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界中國客家研究的圖譜分析及相關成果述評

劉 巖 李欣燕 周彰輝

（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客家是漢族的一支，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图椅幕哂械臐夂竦拿褡逭J同意識等文化特征，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推動了其在海外的良好傳播。[1]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這是黨代會的報告首次將文明傳播力影響力與國際傳播能力放在一起闡述。在此背景下，客家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同視閾下的客家研究儼然成為中國文化持續“走出去”的重要環節之一，為中國文化持續“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考與方向。

國內學界對于客家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立足中國本土視角，考察客家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如，邱春安等聚焦梅州客家山歌，討論其面臨的現實困境，并提出保護與傳承的具體建議[2]；林芳從學校課堂教學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出發，探討“客家文化”的傳承與校本課程之間聯系的必要性與新途徑[3]。另一方面立足于國際視野的海外客家研究。如，冷劍波等學者以客家人的祖廟“海珠嶼大伯公廟”為切入點，研究“社”與海外客家人的群體性文化認同意識的建構和強化。從基層社會結構的角度認識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存續與發展[4]。明心武等從客家文化海外傳播的角度探討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如何傳播好客家文化，講好中國故事[5]。區纘等從馬來西亞移民家庭看華南客家人在東南亞地區的流動過程，并探討“離鄉不離家”的流動策略與其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認同[6]。李曉霞基于日本“綜合學術信息數據庫” CINII對日本客家研究的相關期刊論文的現狀與特點進行了分析[7]。

綜上所述，國內學界對于客家研究多集中在客家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海外移民與文化傳播等方面，雖然也有學者利用日本學術數據庫對日本學界的客家研究進行考察，但相比之下他者視閾下的客家研究全貌尚未得到探析?；诖?，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下，本文以日本“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數據庫”為數據源，以日本學界客家研究的學術群體與學術機構、日本學界中國客家文化研究圖譜分析兩個維度為主體框架，對他者視閾下的日本學界客家研究進行梳理與相關成果評述，展現客家在日本學術界的形象特征，以期為后續客家文化的海外傳播及形象書寫等領域的研究與政策制定提供可供參考的“客家研究知識圖譜”，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一、學術群體與研究機構

本節以日本“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數據庫”為數據源，以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CiteSpace為數據處理工具，將研究學者及研究機構進行可視化處理，考察日本學者在客家文化研究領域的研究現狀及個人、機構間的合作現狀。筆者在數據庫中檢索題目及關鍵詞中與客家文化的相關課題，人工對所得重復結果等進行篩選整理，共收集166項相關課題。對所收集數據進行梳理，將涉及日本學界客家文化研究課題的研究學者及其所屬機構進行匯總，將課題相關信息拆分成數個關鍵詞，按照研究年份、研究課題名稱、研究機構、研究代表者等關鍵詞等信息錄入Excel，通過CiteSpace 軟件對數據進行可視化處理得到學者共現、研究機構共現的相關圖譜，并結合具體個案進行分析考察，以明晰日本學界客家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術態勢。

（一）學術群體

圖1為利用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CiteSpace繪制的學者共現圖。學者共現圖能體現出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群及合作的緊密程度。圖中節點表示課題相關學者，節點大小表示該學者的相關課題數量，節點越大，表明課題越多。節點之間的連線代表學者之間存在合作關系。通過學者共現圖可知客家相關課題的學者較多，其中包括陳來幸、橫田祥子、瀨川昌久、山本真、白鳥芳郎、河合洋尚、木村英樹等，呈現出一定密集性及較強參與性。

從學者間的連線來看形成了三個核心學者群。第一個核心學者群主要由瀨川昌久、角南聰一郎、堀江俊一、木村英樹、上水流久彥等學者構成，項目課題主要聚焦客家人及客家文化本身的研究，如客家語言、生活習俗、民族政策、住房等方面。瀨川昌久就曾立項對近現代客家著名人物的客家身份認同進行考察，后又對日本學術書籍及普通書籍中客家形象的形成過程展開研究。小林宏至曾對客家建筑土樓的建筑過程及親屬關系重構進行社會人類學考察。第二個核心學者群主要由陳來幸、山本真、橫田祥子、河合洋尚、高山陽子等學者構成，第三個核心學者群主要學者有由稻澤努、芹澤知廣、楊凱榮、佐藤仁史等。這兩個核心學者群的課題研究多以日本或東南亞為背景對客家人的移民及華人網、華僑社會等方面進行考察。山本真曾與飯島典子、三浦哲也在合作研究馬來西亞最大的州砂拉越州的華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時，對移民馬來西亞的客家人進行了考察。中川學也曾對在日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史進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除日本本土學者外，在日華人學者、中國本土及韓國、越南學者等也參與到客家文化相關的課題研究中，這也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跨區域傳播與流動，正因客家文化以中國福建、廣東、臺灣、江西等地為核心，輻射至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其他國家，各國學者也有了實現跨國合作進行課題研究的基礎。

另外，圖中可看出除三大核心學者群外，客家領域的研究還涉及獨立學者白鳥芳郎。他并未與其他學者有連線，表明并未有過與其他學者的合作。結合課題時間看，白鳥芳郎是日本最早對客家文化進行立項研究的學者之一，他曾于20世紀80年代多次立項對中國香港的賽龍舟以及廣東人、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等進行歷史民族學的考察，因立項時間較早，中日兩國在客家文化領域尚未開展合作并形成核心學者群。

（二）研究機構

圖2為利用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CiteSpace繪制的研究機構共現圖。同樣，研究機構共現圖能體現出該研究領域的核心研究機構群及合作的緊密程度。節點表示課題相關研究機構，節點大小表示該機構的相關課題數量，節點越大，表明課題越多。節點之間的連線代表研究機構之間存在合作關系。通過圖2可看出涉及眾多研究機構，其中包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筑波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兵庫縣立大學、廣島大學、東北大學等，反映出廣泛的參與性。

圖2 研究機構共現圖

從各研究機構的性質來看，可發現在有著緊密合作關系的研究機構中，除高校間的合作外，高校也積極與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國立民俗學博物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元興寺文化財研究所等非高校類研究機構合作進行課題研究，形成了“高?！咝！薄案咝！歉咝ｎ愌芯繖C構”的合作連線，反映出客家文化受到各領域機構的關注。靜岡大學就曾與國立民俗學博物館、姬路獨協大學、橫濱國立大學等合作對中國臺灣及菲律賓北部的客家人的口頭傳承文化進行人類學調查研究。

從研究機構的國別來看，除了日本國內各高校及非高校研究機構間的合作外，日本國內的研究機構還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完成課題。其中包括中國的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臺灣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等十余所研究機構，以及韓國首爾大學、漢陽大學、高麗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西亞國民大學、菲律賓國家博物館等機構，從各研究機構的跨國合作研究中反映出中華文化的輻射影響。東京大學曾與京都大學、中國中山大學、香港大學、澳門大學等海外機構合作對連接東北亞及東南亞的華人網開展研究，客家人則為項目中的重要研究對象。國士館大學與中國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香港大學、韓國仁川大學、高麗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多所著名高校實現跨國合作，研究東亞都市社會的多文化主義。由此可見，日本的研究機構在客家文化相關研究中，多會選擇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高學術水平的高校，以及位于廣東省、臺灣省等客家文化主要分布地區的高校及研究機構。然而遺憾的是跨國合作的課題數并未達到一定規模，因此這些國外機構并未能得以在研究機構共現圖中體現。

綜上所述，從學術群體上看，客家領域研究的學術群體廣泛、研究種類繁多，學者間密切合作，形成了三個核心學者群，體現了客家文化的跨區域傳播與流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華文化的輻射性與影響力。從研究機構上看，研究機構眾多，且形成了“日本國內—日本國外”“高?！咝！薄案咝！歉咝ｎ愌芯繖C構”的跨國界多維度合作研究模式。即便目前為止國際合作的課題數量尚未到達一定規模，但已不難看出客家領域已然受到日本學界的廣泛關注。

二、日本學界中國客家文化研究圖譜分析

本節利用日本“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數據庫”，以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CiteSpace為數據處理工具，對日本學者客家文化的研究進行分析。將課題相關信息按照年份、關鍵詞等信息錄入Excel，通過CiteSpace 軟件對數據進行可視化處理，得到關鍵詞共現、關鍵詞聚類、關鍵詞突現等相關圖譜，以分析日本學者的研究焦點及歷時變化。

（一）關鍵詞突現

關鍵詞突現有助于了解日本學者客家文化研究焦點的歷時變化。圖3 為1976 年至2022年日本學者對客家文化相關研究的關鍵詞突現圖。圖中共有25個關鍵詞，其中Keywords為關鍵詞，Year為研究年份，Strength 為突現強度，Begin 為某一研究關鍵詞開始出現的年份，End 為結束年份，加粗線條表示該關鍵詞在某一時間段內為日本學者持續關注的焦點。

圖3 關鍵詞突現圖（前25位）

從圖3可看出，學者的研究焦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定變化。具體來看，1981年至1985年有“湖州人”“広東人（廣東人）”“客家人”“伝統文化（傳統文化）”“調査（調查）”“水上生活民（船民）”“歴史民族學（歷史民族學）”“福建人”“竜舟祭（龍舟節）”“社會”等十個研究關鍵詞。表示當時學者主要從歷史民族學的角度對廣東、浙江、福建、香港等客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區的客家人、社會、民間習俗等進行考察。2001年至2005年，“文法化（語法化）”“カテゴリー化（范疇化）”，2004年至2005年關鍵詞為“國語”，說明日本學者在2001年至2005年期間更傾向語言領域的研究。2006 年至2015 年關鍵詞為“臺灣”，2008 年至2015 年關鍵詞為“國際研究者交流”，可以看出這兩個關鍵詞時間跨度較大，持續的關注時間較長。說明日本學者在此期間更多關注中國臺灣地區的客家文化，并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研究。2006 年至2010 年關鍵詞為“中元節”，2009 年至2010 關鍵詞為“中國近現代史”。不難看出，此階段的研究對象不止是客家人、客家語言等，還涉及到中國的近現代史及傳統節日，相較于20世紀80年代，此時的研究背景更大，研究視角及維度更廣?！拔幕祟悓W”這個關鍵詞持續時間較長，從2011年一直持續到2020年?？梢钥闯鲈诖穗A段日本學者對于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在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下進行的。2013 年至2015 年關鍵詞為“民族”，2011 年至2015 年關鍵詞為“中國”。從兩個關鍵詞可以看出此階段日本學者對客家文化的研究對象及范圍主要集中在中國。2016 年至2020 年出現了“華僑”“語言學”“華人”“廣東省”“東亞”等五個關鍵詞?？梢钥闯?，在這幾年間研究的對象及視角發生了變化。研究對象從中國國內的客家人拓展到華僑華人，研究背景也從中國擴大到東南亞各國。

綜上所述，日本學者對于客家文化的研究焦點的歷時變化有三個特征：第一，研究對象與范圍逐漸從中國本土的客家人、客家文化延伸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華僑華人中的客家人、客家文化。第二，研究內容逐漸多元化。從客家人、客家語言、客家建筑到東北亞東南亞華人網中的客家人、在日客家人子女的教育問題等，體現了研究內容多元性。第三，研究視角與時俱進。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大多從歷史民族學等視角進行考察，21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研究在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下進行，可以看出日本學界不斷采用學科前沿的方法對客家文化進行研究。

（二）關鍵詞共現

圖4為利用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CiteSpace繪制的日本學者對客家文化相關研究的關鍵詞共現圖。圖中節點越大，表示該關鍵詞出現頻率越高，節點間的連線表示兩個關鍵詞的共現。從圖4 可知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大致有“中國”“日本”“客家”“文化人類學”“華人”“華僑”“移民”“東亞”“客家語”“國際研究者交流”“廣東省”“臺灣省”“福建省”“歷史民族學”“傳統文化”等等。這些關鍵詞體現了學者關注的焦點及研究取向。結合圖4及研究的具體課題可知，學者研究的大致可以分為中國范圍內的客家本體研究及世界范圍內的客家相關研究兩個核心范疇。值得注意的是，在圖4的右下方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關鍵詞共現群，其中包括“香港”“歷史民族學”“水上生活民（船民）”“調查”“傳統文化”“福建人”“湖州人”“客家人”“廣東人”“社會”“竜舟祭（龍舟節）”等關鍵詞。這些關鍵詞都與20 世紀80 年代白鳥芳郎中國香港地區的龍舟節及廣東人、客家人、湖州人、福建人等地區的田野調查與研究有密切關系。

圖4 關鍵詞共現圖

（三）關鍵詞聚類

在關鍵詞共現的前提下，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得到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圖5）。Modularity 值（Q 值）是圖譜網絡模塊化指標，Q 值越大，代表網絡聚類效果越好。當Q 值大于0.3時，說明得到的網絡結構是顯著的。Silhouette值是測量聚類同質性的指標，Silhouette值越大，說明該聚類內部的相似性越高。一般來說，Silhouette值大于0.5時，表明聚類是合理的；Silhouette值大于0.7時，則說明得到的聚類網絡是優質的[8]。圖5為日本學者對客家文化相關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分析圖，其Q 值為知識圖譜板塊值，其均值為0.8452，說明各聚類主題之間的關注點區域劃分較為清晰，S 值為平均輪廓值，其均值為0.9437。說明日本學界中國客家研究的關鍵詞聚類效果是顯著且優質的。圖中所示共有9個關鍵詞聚類，分別為“中國”“國際化”“國民國家”“湖州人”“臺灣”“日本”“語言學”“客家”“女性”。由此可知相關研究以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為主要研究范圍，且多從全球化、國民國家等視角進行考察，研究對象方面則更傾向選擇湖州人等具體的群像。其中，相對獨立的關鍵詞共現群是白鳥芳郎在20世紀80年代數次訪問中國對客家展開研究的結果。由于其研究時間較早且當時學者間尚未展開合作，因此關鍵詞未與其他關鍵詞有連線。

圖5 關鍵詞聚類圖

三、日本學界中國客家文化研究內容述評

本節基于關鍵詞聚類、關鍵詞共現圖譜，同時結合客家人海外移動分布特征，將日本學界中國客家研究分為20世紀80年代白鳥芳郎與華東及毗鄰地區歷史文化研究、中國區域視域下的客家研究、海外區域視閾下的客家研究三大類，譯介與述評日本學界中國客家研究內容。

（一）白鳥芳郎與華東及毗鄰地區歷史文化研究

上智大學白鳥芳郎教授曾于1981 至1984 連續四年立項對中國香港地區的龍舟節及廣東人、客家人、湖州人、福建人等進行考察研究，其中華南地區客家人為重要的研究對象。白鳥芳郎是日本當代著名的民族史、民族學家，主攻方向為華南少數民族史。1981年白鳥芳郎應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會長賈芝教授的邀請，訪問了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昆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等地。1982 年白鳥芳郎作為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友會的講師，參加了關于云南西雙版納傣族的“潑水節”、香港“龍舟競賽”民族學研修之旅。1983 年又以日本學術振興會派赴國外研究員的身份訪問了中國，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邀請特意，訪問了東南沿海各省和湖南長沙各地，參觀了當地特色村落，訪問了福州、廣州、長沙等地的大學、博物館和民族學院等研究機構，并在各地舉行了講演會和座談會。1984 年白鳥芳郎作為日中學術交流訪中團的團長巡視了貴州和湖南，歸途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趯嵉乜疾斓某晒?，白鳥芳郎相繼發表了《華南文化史研究與日中學術交流成果（含圖書搜集與學術期刊目錄）》[9]、《華南少數民族研究相關問題點（第38 回上智大學史學會大會公開演講要旨）》[10]等論文，并出版了《華南文化史研究》[11]、《香港龍舟節》[12]等著述。白鳥芳郎在日本學術界是研究華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客家文化的開拓者，他的研究及教學在日本學術界帶動、影響了不少學者投入到華南地區少數民族及客家歷史文化的研究中。

（二）中國區域視閾下的客家研究

日本學者的課題中有大量以中國的客家文化為對象的研究，其研究內容又不盡相同，主要圍繞語言學研究、客家社會文化研究等方面展開。

第一，語言學研究?？图沂菨h族大家庭中的一個獨特群體，客家方言是這個群體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客家歷史文化的重要依據[13]。正因如此客家語一直以來都是客家研究領域的熱點，故而不少學者從語言學領域對客家進行研究考察。研究內容涉及客家語的語法語義研究、客家語發音研究、不同區域客家語的對比研究以及客家語與其他方言的對比研究。

（1）語法語義研究。神戶夙川學院大學田中智子在課題“臺灣南部客家語的記述研究”中，通過在中國臺灣的實地考察，將當地老年人所用客家語錄音并進行分析，發現60 歲以上的老年人頻繁使用前置詞的情況[14]，并于在北海道大學舉辦的日本漢語學會第59 次全國大會上發表研究成果。后在課題“臺灣客家語的方言地理學研究——以高雄市美濃區的客家語為中心”中，明確客家語的自他交替、客家語“緊迫”的多義性等內容，以前期調查數據的整理為主，對居住在神戶市的以客家話為母語的人士進行走訪調查。筑波大學佐佐木慟人聚焦臺灣客家語中的授受表現進行研究[15]，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包括客家語在內的中國東南地區的各種方言進行詳細的記述性研究，闡明了客家語與東南地區方言間的關聯及語法體系。另外，對于被動句、使役句、受益句等與語音相關的各種語言現象，從“語法化”的觀點進行了分析。由此發掘了以往僅以北京話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所忽視的新的語言現象，對漢語的“語法化”過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2）客家語語音學研究。愛媛大學秋谷裕幸以客家話長汀方言翻譯的《馬太福音傳》為研究對象，從音損的角度對其展開語言學研究，得到了大約八十年前的客家語長汀方言和現在的長汀方言的比較結果。其中包括“在介音‘i’之前，‘k’有時不腭化而保持封閉音音值、如‘頸’‘驚’‘隔’等；中古漢語之韻區別的反映如‘箕’；現在長汀方言中沒有‘tr’這樣的聲母；舌尖圓唇音和疑似介音的存在點等?！盵16]

（3）不同區域客家語比較研究。田中智子在課題“臺灣南部四縣與北部四縣客家語的比較研究”中，對中國臺灣南部的美濃、杉林、里港、高樹、六龜、竹田等六個地方進行南部四縣方言的調查。另外，在臺灣北部包括卓蘭在內的三個地點及東勢的一共四個地方進行了北部四縣方言的調查，并與南部四縣方言進行了比較。比較各方言的結果顯示，“雖然在詞匯方面有差異，但是在所謂的序數詞、否定詞，處理句等語法方面，各客家方言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谇捌谘芯砍晒?，于2015年在中國臺灣與中國臺灣的客家語研究者共同舉辦了關于客家語南北方言差異的研討會，此外還在日本韓語學會第65次全國大會等學會發表了研究成果。

（4）客家語與其他方言的對比研究。靜岡大學張盛開在“關于移民語言發展和變化的結構研究”研究中，以自然談話資料為基礎，對中國湖南省平江縣塘坊客家語的詞匯、語法進行了記述性考察[17]。由其課題成果報告書可知“在與平江方言長達400 年的接觸過程中，移民語言塘坊客家語在保持客家語特征的同時，也受到基礎詞匯、尊稱詞綴、否定表達、助詞等詞匯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在語法與詞匯方面，客家語和平江方言的語態各有不同。此類研究移民語言的發展過程，為移民語言的發展趨勢、語言混合趨勢、移民語言的形成等理論研究提供了案例，也為其他移民語言、瀕危語言的研究和存檔提供了啟示”。

第二，社會文化研究。山口大學小林宏至在“土樓建筑建造過程與親族關系重組的社會人類學研究”課題中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考察客家建筑土樓的建造過程與客家人親族關系的重組之間的聯系。研究指出“中國福建省西南部的客家土樓是由多個宗族或一個大規模宗族建造而成的。這些土樓群的建造過程與宗族關系的重組密切相關。其研究揭示了特定土樓內的居住者在建造新土樓時，跨越多房的資金與勞動力的構成情況。這與以往討論宗族時一般采用的視角不盡相同”。他還指出，土樓居住者可能是幾代人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從而選出特定的祖先。與之相對，在土樓建造年代較新的情況下，沒有呈現這一傾向。東京藝術大學片山和俊在進行課題“中國客家民居的遷移與居住形式的轉變過程”研究時，分別于2005年在中國福建省西南部，2006 年在廣東省北部，2007 年在廣東省深圳市周邊及香港郊區對客家民居實地走訪調查。此外還和香港大學建筑系展開合作，通過此研究提出有必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考慮今后的客家民居和聚落的繼承。茨城基督教大學志賀市子在“中國粵東地區無緣死者祭祀的偏差、傳播與歷史變遷民俗學研究”研究中重點研究了粵東廣州[18]、潮汕[19]等地區的無緣死者祭祀。無緣死者，指的是無人祭祀的尸骨、漂流到海岸的遺體、無人祭祀的墳墓和牌位等。在該地區，埋葬這些無緣死者尸骨的墳墓和安放牌位的祠堂被認為是靈驗的神。此研究揭示了包括客家文化區域在內的粵東地區各種不同的祭祀形式，考察了從清代到現代的歷史變遷，并與中國臺灣類似的信仰形式進行了比較研究。東北大學瀨川昌久聚焦客家系名人，在課題“近現代客家名人的客家認同形成過程研究”中，以近代早期的客家人中的名人為題材，對民族認同及相關話語的形成過程進行了分析與建模。研究對象為民國時期以廣東省為中心的客家出身的政治軍事著名人士。其中既有陳銘樞、張發奎等不論從地理上、語言上看都明顯是作為客家文化集團出身的人物，也有一部分是從出生成長的地域文化環境來看很難認定是客家出身，只是從系譜及其他解釋來看，被主張為客家系的人物，如孫中山、陳炯明等。

（三）海外區域視閾下的客家研究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開始華南地區越來越多的客家人到南洋謀生，隨著客家人在東南亞等地的跨區域流動，也促進了客家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逐漸形成了以中國東南部地區為中心，輻射至東南亞各國的客家文化分布區域。也正因如此，日本學者的客家相關研究中，不乏以東亞、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為背景，在全球化視野下對不同國家的客家文化進行的對比研究，或是以日本為背景對移民日本的客家人的子女教育等諸多方面進行考察的相關研究。

日本中央大學遠藤雅裕將主要研究對象放在了印度尼西亞，在課題“印尼客家語《客語陸豐方言》語法體系研究——與臺海陸客家語的比較”中，以《陸豐方言》中用荷蘭語記述的一百多年前印度尼西亞西加里曼丹省桑巴斯縣所使用的陸豐客家語為研究對象，對書中所記錄的客家語單詞、例句，將荷蘭語、英語與同一系統的現代中國臺灣海陸客家語、標準漢語進行對照，具體將代詞、介詞、量詞、補語、形容詞、謂語等，與海陸客家語進行比較分析[20]。實現了客家語的跨國語言學對比研究。東京都立大學河合洋尚在課題“中國與南太平洋島國關系的變化與‘大洋洲華人’形象形成”中，以大西地島、瓦努阿圖及南太平洋島國為對象，探討了從中國移居到南太平洋島國對當地社會造成的影響，并就“大洋洲華人”展開研究?！?978年12月改革開放后，中國與南太平洋島國逐漸恢復了交流。南太平洋島國的華人開始進出中國，進入21世紀后，從中國前往南太平洋島國的新移民劇增。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南太平洋島嶼地區出生長大的華人，切身感受到了與大陸上的中國人在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開始表現出‘大洋洲華人’的自我形象”[21]。河合洋尚的此旨在揭示華人作為“大洋洲華人”自我形象的呈現過程和現狀。此外，其研究范圍還包括越南等國家，以越南北部和海外華人農場的田野調查為基礎，調查了六戶具有越南北部背景的家庭，分別是海防的四戶廣東華人和海外華人農場的兩戶客家人，研究了中國人在越南北部的遷移和他們在遷移地形成的全球華人網絡[22]，并出版了著述《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部地區”的離散與現狀》[23]。三重大學荒井茂夫在課題“東南亞地區城市華人跨區域流動的實證研究”的研究過程中對東南亞地區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文萊等國家的華人跨國流動進行了研究，其中將華人中的客家人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在課題報告書中指出“包括客家人在內的華人對中國有強烈的歸屬感，同時對中華文化有著強烈的認同感”。

四、結論

綜合所述，日本學界對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持續時間長、學者多、學術視野廣闊、科研成果豐碩。整體呈現出以下特征：第一，研究學者眾多，研究機構多樣。研究學者從最初的學者獨立研究到合作研究的傾向明顯。經過白鳥芳郎及諸多學者多年不懈的努力，如今日本學術界對客家文化的研究已有了相當的進展，一批批優秀論著紛紛問世，并形成老、中、青學者結合的中堅研究力量，形成了多個核心學者群。研究機構方面以高校為主，同時也有博物館、研究中心等相關研究機構，各機構間緊密合作，且合作不僅局限在日本國內的研究機構間，還與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等國家的研究機構開展跨國合作。第二，從研究內容上來看大致為中國區域視閾下的客家研究及海外區域視閾下的客家研究。具體研究領域也從客家方言、傳統建筑、民間習俗等客家歷史文化等，學術視野廣闊。第三，學者善于采取文獻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式，整理文獻時除中日文獻外，還參考了東南亞等國文獻。學者通常采用田野調查的方式進行詳細的實地考察，以確保研究對象的原真性，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爆發后，田野調查等考察方式無法開展，因此學者則采用相關文獻資料收集與梳理，并與在日本的客家人接觸等途徑相結合的研究方式。日本學界的客家研究探討及其成果述評，不僅僅對復現客家文化本身，還對于當前國內他者視閾下的日本學界客家研究的探討具有借鑒意義，有利于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