區與混合、連續開敞的空間場所，促進社區交往，激發自發性和社會性活動。較私密的空間以休憩、交談、靜坐的自發性活動為主，通過適老、適孕設施和舒適的景觀，促進特征人群長時間、高頻的逗留和使用。由于較私密的空間場所較小，以點或線性空間靈活的布置在社區的局部，系統性地提高了空間效率和特征人群的使用效率[11]。

4.2 簡單和彈性空間功能

場所空間為使用者提供空間場地，減少功能的限定，為使用者提供一些設施，使多種行為有展開的條件，可以激發幼兒、老人的創新使用。在空間設計中，突出邏輯簡單性、一定的趣味性和鮮艷的色彩，微小起伏的空間場所能吸引幼兒的好奇心和創新精神，激發幼兒的自發性活動。簡單、有一定長度的步行道和廣場對三類人群都有較好的功能適應，休憩設施、商業設施、運動設施適度混合，復合性設計可以減少社會群體的公共活動的分層性，體現公共場所的公平正義，激發三類人群的自發活動和社會性活動。

4.3 強化感知，優化邊界

邊界的通透性強化了空間的感知，有助于外部支撐加強內部互動關系。優化自發性活動與社會性活動間互動的邊界，促進交往活動的發生。心理學家德克·徳·瓊治（Dirk de Jonge）提出了“邊緣效應”理論，空間的邊界是人們喜歡駐足的地方，也最有可能產生高質量的互動。

4 結論

本文以廣州老舊社區公共空間為研究對象，基于實有人口空間數據庫和現場調研資料，構建“空間績效評價—擇優改造—差異化設計”的量化體系。針對廣州老舊社區公共空間的使用主體老人、育齡婦女、幼兒三類人群，從總體覆蓋率、特征人群覆蓋率、特征人群可達性等指標開展公共空間績效評價。通過現場調研數據，對不同人群在公共空間的活動類型及其對特征要素的需求進行分析。從現狀分析中梳理總結公共空間使用中存在重復率高且空間分布不均衡、精細化程度不足、要素與空間匹配不足的問題，尤其亟待考慮老人、育齡婦女、幼兒等弱勢人群的空間需求的問題，最后提出社區更新中公共空間改造提升策略：剔除高重復率公共空間，基于特征人群覆蓋率對公共空間進行分類，根據特征人群需求開展差異化的公共空間規劃設計及要素配置。

社區公共空間是老舊社區更新核心價值體現，通過合理的空間布局和資源配置，保障社區不同的階層主體，特別是資源配置處于弱勢的群體，可以公平、正義地享有空間的權益，形成有機的、包容性的社區體系。老舊社區公共空間更新，更應注重空間功能屬性與空間配置的關系，強化有限空間資源和政府資金所發揮的效能。在公共空間設計策略上，關聯空間服務的人群特征，還原人與空間的互動關系，創造更多與之匹配的創新要素帶動新的行為產生，提高社區公共空間活力?！?/p>

注釋

1） 《廣州老舊小區城市更新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以建設于2000年前的社區作為老舊小區四實數據對應人口與空間的落位，可以精準地分析與公共空間的關系。

2） 重復覆蓋率為一個老舊社區兩個或兩個以上公共空間服務范圍內的重復面積/總覆蓋面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