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經濟效率測度及影響因素研究
——以珠三角地區為例

羅麗娟 陳 薇 謝鈴戈

（桂林旅游學院商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期處于高速增長的狀態，國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一系列環境問題隨之凸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人與自然共榮共生的高質量現代化離不開綠色經濟的蓬勃發展，廣東省政府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在發展綠色經濟的道路上走在前端、勇挑大梁。早在2013 年，廣東就發布《廣東省工業綠色發展戰略實施方案》，提倡工業綠色發展方式，率先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工業發展格局。2016 年，廣東發布的《廣東省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提出，珠三角地區力爭率先建成國家綠色發展示范區，將現代產業發展和生態環境改善深度融合，形成綠色發展格局和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率先成為綠色制度創新、綠色經濟發達、綠色空間布局合理的國家綠色發展示范區。珠三角地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在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提質的新時代背景下，將減污降碳與發展綠色經濟“兩手抓”，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共贏，開創綠色經濟繁榮與生態環境協調的新局面。

基于此，本文以珠三角地區為研究對象，以超效率SBM 模型測度其綠色經濟發展效率，并以Tobit 模型探究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驅動因素，從而分析珠三角地區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程度，為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提升提供優化方案，總結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經驗，為其他區域綠色經濟建設提供借鑒參考的典型案例。

二、文獻綜述

（一）綠色經濟效率理論研究

1989 年，英國知名經濟環境學家戴維·皮爾斯在《綠色經濟的藍圖》中明確提出，綠色經濟是一種可持續自我復制的經濟，隨著時間推移，物質與能源占經濟產出比例較低，綠色經濟自我復制機會將大幅增加（Pearce，1992）。隨著綠色經濟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綠色經濟作為基于生態經濟知識的一種發展模式可以通過資源配置提升環境質量（Ocampo，2011），其可為經濟和環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并創造新的經濟增長來源。我國知名經濟、環境學家曲格平在其著作《環境保護知識讀本》中指出發展綠色經濟有利于平衡生態、經濟、社會發展。

（二）綠色經濟效率測度研究

綠色經濟核心理論是綠色經濟效率理論，其強調在擴大經濟生產能效的同時盡可能減少污染物排放，通過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優化當前生態環境。國內對于綠色經濟效率的討論主要集中于以下兩點：一是將環境污染、能源消耗等因素考慮在內，對國民經濟生產總值進行核算，并基于核算結果改進綠色經濟效率（李赫然，2019）；二是考慮內部化市場的外部性成本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王沂平，2001）。對于綠色經濟效率的測度，學術界主要采用隨機前沿分析法（Meeusen &Julien，1977）、索洛殘差法。Chames et al.（1978）提出數據包絡分析法后，大部分國外專家學者開始采用無需明確生產函數公式以及資源價格因素的數據包絡分析法對綠色經濟效率進行測算，比如衡量國家綠色經濟生態績效（Rashidi &Saen，2015）、研究工業部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增長模式的變化（Chen &Golley，2014）等。如今，數據包絡分析法已成為學術界測度綠色經濟效率的主要方法。國內大多數學者則根據不同目的，選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法衍生的各種改進模型對綠色經濟效率進行測度，研究模型主要以超效率SBM 模型（睢黨臣等，2023）、GML 指數（曾繁華和肖蘇陽，2022）、非期望產出的DEA-SBM模型（劉金山等，2022）為主。

（三）綠色經濟效率影響因素研究

關于綠色經濟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國內學者將其歸納為經濟實際發展狀況、政府干預力度、產業結構情況三個方面。第一，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的主要因素，可以通過地區生產總值或人均生產總值來衡量（周新和馬丁，2020）。對外貿易水平對區域綠色經濟效率有一定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不同區域的綠色經濟效率具有促進作用（郭炳南和唐利，2020）；部分學者將區域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作為體現對外開放水平的指標，研究結果同樣表明對外貿易水平的提高對于綠色經濟效率的提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孫金嶺和朱沛宇，2019）。第二，政府對社會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可以用環境規制（李凱風和李子豪，2022）、城鎮化進程（馬志超等，2022）、財政教育投入等表示政府約束力度，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因素對不同區域的綠色經濟效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進或抑制作用。第三，不同地區產業結構決定資源消耗量以及排污對自然的影響程度，可以選取第二產業占比（黃磊和吳傳清，2020）等表示產業結構情況，第二產業占比高的地區所產生負外部性可能會降低該區域的綠色經濟效率。

綜上所述，相關專家學者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原因以及如何發展綠色經濟、提高綠色經濟效率，但國內相關研究多側重于東部沿海省域或全國層面，針對經濟帶展開的綠色經濟效率測度研究較少。珠三角地區作為我國綠色發展較好的地區，近年來大力發展綠色經濟，不斷加快經濟綠色轉型的步伐。鑒于此，本文以珠三角地區為研究對象，測度綠色經濟效率發展水平及影響因素，分析珠三角地區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程度，同時為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總結經驗，也為其他地區綠色經濟建設提供借鑒參考。

三、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發展現狀

在對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測度前，需要對地區綠色經濟發展基本情況進行分析，探究當前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從而結合實際情況構建適當、科學的綠色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本節將從經濟和環境兩個方面對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基礎情況進行分析，從而進一步了解近年來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

（一）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狀況

如圖1所示，2021年珠三角地區人均地區GDP達到128263 元，其中深圳的人均GDP 達到173663 元，排名第一。相較于2013 年，珠三角地區人均GDP 實現穩步增加。

圖1 2013—2021年珠三角地區人均GDP（單位：元）

（二）珠三角地區環境污染狀況

珠三角地區工業基地是我國四大工業基地之一，故本文選取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一般工業廢固排放量作為衡量珠三角地區主要環境污染的指標。2013年，珠三角地區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為12.2920億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為17918.2200億立方米，一般工業廢固排放量為2632.8600萬噸，隨著地區工業的發展，珠三角地區工業“三廢”排放量逐年上升，2013—2021年珠三角地區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廢固排放量見表1。近年來，廣東省政府采取一系列產業結構轉型、提倡新能源使用等措施初見成效，珠三角地區工業廢水、廢固排放增長速率呈現放緩趨勢。

表1 2013—2021年珠三角地區主要環境污染指標

四、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測度及分析

（一）測度模型介紹

本文選取超效率SBM 模型作為測量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的方法，能夠避免效率都為1時結果失真，模型如下：

投入m：

期望產出s1：

非期望產出s2：

DEA-SBM模型計算公式：

式（5）中，ρ為綠色經濟發展效率值，ρ∈［0，1］為目標效率值，S-、Sg、Sb分別表示期望產出、非期望產出、投入的松弛變量，λ為權重。雖然該模型能夠解決松弛變量問題，但在效率都為1的情況下失真。結合本文研究需求，選擇能夠避免效率都為1時結果失真的超效率SBM 模型作為測量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的方法。模型具體表達式為：

（二）指標體系構建

綠色經濟效率水平測度，既要考慮經濟發展的期望產出，又要考慮非期望產出。借鑒吳遵杰和巫南杰（2021）等學者的做法，本文構建的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指標、投入指標，主要的投入產出指標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投入產出指標描述性統計

1.投入指標?？紤]城市綠色經濟的投入要素，本文設置資源投入、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等維度。在資源投入方面，經過加工后的水資源與電資源在人類社會生產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物質基礎，而土地能否合理運用則直接關系到社會生產的效率，因此選擇電力消費量、城市供水總量、建成區面積表示資源投入。在資本和勞動力投入方面，由生產三要素理論可知，創造財富除需投入一定的資源，還需投入適度的資本與勞動力，故采用固定資產投資額、年末就業人口總數分別衡量資本投入與勞動力投入。投入指標數據來源于《2013—2022年廣東省統計年鑒》《2013—2022 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及各地方統計局網站。

2.產出指標。超效率SBM 模型將產出細分為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本文將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與珠三角地區發展情況相結合，采用各市地區生產總值（GDP）作為期望產出。生產性污染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珠三角作為我國重要的四大工業基地之一，工業“三廢”的排放直接關系到地區環境質量，故本文選用工業廢氣排放總量、一般工業廢固排放量及工業廢水排放總量作為衡量非期望產出的二級指標。指標數據均來源于《2014—2022 年廣東省統計年鑒》以及地方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通過線性插值法補齊。

（三）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測度結果

根據2013—2021 年珠三角地區的面板數據，結合前文對超效率SBM模型的介紹，使用MaxDEA軟件計算出2013—2021 年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值，以此比對珠三角地區各市之間綠色發展效率的差異，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2013—2021年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值

1.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總體發展水平較高，整體綠色經濟效率均值為1.1602。根據超效率SBM模型，當效率值超過1 時，說明該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如果效率值小于1，則說明該城市綠色經濟發展情況不容樂觀，未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2013 年以來，珠海、佛山、肇慶、中山、深圳和惠州等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均值大于1，表明這些地區綠色經濟發展較為良好，能夠較好地協調經濟發展、資源利用以及環境保護之間關系，投入產出效率較高。東莞、廣州和江門等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均值小于1，表明這些地區有可能存在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的情況，需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個方面，優化投入產出結構。

2.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不均衡現象，部分地區綠色經濟效率仍有待提高。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均值最高值為1.4153，最低值為0.9061，兩者相差0.5092。從表3中的數據可以看出，珠海、佛山、肇慶和中山四個地區的綠色經濟效率水平相對較高，2013—2020 年綠色經濟效率均值大于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均值；深圳和惠州屬于第二檔次，其綠色經濟效率均值小于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均值但大于1，表明綠色經濟得到較好發展，基本能夠平衡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東莞、廣州和江門地區的綠色經濟效率均值雖然未達到1，但均值均超過0.9，仍處于相對較高水平，表明該地區在經濟發展、資源利用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間。

3.珠三角地區大部分城市綠色經濟效率呈現較大的波動態勢。由于珠三角各市綠色經濟效率存在差異，為更直觀地從時間維度對珠三角地區綠色發展狀況進行分析，本文繪制2013—2021 年珠三角地區的綠色經濟效率變動趨勢圖。如圖2 所示，2013—2021年，惠州、佛山和深圳三個地區的綠色經濟效率長期保持較為穩定態勢，波動性較小，方差小于0.0026，但其他地區的綠色經濟效率呈現較大的波動性。其中，珠海市綠色經濟效率值的波動性最大，方差為0.0843，分別在2015年、2017年和2020年出現拐點；其次是中山市，其綠色經濟效率值在2013—2017年穩步提升，但在2018年出現大幅下降，2019年恢復上升，但2020 年效率值又小幅度下降，波動性較大；東莞市的綠色經濟效率值在2014年出現短期大幅度下降，而后恢復緩慢上升趨勢；廣州市綠色經濟效率值在2013—2017年維持在1.000左右，2018—2021年則出現波動趨勢。

圖2 2013—2021年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變化趨勢圖

五、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一）模型構建

Tobin（1958）對有上、下限的被解釋變量或存在極值的問題進行研究，并引入一種受限制的連續變量模型，能夠有效避免部分回歸導致的參數偏差。本文構建Tobit模型分析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傳統Tobit模型如下：

用β0表示常數項，βj為系數向量，μi是隨機誤差項。xij是自變向量，yi*表示潛在變量，若yi*＞1時，則有yi=1；當1≥yi*＞0時，yi=yi*；當yi*≤0時，yi=0。

根據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測度結果構建Tobit模型：

GEEij代表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發展效率，μ為隨機誤差項，常數項為β0，用β1至β6表示回歸常數。

（二）指標選取

本文參考相關文獻并結合數據可得性，從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水平、科技水平、教育投入、產業結構和環境規制強度等角度構建評價體系，選取的解釋變量及其具體含義如表4所示。

表4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2對2013—2021年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Tobit 分析，實證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綠色經濟效率影響因素Tobit回歸結果

1.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顯著正向相關關系。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水平（RGDP）的系數為0.4583，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RGDP每上升1個單位，綠色經濟效率就上升0.4583個單位。由此說明，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注重經濟發展模式集約化，有益于實現環境保護，拉動綠色經濟效率的提升。

2.對外開放水平對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具有抑制作用。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對外開放程度越高，表示地區經濟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產業依賴性越高，但本文實證檢驗中對外開放水平并未體現正向作用，可能原因是珠三角地區恢復外向型產業對環境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

3.科技水平和教育投入對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呈現負向影響。根據回歸結果，科技水平（TEC）和教育投入（EDU）的系數分別為-0.0963 和-1.5361，由此說明，技術投入和人才投入紅利還未顯現，應進一步加強技術創新在綠色發展領域的應用，持續優化人才結構。

4.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水平與產業結構呈顯著正向關系。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產業結構（IND）的影響系數為0.2143。由此說明，優化產業結構、助推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發展能顯著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影響綠色經濟發展效率水平。

5.環境規制強度對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水平存在正向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環境規制強度（ER）的系數為0.0029。相關環境規制要求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強化對工業固體廢物的綜合利用和處置，從而直接降低珠三角地區污染排放量，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企業在綠色生產方面進行技術創新，從而推動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提升綠色經濟效率水平。

六、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2013—2021 年珠三角地區數據，通過超效率SBM 模型對珠三角地區的綠色經濟效率進行測度，并結合Tobit 模型進一步分析影響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的驅動因素，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總體發展水平較高，但從橫向分析來看，不同地區之間的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從縱向分析來看，大部分地方綠色經濟發展效率呈現較大的波動。第二，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環境規制強度能夠顯著促進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提升；科技水平、教育投入和對外開放水平對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具有抑制作用?；谝陨涎芯拷Y果，為提升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縮小各市綠色經濟發展差異，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加強政府支持力度

政府應該立足新發展階段，以可持續發展理念和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制定合理的發展政策，通過優化稅收方案等方式強化環境規制，支持相關企業綠色發展；以降碳減排為抓手，優化資源消耗體系，構建減碳、低碳意識體系；以鼓勵綠色消費為關鍵，借助網絡媒體擴大綠色消費影響力，倡導綠色低碳消費觀，刺激綠色消費需求。通過多種方式引導企業、群眾共同參與綠色經濟建設，將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統一，促進經濟環境高質量協同發展。

（二）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產業綠色轉型

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向，各市應踐行新發展理念，結合實際發展情況適度調整各產業比重，優化產業結構，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強化產業間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引導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換以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鼓勵企業生產過程中使用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引進先進綠色生產技術與工藝，降低高污染企業排污量，實現綠色高效產業結構升級轉型。

（三）強化技術創新，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應強化技術創新在綠色發展領域的應用，從而提升珠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綠色經濟效率。持續加大對綠色技術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開展綠色科技創新，解決清潔高效能源、資源高效循環利用等綠色發展核心技術難題，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完善政策鼓勵機制，構建以綠色發展為導向的考核評價制度，激勵企業持續研發技術來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從而促進產業升級；充分利用珠三角地區教育資源，有針對性地培養低碳生產、綠色創新等方面的專業型人才，為綠色創新技術培育后備力量，同時為珠三角地區綠色經濟效率質的飛躍奠定技術和人才基礎。

（四）注重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經濟生態協調統一發展

生態興衰直接關乎文明興衰，當前我國正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環境起到的支撐作用越來越顯著，要不斷完善相關監督制度，提高監督實效，基于生態價值觀念構建生態經濟體系，挖掘良好生態中的經濟價值。同時將新發展理念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引，宣傳人文生態思想，鼓勵民眾共擔生態責任，構建全民參與的可持續綠色發展體系。